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序

以前我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直想写这本书。多年来，我在生活中跌跌绊绊，进屋时撞在门上，不会开水龙头，使用日常简单物品时笨手笨脚。“都怪我太笨了，”我常会自怨自艾地说，“都是因为我对机械一窍不通。”但当我研究心理学，观察其他人的举止时，我开始意识到还有很多人和我同病相怜。我的遭遇时常在别人身上重现，而且我们都有埋怨自己的习惯，难道世上所有人的动手能力都很差吗？

我逐渐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在研究人为失误和工业事故的过程中，我发现人们并不总是笨手笨脚，并非总是出错，他们只是在操作那些构思和设计都很糟糕的产品时，才会出现错误。尽管如此，我们仍旧把一切错误归咎在人的身上。一架商用客机坠毁了，媒体报道会说：“是飞行员的错。”前苏联某家核电站发生了严重事故，报纸上会说：“这是由人为因素造成的。”两艘轮船相撞了，“人的失误”又成为官方口径。但若仔细分析这类事故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美国三英里岛核电站发生的那场灾难性事故是由于操作人员在处理问题时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但这是人为失误吗？“操作人员对问题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这句话本身就说明在此之前就有问题存在——实际上是一系列的机械故障。那为什么不把机械故障确定为事故的真正原因，而操作人员又为什么不能正确判断机械故障的原因呢？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仪表不能正常运转，核电站工作人员采取了在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合理的、正确的那些措施。减压阀关不上，尽管操作人员按下了该按的那个键，而且显示阀门已关闭的那个灯也亮了，那么为什么要指责操作人员，说他没有检查另外两台仪器就确定指示灯出了毛病？操作人员确实检查了其中一台，没有检查的那台仪器被放在控制台的后面。难道说这是人为失误？在我看来，事故是由机械故障加上设计上的严重弊端造成的。

还有，为什么我不知道如何使用那些简单的日常物品？我会使用复杂的物品，能够娴熟地操作计算机、电子器械和相当复杂的实验室设备，为什么却在开门、开灯、开水龙头时总遇到麻烦？我知道如何使用造价数百万美元的计算机设备，但却不会用自己家里的电冰箱，原因何在？我们不断抱怨自己，却未发现设计上的毛病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数以百万计的人都认为自己的动手能力差，现在他们应当改变这种看法了。

我写这本书，正是基于这种目的。我在使用日常物品时屡次受挫，加上我在实验心理学和认知科学方面应用知识的积累，我决定写这样一本书。《设计心理学》是经验和知识的结晶，是本有价值的书，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写完此书，我颇感宽慰。

一半是辩论性内容，一半是科学知识；既严肃，又有趣——这就是本书的特色。

学术支持

我在离开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到英国剑桥度假期间，构思并撰写了本书的部分初稿。当时我在位于剑桥的应用心理学部（APU）搞研究，APU是英国医学研究会的一个实验室。

A P U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在此谨向他们致以特别的谢意。他们在应用心理学和理论心理学方面颇有造诣，在说明书、警示信号和计算机系统的设计方面，都是世界著名的专家，但是他们的工作环境中却到处是蹩脚的设计——难以打开的门（或是在开门时容易撞着手），无法看清、也无法看懂的标志，令人迷惑不解的炉灶台，以及就连最初的安装人员也弄不清楚的电灯开关。这是说明设计出现问题的最突出的例子，因为这些用户可谓知识渊博之士。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和我自己的实验室里也能发现不少设计拙劣的物品，我将在稍后的章节中有所提及。

“绝大多数的日常知识储存于外部世界，而非人的头脑中”，这是本书的一个主要论点。这个论点虽然有趣，但却让认知心理学家难以接受。“知识储存于外部世界”意味着什么？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是，知识来自对现象的解释，只可能储存于头脑之中，储存于外部世界的可能是信息，但绝不可能是知识。然而，在知识和信息之间其实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如果我们在用词方面马虎一些，或许能更好地理解本书中的这一论点。物品的位置、书面说明、他人拥有的信息、社会现象，以及在某种文化内部或是以该文化为媒体传播的信息都是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当然有大量的信息储存于外部世界里，而不是人的头脑中。多年来，通过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认知社会科学小组成员的交往和辩论，我加深了对上述观点的理解。这个小组的成员来自心理学系、人类学系和社会学系，组织者是迈克·科尔。小组成员每周聚会一次，主要成员有：罗伊·德安得雷德、阿伦·希科瑞、迈克·科尔、巴德·米翰、乔治·曼德勒、琼·曼德勒、戴夫·鲁迈哈特和我。鉴于这个小组成员组成的特殊之处（尽管是典型的学术交流），他们或许不希望承认与本书中的观点有任何关系。

后来，我在英国医学研究会的应用心理学部遇到了另一位美国访问学者——来自杜克大学的戴维·鲁宾教授。他当时正在分析史诗回忆——吟游诗人惊人的记忆力。鲁宾告诉我说，那些史诗并不都储存在记忆里，大部分的信息是从外部世界中调出来，至少是从故事的结构、诗歌的韵律和人类的生活方式等规律之中得到提示。

我最初的研究项目是分析人们在使用计算机时遇到的困难以及解决这些困难的方法，但是我越观察计算机（还有飞机系统和核电站），越是意识到这些设备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们在设计上的问题同样存在于简单的日用物品之中。这些日用物品更加普及，若出现问题，更让人头痛。不知道如何使用简单的物品会让人有内疚感，然而，这不是用户的错，而是这些物品的设计者和制造商的错。

我的这些想法以及使用设计糟糕的日用物品时遇到的问题，再加上正好休假有空闲时间，所有这些汇总在一起，促使我提笔著书。A P U邀请我作一次有关我个人研究项目的讲座，使我得以把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后来，在罗杰·希安克的巴黎生日舞会上，我发现了艺术家卡洛曼的作品，便决定写这本书。

研究资金

我先后在三个地方写这本书。最初动笔时，正值度假期间。前半年是在英国剑桥的A P U度过的，后半年我来到了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公司（MCC）。MCC是美国的一家联合研究机构，致力于开发未来的计算机系统。我在那儿的正式身份是“访问学者”，但实际上我可以自由行动，参与众多的研究项目，尤其是“用户界面”领域的项目。冬季的英国寒风刺骨，而夏季的得克萨斯州酷热难熬，但这两个地方都为我提供了写这本书所需要的友善环境和热情资助。后来，我回到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对书稿又进行了几次修改。我在课堂上教授书稿中的内容，并向同事征求意见。我的学生和同事针对本书所作的评论都非常有价值，原稿的结构也在此基础上作了大的变动。

我的部分研究资金来自于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的人事和培训研究项目以及美国系统开发基金会。

人

《设计心理学》的初稿和定稿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我的许多同事花时间仔细阅读了书稿，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在此，我要感谢Basic Books的朱迪·格雷思曼，英国APU的阿兰·巴德雷、费尔·巴纳德、托马斯·格林、菲尔·约翰逊-莱尔德、托尼·马塞尔、凯洛琳·帕特森、洛伊·帕特森、蒂姆·沙利斯和理查德·杨，MCC的彼得·库克、乔纳森·格鲁丁和戴夫·伍洛布勒斯基以及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心理学系135班和205班的学生（我教授的课程为“认知工程学”）。

设计行业的同事也为本书提出了非常有用的建议。在此也向如下人士表示感谢：迈克·金、米哈伊·纳迪恩、丹·罗森伯格、比尔·维普兰克、菲尔·阿格雷、舍曼·德福雷斯特和杰夫·拉斯金。

我在写书中的乐趣之一就是带着照相机到世界各地收集所需要的插图，艾琳·康韦和迈克·诺曼帮助我整理了这些图表和照片。朱莉·诺曼对本书进行了校对、编辑和评论，并且不断地鼓励我。埃里克·诺曼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建议和支持。

最后，我要感谢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认知科学研究所的同事们的协助，尤其要感谢比尔·盖弗、迈克·莫泽和戴夫·欧文，他们为本书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我还要感谢那些在我写书的这几年中，以及在此之前的研究工作中，给予我各种帮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