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通纳拿到文学学士学位后两个星期，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遭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暗杀；秋天未到，战争席卷整个欧洲。战争成为老学生中持续不断的热门话题，他们好奇美国最终将发挥什么作用，大家又很开心，自己未来的命运暂不确定。
可是摆在斯通纳面前的未来既光明又确定，而且不会改变。他眼中的未来，不是事件、变化和潜在可能的涌流，而是犹如前方的一块领地，等着他去探索。他把未来看作那座宏伟的大学图书馆，可能还会新建侧翼建筑，还会添加新的图书，然后又清退掉旧书，但是其本性仍然基本不会改变。他能看到在这所机构中的未来，他将置身其中，而自己对这个机构还不完全理解；他想象自己在那个未来中还会有变化，可是他把未来本身看作改变的工具而不是它的目标。
那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秋季学期即将开始之际，他去看了父母。他本想帮着收夏天的庄稼，可发现父亲雇了个黑人田间帮手，干起活来不吭声，卖力，劲头很足，一天干完的活儿差不多顶斯通纳和父亲过去在同样时间里干的活儿。父母见到他后很开心，他们好像并不怨恨他的决定，但他发现自己跟父母无话可说；而且，他意识到，他和父母已经逐渐形同陌生人。他感觉自己的爱因为损失反而更强烈了。他比原来计划的提前一个多星期返回哥伦比亚。
他开始讨厌在弗特家农场干活儿花的时间。很晚才回来开始学习，他感觉有种强烈的学习冲动。有时，沉浸在自己的书本中，他会想到还有那么多东西不知道，还有那么多东西没有读过。他辛苦追求的宁静，当意识到自己生活中的时间那么少，而要读的东西那么多，要知道的事情那么多，这份宁静开始破碎了。
1915年春天，他修完文学硕士的课程，花了整个夏天的时间完成论文，是对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中的一篇进行诗法研究。夏天将尽，弗特夫妇告诉他，农场用不着他了。
他早就料到自己会被解雇，在某种意义上他倒乐意如此；但是，这事真的到来后，他却有种恐慌的刺痛感。好像自己和原来生活之间最后的那条纽带被割断了。他在父亲的农场度过了夏天的最后几周，对论文进行最后的收尾润色。这时，阿切尔·斯隆已经替他安排好给即将入学的新生教两个班的基础英文课，同时他开始着手攻读博士学位。这份工作让他每年收入400美元。他把自己的东西从弗特家那间狭小的阁楼房间里搬出来，他在那里住了五年，然后在大学附近找了个甚至更小的房间。
虽然他只给一群未经挑选的新生教基础语法和作文，内心还是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烈的期待，而且胸怀强烈的崇高感。秋季学期开始前的那个星期，他已经开始备课了，斟酌考虑着各种可能性，一个人为某个活动的内容和主题努力拼搏时才会考虑各种可能性；他体会着语法的逻辑，他想自己能够感觉到它如何从自身生发蔓延出来，渗透进语言，支撑着人类的思想。在他布置给学生的简单的作文练习中，他看到了散文的各种潜力和美，他渴望用自己感觉到的东西的感觉来激发学生的活力。
可是，在他上的第一节课上，当例行的点名和学习计划这些开场白结束后，当他开始向自己的听众和学生自我介绍时，他发现自己内心仍然深藏着某种惊奇感。有时，他对学生讲话时，仿佛是站在自我之外，观察着一个陌生人在给一群并不情愿地聚集在一块儿的人发表讲话；他听着自己平板的声音在背诵着准备过的材料，从背诵中体会不到丝毫属于自己的兴奋。
他在这些课上寻找自己的解脱和满足，在这样的课上，他自己就是一个学生。他能够从中再次捡回自己第一天体会到的那种发现感，那时阿切尔·斯隆曾在课上对他说，他刹那间就变成另一个人，不再是过去的那个自己。当他的脑子本身在忙着自己的课题，当它与自己学习且试图理解其本质的文学的力量搏斗时，他意识到自己内心某种东西在不断变化；当他意识到这点后就开始从自我向外转移，走进包容着他的这个世界，所以，他知道了，他读过的弥尔顿的诗歌或者培根的随笔，乃至本·琼森[1]的戏剧改变着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就是文学的主题，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文学依赖它。他在课堂上很少讲话，他写的论文鲜有让自己满意的。正如他讲给这些年轻学生听的，从不泄露自己体会最深刻的东西。
他开始跟为数不多的几个同学熟络起来，他们也在系里担任代课教师。他跟其中两个即戴夫·马斯特思和戈登·费奇成了好朋友。
马斯特思是个肤色略微浅黑的年轻人，舌头犀利，眼睛温顺。跟斯通纳一样，他也刚刚启动博士学位课程，但比斯通纳年轻一岁左右。在教师和研究生中，马斯特思以狂妄自大和莽撞著称，大家普遍认为，他最终拿到学位会有些困难。斯通纳想，他可能是自己见过的最优秀的人，而且对他俯首听命，毫无嫉妒和怨言。
戈登·费奇体魄高大，满头金发，二十三岁的时候就开始直奔肥胖。他本科毕业于圣路易斯的一所商学院，在密苏里大学又尝试修习经济学系、历史系、工程系的各种高级学位。他开始攻读文学学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拖到最后可能会在英文系弄份不起眼的教导工作。他很快就让大家看出自己是系里差不多最满不在乎的学生。可是他在新生中颇受欢迎，而且跟年纪稍大些的教员处得相当融洽，跟管理部门的职员也处得不错。
他们三个人——斯通纳、马斯特思和费奇——逐渐形成一个惯例，星期五总是在哥伦比亚的下城区聚会，喝着大瓶啤酒，海阔天空闲聊到深夜。虽然发现那是那些晚上自己所能知道的唯一社交乐趣，斯通纳还是经常对他们的关系感到纳闷。虽然大家处得相当不错，可并没有成为亲密朋友；他们并不吐露心声，也很少在每周的聚会之外见到对方。
他们谁都没有提起过那种关系的话题。斯通纳知道，这事戈登·费奇没想过，但他怀疑戴夫·马斯特思可能想过。有一次，夜已很深，他们坐在黑暗的沙龙里一张后排桌边，斯通纳和马斯特思谈着各自的教学和学习，用那种拙劣的诙谐口吻谈论着极端严肃的事情。马斯特思从店里提供的免费餐里高高举起一只煮得有些过老的鸡蛋，好像举着一只晶体球，他说：“诸位先生可曾考虑过这所大学的真正本质吗？斯通纳先生？费奇先生？”
他们笑着摇摇头。
“我敢说你们没有。我想象，斯通纳把大学当作一幢巨大的仓库，像座图书馆或者货栈，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进出挑选能够成全自己的东西，大家在里面共同工作，犹如一间公共蜂巢里的小蜜蜂。代表着真、善、美。人们总是想绕过角落，去下一条走廊；他们就想看到下一本书，你没有读过的书，或者走到下一排书架旁边，你还不曾到过的书架。但有一天你终究会抵达。等你到了——等你到了——”他又看了看那只鸡蛋，然后大大地咬了一口，又转向斯通纳，下颏在动着咀嚼着，漆黑的眼睛闪闪发亮。
斯通纳别扭地微笑着，费奇纵声大笑，不断拍打着桌子。“他听懂你的意思了，比尔。他非常懂你的意思。”
马斯特思又嚼了会儿，然后吞咽下去，接着又转过来盯着费奇。“还有你，费奇。你有什么想法？”他举起自己的手。“你会声称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可你想过。在直率和热诚的外表背后，活跃着一颗单纯的心。对你来说，大学就是善的工具——当然，总体上对这个世界而言，而且顺便对你自己而言是如此。你把它当作一种精神的硫黄和糖蜜，每年秋天你都给他们服用，让那些小浑蛋度过下一个冬季。你是个仁慈的老医生，善意地拍拍他们的脑袋，把他们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
费奇又是一阵放声大笑，不停地摇头。“我发誓，戴夫，等你准备——”
马斯特思把剩下的鸡蛋放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嚼了会儿，又美美地喝了口啤酒。“可是你们两个都错了，”他说，“大学就像一个庇护所或者——他们现在怎么称呼来着？——是给那些体弱、年迈、不满以及失去竞争力的人提供的休养所。看看我们三个——我们就是这个大学。陌生人不知道，我们有这么多共同点，可是我们明白，不是吗？我们非常清楚。”
费奇仍然笑个不停。“是什么，戴夫？”
看到别人对自己要讲的很感兴趣，马斯特思就专注地从桌子对面倾过身来。“先说你吧，费奇。我尽量说好点，我想说你是低能儿。你自己也知道，其实你并不很聪明——虽然这不影响任何东西。”
“接着说。”费奇还在笑着。
“可是你也够聪明——但只是够聪明——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自己会怎么样。你因为失败而与世隔绝，你知道这个。虽然你有能力当个混账家伙，可是你不够无情到坚持不懈地当下去。虽然你不完全是我认识的最诚实的人，你也没有那种异常的不真诚。一方面，你有工作能力，可是你又太懒，工作不够勤勉，达不到这个世界要你达到的程度。另一方面，你又并不那么懒惰，你又给世人一种印象，一种你很重要的感觉。你并不走运——真的不走运。从你的身上看不到升起的光环，你总是带着副迷茫的表情。在这个世界上，你总是处于成功的边缘，你会被自己的缺点毁掉。所以，你被选中，被挑出来；天意，它的幽默感经常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老天已经把你从这个世界的大嘴里抓出来，安全地放在这儿，放在你的兄弟中间。”
他仍然面带微笑，带着恶毒的冷嘲热讽的表情，转向斯通纳。“你也别想逃掉，我的朋友。真的别想。你是什么样的人？一个单纯的土地的孩子，像你对自己假装的那样？噢，不是。你也在弱者之列——你是个梦想家，一个更疯狂世界的疯子，我们中西部本土的堂吉诃德，但没有自己的桑乔，在蓝天下欢跳。你足够聪明——只是比我们共同的朋友聪明一点。但是你有这个瑕疵，那个顽疾。你觉得这里有某种东西，有某种东西值得去寻找。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你很快就会明白。你同样因为失败而与世隔绝；你不会跟这个世界拼搏。你会任由这个世界吃掉你，再把你吐出来，你还躺在这里纳闷，到底做错了什么。因为你总是对这个世界有所期待，而它没有那个东西，它也不希望如此。棉花里的象虫，豆荚里的蠕虫，玉米里的穿孔虫。你无法面对它们，你又不会与它们搏斗；因为你太弱了，你又太固执了。你在这个世界没有安身之地。”
“你呢？”费奇问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呢？”
“噢，”马斯特思说着往后靠过去，“我是你们中的一员。事实上，还要更糟。对这个世界而言，我太聪明了，我总是无法闭上嘴不去评论这个世界，这是一种疾病，无药可治。所以我只好被封存起来，在那里我能够不负责任又很安全，我可以不伤害任何东西。”他又向前倾过来，对着他们微笑。“我们都是可怜的汤姆，而且是冰冷的汤姆。”
“李尔王。”斯通纳严肃地说。
“第三场，第四幕，”马斯特思说，“所以，上天，或者社会，或者命运，或者不管什么你想给它取的名字，给我们创造了这间小茅屋，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暴风雨中走进去。这所大学就是为我们而存在，为这个世界的弃儿而存在；不是为那些学生而存在，也不是为了无私地追求知识而存在，不是为你听到的任何理由而存在。我们释放出各种理由，我们让个别普通人进来，那些将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的人；但那不过是保护色。就像那座中世纪的教堂，它才不在乎俗众，甚至上帝呢，为了活下去，我们有自己的理由。我们应该活下去——因为我们不得不活下去。”
费奇钦佩地摇着脑袋。“你真是搞得我们听上去很不堪，戴夫。”
“我可能是这样，”马斯特思说，“可即便像我们这样不堪，也比外面那些人强，满身污秽，比那些外面世界的浑蛋强。我们不做坏事，我们心口一致，我们为此得到报偿，这是一种天然美德的胜利，或者快他妈的接近了吧。”
马斯特思从桌边往后靠过去，无动于衷，不再关心自己说的话了。
戈登·费奇清了清喉咙。“那好吧，”他热情地说，“你说的也许有些道理，戴夫。可是我觉得你走得太远。我真这么认为。”
斯通纳和马斯特思冲着对方笑了笑，晚上的那个话题，他们没有再多说。但是几年后，在某些离奇的时刻，斯通纳经常想起马斯特思的话；虽然那些话并没有让他对自己置身其中的大学产生幻想，那些话还是向他揭示了自己跟那两个人关系的某种东西，而且让他有机会瞥一眼青春那有害却不曾被破坏的苦涩。
1915年5月7日，一艘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的卢西塔尼亚号豪华轮船，船上有114名美国乘客；1916年底，德国发起的潜艇战毫无节制地蔓延开来，美国和德国的关系日趋糟糕。1917年2月，威尔逊总统断绝了两国的外交关系。4月6日，国会宣布，德国和美国之间处于战争状态。
由于那个宣言的发布，全国各地数千名青年，好像获得了解脱，那种不确定的紧张感终于打破，把几个星期前匆匆建起的征兵站围得应接不暇。几百名青年简直等不及美国出面干预，而且早在1915年就跟加拿大皇家军队签了义务书，或者为欧洲某个盟军当救护车司机。大学里一些年纪大点的学生早就这样做了；虽然威廉·斯通纳对这些人毫不了解，随着几个月，几个星期过去，渐渐逼近那个时刻，他们的传奇性大名越来越如雷贯耳，而大家都知道，那一时刻终将到来。
宣布作战是在一个星期五，虽然下周的课程早就排好了，但没几个学生或者教授寻找借口去上这些课。大家或者在大楼里乱转，或者大规模聚集在一块儿，细声细气地窃窃私语。偶尔，那种紧张的沉默忽然爆发演变成近乎暴力行为；出现过两次反德国的总抗议，学生们在抗议中语无伦次地高声喊叫，挥舞着美国国旗。有一次还出现了一场转瞬即逝、反对某个教授的抗议，那是一个留着小胡子、教德语的老教师，他在慕尼黑出生，年轻时上过柏林大学。可是，当这位教授面对一小群愤怒和激动得脸色涨红的学生，迷惑不解地眨着眼睛，而且向他们伸出纤细、颤抖的双手时，学生们又在闷闷不乐的混乱中解散了。
宣战后不久的那几天，斯通纳忍受着某种迷茫的折磨，但是这种痛苦完全有别于袭扰校内其他大多数人的痛苦。虽然他以前经常跟一些老生和老师谈论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但心里从不真的相信。现在它已经落在自己身上，落在他们所有人身上，他发现自己内心还有一片巨大、冷漠的保留地。他憎恨战争对大学强行制造的撕裂；可是他又发现自己内心并没有特别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而且也无法促使自己去恨德国人。
但是，德国人是应该痛恨的。有一次，斯通纳正好碰到戈登·费奇在跟一群稍微年长的教员们聊天；费奇的脸都扭曲了，他正在说着“德国佬”，好像还朝地板上啐了唾沫。后来，当费奇在那间有半打年轻老师共用的大办公室里朝斯通纳走来时，他的情绪已经变了；他带着兴奋的愉悦感，拍了拍斯通纳的肩膀。
“可不能让他们那样走了，比尔。”他飞快地说。一层汗水的薄膜像油一般在他圆乎乎的脸上闪着亮光，他细细的金发像细长的辫子般贴在头顶。“不行，先生。我打算去参军。我已经跟老斯隆说过了，他说去吧。我明天就去圣路易斯，去报名。”刹那间，他设法把自己的表情调整成严肃的样子。“我们要全力以赴尽自己的义务。”接着他咧开嘴笑了，又拍了下斯通纳的肩膀。“你最好也跟我一块儿去。”
“我？”斯通纳问道，然后又难以置信地说了一遍，“我？”
费奇大笑起来。“当然。人人都在报名。我刚才跟戴夫聊了——他也打算跟我一起去。”
斯通纳摇了摇头，好像很迷茫。“戴夫·马斯特思？”
“当然了。老戴夫有时说话挺好玩，可在关键时刻，他跟别人没什么区别；他会去尽自己的义务，就像你也会尽自己的义务，比尔。”费奇戳了下他的胳臂。“就像你也会尽自己的义务。”
斯通纳沉默了片刻。“这个我还没想过，”他说，“一切好像都来得太突然了。我得去跟斯隆商量下。我会告诉你。”
“好吧，”费奇说，“你会尽你的义务的，”他的声音意味深长地变得更加浑厚，“我们现在全都为这个团结在一起，比尔；我们都为了它团结在一起。”
斯通纳随后离开费奇，但他并没有去见阿切尔·斯隆，而是在校园里四处看了看，寻找戴夫·马斯特思。他在图书馆的一间研习室找到戴夫，只有他一个人，抽着一根烟卷，盯着一排书架。
斯通纳挨着研习室的那张桌子在他对面坐下。当他询问决定参军的决定时，马斯特思说：“没错，干吗不去呢？”
斯通纳问他为什么时，马斯特思说：“你是很了解我的，比尔。我才不在乎德国人呢。这事儿临头时，我其实也不在乎美国人，我想。”他把烟灰磕到地板上，然后又用脚踩开。“我想，自己去参军是因为我参不参都无关紧要。也许等我回来，走向等待我们大家的与世隔绝的慢性灭绝之前，到这个世界上再走一遭可能会很有趣。”
虽然不理解，斯通纳还是点点头，表示接受马斯特思对自己说的这些。他说：“戈登要我跟你们一起去应征。”
马斯特思笑了。“戈登总是能感觉到自己曾经被允许感觉的那种美德的第一力量；所以他自然想把世界上其他一切都纳入其中，这样他就可以继续保持信仰。真的。干吗不去呢？跟我们一起去吧。也许看看世界是什么样子，对你有好处。”他稍顿片刻，直勾勾地盯着斯通纳。“不过，你要是想去的话，看在基督的分上，别是为了上帝、国家以及亲爱的老美人民而去。要为自己而去。”
斯通纳等了会儿，接着说：“我去跟斯隆说说，然后再告诉你。”
他不知道希望阿切尔·斯隆会有什么反应；但斯通纳在那间窄窄的排满了书的办公室面对斯隆，告诉他自己还没有完全做好的决定时，他很吃惊。
对斯通纳总是摆着副超然、威严的嘲讽姿态的斯隆大发脾气。他长长的瘦脸变得通红，嘴角两边的皱纹因为生气而变得更深，他从椅子里趋起身子朝斯通纳倾过去，紧紧攥着拳头。接着他又坐了回去，刻意松开拳头，把双手摊在桌子上；他的手指颤抖着，但声音镇定而又沙哑。
“请原谅我的意外举动。可是，最近这几天，我已经失去了系里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员，我看不出替换他们的希望。我不是冲着你发火，而是——”他转身别过斯通纳，望着办公室远远的尽头那扇高耸的窗户。阳光强劲地打在他的脸上，更加突出了皱纹，加深了眼睛底下的青影，所以，一瞬间，他显得很苍老，而且有些病恹恹的。“我是1860年出生的，就在那场叛乱战争的前夕。当然，我记不得那场战争，我还很小。我也记不得父亲了，他在战争的第一年就被杀死了，是在夏洛伊战役中。”他迅速看了眼斯通纳。“但是我看到了后来发生的一切。一场战争不仅仅屠杀掉几千或者几万年轻人。它还屠戮掉一个民族心中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永远不会失而复得。如果一个民族经历了太多的战争，很快，剩下的就全都是残暴者了，动物，那些我们——你和我以及其他像我们这样的人——在这种污秽中培养出的动物。”他停顿了好长时间，接着又微微笑了笑。“不能请求学者去毁灭他拿出生命去建构的东西。”
斯通纳清了清嗓子，怯怯地说：“一切好像都来得这么突然。我从来没考虑过这事，直到跟费奇和马斯特思聊了后才开始去想。似乎直到现在这一切都很不真实。”
“当然不真实了，”斯隆说，接着他烦躁地移过身子，背对斯通纳，“我不想告诉你该怎么去做。我只想说：这是你自己要做的选择。会有强制征兵；但你可以免征，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并不害怕去参军，对吗？”
“不，先生，”斯通纳说，“我想不是这样。”
“那你就有一个选择，得亲自做出选择。不用说，情况会是这样，如果你决定参军，一旦回来，仍然恢复现状。如果你决定不参军，可以继续留在这里，但是当然你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益处；而且可能还会有某种不利，要么现在，要么将来。”
“我明白。”斯通纳说。
沉默了好长一阵，斯通纳终于明白，斯隆跟他要讲的已经说完了。可是正当他起身离开办公室时，斯隆又说话了。
他慢条斯理地说，“你必须记着自己是什么人，你选择要成为什么人，记住你正在从事的东西的重要意义。有很多人类的战争、失败和胜利，很多并非军事之争，历史著作中也没有记载。要记住这个，当你试图决定要做什么的时候。”
斯通纳有两天没去上他的课，也没有跟认识的任何人说过话。他待在自己的小屋里，在苦苦地与自己的决定纠缠着；几乎意识不到屋子外面世界的存在。包围着他的是自己的书和小房间的宁静，偶尔听到吵叫的学生远远的嘟囔声，砖路上四轮马车迅速行驶的咔嗒声，以及城里六七辆汽车中的某一辆发动时沉闷的咔嚓声。他始终没有养成过沉思反省的习惯，他发现探寻自己的动机是个棘手又多少让人不快的苦差事；他感觉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提供给自己，而且内心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供自己寻找发现。
最终做出自己的决定的时候，他好像感觉自己也连带明白了该怎么办。星期五，他找到马斯特思和费奇，告诉他们，他不跟他们一块去打德国人了。
戈登·费奇仍然因为自己崇德向善而端着劲儿，他模样僵硬，换上一副责备的悲哀表情。“你真让我们沮丧，比尔，”他沉重地说，“你真让我们大家沮丧。”
“冷静。”马斯特思说。他热烈地看着斯通纳。“我想到你可能决定不去。你总是带着那副憔悴、献身的表情。当然，这没什么；不过，是什么让你最终做出这个决定的？”
斯通纳一时无话可说，他想到最近两天，想到似乎没有尽头和毫无意义的默默的挣扎；他想到以前的那些岁月，在农场跟父母度过的遥远的岁月，想到自己奇迹般从中复苏过来的死气沉闷。
“我不知道，”他终于说，“原因多了，我想。没法说。”
“可能会很不容易，”马斯特思说，“如果继续待在这里。”
“我知道。”斯通纳说。
“可是值吗，你觉得？”
斯通纳点点头。
马斯特思笑着说，依然带着冷嘲热讽的老口吻，“你长着副憔悴、饥饿的表情，真的。你注定要遭受灭顶之灾。”
费奇悲哀的责备已经变成一种试探性的蔑视。“你一辈子都会为此后悔的，比尔。”他声音嘶哑地说，他的声音在威胁和怜悯之间犹豫不定。
斯通纳点了点头。“也许吧。”他说。
然后他跟这两位告别过，转身走了。他们第二天就要去圣路易斯应征入伍了，斯通纳还要准备下星期的课。
他对自己的决定毫无内疚感，当强制征兵普遍展开时，他向系里提出申请，没有任何特别的悔恨感；但是他已经意识到自己那些年长同事投来的眼神，意识到学生通过对他彬彬有礼的举止所显示出的不尊的细微棱角。他甚至怀疑，曾经表示热情赞同他继续留在大学的决定的阿切尔·斯隆都变得冷淡和更加疏远，随着参战的那几个月慢慢过去。
1918年春天，他完成了博士学位的各种要求，于当年6月获得学位。就在拿到学位的前一个月，他收到戈登·费奇的一封信，他已经读完军官训练学校，分到纽约城近郊的一个训练营。他从信上得知，费奇获得准许，在空闲时间可以去读哥伦比亚大学，在那里还可以设法完成博士学位必须的要求，今年夏天他将获得那里的师范学院授予的学位。信上还告诉他，戴夫·马斯特思被派往法国，差不多在入伍一年后，跟第一批美国士兵一道去执行任务，已经战死在蒂耶里堡。
注释：
[1]本·琼森(Ben Jonson，1572—1637)，英国剧作家，诗人，莎士比亚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