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
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激刺。厌世观的哲学思想随着我这三年研究哲学的程度而增高。然而这“厌世观”已经和我以前的“避世观”不相同。渐渐的心灵现象起了变化。因研究国故感受兴趣，而有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而有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这虽是大言不惭的空愿，然而却足以说明我当时孤独生活中的“二元的人生观”。一部分的生活经营我“世间的”责任，为自立生计的预备；一部分的生活努力于“出世间”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我的进俄文专修馆，而同时为哲学研究不辍，一天工作十一小时以上的刻苦生涯，就是这种人生观的表现。当时一切社会生活都在我心灵之外。学俄文是为吃饭的，然而当时吃的饭是我堂阿哥的，不是我的。这寄生生涯，已经时时重新触动我社会问题的疑问——“人与人之关系的疑问”。
菩萨行的人生观，无常的社会观渐渐指导我一光明的路。五四运动陡然爆发，我于是卷入旋涡。孤寂的生活打破了。最初北京社会服务会的同志：我叔叔瞿菊农，温州郑振铎，上海耿济之，湖州张昭德（后两位是我俄文馆的同学），都和我一样，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我们处于社会生活之中，还只知道社会中了无名毒症，不知道怎么样医治，——学生运动的意义是如此，——单由自己的体验，那不安的感觉再也藏不住了。有“变”的要求，就突然爆发，暂且先与社会以一震惊的激刺，——克鲁扑德金说：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同时经八九年中国社会现象的反动，《新青年》《新潮》所表现的思潮变动，趁着学生运动中社会心理的倾向，起翻天的巨浪，摇荡全中国。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况且家族农业经济破产，旧社会组织失了他的根据地，于是社会问题更复杂了。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
我和菊农，振铎，济之等同志组织《新社会》旬刊。于是我的思想第一次与社会生活接触。而且学生运动中所受的一番社会的教训，使我更明白“社会”的意义。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沬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其时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都是如此。我以研究哲学的积习，根本疑及当时社会思想的“思想方法”。所以我曾说：“现在大家，你说我主张过激，我说你太不彻底，都是枉然的……究竟每一件东西，既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就得认个清楚；主观客观的混淆，使你一百年也不能解决一个小小的问题……”虽然如此，我们中当时固然没有真正的“社会党”，然而中国政府，旧派的垂死的死神，见着“外国的货色”——“社会”两个字，就吓得头晕眼花，一概认为“过激派”，“布尔塞维克”，“洪水猛兽”——于是我们的《新社会》就被警察厅封闭了。这也是一种奇异现象，社会思想的变态：一方面走得极前，一方面落得极后。
此后北京青年思想，渐渐的转移，趋重于哲学方面，人生观方面。也像俄国新思想运动中的烦闷时代似的，“烦闷究竟是什么？不知道。”于是我们组织一月刊《人道》（Humanité）。《人道》和《新社会》的倾向已经不大相同。——要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振铎的倾向最明暸，我的辩论也就不足为重；唯物史观的意义反正当时大家都不懂得。《人道》的产生不久，我就离中国，入饿乡，秉着刻苦的人生观，求满足我“内的要求”去了。
……
“思想不能尽是这样紊乱下去的。我们对社会虽无责任可负，对我们自己心灵的要求，是负绝对的责任的。唯实的理论在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安排了几千万年的基础。——用不着我和你们辩论。我们各自照着自己能力的限度，适应自己心灵的要求，破弃一切去着手进行……清管异之称伯夷叔齐的首阳山为饿乡，——他们实际心理上的要求之实力，胜过他爱吃‘周粟’的经济欲望。——我现在有了我的饿乡了，——苏维埃俄国。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他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我暂且不问手段如何，——不能当《晨报》新闻记者而用新闻记者的名义去，虽没有能力，还要勉强；不可当《晨报》新闻记者，而竟承受新闻记者的责任，虽在不能确定的思潮中（《晨报》），而想挽定思潮，也算冒昧极了，——而认定‘思想之无私有’，我已经决定走的了……现在一切都已预备妥帖，明天就动身……诸位同志各自勉励努力前进呵！”这是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五日晚十一二点钟的时候，我刚从北京饭店优林（Urin，远东共和国代表）处签了护照回来，和当日送我的几位同志——耿济之，瞿菊农，郑振铎，郭绍虞，郭梦良，郭叔奇——说的话。
十月十六日一早到北京东车站，我纯哥及几位亲戚兄弟送我，还有几位同志，都来和我作最后的诀别。天气很好，清风朗日，映着我不可思议的情感，触目都成异象……握手言别，亲友送我，各人对我的感想怎样，我不知道；我对于各人自有一种奇感……“我三妹，他新嫁到北京，处一奇异危险的环境，将来怎么样？我最亲密最新的知己，郭叔奇，还陷在俄文馆的思想监狱里？——我去后他们不更孤寂了么……”断断续续的思潮，转展不已。一声汽笛，忽然吹断了我和中国社会的万种“尘缘”。从此远别了！
天津重过。又到我二表姊处去告别。张昭德及江苏第五中学同学吴炳文，张太来三位同志都在天津，晚间抵足长谈，作我中国社会生活最后的回忆。天津的“欧化的都市文明”：电车汽车的吵闹声，旅馆里酒馆里新官僚挥拳麻雀声，时时引入我们的谈资，留我对于中国社会生活最后的印象……
十八日早，接到振铎，菊农，济之送别的信和诗：
追寄秋白宗武颂华
民国九年十月十六日同至京奉车站送秋白，颂华，宗武赴俄，归时饮于茶楼，怅然有感，书此追寄三兄。
济之，振铎。
汽笛一声声催着，
车轮慢慢的转着。
你们走了——
走向红光里去了！
新世界的生活，
我们羡慕你们受着。
但是……
笛声把我们的心吹碎了，
我们的心随着车轮转了！
松柏依旧青着，
秋花依旧笑着，
燕都景色，几时再得重游？
冰雪之区——经过，
“自由”之国——到了。
别离——几时？
相隔——万里！
鱼雁呀！
你们能把我们心事带着去么？
汽笛一声声催着，
车轮慢慢的转着。
笛声把我们的心吹碎了，
我们的心随着车轮转了！
九，十，十六，晚十时。
追寄颂华宗武二兄暨秋白侄
菊农
回头一望：悲惨惨的生活，乌沉沉的社会，
——你们却走了！
走了也好，走了也好。
只是盼望你们多回几次头，
看看在这黑甜乡酣睡的同人，究竟怎样。
要做蜜蜂儿，采花酿蜜。
不要做邮差，只来回送两封信儿。
太戈尔道：“变易是生活的本质。”
柏格森说，宇宙万物都是创造，——时时刻刻的创造。
你们回来的时候，
希望你们改变，创造。
我们虽和你们小别，
只是我信：
我们仍然在宇宙的大调和，
普遍的精神生活中，
和谐——合一……
我没有什么牵挂，
不知，你们有牵挂也不？
我因覆信，并附以诗，引我许多自然和乐的感想。——他日归来相见，这也是一种纪念。信和诗如下：
“Humanité”鉴：
我们今天晚车赴奉，从此越走越远了。越走越远，面前黑魆魆地里透出一线光明来欢迎我们，我们配受欢迎吗？诸位想想看！我们却只是决心要随“自然”前进。——不创造自创造！不和一自和一！
你们送我们的诗已经接到了，谢谢……
菊农叔呀！“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我们此行的意义，就在这几个问题号里。
流血的惨剧，歌舞的盛会，我们都将含笑雍容的去参预。你们以为如何……附诗。
秋白。一九二〇，十，十八。
去国答《人道》
秋白
来去无牵挂，
来去无牵挂……
说什么创造，交易？
只不过做邮差。
辛辛苦苦，苦苦辛辛，
几回频转轴轳车。
驱策我，有“宇宙的意志”。
欢迎我，有“自然的和谐”。
若说是——
采花酿蜜：
蜂蜜成时百花谢，
再回头，灿烂云华。
天津倚装作。
当日覆信寄出之后，晚上就别了炳文，太来，昭德，上京奉车。同行的有俞颂华，李宗武。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往俄国去的路通不通。“中华民国”驻莫斯科总领事陈广平，同着副领事刘雯，随习领事郑炎，恰巧也是这时候“启节”，我们因和他们结伴同行。预备先到哈尔滨再看光景。
其时通俄国的道路：一条是恰克图，一条是满洲里。走恰克图须乘张库汽车。直皖战争后，小徐办的汽车已经分赃分掉了。其余商办的也没有开。至于满洲里方面，谢美诺夫与远东革命军正在酣战，我们却不知道，优林的秘书曾告诉我，如其能和总领事同行，专车可以由哈直达赤塔。我们信了他的话，因和领事结伴同走。
当天在天津上车，已是晚上十一二点钟光景。我同宗武和颂华说：“现在离中国了，明天到满洲，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到‘赤都’（莫斯科）呢……我们从今须暂别中国社会，暂离中国思想界了。今天我覆菊农的诗，你们看见没有？却可留着为今年今月今日中国思想界一部分的陈迹……”车开了，人亦慢慢的睡静了。瞿秋白渐渐的离中国——出山海关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