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
和郑副部长认识大概有四十年了。从开始，我们就在新文学运动的合作中建立了友谊；其后，又在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中巩固和加强了友谊。
振铎同志有一个极大的优点，就是大刀阔斧干起来再说的作风。这在三十年前萎靡不振的环境中确有开风气的作用。有一些刊物和丛书，他都是这种揽到手办起来的。准备不足、虎头蛇尾的毛病，自所难免；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在那时候，只要这些有进步意义的事情能够办起来，就有一定的作用。例如，“五卅”运动时，以在商务印书馆供职的文学研究会同人为基础，自己捐钱、卖力气，办起来的一种小刊物（宣传反英、日帝国主义，支持群众运动的旬刊），如果没有振铎的热心奔走和办起来再说的作法就不会那样快地出版，这是他的优点之一。
振铎同志也有迟疑不决的时候，那是当他对于某一形势、某一问题还不了解或看不明白的时候。抗战前两三年，上海文坛上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他有过这样的表现。但是，只要开诚布公告诉他：这是党中央的决定，何以要这样决定，这样决定对国家民族又有什么好处，他就会欣然乐从，鼓起精神，来干委托他干的工作。这在当时是要有点牺牲精神的，因为，万一不济，小则坐牢，大则会丢了性命。虽然他对于那时的形势、党的政策，未必全部彻底明了，可是他还是起劲地干了，因为他信任党。
他本来是铁路学校的学生，搞文学是由于爱好，完全是业余的；后来他搞古典文学、考古学，都是自己摸索钻研的。因此，他不但走了弯路，也受了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的严重影响。说起来，不怕现在二十多岁的可爱可畏的年青人见笑，三十多年前的我们，看到泰纳的学说，就惊为新奇，千方百计要找马列主义的书籍而不可得，——不但没有中文译本，也找不到英文译本，我们几个人都曾为此而挤时间自学俄文和德文；但由于生计所迫，时间即金钱，我们仅有的时间非写作不能养活自己和家庭，因此，自修俄文也罢，德文也罢，都是不能持久；至今依然没有学成，依然只能看英文。在这些点上，——学习的方便与机会之多，学习时有领导等等，我是十分羡慕现在的青年人的。因而我常说：你们（现在的年青人）命定地必须比上一辈高明，如果不高明，那你们就对不起党，不配做这个伟大时代的年青人！
这样说，并不是替振铎辩护，或者为自己解嘲。我只是说明了一个事实，来鼓励今天的年青人，也告诫他们，不要小有成就而自高自大。因为他们至少应当认识到：如果不是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他们那来这样学习的好环境，那里能够得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关心和无微不至的帮助？因此，他们如果有成就，是由于党的领导，党的帮助（从前我们遇到疑难的学术问题，就很难找到解答之人），不是他们个人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也还有个人的作用在内，那就是一个人自己起码应有的虚心，刻苦，学习以及服从领导的决心和毅力！同时，我也打算策励中年或老年的我们这一辈人：受过资产阶级思想或资产阶级治学方法的影响或严重影响，不算什么不光彩，倒是在今天还不肯承认有这样缺点而深闭固拒，不肯挖根，不肯思想改造，这才是最大的不光彩！
振铎在这方面，是很坦白的；他本来准备就自己的旧作（那大都是二十年前的作品）来个深刻的检讨，然而出国的任务使他把这件事稽延了；谁又料到“天夺其年”（请容许我用这句非马列主义的滥调），使他终于不能补过；我想他在九泉之下（再请容许我用这句迷信式的滥调），是不会瞑目的！
（原载1958年11月1日《新文化报》）
编者按：“五卅”时郑振铎等人创办的“宣传反英、日帝国主义，支持群众运动”的是《公理日报》，而不是“旬刊”。（作者可能在记忆中将郑振铎在“五四”时创办的《新社会》旬刊与《公理日报》相混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