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鉴戒第六

本篇导读

《君臣鉴戒》篇的重点是以历史为镜子,引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说明“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的道理。太宗要臣僚懂得“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的利害关系,又从多方面引用历史故事,提醒臣下注意竭尽为臣之道。魏征等大臣也以历史为鉴戒,要唐太宗做一位善始善终的有道明君,要他看清“首虽尊高,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借股肱以致治”的道理。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合契:对合符契。古代早期的兵符、债券、契约多以竹木或金石制成,刻字后中剖为二,双方各执其一,两半对合则生效。这里引申为符合、投合。,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如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朕与卿等可得不慎,无为后所嗤!』

译文

贞观三年,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君臣之间本应该同治乱,共安危,如果君主能够接纳忠诚的规谏,臣子敢于直言不讳,那就是君臣情投意合,这个是自古以来很受推重的。如果君主自以为是,臣子又不去进谏匡正,要想国家不危亡是不可能的。君主丧失了国家,臣子也不能单独保全自己的家庭。至于像隋炀帝那样暴虐,臣子都闭口不言,终于使他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最后导致国破身亡。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诛杀。此事距今不远,我与大家不能不谨慎行事,千万不要让后人讥笑啊!”

赏析与点评

“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所谓“一荣俱荣,一辱俱辱”,太宗提出贞观君臣“同治乱,共安危”的思想。实际上,是建立一种崭新的君臣关系,摆脱了传统“君为臣纲”的政治关系,主动放下君主的尊贵身段,与大臣荣辱与共,在讲究“三纲五常”、“尊卑贵贱”等级秩序的古代社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

贞观四年,太宗论隋日禁囚。魏征对曰:『臣往在隋朝,曾闻有盗发,炀帝令于士澄捕逐于士澄:姓于名士澄。原为隋将,后率河北魏郡归降唐朝。,但有疑似,苦加拷掠,枉承贼者二千余人枉承:含着冤屈,被迫承认过犯。,并令同日斩决。大理丞张元济怪之大理丞:即大理寺的属官。大理寺是隋唐两朝负责判案刑狱的司法机构。,试寻其状,乃有六七人,盗发之日,先禁他所,被放才出,亦遭推勘推勘:推究勘问案情。,不胜若痛,自诬行盗。元济因此更究寻,二千人内惟九人逗遛不明。官人有谙识者,就九人内四人非贼。有司以炀帝已令斩决,遂不执奏,并杀之。』太宗曰:『非是炀帝无道,臣下亦不尽心。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惟行谄佞,苟求悦誉。君臣如此,何能不败?朕赖公等共相辅佐,遂令囹圄空虚囹圄(línɡyǔ)空虚:囹圄,监狱。牢狱中监禁的人很少,谓无冤案、错案的出现。,愿公等善始克终,恒如今日!』

译文

贞观四年,太宗谈论隋朝囚牢问题时,魏征对曰:“我以往在隋朝时,曾听说发生了一件强盗案件,隋炀帝下令让将领于士澄去追捕罪犯。于士澄只要怀疑谁像贼,就马上拿下并严加拷打,被屈打而招认自己是贼的达二千多人,隋炀帝便下令将这二千多人在同一天斩首处决。负责刑狱的大理寺丞张元济感到奇怪,就试着查阅有关此案的文书档案,发现其中有六七人,在这件强盗案发生当天,已经被关押在狱中,此案发生后才获释,可是他们也被抓起来审讯,由于忍受不了酷刑的痛苦,自己供认参与了盗窃案。张元济更加认真地追究询问,结果发现两千人中,只有九个人在案发当天行踪不清。官吏中有了解案件的,知道九人中有四人根本不是盗贼。负责行刑的官署因为炀帝已下令处决,于是便不再以实情上奏,将二千人全部斩决。”太宗说:“不仅隋炀帝无道,他的臣子也不尽心办事,一定要匡正规谏,不怕诛杀,怎能专干谄媚奉承,苟且讨得国君欢心与称赞。君臣如是这样,哪能不失败?我仰仗你们共同辅佐,从而使牢狱空虚,希望你们善始善终,常像今天一样!”

赏析与点评

“囹圄空虚”——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其背后是蕴含着一幅“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的盛世滋生图。要国家达致“囹圄空虚”是殊不容易的事情,若非经济繁荣,教化昌盛,百姓服膺于朝廷管治。所谓“本立而道生”,“衣食足,知荣辱”,这些都是“囹圄空虚”的先决条件。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岂非为善者福祚延长,为恶者降年不永降年不永:谓上天赐予人的寿命,不能长久。?朕又闻,桀、纣,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则以为辱。颜、闵颜:即颜回(前五二三至前四九〇),春秋末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字子渊,一作颜渊,孔子的得意门人,以德行著称。闵:即闵损(前五三六至前四八七),字子骞,春秋末期鲁国人。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以德行修养而著称,在这方面和颜渊齐名。,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则以为荣。此亦帝王深耻也。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魏征对曰:『臣闻鲁哀公谓孔子曰鲁哀公:即姬将,春秋诸侯国鲁国第二十六任君主。他是鲁定公的儿子,承袭鲁定公担任该国君主,在位二十七年。:「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甚于此者,丘见桀、纣之君乃忘其身。」愿陛下每以此为虑,庶免后人笑尔!』

译文

贞观六年(六三二),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我听说周朝、秦朝当初取得天下时,他们采取的方法并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周朝建国后只做好事,积累功德,所以能保持八百多年的基业。而秦朝却肆意骄奢淫逸,滥施刑罚,所以没超过两代就灭亡了。这难道不正是做善事的福禄长久,而作恶的年寿不长吗?我又听说夏桀、商纣虽是帝王,但以普通百姓与他们相比,百姓也觉得是一种耻辱。颜回、闵子骞是普通百姓,用帝王与他们相比,帝王也会引以为荣。这也是帝王深感羞惭的事。我经常把这些事引以为鉴,常担心自己的德行赶不上颜回、闵子骞而被人耻笑。”魏征说:“臣曾听说鲁哀公对孔子说:‘有一个健忘的人,在搬家时把他的妻子给忘了。’孔子说:‘还有比这个人更健忘的,我看像夏桀、商纣这样的国君就把自己也给忘了!’希望陛下常想到这些事情,以免被后人耻笑。”

赏析与点评

“桀、纣之君乃忘其身”——夏桀、殷纣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却意犹未尽,贪恋酒色,穷兵黩武,不知做天子所为何事,终趋于败亡。孔子认为桀、纣二人是忘却其本身的位置所在,完全没有履行天子的分内之事,结果成为后世的笑柄,绝对是咎由自取的,与人无尤。

贞观十四年,太宗以高昌平高昌:古城国名。国都昌城,在今新疆吐鲁番市东二十余公里哈拉和卓堡。公元六四〇年,唐太宗派侯君集远征高昌,灭其国,以其地为西州。,召侍臣赐宴于两仪殿,谓房玄龄曰:『高昌若不失臣礼,岂至灭亡?朕平此一国,甚怀危惧,惟当戒骄逸以自防,纳忠謇以自正。黜邪佞,用贤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议君子。以此慎守,庶几于获安也庶几:也许可以的意思。。』魏征进曰:『臣观古来帝王拨乱创业,必自戒惧,采刍荛之议,从忠谠之言。天下既安,则恣情肆欲,甘乐谄谀,恶闻正谏。张子房张子房:即张良(?至前一八六),字子房。汉初大臣。相传为城父(今安徽省亳州)人。辅助刘邦灭项羽,平定天下,封为留侯。,汉王计画之臣汉王:即刘邦,项羽灭秦后,获封为汉王。,及高祖为天子高祖:即汉高祖刘邦,字季。秦沛县(今属江苏)人,曾任泗水亭长。秦末群雄并起,沛人推刘邦起兵反秦,得谋士萧何、张良、陈平,大将韩信,以及原楚将彭越、英布等协助,最终击败项羽,建立汉王朝。,将废嫡立庶废嫡立庶:汉高祖刘邦原已立他和吕后所生的嫡子刘盈为太子。后因宠爱戚夫人,而以刘盈仁弱,欲废刘盈改立戚夫人之子刘如意为太子。吕后向张良求计,张良使刘盈以卑辞安车,迎取商山“四皓”(素为刘邦所景仰,四位隐居于商山甚具名望的长者)为辅。刘邦见此,便打消废立之意。嫡,嫡子,正妻、原配所生的儿子。庶,庶子,非正室所生的儿子,一般指妾之子。,曰:「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争也。」终不敢复有开说。况陛下功德之盛,以汉祖方之,彼不足准。即位十有五年,圣德光被圣德光被:谓皇帝的美德像光辉照耀天下。被,即披,照盖、照耀意。,今又平殄高昌,屡以安危系意系意:记挂内心之中。,方欲纳用忠良,开直言之路,天下幸甚。昔齐桓公与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饮鲍叔牙:春秋时齐国大夫。以知人称著。曾向齐桓公推荐管仲,齐国因而大治,开春秋霸业之先。宁(nínɡ)戚:春秋时卫国人。家贫无资,为人挽车为生。至齐国后,一次喂牛时唱歌,提及尧、舜禅让之事。桓公听后觉得惊异,于是命管仲迎接宁戚,更拜之为上卿,后任相国。,桓公谓叔牙曰:「盍起寡人寿乎盍:疑问副词,用与“何”同。实为“为何”之意。寡人:寡德之人,古代国君或诸侯自谦之词。寿:祝福。?」叔牙奉觞而起曰奉觞:即举起酒杯。觞,古时盛酒器。:「愿公无忘出在莒时愿公无忘出在莒时:指希望齐桓公不要忘记被父王齐献公放逐而出奔于莒的艰辛日子。事见《史记·齐太公世家》。,使管仲无忘束缚于鲁时使管仲无忘束缚于鲁时:请管仲不要忘记当年在鲁国被捆绑时的情景。事见《史记·齐太公世家》。,使宁戚无忘饭牛车下时。」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与二大夫能无忘夫子之言,则社稷不危矣!」』太宗谓征曰:『朕必不敢忘布衣时,公不得忘叔牙之为人也。』

译文

贞观十四年(六四〇),太宗平定高昌国后,召见侍臣,在两仪殿设宴招待,太宗对房玄龄说:“高昌的国君如果不是失掉臣下的礼仪,怎会走到灭亡的地步!我平定了这样一个国家,心中更加感到危惧,只有力戒骄奢淫逸来自我提防,采纳忠直之言来匡正自己。罢黜奸佞,选用贤良,不拿小人的话来议论君子,用这种办法来谨慎守业,也许可以让国家获得安宁吧。”魏征进言说:“我看自古以来的帝王,他们在拨乱创业的时候,必定很谨慎,随时警戒自我,善于采纳平民百姓的意见,听从忠诚正直的建议。天下已安,他们就恣意放纵欲望,喜欢听谄媚阿谀的奉承话,厌恶刚正的规谏。张良是给汉王刘邦出谋划策的大臣,到刘邦做了皇帝时,打算废掉嫡子刘盈而立庶子如意为太子,张良说:‘今天的事,不是凭口舌可以争辩的’,始终不敢再以话语去开导高祖。何况陛下的功业、德义盛大,用汉高祖来相比,他是比不上的。陛下即位至今已有十五年,圣明的德泽像灿烂的光芒照耀四海,如今又消灭高昌,还多次将国家的安危记挂在心里,刚才又说想进用忠直贤良的人,大开直言规谏之路,这是天下的最大幸运。过去齐桓公曾与他的大臣管仲、鲍叔牙、宁戚一起饮酒,桓公对鲍叔牙说:‘为何不向我祝福呢?’叔牙举起酒杯站起来说:‘但愿君王不要忘记当年出奔莒国时的情景,管仲不要忘记在鲁国被捆绑时的状况,宁戚不要忘记于车下喂牛的境遇。’齐桓公听完叔牙的话,离开座席感谢叔牙说:‘我与两位大夫都不会忘记先生的话,那么,国家不会有什么危险了!’”太宗对魏征说:“我一定不敢忘记当老百姓时候的情景,你也不要忘记叔牙的为人啊!”

赏析与点评

“戒骄逸以自防,纳忠謇以自正。”——志骄意满、好逸恶劳是走向败亡的开始,所以太宗时刻以此为戒,警惕自己,丝毫不能落入此中,所谓“防微杜渐”是也。同时,更应察纳忠言,表扬耿直,以正己身,臻于至善。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征上疏曰:『臣闻君为元首,臣作股肱,齐契同心,合而成体。体或不备,未有成人。然则首虽尊高,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借股肱以致治。故《礼》云《礼》:即《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可说是关于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论著汇编。下文所引为《礼记·缁衣》篇里的内容。:「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书》云《书》:也称为《尚书》,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书中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下文所引为《尚书·益稷》篇里的内容。:「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然则委弃股肱,独任胸臆,具体成理,非所闻也。』

『夫君臣相遇,自古为难。以石投水,千载一合,以水投石,无时不有“以石投水”四句:语出《文选·运命论》。意谓使石头顺从流水,千年才能偶然遇上一次;而让流水顺从石头,则时刻都在发生。比喻君臣之间的关系:“以石投水”比喻君臣互相投契,“以水投石”比喻臣言不为君主所听。。其能开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内尽心膂心膂(lǚ):心思与精力。,外竭股肱,和若盐梅和若盐梅:比喻君臣之间互相投契。语本《尚书·说命》“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盐”、“梅”都是古代的调味品。,固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于礼之而已。昔周文王游于凤皇之墟,袜系解,顾左右莫可使者,乃自结之。岂周文之朝尽为俊乂,圣明之代独无君子者哉?但知与不知,礼与不礼耳!……《礼记》称:鲁穆公问于子思曰鲁穆公:即姬显,为春秋诸侯国鲁国的第二十九任君主。子思:名孔伋,字子思,孔子之孙。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为旧君反服,古欤?」子思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也。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坠诸渊。毋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礼之有?」……孟子曰:「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雠。」虽臣之事君无二志,至于去就之节,当缘恩之厚薄。然则为人主者,安可以无礼于下哉!』

译文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征上书说:“臣听说君主就好像是人的头脑,臣子就好像是人的四肢,头脑和四肢协调一致,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体。身体器官不完备,就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头脑虽然高贵重要,但必须借助四肢的配合,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体。君主虽然英明,也必须借助大臣才能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所以《礼记》中说:‘百姓把君主看成是自己的心,君主把百姓看成是自己的躯体。内心庄重,身体才会舒坦;内心严肃,面容才会恭敬。’《尚书》中说:‘君主英明,大臣贤良,诸事康宁!’又说:‘君主琐碎,大臣懒惰,万事不成!’那么,把作为四肢的大臣抛开,只凭君主的独断专行,能治理好国家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君臣互相知遇,自古以来就是很难得的。就像是要让石头顺从流水,千年才能遇上一次;而让流水顺从石头,则无时不有。君臣能够秉持大公无私的道义,尽展天下人才的作用,君主在内尽心尽力,大臣在外竭力辅佐,二者融洽得就像羹里的盐和梅,坚固得如同金石,达到这样的境界,不是仅靠高官厚禄,而是在于以礼相待。以前周文王巡游于凤凰之墟,袜子带开了,看看左右,没有一个可供使唤的人,就自己将袜带系上。难道周文王的朝代全是有贤德的人,而今圣明的时代就偏偏缺少君子吗?只是君臣间知遇或不知遇、待之有礼或无礼罢了!……《礼记》上记载,鲁穆公询问子思说:‘被斥退的臣子为他原来的君主服丧服,符合古制吗?’子思说:‘古代有德的君主,用人的时候以礼相待,斥退人的时候也是以礼相待,所以有被斥退的臣子为旧君服丧的礼制。现在的君主,用人的时候就好像要把人抱在膝盖上,斥退人的时候就好像把人推入深渊。所以,被斥退的臣子不当戎首率兵来讨伐就不错了,哪里还有为旧君主服丧的礼节呢?’……孟子说:‘君主看待臣子如同手足,臣子就把君主视为腹心;君主看待臣子如同犬马,臣子就把君主视同路人;君主看待臣子如同粪土,臣子就把君主视为仇敌。’虽然臣子侍奉君主不能有二心,至于在决定去留的原则上,应当根据君主对自己恩德的厚薄来定。那么做君主的,怎么可以对待臣下无礼呢?”

赏析与点评

“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这是古书中所寄寓的君民典范。心与体,是表与里的关系。换句话说,古人认为最理想的君民关系是:百姓把君主视为自己的心目,将之常存于心中,而君主则视国民为自己的身体,是不可分割的部分。此段寄寓着民君相互依存,不可或缺。在某程度上,亦是“民本思想”的反映。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司空房玄龄曰:『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情伪:真情与虚伪,这里为人情世故之意。,理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太宗曰:『公意推过于主,朕则归咎于臣。夫功臣子弟多无才行,借父祖资荫资荫:因先代的功勋而授官封爵的称为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颠而不扶,岂能无乱?隋炀帝录宇文述在藩之功宇文述:字伯通,隋朝代郡武川(今内蒙古自治区)人。本姓破野头氏,投属鲜卑,后从其主姓宇文氏。入隋朝,因平陈有功,升任安州总管。后协助杨广谋太子之位。炀帝即位后,任宇文述为左卫大将军,封许国公,权倾朝野。,擢化及于高位化及:宇文化及,即宇文述之子,宇文述临终前曾请炀帝照顾他的儿子。炀帝遂于述死后任化及为右屯卫将军。大业十四年(六一八)宇文化及与司马德勘于江都发动兵变,缢杀炀帝,立秦王杨浩为帝,自称大丞相。后又杀杨浩,自立为帝,国号许,年号天寿。次年为窦建德所擒杀。,不思报效,翻行弒逆,此岂非臣下之过欤?朕发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戒勖(xù):警戒勉励。,使无愆犯,即国家之庆也。』太宗又曰:『化及与玄感玄感:杨玄感,隋朝重臣杨素的儿子。袭父爵封楚国公。官至礼部尚书。大业九年(六一三),乘炀帝长驻江都,于关中起兵叛隋,后为隋军所杀。,即隋大臣受恩深者子孙,皆反,其故何也?』岑文本对曰:『君子乃能怀德荷恩,玄感、化及之徒,并小人也。古人所以贵君子而贱小人。』太宗曰:『然。』

译文

贞观十七年,太宗对侍臣说:“自古以来,开创基业的君主,传位到子孙时,多发生祸乱,这是什么原因?”司空房玄龄说:“这是因为幼主生长于深宫之中,从小就享受荣华富贵,不了解人世间人情真伪,不懂得治理国家的安危,所以执政后多发生祸乱。”太宗说:“你的意见是把过错推给国君。我的意见是要归过于臣子。功臣的子弟多数没有才能德行,他们靠祖父、父亲功勋的荫庇当上大官,不培养道德礼义,奢侈放纵是其所好。国君既已幼弱,臣子又缺乏才能,国家倾危而不扶助,怎么能不发生祸乱呢?隋炀帝记下宇文述在他未任储君时辅佐他的功劳,提拔宇文化及任将军,宇文化及不思量报效,相反去做叛逆弒君的事,这不是臣子的罪过吗?我说这些话,是希望你们警戒勉励自己的子弟,使他们不要违背教导而犯罪,就是国家的庆幸了。”太宗又说:“宇文化及与杨玄感是受国恩最深的大臣的子弟,后来都反隋。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岑文本回答说:“君子才能感恩戴德,杨玄感、宇文化及这样的人都是小人,这便是古人尊重君子而鄙视小人的缘故。”太宗说:“对。”

赏析与点评

“未尝认人间情伪,理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年轻君主生于深宫之中,含着金锁匙出生,脱离民情,未曾经历民生疾苦,无实际生活体验,自然不知民之所需,不知民之所急,实难以掌握治国治民之道。他们执政掌权后,自然容易发生祸乱。正如,今天人们经常要求执政者必须跑到民间,体察民情,切忌在办公室内治国理政,道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