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经济学的十大原理(2)

如果把你的家庭与其他家庭隔绝开来没有竞争，那会不会使大家过得更好呢？答案是否定的。如果真的隔绝开来的话，你的家庭就必须自己种粮食、自己做衣服、自己盖房子。而这些不一定是你的家庭所擅长的，显然，你的家庭在与其他家庭的交易中受益匪浅。无论是在耕种、做衣服还是盖房子方面，贸易使每个人都可以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活动。通过与其他人交易，人们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各种各样的物品与劳务。

国家和家庭一样，也能从相互交易中获益。贸易使各国可以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活动，并享有各种各样的物品与劳务。日本、埃及、巴西等，在世界经济中既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又是我们的合作伙伴，通过贸易我们实现了双赢。

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

在计划经济时代，处于最高地位的政府官员决定经济中稀缺资源的配置是国家运行的前提。这些中央计划者决定生产什么物品与劳务、生产多少，以及谁生产和消费这些物品与劳务。只有政府才能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福利的方式组织经济活动是支撑计划经济的基本理论。

现在大部分曾经是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已经放弃了这种制度，并努力发展市场经济。在一个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中，中央计划者的决策被千百万企业和家庭的决策所取代。企业决定雇用谁和生产什么；家庭决定为哪家企业工作，以及用自己的收入购买什么。这些企业和家庭在市场上相互交易，价格和利己引导着它们的决策。

市场经济成功地推动了整个社会的福利，这似乎是一个谜。毕竟在市场经济中，没有一个人追求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自由市场包括大量物品与劳务的买者与卖者，而所有人都主要关心自己的福利。尽管市场中存在的是分散的决策和成百上千的利己决策者，但事实已经证明，市场经济在以一种促进总体经济福利的方式组织经济活动方面非常成功。1776年，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出版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了全部经济学中最有名的观察结果：家庭和企业在市场上相互交易，它们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指引，并导致了合意的市场结果。在这本书中，亚当·斯密描述了市场经济中人们如何相互交易。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绝对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人的利己心，使其有利于他，并告诉其他人，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那么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利己的打算。每一个人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下，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不是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参与者受利己心所驱动，而市场中“看不见的手”指引这种利己心去促进总体的经济福利。

经济学告诉我们，价格就是“看不见的手”用来指引经济活动的工具。在任何一个市场上，当买者决定需求多少时，他们盯着价格；当卖者决定供给多少时，他们也盯着价格。作为买者与卖者决策的结果，市场价格既反映了一种物品的社会价值，也反映了生产该物品的社会成本。亚当·斯密的重要观点是，指引这些单个买者和卖者的价格调节，在大多数情况下实现了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关于“看不见的手”在指引经济活动中的技巧有一个重要推论：当政府阻止价格根据供求自发地调整时，它就限制了“看不见的手”对组成经济的成百上千家庭和企业进行协调的能力。这个推论解释了为什么税收对资源配置有不利的影响：税收扭曲了价格，从而也扭曲了家庭和企业的决策。这个推论还解释了租金控制这类直接控制价格的政策所引起的更大损害。而且，这个推论也解释了中央计划经济最后的失败。在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价格并不是在市场上决定的，而是由中央计划者指定。这些计划者缺乏对市场力量自发做出反应的价格所反映出的信息。中央计划者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在管理经济时把市场上那只“看不见的手”绑起来了。

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

自由市场可以调节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可以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并决定要素的收入，能够使资源达到有效配置。既然市场具有如此巨大的功能，为何当今世界上绝少有国家完全依赖于自由市场经济，几乎所有的政府都或多或少地介入经济活动？

我们需要政府的原因之一是，只有在政府实施规则并维持对市场经济至关重要的制度时，“看不见的手”才能施展其魔力。最重要的是，只有产权（property rights）得到保护，市场才能运行。如果一个工人预见到他在工作后不能拿到工资，他就不会工作；如果有太多的顾客通过非法复制CD来逃避付费，唱片公司就不会生产CD。我们都依靠法律来保护我们对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的权利。

但是，我们需要政府的另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看不见的手”是强有力的，但也具有先天不足。尽管市场通常是组织生产活动的一种有效方式，但这个规律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任务是弥补市场的不足，促进效率、促进平等和维持稳定。这就是说，大多数政策的目标是既要把经济蛋糕做大，又要改变这个蛋糕的分割方式。

“看不见的手”具有神奇的功能，但这个理论是在一定的理论假设条件下成立的，这些前提不成立的时候，经济学家就称其为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运行就有可能达不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市场失灵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外部性（externality），它是指在生产和消费活动中，经济人对第三方经济人产生了成本和收益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并未在经济活动中反应出来。举一个生产中外部性的典型例子：果农扩大果树种植会使养蜂者受益，养蜂者无须向果农付费。在果树授粉期养蜂者同样使果农受益，果农无须向养蜂者付费。市场失灵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市场力量（market forces），它是指单个人（或一小群人）对市场价格有显著影响的能力。例如，假设一个小镇里的每个人都需要水，但只有一口井，那么这口井的所有者就不必像完全竞争市场的情况那样来制定价格，所有者就是价格的制定者。在存在外部性或市场力量的情况下，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就承担了设计良好的公共政策责任，以此来提高经济效率。

同时，自由市场也不能确保公平地分配经济成果。市场经济根据人们生产其他人愿意购买的东西的能力来给予其报酬。世界上最优秀的篮球运动员赚得钱比世界上最优秀的棋手多，只是因为人们愿意为看篮球比赛付比看棋类比赛更多的钱。“看不见的手”并没有保证每个人都有充足的食物、体面的衣服和充分的医疗。许多公共政策，例如所得税和福利制度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更平等的经济福利分配。因此，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运作效果不合乎公众利益时，政府有义务伸出“看得见的手”加以干预。

然而，由于现实经济社会极其复杂，用来弥补市场经济缺陷的政府职能本身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公共政策并不是天使制定的，而是由不完善的政治程序制定的。有时所设计的政策只是为了有利于政治上有权势的人；有时政策是由动机良好但信息不充分的领导人制定的。当你学经济学时，可以通过分析它促进了效率或者平等来更好地判断什么时候一项政府政策是有效的或者不完善的。

国民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其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

在生活水平方面，世界各国的差距是巨大的。在2007年，瑞士人均收入约为39880美元。同一年，中国人均收入为1100美元，而布隆迪的人均收入为100美元。这种平均收入的巨大差别反映在生活质量的各种衡量指标上。高收入国家的公民比低收入国家的公民拥有更多的电视机、更多的汽车、更好的营养、更好的医疗保健以及更丰富的文化生活。

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生活水平变化也很大。从历史上看，美国公民每年收入增长2%左右（根据生活费用变动进行调整之后）。按这个增长率，人均收入每35年翻一番。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人均收入增长了8倍左右。

那么，用什么来解释各国和不同时期中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别呢？答案非常简单。几乎所有生活水平的差别都可以归因于各国生产率（productivity）的差别——即一个工人一小时所生产的物品与劳务数量的差别。在那些每单位时间工人能生产大量物品与劳务的国家，大多数人享有高生活水平；在那些工人生产率低的国家，大多数人不得不忍受贫困的生活。一个国家平均收入的增长率同样受该国的生产率的增长率影响。

虽然生产率和生活水平之间的基本关系是简单的，但它的意义却是深远的。如果生产率是生活水平的首要决定因素，那么，其他因素就应该是次要的。例如，有人想把上个世纪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归功于工会或最低工资法，但美国工人的真正英雄行为是使他们提高了生产率。另一个例子是，一些评论家声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的收入增长放慢是由于与日本和其他国家日益激烈竞争的结果。但真正的敌人不是来自国外的竞争，而是美国生产率增长的放慢。

生产率与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对于公共政策也有深远的意义。在考虑任何一项政策如何影响生活水平时，关键问题是这项政策如何影响我们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为了提高生活水平，经营者需要通过让工人受到良好的教育、拥有生产物品与劳务需要的工具，以及获取最好的技术来提高生产率。

当政府发行了过多货币时，物价上升

通货膨胀是经济中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德国的通货膨胀（inflation）成为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例子之一。1921年1月，德国一份日报价格为0.3马克。不到两年，也就是1922年11月，一份同样的报纸价格为7000万马克，所有其他物品的价格都以类似程度的上涨。

虽然美国从未经历过类似于德国20世纪20年代的情况，但通货膨胀有时也成为一个经济问题。例如，70年代期间，物价总水平翻了一番多，杰拉尔德·福特总统称通货膨胀是“公众的头号敌人”。与此相比，在90年代通货膨胀率是每年的3%左右。按照这个比率，物价二十多年才翻一番。由于高通货膨胀会让社会付出各种代价，因此保持低通货膨胀成为世界各国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究竟是什么引起了通货膨胀呢？在大多数严重或持续的通货膨胀情况下，罪魁祸首是货币量的增长。当一国政府发行了大量本国货币时，货币的价值就下降了。在20年代初的德国，当物价平均每月上升3倍时，货币量每月也增加了3倍。美国的情况虽然没有这么严重，但美国经济史上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70年代的高通货膨胀与货币量的迅速增长是相关的，而90年代的低通货膨胀与货币量的缓慢增长也是相关的。

社会面临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权衡取舍

物价水平升高在长期中主要是货币量增加的结果，但短期中问题就变得比较复杂而且争论较多。大多数经济学家是这样描述货币注入的短期效应的：

经济中货币量增加刺激了整个支出水平，从而刺激了物品与劳务的需求。

随着时间推移，高需求会引起企业提高物价，但同时，它也鼓励企业增加它们生产的物品与劳务量，并更多地雇用生产这些物品与劳务的工人。

雇用更多工人意味着更少的失业。这一推理推出一种在整个经济范围内的最终的权衡取舍：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权衡取舍。虽然并不是全部经济学家都赞同这一观点，但大多数经济学家承认社会面临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权衡取舍。这就简单地意味着，在一两年的时间内，许多经济政策朝相反的方向推动通货膨胀与失业。无论通货膨胀和失业是从高水平开始、从低水平开始，还是从这两者之间的某个地方开始，决策者都面临这种权衡取舍。这种短期权衡取舍关系在分析经济周期中起着关键作用，经济周期（economic cycle）是用生产的物品与劳务量或雇用的人数来衡量的，经济活动中无规律的、大部分无法预测的波动。

决策者在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时可以利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这种短期权衡取舍关系。决策者可以通过改变政府支出量、税收量和发行的货币量来影响经济所面临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的组合。由于这些经济政策工具具有如此大的潜在力量，决策者应该如何运用这些工具来控制经济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