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伯林顿塞维尔街7号住着一位费雷亚斯·福格先生，他是伦敦改良俱乐部最引人瞩目也最特别的成员之一，尽管其本人似乎刻意保持低调。
1814年谢里登[1]就是在这栋房子里去世的，如今费雷亚斯·福格接替了那位让英国人引以为荣的伟大演说家，成了这座宅子的主人。这是一个神秘人物，人们对他的底细一无所知，只知道他风度翩翩，是英国上流社会最英俊的绅士之一。
据说他看起来有点像拜伦——当然指的是脑袋，因为他的脚没有任何毛病[2]——但这是一个长着小胡子和颊髯的拜伦，一个镇定自若的拜伦，好像活到一千岁也不会老。
福格当然是英国人，但也许不是“老伦敦”。因为从来没有人在证券交易所或银行里见到过他，他也没有在城里的任何商行中出现过；伦敦的船坞和码头从来不曾停泊过船东为费雷亚斯·福格的船只；这位绅士没有在任何行政机构任职；无论是在律师会还是在律师学院的内院、中院、林肯院或格雷院[3]，都没有人听说过他的名字；他也没有在大法官法院、王座法院、财政审计法院和教会法院打过官司；他既不办厂也不经商，不做买卖也不务农；没有参加大不列颠皇家学会，也没有参加伦敦学会、手工艺人学会、罗素[4]学会、西方文学学会和法学会，不属于由女王陛下直接领导的艺术与科学联合学会。
总之，他不属于英国首都遍地都是的众多协会中的任何一个，包括口琴协会和主要为消灭害虫而成立的昆虫协会。
福格只是改良俱乐部的一个成员，仅此而已。
有人会感到奇怪，问，一个如此神秘的绅士，是怎么加入这个尊贵的组织的？回答是，是巴林兄弟推荐他入会的，他在巴林先生的银行里开有户头[5]。由于他的账户上总是有钱，支票见索即付，所以很有信用。
这个福格是否很有钱？那是当然的。可他是怎么发财的，连消息最灵通的人士也说不上来，只有问福格先生本人才知道。
总之，他从不挥霍，但也绝不吝啬，因为只要有什么崇高的、公益性的或者是慈善事业缺钱，他总是悄悄地甚至匿名地慷慨解囊。
没有人比这位绅士更不爱交际了，他能不说话就不说话，所以因沉默而显得更加神秘。不过，他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每天都一丝不苟地做同样的事情，这就让那些好奇心得不到满足的人难免胡乱猜想。
他外出旅行吗？可能，论起世界地理，谁都没有他那么熟悉，再偏僻的地方他也知道得一清二楚。有时，俱乐部就几个失踪或迷路的旅行者的事半天也说不清楚，可他几句话，简洁明了，就澄清了事实真相。他能一针见血，说的话往往准得很，事情的结果最后也经常证明他是对的。这个人一定是行遍天下——至少是在想象中。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福格已经很多年没有离开伦敦了。那些有幸比别人对他更熟悉一点的人信誓旦旦地说——除了每天径直从家里去俱乐部——谁也不能说在别的地方看到过他。他唯一的消遣是看报纸和玩惠斯特牌[6]，这种安静的游戏很适合他的性格。他常常赢，但赢来的钱从来不放进口袋，而大多都用来做慈善。而且，必须指出，福格先生显然是为了消遣而打牌，不是为了赚钱。游戏对他来说也是一场斗争，与困难较量，而这种斗争不需要动得太厉害，不必来回颠簸，也不会太累，所以很对他的脾气。
福格没有妻子和孩子——这对一些太老实的人来说是时有发生的；也没有亲戚朋友——这就比较罕见了。费雷亚斯·福格独自居住在塞维尔街的那个寓所里，谁也没有进去过。里面的情况，从来没有人提起过。一个仆人伺候他就够了。
他非常准时地在俱乐部用午餐和晚餐，总坐在同一个餐厅的同一张桌前；他从来不款待会友，也不请陌生人吃饭，他每天准时离开俱乐部，午夜12点到家睡觉。他从来不用改良俱乐部为会员提供的舒适房间。每天24个小时，他有10个小时在家，不是睡觉，就是梳洗。
他要是散步，也总是一成不变地迈着相同的步伐，在铺着雕花地板的前厅散步，或在回廊里走来走去。回廊好像由20根爱奥尼亚式红斑岩圆柱支撑，上方有蓝玻璃圆顶。
晚餐和午餐由俱乐部的厨房、食品储藏室、配膳室、水产和奶品组为他提供美味的食品。俱乐部里的侍者穿着黑色的礼服和厚羊毛底鞋子，不苟言笑，端着特制的瓷器餐具，下面垫着萨克森产的精美餐巾。为他盛雪利酒、波尔图葡萄酒和混合着桂皮、香蕨和肉桂的浅红葡萄酒的，是俱乐部特别定制的绝版水晶酒杯。而给他的饮品保持清凉、以保证最佳口感的，是俱乐部里的冰块——那是从美洲的湖泊高价运来的。
如果说按这种方式生活的一定是个怪人，那就得承认，怪也有怪的好处！
塞维尔街的那栋房子算不上豪华，但很舒服。而且，由于房客的习惯一成不变，伺候起来也比较简单。不过，福格要求他唯一的仆人严格按程序做事，要准确准时。就在10月2日那天，福格辞退了詹姆斯·福斯特，那个仆人本应给他端来华氏86度的剃须水，却端来了84度的。这个倒霉鬼现在正在等待接替者呢！新来的仆人应该在11点至11点半之间到。
福格端坐在自己的扶手椅上，双脚并拢，就像在接受检阅一样，他双手放在膝盖上，身体挺得笔直，仰着头，看着挂钟的指针慢慢移动——那个挂钟复杂极了，不但能显示时、分、秒，还能显示年份、月份以及日期。
11点半的钟声一旦敲响，福格先生就应该按惯例出门去改良俱乐部了。
就在这时，有人敲响了福格所待的那个小客厅的门。
詹姆斯·福斯特，就是那个即将被辞退的仆人出现在门口，通报说：“新仆人到。”
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走了进来，向他鞠了一躬。
“您是法国人？叫约翰？”福格问。
“对不起，先生，我叫‘让’，”新来者回答道，“我叫‘让·路路通’[7]，别人只叫我后面这个绰号，它很好地说明了我解决问题的天赋。先生，我觉得自己是个正直的人。说实话，我从事过许多职业，当过流浪歌手、马戏演员，像莱奥托那样翻过跟头，像布隆丹[8]那样走过钢丝，之后成了体操教练，以充分发挥我的才能。最后，我在巴黎当了消防队的中士，甚至还救过大火，这在我的档案上都有记载。我5年前离开法国，想过居家生活，就来英国当仆人，可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听说福格先生是联合王国最准时、做事最严谨、最深居简出的人，便想来投靠先生，希望能在这里安安静静地生活，直到忘掉‘路路通’这个名字……”
“‘路路通’这个名字我喜欢，”绅士回答说，“你是别人推荐给我的。我详细了解过你的情况。你知道我的要求吗？”
“知道，先生。”
“好。你的表几点了？”
“11点22分。”路路通从衣服的小口袋里面掏出一个大银表。
“你的表慢了。”福格先生说。
“请先生原谅，可这是不可能的啊！”
“你的表慢了4分钟。没关系，知道慢几分钟就可以了。好了，从现在开始，1872年10月2日星期三的上午11点29分起，你就是我的仆人了。”
说完，福格站起身来，左手拿起帽子，动作机械地扣在头上，没有再说一句话就出门而去。
路路通听到临街的大门响了一声：这是他的新主人走出去了；然后又听到大门响了第二次：他的前任詹姆斯·福斯特也走人了。
塞维尔街的那个寓所就只剩下了路路通独自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