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文学批评的“有用”与“无用”

孟繁华

山东邹县人，文学博士，现为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主要著作有《1978：激情岁月》《梦幻与宿命》《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部）、《想象的盛宴》《传媒与文化领导权》《众神狂欢》（中文、韩文、英文版）等20余部；与人主编有《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中国百年文学经典》《共和国文学50年》《当代文学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等；主编有《90年代文存》《先锋写作文丛》《短篇王》书系、《布老虎中篇书系》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发表理论、评论文章400余篇。获“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年度批评家奖”、鲁迅文学奖等文学奖项多种。现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和前沿文化研究。

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对今天求知的驱动力做了愤懑的描述：“现在受过专业训练的学生、政府人员或高等学术机构提出的问题不再是‘这是真理吗’，而是‘这有用吗’。在知识商业化的观念里，等于在问‘这是否有市场’；以权力增长的眼光看，问题就成了‘这有效益吗’。”在文学批评领域内，驱动力虽然没有堕落到如此地步，其原因是批评实在难以产生市场效益，而不是出于有太多的维护它的愿望。但是，将批评作为一个有用之学，在批评领域却由来已久，包括批评在内的文学活动，都需联系现实解决问题。自50年代开始，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许多问题，都是文学批评出面来解决的。于是，文学批评就成了一个非常有用的领域。50年代初，《文艺报》在讨论高校文艺学教学问题时，提出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不联系现实和实际，著名文艺理论家吕荧先生开始还想不通，认为写文章那个人根本就听过他的课。其实根本就不用听课，因为他们说的压根就和文艺理论没太多的关系。

这样，文学批评就和“有用”结下了不解之缘，“文革”自不必说，粉碎“四人帮”之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文学批评都是功不可没的。到了90年代，批判商业化神话，倡导人文精神，也肇始于批评领域。文学批评正面反面的业绩都不难列出清单，而且都与“有用之学”密切相关，所以说到底，我们对文学批评功能的理解至今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至于中国“后学”，貌似面目不清，其实它的有用更落实到了实处，它要解决的是个人的“文化身份”，表达的是已然拥有的“文化资本”。从有用这一点来说，中国的“后学”同“前学”除了使用的符号不同，也差不到哪里去。因此，“我的批评观”有多少是“我”的，还是可以怀疑的。当然，将批评视为有用之学与百年来中国受制于艰难时世大有关系，我们总在谈论文学之外的事情也培育了包括批评家在内的文学家的情感方式和需要，文学随时代起落沉浮就无可避免，创作和批评也就难免有“高级时尚”之嫌。不要说我辈，胡风、冯雪峰的批评观应该说是成熟的，但有些时候他们那个“我”也是做不了主的，冯雪峰批判肖也牧，胡风批判朱光潜、冯雪峰，与那个时代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文化同一性”，这和他们在潜意识中把批评作为“有用之学”的理解是大有关系的。

80年代以前，文学批评作为显学一枝独秀，它的“有用”也让普通人肃然起敬。90年代文学批评失去了“身份感”，普通人把目光和心情转向了公牛队主场、巴黎世界杯，在中国也呈上了雅尼的故宫演唱会、各大影院的《泰坦尼克号》，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也仅仅成了业内人士的事情。构成批评界主打阵容的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努力通过新的知识背景改造文学批评，但西学如旋转木马，不日翻新，而我们又大都浅尝辄止，不肯走得太远，内心深怀与现实脱离关系的恐惧。因此，学得“新学”，也总是惦记着应用，相对稳定的、能够变成“知识”的批评总也形不成风气，这可能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有用之学”使我们习惯从情感和市场出发讨论问题。提起知名的批评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的立场和态度，是他在什么问题上有著名的论辨，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这当然也有它合理的一面，现实存在的诸多问题，批评家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对社会不公正、非正义等现象的批判是不能放弃的。但是，批评作为一个知识的领域，也促使我们思考它不那么“现实”的一面。对现实的介入培育着我们的情怀，而对现实的“疏离”，则培育着我们关于知识的积累和兴趣，这时，于现实说来它可能是“无用”的。

同期声（1998年第5期）：

生命之流的从容叙事——王小波的小说观念与文学想象◎孟繁华

喜剧时代的悲剧精神——论孟繁华的文化批评与文化选择◎摩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