当批评与权力合一，批评势必成为装饰；当批评成为装饰，意味着我们的艺术乃是对应于装饰之物：事已至此，自然而然地，批评家与艺术家双方势必或则迎合，迎合不洽者，于是彼此不满；或则交易，而交易不洽者，乃彼此诅咒。此或王林同志为何会发出这样的感慨：为了批评的独立，批评家不要依附艺术家——我也听到艺术家对批评家怨怼之辞——可是批评家若离了艺术家，他批评什么呢？我想，王林同志所厌弃者，其实是急功近利的艺术家；艺术家所厌弃者，也是急功近利的批评家。总之，在我们的单元权力结构中，艺术家与批评家的关系一定是扭曲的，功利的，不真挚，也不真实，因遍在其间的行政格局与人际关系成功地消解批评，而在当代文化中，失去批评的艺术，不成其为有价值的艺术，失去艺术的批评，不成其为有价值的批评——艺术家与批评家双方真正的困境是：在最需要批评之处，批评无能为力。
真的艺术，真的批评，不是彼此依附——“依附”这句话，正道破当今艺术家与批评家彼此利用的关系——艺术与批评是一体的两面，互为因果：好的艺术必具批评价值，好的批评必具艺术价值。在我心目中，什么是批评家与艺术家顶顶理想的关系呢？说来也不过是些不着边际的空话——
我以为，子期与伯牙是批评家与艺术家的好关系，子期死了，伯牙好琴破摔，拉倒不干。金圣叹与六大才子书，董其昌与宋元先师，也是批评家与艺术家的好关系——在金先生与董先生那里，艺术家与批评家身份合一——民国的齐如山与梅兰芳是好关系，梅先生演一场，齐先生回家给他一封信，一百多封写下来，何其珍贵的文艺与批评。鲁迅与年轻木刻家也是千载不遇的好关系，不但作文鼓吹，还请日本人教他们，自己当翻译，自己出钱给他们印画册，半夜里还给他们一个一个写回信。
西方人也有好多大侠客，与艺术家情同战友，义比讼师：左拉、波德莱尔与印象派哥们儿，那是好关系；斯塔索夫与巡回展览派哥们儿，也是好关系；安德烈·纪德追述陀斯妥耶夫斯基，罗兰·巴特追述纪德，苏珊·桑塔格追述罗兰·巴特……都是伟大的个案研究，伟大的隔代知音。
是的，批评家与艺术家不应该彼此依附，彼此利用，而是彼此敬重，彼此仗义，彼此坦然。在我们暂时难以摆脱权力的催眠与困扰前，请容我再说两句空话：
一、批评是一门伟大的艺术。请诸位批评家好好批评、痛快批评，不必自我批评。
二、真正的艺术渴望批评。而每件作品第一位严厉的批评者，应该是艺术家自己。
2003年8月25日
[3]注释：这篇发言稿未收入会议论文集，也未发表过。现自行删除若干文字。
骄傲与劫[4]
记1978——1980年的中央美术学院
小引
老校友回忆，“文革”前中央美院附中有位看门老汉，每接电话，头一句总是曼声应道：
“我中央啊！”
这不是笑话，真人真事，亦且老汉懂语法，说得并没错：“中央美术学院”一词，主语不是“美院”，而是“中央”。1980年全国青年美展借人大会堂开大会，每张桌子搁块各省的字牌，我理所当然朝着“北京”那桌走，半道给人一把拉开，引去“中直”那一桌。我不懂，问了，原来是“中央直属”之意，意思是中央美院不归北京管。我当下反感：一帮画画的，闹这些名堂做甚？！坐不片刻，就去四川东北那几桌找穷哥们儿抽烟聊天去。
中央美院的前身是“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名平实。其时“北平”不是京都，“国立”亦非“中央”之意，而“专科学校”自有专科的规矩——与我在纽约做了十几年近邻的金高先生，即在1948年入北平艺专，是个民国学生，1952年毕业，可就成了光荣的中央美院毕业生。日常闲谈，她说起美院五十多年前上课的情节：
原来金高那代学生的一年级教学，竟由徐悲鸿亲自任课，戴泽辅助。徐先生教大家怎样起稿、怎样观察、怎样校正修改、怎样收束一幅画，以至纸张铅笔之类工具用法，都在讲演之列。有位学生自作主张将炭黑涂满全纸，擦出石膏的亮部，徐先生进来，一声不响，亲手抹净，然后告诫全班信守步骤，不可胡来。学生若是出外写生，回校后，徐院长常会自己跑去宿舍看他们的画儿。
二年级任课老师是谁呢：吴作人与董希文。到了三年级，好规矩大致养成，这才交由李宗津冯法祀等青年教师带学生，包括“解放区”来的画家，其中就有70年代末教过我的林岗先生。“嗨，那会儿他还是个帅小伙子！”金高笑说，“咱们班男生跟他说话，勾肩搭背呢！”
以上国立艺专的老规矩，今天听来简直天方夜谭：如今艺术学院的一年级学生，谁在教？
金高的夫君王济达，雕塑家，是1953年美院附中建校第一批学生，只见得徐悲鸿先生一面：“哎呀，当时那份儿崇敬啊！咱们这些孩子在礼堂里排成一溜，挨个儿走到徐先生跟前，鞠一躬。徐先生穿件白西装，坐那儿，朝我们笑笑，点点头，过了没几天，他就死了。”
那年我才出生。二十五年后考上美院，正是“文革”后各地高校全面恢复招生的1978年，距今，也正好二十五年了。
美院的领导
二十五年前，“文革”乍歇，百事待兴，所有单位的“老领导”、“老权威”要么刚刚被“解放”，惊魂甫定，要么政治结论尚在“待批”之际，以致许多重要的官位职衔虚悬着，中央美院院长之名前面遂加一“代”字：怎么代法，不知，谁在“代”，亦不知，一说朱丹，一说古元，一说罗工柳，所以至今我也说不出上学那年“代院长”到底是谁。直到翌年年底，尘埃落定：正式出任院长的，是美术界头号大“右派”江丰先生。
记得那天全体师生大礼堂开会，文化部部长黄镇起立宣布江丰任命，众皆鼓掌。接着又宣布：“吴作人先生任名誉院长”，又是鼓掌。吴先生穿件中山装，因与隔在桌子另一端的黄镇相距甚远，特意欠身前倾，浅笑着，遥向部长，点头示意。
江丰复出一事，颇可一说。全国“右派”的正式平反是在1979年，此前，国中“左”“中”“右”势力尚在明暗间彼此较量，较量的焦点，自然是人事安排，文艺界亦不例外。一时间，院内上下忽儿窃窃议论江丰亦在复出名单之列。此事非同小可：江丰案，牵连美院五六十年代密密麻麻的人事与恩怨，建国后美院头一场重灾便自江丰获罪始，“文革”，是其后的升级与失控，中老年两代教师备受创伤。待局势和缓，我辈上学，于是有“文革”前的老大学生给我们私下里讲说美院旧账——不记得怎么一来，我所在的油画研究班便有美院60年代老大学生张颂南、老附中生孙景波等几位动议：写大字报吁请江丰复出，看看能否赢得院内老师的签名支持——此举若由教师出面，动辄触及众人的宿疾旧怨，殊不宜，若非及时呼吁，则一旦他人就任，易之晚矣。
不久，大字报果然写了出来，谁纂的文稿，写些什么，忘干净了，抄写者竟是我，抄完了摊在教室地面，墨迹湿漉漉的。是在夜里，灯亮着，有谁叫了侯一民先生进来看，他看着，意味深长地微笑着，还未表态，当时仍然健在的赵域老师到了——这赵域老师怪人一个，延安资格，进城后据说满可做到师团级之类，却是硬要学油画，结果后半生给了美院了——只见他喜滋滋读了一遍，口气干脆：
“老侯啊，我看可以，就这样贴出去！”
我们于是蜂拥下楼，“就这样贴出去”，贴在老美院U字楼正厅的破墙面上。翌日，大字报剩余的纸面签满了老师的名字，凡美院声名卓著的画家，均在其中，恕不一一。
如今想来，此事真可哀可笑：“文革”后美院高层人事的更易，开其端绪者居然仍是典型的“文革”方式，其时大字报余风犹炽，正式禁止的中央规定是在一年之后。而美院这一纸签名是否果真促成江丰的复出，我也懵然不知：或许被用作上报文化部的基层“民意”？抑或高层早有打算？老江丰在美术界销声匿迹二十年，连美院60年代的大学生也没见过他，新生更不了解，大家慷慨激昂要他出山，小半是年轻人欢喜起哄，多半是当年急待局势变化的普遍心态吧。
不久后的一天，我竟和别的几位同学坐在江丰破烂的家里了。谁的主意，谁引见，说些什么，全忘了，只记得寻到长安街西端一条沿街的胡同口，经人指点，只见老先生坐在小板凳上，佝偻着，活像看管自行车的居委会老头：这就是那位解放后接管美院、江丰、苏天赐夫人、林风眠、关良、苏天赐。即诅咒国画家的极左分子么？（讽刺而合理的是，不少被“错划”的党内“右派”正是顽固的左派。）这就是那位30年代“一八艺社”的左翼木刻家么？（日后在鲁迅与艺社青年的合影中，我怎么也认不出哪位是他。）他长得和我外婆一模一样，讲话轻声细气……又过了不知多久，一辆黑色轿车轻轻开进美院：老江丰大衣拐杖，慢慢下车，正式上班了。
那时美院的书记是谁呢？书记是陈沛。这样的延安派老革命现在是看不到了，说话音节顿挫，总像作报告，“文革”中自不免斗过一斗，此后照样披件呢大衣，戴顶干部帽，精神抖擞。1979年寒假将届，陈书记站在大礼堂正中，身后是黑压压刚吃完聚餐的全体师生成扇形环绕着他，环绕着大礼堂撤走座椅的空地，只听他扬声说道：
“同志们！同学们！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以毛泽东式的手势朝空中猛一挥，他提高嗓音：
“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语毕，喇叭一阵杂音爆响，随即是被过分放大音量的《蓝色多瑙河》，旋律猛烈，弥漫全场。大家漫入空地，磕碰着，哗笑着，拢腰搭肩，群相旋转，跳起被禁止十多年的交谊舞。
美院的老师
投考美院不知院长为谁，但我确知谁将是指导老师：在一份报纸的下端，1978年出现了中央美院招收研究生的广告栏目：
教授，吴作人。
副教授，侯一民、林岗、靳尚谊。
就学两年期间，我们总共只见过三次吴先生：一次由林岗老师领去拜望，只听林岗不称他院长，不叫他老师，只管叫“同志”——那时面对前辈与领导，不像今日，必职称官衔口口声声——第二次是吴先生视察我班，因不识众生，怕漏了哪位，于是同在场每个人握手浅笑，很客气。当天的教诲也仅记得“一幅画，你们要知道画，也要知道不画”。我听了，仿佛大有所悟，现在明白了，却还是做不到。
末一次便是毕业展览了，照例是对每幅画浅笑点头，轻轻说一两句评语，很慈祥，也很客气，最后在展厅前台阶上与大家合影留念，被众人簇拥着站在当中间。
尚谊老师，我预先见过的，是在1977年夏中国美术馆全军美展上。我有一画挂在那里，靳先生走过，问了名姓，爽快直接说了一番话，意思是：就这样画，造型可以，色彩还要练！
我诧异：原来北京名家这样的没有虚饰，面见晚辈即如平辈的同行。而此前此后我所见到的美院中年辈老师，几乎都是这样的不虚饰，不夸张，见人正派而坦然——虽是早经“文革”风雨，不免持重老成，却是洗不掉解放后第一代革命书生的书生气。
1974年，我曾混在江西几位画家中拜访过林岗先生逼仄的小家。是在夜里，灯光昏暗，詹建俊、赵域、林岗各自一枚小板凳围坐着，人手一册笔记本，听钱绍武朗声宣讲自己的人物素描，时或记录、大笑、诘问，在极细微的什么话题上停下来，安静地讨论。其时“文革”骚乱未止，这些人均在“靠边”状态，顶多是被审慎地起用着，他们既没有被允许讨论艺术，也没有被要求讨论艺术，而竟是这样的坐拢着，兴味盎然，端详一张张素描。我目睹这奇怪而动人的一幕，于今念及，如在昨日。
1977年我单独拜访詹建俊先生，也在夜里，他一件件取出他的画，耐心等我看完，小心放回去——这慷慨与耐心似乎因他的身高显得格外漫长——他所谓的家只有一间屋子，不到二十平方米吧，画框必须严密地堆叠、抽出、归存。
那时美院的名家根本没有画室。林岗老师长叹：我们在美院占的地方，也就是油画系教师信箱的那一格小格子。
初访杜键老师，他正画着年前死去的毛、周、朱。握过手，他侧身让我看画，平静地说：“哪里画得不舒服，你就说。”我居然真的说了什么，而他居然沉吟思忖，与面前这二十出头的小子认真地讨论。
这都是二十六年前的事了：他们的平均年龄四十出头，早已名满全国，个个没有职称。“文革”抹杀一切职称，而似乎没有人在乎这些：我看不出这几位老师在乎，我们，散在地方的知青画家盼望拜见久仰大名的北京画家，更是谁也不想到是去拜见一位教授——直到上学后我才知道，侯、林、靳三位甚至连副教授也不是，只为开科招收研究生，美院才向教育部申请了非正式的临时职称。
是在我们考试的末一日，此前从未见过的侯一民先生走进考场，面对一群陌生人，茫然而稳重地站定，仪表堂堂。在我们南方人看来，他像大部分中央美院的中年教师那样，既非教授，也不是官，却是有威仪、有官相。我被介绍给他，他于是转身看住我，缓缓地开腔：
年轻人，你们可没给“文革”耽误啊。
那年侯先生四十六七岁，俨然尊长——今天，我已倏然到得“天命”之年，面见二十多岁的各地考生，真想大叫：
年轻人，你们全给考试耽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