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祥
十月二十日清晨五时四十五分，在中央人民电台的广播新闻中，突然听到图一〇四号飞机失事的消息，遭难者的名单中，首先指数到吾友郑振铎。我真像触了电一样，鬓发都根根直立，全身震荡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和他同时遭难的都是进步人类的优秀分子和和平战士，这样的大损失，实是世界的大不幸，岂止对振铎一人的哀悼而已哉！但我和振铎是缔交四十年以上的老友，对他身世为人的了解，比较的更为深切些，因此，不自觉地把我的悲绪全都倾注在他的身上了。
我和振铎相处，首尾达四十多年。前三十年都在上海，经常聚首，尤其在商务印书馆同事的十年中，更是朝夕相见，无话不谈。近十年来，都在北京，却因他担当的职务多，工作忙，而且时常出国公干，彼此相聚的机会便大大减少，竟有好几个月不见面的。可是他在出国期间，当旅途清寂的时候，往往怀念故人的书札寄来，畅谈所见。我接到这些信时，他又早就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了。所以无从复信，也就从来没有回寄过信。现在回想前尘，悲梗多忘，只有一些琐屑的事情还可以捉住一些印象的，趁没有完全忘掉，把它片段地写出来，聊抒我悲。
一九二五年五月，为上海日本纱厂工人顾正红的被害事件酿成了英租界南京路的“五卅”大惨案。上海各大报都只在并不重要的地位刊载了类似地方新闻的小消息。振铎愤怒极了，便约集了几个朋友，及时办了个《公理日报》，严厉抗议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发行地点就在闸北宝兴里他的家里。我也参加做发报工作。因为销路好，望平街一带的报贩有一部分都涌到宝兴里来。每天清晨，门口都挤满了取报的人，喧嚷成一片。有一天竟把窗户的玻璃都挤破，我几乎挤倒。而外面的谣言又多，颇有遭到意外的危险。但振铎却意气如常，仍多方鼓励大家坚持下去，直到后来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停刊而后止。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振铎在商务印书馆是呆不下去了，由于他的岳丈高梦旦先生的督促和我们几个朋友的怂恿，劝他出国游学，——其实是暂避那时当局的凶锋，——于是他终于搭了邮船“阿托斯”号离沪，前往欧洲。我和几个朋友都为手头有事，未能及早走送，等到我们雇车赶到码头，船已拔碇，船头已斜向江心。遥见他站在甲板上挥手致意，既不能握手一谈，只得呆立许久，看这船在黄浦中向东驶去，渐渐地消失目标，然后怅怅而返。
一九三七年，日寇发动全面侵略，上海不久就被占领了。那时振铎在暨南大学教书，很受日寇的注意。他家在上海，不能远行，只得在旧法租界的福开森路、汶林路租赁了一间屋子，离开家庭，独自住到那边去。但日伪为要加强控制，查户口是十分严厉的，必须要有个稳定的职业才得住下去。他就化名郭源新，在一家文具商店弄到了一个职员凭证，方才蒙混一时。这样的日子是不好过的，所以他老是担心着总有一天会出乱子。他预先写好了一通厚厚的信，密封着交给我，敦托我替他保存，如果一旦有事，就拆看料理。我当时默契是遗嘱，怀着极难过的心情代他严藏着。这一密封，直到一九五〇年我搬家来北京后才当面交还了他。其中究竟写些什么话，至今是个谜。
日寇投降后，他虽安然回到家里，可是没有地方再请他教书了。他只得埋头写作，把日常的生活都取给予稿费。人家看他一部部的大书陆续印出来，都说他是个“多产的作家”，其实那里想得到他的真实处境是这样的呢！后来在一九四八年底他终于离开了上海，由香港转到北京，才真正踏上了光明的康庄大道。
近年他时常出国，每在旅途的寂寞中倒常有信寄我。但都只是略谈行程和关心我的健康，没有什么特别可记的。惟有去年他在捷克讲学和回到莫斯科时候连来的两封信却颇道出了他的真实生活和关心朋友的热忱，应有一记的必要。更因为这两信是我最后接到的他的手迹。
十月二十九日我接到他二十四日在布拉格发的信。他说：“现在我坐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一家旅馆里，窗外就是一个山冈，薄雾笼罩着一切，看起来很像米家山。除了不知名的小鸟在叫着之外，别的声音一点也没有。很幽静，但也很寂寞。我是一个人独自住在这家旅馆里。每天要花不少时间来准备讲演的稿子，无人打扰是很好的。此刻，讲稿提纲已经写好了，可以有些时间来写信。我身体还算好，周游列国，并不见得累。当时应酬多，忙得喘不过气来，但休息了一夜，也就恢复疲劳了……故不会感到太紧张……除了‘独学无侣’之外，倒也生活得很愉快。很想写些文章，但实在没有时间写。像我讲的《中国小说》，本来想写下来再讲，结果却只写了‘提纲’，没法动笔写‘本文’。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把《中国小说八讲》写出来呢……”在这一信里，可以看出他的精力还是那样弥满。为了写稿不能及时完成而焦躁，依然是三十年前的豪迈之态。如今突遭惨变，我想这一部大讲稿恐怕终于是他的莫大遗憾了。
第二封信是他在十一月七日在莫斯科住所的灯下写的，十五日我就接到了。他首先用歆动的笔调，描述他参加十月革命典礼的盛况。接着告诉我：“中国小说已讲了三次，十六日可以讲毕，当夜即赴列宁格勒。月底一定可以回京。”那时浦江清兄因病逝世的消息他在国外也知道了，信的末了特为郑而重之地说：“浦江清兄病逝，甚为悲痛！搞古典文学的学者又弱一个了！能不及时努力工作吗！”他的笃念老友，和随时为同道打气的精神，在这短短的几句话里，不都很亲切地表现出来了么！
现在距离收到这两信的日子仅仅不过一年，真是纸墨如新，言犹在耳，不料他在这一回的出国途中，竟于顷刻之间，身化轻烟！古人悼念亡友，每说“黄垆”“腹痛”等话语，为的是不忍重过旧游之地，免得触境生悲。而今振铎惨死天空，招魂无地，使我仰视彼苍，便等黄垆，那么腹痛之感又怎么能够遽然挥遣呢！写到这里，我实在没有勇气再往下思索了。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原载1958年11月《文学研究》第3期增辑）
编者按：郑振铎解放前夕离上海由香港转北平，时在一九四九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