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宗教法庭

1198年，赛格尼公爵洛太里奥登上了罗马教皇的宝座，成为了赫赫有名的英诺森三世。

他是最有名的拉特兰宫的主人。他在37岁的时候继位，他还是巴黎大学的优等生，他聪明能干、精力充沛，而且精于权术，是个有野心的家伙。

他先是赶走了驻守在罗马的帝国官兵，随后征服了受帝国军队控制的巴尔干半岛，最后将皇太子也清除出教。可怜的皇太子身陷囹圄，走投无路，不得不放弃了阿尔卑斯山东面的属地。就这样，洛太里奥从德国人手中将意大利拯救出来了。

他还组织了著名的十字军东侵，他并没有将军队开赴圣地，而是转道去了君士坦丁堡，将那里的居民杀戮殆尽，将库藏的金银珠宝洗劫一空。他们犯下了滔天罪行，以致众将士们在征讨希腊时无不心悸，生怕遭到报复。英诺森三世也曾表示出了对这种罪恶行径的悔意，他是个实利主义者，于是便派了一个威尼斯人去君士坦丁堡当主教。这是一招绝妙的棋，于是东正教也落入了罗马教皇的掌控中，而英诺森三世还博得了威尼斯人的爱戴。从此，威尼斯人便将君士坦丁堡看作是自己的殖民地而随意发号施令了。

在思想领域，英诺森三世也是一个手段极为高明的人物。

经过了10个世纪的犹豫，教会终于下定决心，宣称婚姻不仅是男女的简单结合，还是一件神圣的事，必须得到神父代表上帝的祝福才有效。法国的菲利普·奥古斯特和莱昂的阿方索四世曾任凭自己的意愿来治理国家，然而不久就被教会告诫，必须谨慎履行他们的职责。这两位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得不按照罗马教皇的旨意办事了。

就连基督教传入不久的北国寒地，那里的人们也将教会看作是他们未来的领袖。挪威国王哈康四世刚征服了一个小国家，他的帝国涵盖了北欧的大部分地区，然而，就是这位志得意满的国王，在他加冕称帝之前，也不得不将自己的身世向罗马教皇陈述清楚。

一年又一年，教会在欧洲的影响力逐渐根深蒂固，不可动摇了。

保加利亚的国王是个暴君，他不仅喜欢屠杀战俘，时不时还要率兵侵犯拜占廷，吓吓他们的帝王。虽然他对宗教信仰没什么兴趣，可是他还必须到千里之远的罗马，向教皇毕恭毕敬地请求做他的奴仆。

还有英格兰，那里的公爵喜欢搞出各种法律来限制国王的权力，教会便严厉指责他们的忤逆行为。由于他们制定了那份著名的文件《大宪章》，触怒了教皇，因此被驱逐出教。

英诺森三世对于那些善良朴素的纺织工人和目不识丁的放牧者也从不心慈手软，因为他们曾对教会的权威提出过质疑。

然而，总有那么些勇敢的人，他们做了公众不敢做的事。

“异端邪说”这个罪名实在是莫须有。

所谓的异教徒都是些穷苦百姓，他们没有能力宣传号召，至多是将自己的观点写在小本子上，展示给公众看，以博得同情，然而这却成为宗教法庭的鹰犬所认定的把柄。于是那些“异教徒”就遭殃了，他们的敌人为了愚弄世人，硬说他们的文章是在宣扬“新撒旦的反叛”。我们所了解的异端邪说都来自这些文章和审判记录。

然而，我们不可能对事实有确切的了解，在今人的印象中，这些“异教徒”是些阴险之辈，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宁愿生活在肮脏的贫民窟中，也不愿接受教诲仁慈的救济。他们吃的是烂菜叶，喝的是凉白开，他们从不接触女性，他们只会辱骂教会，甚至攻讦世界万物。

由此看来，这些异教徒委实令人厌恶，或许这就是那种自以为是的圣人的本性。

有很多人拥有着不圣洁的热情，却在追求着神的生活，以致他们最后都成疯成魔了，他们那些关于上帝存在的古怪思想将百姓的安宁生活都搅乱了。

他们的勇气和坚持令人赞叹。

可惜他们最终什么都没了，他们坚持自己的信仰和追求，却没有任何成就。

当整个世界步入组织化的趋势时，就连那些不相信组织力量的人也会为有所作为而建立一个“无组织促进会”，其中就包括了那些沉溺于情感的中世纪异教徒。求生的压力促使他们不得不聚集在一起，而强烈的危机意识则使他们用一些神秘玄奥的礼仪来为自己信奉的教义掩饰。

不过，那些虔诚的基督追随者很难从这些区分个中差异。在他们的观念中，异教徒都是千人一面，他们都是肮脏的摩尼教信仰者或者其他邪恶宗教的崇拜者。

在中世纪的欧洲，摩尼教信仰者成为了公认的邪恶势力。

对中世纪的基督教信仰者来说，他们最讨厌的就是摩尼教信仰者了，只是他们没抓到什么把柄，只能根据谣传来诋毁摩尼教信仰者了。这个法子常被运用于私刑中，比法庭的审判要高效得多，然而它缺少准确和公平，以致产生了许多冤案。

在这次厄运中，摩尼教信仰者的处境变得每况愈下。

摩尼是波斯人，他被追随者尊为宽容和仁爱的化身。他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他出生于公元前3世纪的一个叫艾克巴塔娜的城镇，他的父亲帕塔克是当地很有名望的大地主。

他少年时代在底格里斯河畔的巴比伦上学，那时的巴比伦正处于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就如今天的纽约一样，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各种族的人们。他们语言混杂、衣冠楚楚、熙熙攘攘、追求实利，因此他们从不信仰神明。不过，在这群来自天南地北的穿梭于美索不达米亚各大商业中心的人中，也夹杂了不少持有各种学说和思想的教派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就是在这样一个大杂烩的成长环境中，摩尼耳濡目染了各种思想和语言，后来他将佛教、犹太教等融合在一起，加入了一些古巴比伦的玄学，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特的哲学。

倘若不对摩尼教信仰者时常将本教教义解释得过于极端这一点进行过多的追究，那么摩尼教的问题就是它复苏了古波斯神话中的好上帝和坏上帝的问题。坏上帝常压迫人类的灵魂，是万恶之神，而好上帝则拯救人类的灵魂，是万福之神。摩尼将《圣经·旧约》中的耶和华与万恶之神联系起来，而将万福之神看作是马太福音中的天父。还有，摩尼将人看作是丑恶的生物，他们有着龌龊的本性，他们必须甘于忍饥挨饿，不断磨炼自己的身心，那么将来才不会被投入地狱，不会被万恶之神烧成灰。他还在饮食上建立了许多禁忌，凡是摩尼教信仰者，都只能食用凉水、干草和死鱼。这条禁令的确令人吃惊，但摩尼教徒们确认为水中的生物不会对人的灵魂纯洁度造成太大的损害。因此，这些人津津有味地吃着生鱼片，竟然没有一个人皱眉，并且他们宁死也不肯吃一点牛羊等陆生动物的肉。

摩尼轻视女性，这源自东方的血统。他不准追随者娶妻结婚，他认为人类都是有罪的，所以提出要逐步灭亡全人类。

摩尼对于犹太教创立的洗礼仪式十分厌恶，因此他规定本教的神职人员在就职时要行按手礼，而不必洗净身子。

在25岁那年，他开始向世人宣传他的思想了。他先是来到了印度和中国，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后他又回到了波斯，将自己的思想和祝福带给了同胞和邻国的人。

然而，波斯的传统教士们因为这种神圣的教义的成功使他们失去了大量的收入而恼羞成怒，于是群起反对摩尼，请求波斯王处死他。摩尼受到了波斯王的保护而幸免被害，然而当老波斯王去世后，继位的新国王对宗教的事不感兴趣，于是便将摩尼交给了教士阶层处置。教士们将摩尼吊死在城墙上，还剥了他的皮挂在城门上，以警告那些崇拜摩尼的异端邪说的人们。

由于教会内部矛盾重重，很快摩尼教也瓦解了。然而摩尼所留下的思想却如夜空中疾驰的流星，瞬间传遍了整个欧亚大陆，并在以后的数百年里对生活在贫民窟的穷苦百姓影响深远。当百姓们拾起摩尼的思想，越细细品味，越发觉它触动了灵魂深处的渴望。

至于摩尼教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传入欧洲的，我们就无法考证了。

也许它是经由小亚细亚、黑河和多瑙河传到了欧洲，而后翻越了阿尔卑斯山，在德国和法国流传开来，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新的追随者们给自己起了个极具东方韵味的名字：凯瑟利，意即生活纯洁的人。然而麻烦却相伴而来，这个名字被指责为“异端邪说”，对于“凯瑟利”的排斥情绪很快蔓延至整个欧洲大陆。

千万不要以为“凯瑟利”是一个教派，因为没人想要建立一个新的教派。虽然摩尼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很多人，但那些人却坚称自己是虔诚的基督教信仰者，以致这种非我族类的异端邪说隐蔽很深，难以被发现。

有些病菌很大，用常见的显微镜就能观察到，因此对普通医生来说，诊断由这种病菌引起的疾病并不难。

虽然上帝保佑我们不受超紫外线的照射，但仍有形迹隐匿的微生物会侵害我们的身体，因为这些微生物想要存活下来。

在基督教看来，最危险的社会瘟疫莫过于摩尼教了。它使教会的官员们感到恐惧，而这种恐惧无法预知，只有当真正的麻烦到来时才会感觉得到。

虽然我的这些言论未经验证，不过就连意志最坚定的基督教徒的身上也曾出现过这种疾病的征兆，这是确凿无疑的。比如说圣·奥古斯丁，这位曾经冲锋陷阵、攻陷他教庙宇的十字军战士，据传他曾表示过对摩尼教的向往。

公元385年，西班牙主教普利西林死于大火中，因为他有崇拜摩尼教的倾向，因此成为了《反对异教法》的第一个刀下鬼。

最后，甚至连基督教会的几位主教，也逐渐被这危险的摩尼教义吸引了。

他们劝诫非基督教信仰者不要盲目崇拜上帝，并在12世纪颁布了那道著名的法令：所有神职人员必须终生不婚。恐怖的摩尼教义不久就在教会的领袖、在那些基督思想的接引者身上也留下了不可消除的痕迹，最受人敬爱的阿西西的弗朗西斯颁布了严格的以摩尼教义为基础的新修道院条令，这使他被誉为“西方释迦牟尼”。

然而当人们逐渐崇尚心甘情愿的贫穷和灵魂谦卑的思想，当皇帝与教皇再次处于剑拔弩张的局势中时；当各国军队在为地中海沿岸的弹丸之地而拼斗厮杀时；当远侵的十字军从侵略地抢掠金银珠宝满载而归时；当主教们带着一群只会阿谀奉承的追随者过着奢华糜烂的生活时；当教士们在大街上策马横冲直撞奔向城外去狩猎时，一场灾祸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而且是很快就发生了。

在法国的一个地方，最早产生对于基督教现状的不满，这不难理解，因为在当时那里仍属未开垦的文明荒野，虽然有着悠久的古罗马文化传统，却始终没能将那里的野蛮风尚驯化。

这个地方叫普罗旺斯，在今天的地图上也能找到。它包括地中海、隆河和阿尔卑斯山地区，其形如三角。腓尼基人的殖民地马赛一直都是普罗旺斯最重要的港口，这里有充沛的雨水和阳光，这里有广阔的良田和沃土，这里更有富足的城镇和乡村。

当中世纪的欧洲人都在恭听主教们所讲的那些很久很久以前的英雄故事时，唯有普罗旺斯的乡间艺人在追求艺术的创新，并发明了一种新的文艺形式，这奠定了现在西方小说的基础。由于普罗旺斯与邻近接壤的西班牙和隔海相望的西西里岛之间的贸易活动频繁，因此那里的人们很快就接触到了最新的文学著作，至于欧洲的其他地区，却很少有这种文学著作。

在11世纪初，这里就出现了复古早期基督教运动的迹象。

然而不管怎么审判，这种运动都不能被定位为叛乱。那里的乡村中，常有人意有所指地说，教士们应该像平民百姓一样朴实无华。他们努力学习拉丁文，以期能够通晓福音书；他们公开反对死刑，呼吁尊重生命；他们宣称炼狱是虚构的存在，要知道在公元6世纪，炼狱之说就被教会定位为上帝天国的一部分；更重要的一点，他们从不向教会纳贡。

然而一有机会，专制的教会领袖们就会将那些反对教士权威的忤逆分子揪出来，倘若他们不肯低头认错，就会将他们赶出教会。

不过这种“邪恶”以不可阻遏的势头传遍了整个地区，以致罗马教会被迫召集普罗旺斯的主教商议，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使这种极具危险的骚乱停止下来。然而一直到1056年，他们都没能研究出什么有效的办法。

在当时，以常规的惩罚或者驱逐出教相威胁已经不能再恐吓住人们。对于那些淳朴的百姓来说，只要在监狱内还能崇拜基督的仁爱和宽容就足够了，倘若被处以极刑，他们也会庆幸不已而温顺地走上绞刑架。并且，一般来说，一个信仰者牺牲了，还有无数个新人等着填补他的空缺。

罗马的教会官员采取了更残酷的镇压行动，然而普罗旺斯的贵族和善解民意的神父却绝不执行镇压的命令，他们认为武力镇压除了使异教徒反对神圣真理的信念更坚定外，别无它用。这种争执竟然持续了一百多年。

到了12世纪末，普罗旺斯的复古运动得到了北方的声援。

在与普罗旺斯隔河相望的里昂，那里居住着一位叫彼得·沃尔多的商人。他秉性稳重而宽厚，时常周济他人。他对于耶稣的崇拜很疯狂，总是想追随耶稣的生平。耶稣曾说，要让富足的青年登上天国是比让骆驼穿过针孔还难的事，这句话的真实意义让后代无数的基督教信仰者费劲脑汁也无法想明白。彼得·沃尔多没有执意去思考，他相信这句话就是意义确凿的真理，因此他将自己的财产分给了穷苦百姓，从此不再经商了，也不再谋财了。

圣徒约翰有句名言：“你们必须自己找寻《圣经》。”

后来罗马教皇在对这句话作评断时，谨慎地为它制定限制性的法规条文，条文规定了只有在什么条件下平民百姓才能自己研读圣经，而不用受教会指点。

彼得·沃尔多却不以为然。

他认为，既然约翰说需要自己找寻《圣经》，那么他便要自己读一读《圣经》了。

这样一来，他发现了《圣经·新约》中的许多东西都与圣杰罗姆的结论不相符，于是他按照自己的理解将《圣经·新约》重新翻译了一遍，并将书稿在普罗旺斯地区散发。

最初教会的人不怎么关注他这一行为，或许他们认为彼得·沃尔多对于贫穷的追求构不成威胁。他们还准备说服彼得，让他为那些真正愿意贫穷过活的人们建立一种修道院式的禁欲条令，因为彼得一直在批评现在的修道院是个豪华的安乐窝。

对于那些为信仰而疯狂的人，罗马教会是很容易为其找到发泄场所的。

不过一切还得公事公办。因此如何处置普罗旺斯的“纯洁人”和里昂的“穷人”就比较麻烦了。他们拒绝向教皇承认他们的行为，并且公然声称没有教士的专门指点他们也能成为优秀的基督教信仰者。他们还斥责罗马的主教，说他们除了自己的司法职责没有权力规定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即便是培尔塔利的公爵和巴格达的哈里发也没有这种权力。

这使得罗马教会进退两难，以致决定以暴力手段消灭这些异端邪说，不过实事求是地说，镇压的命令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讨论才颁布的。

一般来说，当一个组织的宗旨只承认一种正确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而将其他都斥为肮脏龌龊时，那么一旦组织的权威性遭到质疑，它便极有可能不择手段消灭异见。

如果不这样做，它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基于这一点，罗马教会果断采取一系列的镇压手段，最终使那些心怀异见者噤若寒蝉，再也不敢反抗了。

沃尔多教信仰者（因创始人彼得·沃尔多而得名）和阿尔比教信仰者（以阿尔比城命名的教徒，此城是新教义的发源地）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地位卑下，所以他们很难自保。最后，他们成为了第一批牺牲者。

普罗旺斯的主教是英诺森三世派来的代表，他在这块被征服的土地上作威作福、祸害百姓，因此被杀害了。这一事件为罗马教皇的武力干涉提供了借口。

于是教皇派遣了一支精锐的军队，攻击阿尔比教徒和沃尔多教徒。

教皇并颁布了一项政策：凡是在一个月内愿意征讨异教徒的人，免去3年的赋税，赦免所犯过的罪孽，若将来作奸犯科，也不会立刻就受到法庭的审判。这种恩典对老百姓来说可是求之不得，尤其对贫穷的北欧人来说更是如此。

攻打普罗旺斯能得到如此多的恩惠，远远超出了在对巴勒斯坦的征讨中所能捞到的好处，北欧人怎能不兴奋异常地踊跃参加？何况相比千里之外的西亚，普罗旺斯近在咫尺，更少了许多奔波劳累。

这个曾经的“圣地”很快就被抛弃了，为了免受牵连，周边及邻邦的贪生怕死之辈，包括法国北部、英国南部、奥地利、萨克森和波兰的贵族绅士等，他们都收拾好了财产、逃之夭夭，只剩下普罗旺斯人等待着那不可预知的战祸了。

强大的军队毫不费力地征服了普罗旺斯，他们将那里的人们或绞死、或烧死、或斩首甚至大卸八块，谁也无法确认到底有多少万人丧生，总之是太多了。一般在执行大规模的死刑后都不会统计具体死亡人数，这些数字通常在2000—20000之间。

当军队占领了贝济埃城，却遇到了麻烦，他们难以分辨那里的人们究竟谁才是异教徒。这个问题被摆在了随军的教皇代表、宗教顾问那里。

这个自以为是的顾问便说：“士兵们，将他们全部杀死，上帝会替我们分辨的。”

当时有一个叫西蒙·德·蒙特福特的英国人，他是一个功勋卓著的正牌军队。他嗜血成性，杀人如麻，满脑子都在想着杀人的新花样。由于他在这次战役中功劳很大，因此教皇将那座他刚掠夺来的城镇封赏给他，他的部下也都论功行赏。

只有几个沃尔多教信仰者在这场大屠杀中幸免于难，他们后来逃入了荒僻的庇耶蒙特山谷，直到16世纪的基督教改革运动沃尔多教信仰者才敢以真面目示人，这期间他们又成立了一个新的教会。

相对来说，阿尔比教徒比他们更惨。他们经受了100多年的压迫和折磨，直到教会的法庭已经懒于再审判他们了。然而在300年后，他们对教义作了简单修改后便又东山再起，他们的领袖叫马丁·路德，是一个撒克逊教士。他们的改革运动影响巨大，打破了15个世纪以来教会的垄断地位。

这种改革甚至欺骗了老谋深算的英诺森三世，在他看来，所有的障碍都已经清除了，人们心中已经确立了对教会绝对服从的信念。《路加福音》讲述了一条有名的命令，曾经有一个人举办了一个晚宴，然而宴会开始时主人却发现有几个空的座位，于是他就对下人说：“去！把他们都揪过来！”

现在，这条命令再一次出现了。

“他们”指的就是异教徒，他们被教会揪了出来。

不过怎么处置他们却是个问题，直到过了很多年它才被解决。

因为地方的法庭迟迟不能对异教徒作出判决，于是在当初镇压阿尔比教信仰者造反时所成立的特别调查法庭取而代之成为了主角。特别调查法庭专门审理异端学说的案子，因此被后人称之为“宗教法庭”。

虽然今天宗教法庭已经权威不再，不过当人们听到这个名字时仍不免心颤，仿佛看到了哈瓦那的监狱、里斯本的刑场、克拉科夫的烧得通红的刑具，以及那下额宽大、正看着一排排被五花大绑的异教徒走向绞刑架的国王。

有几本创作于上世纪末的通俗小说，将那个时代所发生的残忍无道的屠杀作了最真实的还原。也许其中有1/4是作者的虚构，1/4是他们的主观臆断，即便如此，剩下的1/2也足以证明那些宗教法庭是令人发指的吃人魔鬼。

亨利·查理利为了记叙宗教法庭的真实活动而费尽心血，写成了八卷书稿。现在我将它浓缩成一章，当然，如此短的篇幅是根本不可能对那个时代异常复杂的宗教问题作出准确的说明的。

在中世纪的欧洲，各个国家的首都都设有这样的宗教法庭，而每一个法庭所肩负的职责是不相同的。

其中最有名的是西班牙的皇家宗教法庭和罗马的圣宗教法庭。前者的职责专一，负责监督流放在利比里亚半岛和美洲殖民地的异教徒；而后者则是一个疯狂的刽子手，北欧的圣女贞德和南欧的乔达诺·布鲁诺都被它烧死了。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宗教法庭并没有真正杀死过一个人。

因为经过宗教法庭审判后，异教徒们会被送到非宗教性质的刑部，由他们来选择以何种方式处死这些罪犯。如果刑部不将那些异教徒处以极刑，那就会遭受众多抗议，甚至会被驱驱逐出教。即便异教徒被送到刑部后免于被处死，这种事历史上的确发生过，那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因为他们将面临永久而孤独的牢狱生涯了。

与其生不如死，他们宁愿在绞刑架上了却余生，因此，许多无辜的囚犯便承认了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希望能被判以异端邪说罪而赴死。

我们很难在讨论这些话题时保持客观的心态。

虽然难以置信，但的确存在这样的事实：在其后的五百多年里，欧洲有无以计数的平民百姓由于长舌邻居毫无凭据的猜疑而在深更半夜被士兵们从睡梦中惊醒，然后被投入到监牢中关押数月甚至数年。在这期间，他们只能安安分分地等待着不知哪里来的法官的审判。他们被禁止知道所犯下的罪名和指控他们的证人，也不允许他们与家人联系或请律师辩护。倘若他们坚称自己是无辜的，就会被严刑拷打，有时双手双脚都会被打断。其他被囚禁的异教徒只被允许揭发他们的罪状，而不能替他们求情。直到最后，当他们被送上绞刑架时，他们还不明白自己为何会遭受这样的厄运。

更让人不敢相信的是，那些已经死去的人也被从坟墓中挖出来听候应有的审判，他们的后代也会因死去几十年的祖先被重新判罪而被迫缴纳巨额的罚金，最终倾家荡产。

然而这的确是事实，因为宗教法庭的职员的收入大都来自罚金，而且这种丑陋的事情也绝不是一件、两件。去世的祖父被判罪导致子孙后代被剥夺财产的案子可谓数不胜数。

若是有谁读过上世纪末处于鼎盛时期的沙俄的报纸，便会明白所谓的“暗探”是什么。这种暗探喜欢披着悲惨的外衣，扮成经验丰富的小偷或者痛改前非的赌徒，然后故作悲情地说是由于身遭不幸才加入革命的，以博取那些反对专制统治的革命者的同情。然而当他们探清了革命的内部，便会立即向政府当局告发。然后他们心花怒放地收了酬劳，再到另一个地方继续上演无间道。

13世纪至15世纪，正是这种私人暗探最活跃的时期，当时的南欧和西欧到处都有这种阴险狡狯的细作。

他们以告密为生，对象就是那些反对教会统治或者对宗教教义提出质疑的人。

即便他们找不到这种异教徒，也会想办法无中生有地揪出几个倒霉蛋。

他们很清楚，即便被告是无辜的，但在教会的严刑逼问下，他们也不得不承认那些子虚乌有的罪名。因此，他们也不怕遭报应，他们照样可以心安理得地从事这一行业。

由于这种告密现象逐渐蔓延至欧洲许多国家，以致老百姓心头上布满了恐怖的阴云。到了最后，他们连最亲的人也不相信了，整个家庭的人彼此心怀戒心、慎言慎行。

而那些负责宗教法庭各项事宜的教士们便利用百姓这种恐惧心理，在其后的200年里横征暴敛，大肆搜刮民脂民膏。

历史已经证明，推动宗教改革的根本原因在于广大人民群众对于那些颐指气使的教士们极深的憎恨。他们憎恨这些道貌岸然的教士披着神圣的外衣，无端闯入质朴善良的平民百姓们的家里，然后在那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却念念叨叨地指责主人家没有好好招待，没有使他们生活得更舒服。如果他们听到有什么不满，便会恫吓主人，如果他们没有得到理想的服务，就会向宗教法庭告发。

当宗教法庭抓捕了无辜的百姓，他们就会说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维护社会思想的纯洁，阻止污秽的思想在社会上继续蔓延。随后他们就会表现得宽容大量，声称那些异教徒只是误入歧途，因此不再追究他们的过错，除了那些背信弃教的人和屡教不改者，其他的人全都赦免。

然而这种伎俩会使百姓们真正地心悦诚服吗？

喜欢玩弄手段的政治家有本事将无辜的百姓变成有罪的异教徒，同样也有本事让罪犯悔恨改过。

因为小人和政治家本就是孪生兄弟。

所以，对于小人来说，捏造几份足以定罪的文件又有何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