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疯狂迫害

基督教迅速地在欧洲各个国家传播开来，有时人们会拿这一事实作为证据，以证明基督教思想来源于神明所居住的天国。对此我并不想多作讨论，不过有一点需要指明，早期宗教思想的成功传播，与大部分罗马人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环境中有着莫大的关系。一般来说，穷苦的生活通常都会导致神学的传播。

在此，我已经描绘了罗马帝国的一个场景，那是一个政治家、富豪和军队主导的世界，他们都是幸运儿，他们居住在拉特山山坡上、坎帕尼亚山峰峡谷和那不勒斯海湾，在那里他们过着美满富足的生活。

然而他们的幸福只是帝国的一个方面。

在另一个方面，城邦内有众多的贫民窟，在那里有演说家肆意抒发内心激情的繁华盛况，也听不到诗人们对于太平盛世的无尽赞美。

贫民窟里有着一排排一眼望不到尽头的住宅，这些住宅陈旧破败，却是人满为患、恶臭熏天。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贫困生活和亲人流放的痛苦是这些穷苦百姓最真实的生活。对这些老百姓来说，他们只相信一个朴实的木匠所讲的故事。这个木匠住在大洋彼岸，他用自己辛勤的双手维持生计，他对于那些贫困百姓抱有极大的同情心，所以他被那些杀人如麻、丧心病狂的敌人害死了。

当然，罗马的穷苦百姓们都知道米斯拉斯、爱西斯和艾斯塔蒂这些仁爱神明的名字，然而他们已经不存在了，早在1000多年前就消失了。人们对于他们的了解，也只限于1000年前的祖先们所留下的野史记载。

不过，约书亚，耶稣（也就是传教士所说的救世主），他们都还活着。在当时有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存在，在台比留大帝统治的时代，如果谁去过叙利亚的南部，甚至极有可能听到他的演说。

还有些其他事情。街头的面包师傅和对面的水果商曾在阿皮恩大道附近的一座花园内与一个叫彼得的人交谈过，彼得说过这样的话：那些到过戈尔戈塔山附近的渔民们有可能见过耶稣被罗马士兵钉在十字架上。

正是由于这种亲身的接触，也就是这种亲密的私人情感的交流，才使得基督教相比其他宗教有着更为突出的优势。基督教的教义在于将世界各国受压迫人们的呼声，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至于基督教的思想是否符合后人用以解释的词汇，这并不重要，只要那些做奴隶的人愿意倾听，可以明白就足够了。这些奴隶们曾在崇高的誓言面前感到恐惧，然而他们现在第一次看到了人生光明的希望。

他们对于自由的期盼终于有了实现的一天。在强权面前，他们也不再敢感到卑微自贱了。

恰恰相反，他们成为了上帝所宠爱的子民。

他们会成为世界的新主人。

他们也分享曾经一直被居住在萨姆尼别墅里那些高高在上的权贵们所据为己有的快乐生活。

一种基督教信仰的新力量诞生了。

基督教是使公平和正义在普通老百姓中得到实现的第一个宗教。

当然，我并不是在说基督教使“灵魂重生”（也就是人们换了一种新的生活和思考的方式），我想说的是，在腐朽落后的奴隶社会中，像这种美好生活的消息一定会传到世界各地，激发人们内心的熊熊烈火。然而，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历史是不会对个人的冒险经历予以关注的，不管此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倘若那些富有冒险精神的人们联合起来，组成民族、行会、教会、军队、兄弟会或者同盟组织，然后推选一个统一的指挥，并积累了足够的物资，并组建一支军队来征伐其他民族，那么他们的事迹才会被史学家所重视和记载。所以，尽管我们对于早期基督教的发展有了了解，然而对于教会的真正创始人我们却无法确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早期基督教的形成和发展怎么看都是一段极具吸引力的历史啊。

在古老帝国的废墟上，基督教堂拔地而起，它代表了两股利益势力，一股势力代表了仁慈思想，这是耶稣所传授的思想，另一股势力则代表了狭隘的地方主义，由于它的束缚，耶稣的同乡与世界各地的其他信仰者徒渐行渐远。

说白了，这种狭隘的地方主义使得罗马人的效率和朱迪亚人的专横相结合，最终产生了压抑思想的恐怖统治。虽然这种统治体制行之有效，却不合情理，更不得人心。

为了理清这段历史的脉络，我们不得不回溯到保罗生活的年代以及耶稣遇难后的半个世纪，以求发现事实。基督教源自犹太教，是从一次变革（或者说纯民族主义的运动）中产生的。自基督教诞生后，由于其令人惊讶的传播和影响力，因此成为了犹太统治者的眼中钉、肉中刺。

耶稣还活着的时候，统治犹太的帕里希人就视基督教为威胁。他们对于那些动摇信仰垄断的思想传播大为恐慌，因为他们对于宗教信仰的垄断是建立在武力强迫的基础上的。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他们便在惊慌中开始了行动，在罗马的统治者没来得及干涉之前，他们便急急忙忙将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

谁也不知道如果当时耶稣没有死，能发生什么情况。

耶稣遇难时，他的支持者还不算是一个教派，他也没有留些什么遗嘱来告诉支持者们该如何做。

不过祸从天降，焉知非福？

没有明文规定的教义，没有条条框框的戒律，基督的信仰者反而可以不受教规的束缚而自由地信仰基督的思想了。倘若有某一条文对他们的信仰作了规定，那么他们势必会花费大量的精力来讨论对于规则的阐释，甚至于研究那些条文的合理性和文采性。

若真的如此，可以想象得到，除了那些所谓的专家外，有谁还会对新的信仰产生兴趣？那么基督教也会和许多其他教派一样，从诞生之初便制定诸多教规戒律，以致那些理论家为此无休无止地讨论并最终被当权者监禁起来从而逐渐被人淡忘。

在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知道了基督教的诞生动摇了罗马帝国的统治根基，然而让人奇怪的是，既然基督教对于帝国统治有如此大的威胁，犹如曾经匈奴和哥特人的侵略一样，那帝国的当权者为何不采取惩罚或者镇压的行动呢？众所周知，一个东方的先知导致了奴隶的叛乱，妇女们絮絮叨叨地讨论着神主会再次降临人世，许多老人也在预言未来的某一天世界将会在一团火焰中毁灭。

穷苦百姓时常会因为某种宗教信仰而疯狂，对于基督的崇拜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然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然而，只要帝国的警察队伍严密盯紧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这种信仰的热忱就只能停留在崇拜阶段了。

由于警察的森严戒备，穷苦大众无法将他们的热情诉诸武力反抗。不过新宗教的信徒们对于信仰事业的追求方式倒令人推崇，他们无意推翻政府当局的统治，那些穷苦百姓曾期望上帝对于追随者的仁爱和信仰者之间的团结亲情能消除束缚在他们身上的主仆关系，然而圣徒保罗却解释说，基督的天国是凡人看不到的灵魂天国，只有一切凡人服从命运的安排，他们才能在死后灵魂升入天国。

奴隶斗争的同时，罗马的妇女们也在反抗着罗马法典中关于婚姻的不公平规定，她们从基督的思想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基督代表了思想解放和男女平等。然而这时保罗又站出来辩驳了，他以谆谆之语劝告他的姐妹们不要太过疯狂，否则那些思想保守的异教徒会对基督起疑心，最终他说服了那些妇女们继续那种被压迫的奴隶生活，并使她们相信，自从亚当夏娃因为偷吃禁果而被赶出天国后，她们的命运就始终如此。以保罗为代表的信仰者对于帝国的法律尊敬而恭顺，这的确是一个有效的方法，所以帝国的统治者便允许境内的基督教传教士可以自由传教，因为他们对于教义的阐释最符合当权者的喜好和利益。

然而，历史永远是这样，穷苦百姓不如当权者那般宽容。因为他们贫困潦倒，因为他们饥寒交迫，即便理智告诉他们为了生活甚至为了财富必须忍辱负重，他们也不会因此而觉得安慰和满足。

在过去的数百年中，帝国的下层百姓们一直纵情于饮酒作乐和打架斗殴，他们的行为毫无例外地遵循着上述的规律。最初他们以欺骗那些庄重严肃的孩子们为乐，那些单纯的孩子们专注地倾听着他们讲述关于耶稣像普通罪犯一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故事，然后这些孩子们便将那些向十字架上的耶稣投掷石块的流氓们看作是英雄，于是由衷地为这些人祈祷。

罗马的传教士不可能对于这一恶果的发展视而不见，他们需要采取行动遏制这种势头。

由于当时罗马帝国的国教会有一些特定时节的大型祭祀，全国的臣民都要为此缴纳一些钱，然而这些钱大部分落入了教堂主教的口袋。倘若全国的百姓都不会理会这一旧式的宗教，而张开臂膀迎接另一个诞生不久的新宗教，那么帝国的国教会损失很多收入。国教的教士们当然不会甘心了，他们会处心积虑诋毁新宗教，诅咒那些不信奉传统宗教、背叛祖先崇拜的神明的异教徒们会受到惩罚，并怒斥他们对于异国上帝的敬拜是大逆不道。

然而相比那些守旧的教士，帝国的另一群人对基督教更恨之入骨。这群人是一伙骗子，他们的身份就和印度的瑜伽信奉者，和爱西斯、巴尔、艾什特、艾迪斯和西贝尔神话中的祭司长一样，只会花言巧语骗取帝国中产阶级的钱，然后去花天酒地，过着奢华糜烂的生活。他们将基督教视为假想中的竞争对手，他们认为基督教信仰者会为向世人所提供的启示而收费，然而在现实中他们却无法找到任何具体的理由向基督教发难。毕竟，生意就是生意，如果有人选择了基督教的预言，他们也无能为力。不过基督的信徒却没有这些人的生意头脑，他们竟然无偿地向世人开导，并且还向信众赠送东西，给饥饿的人饭吃，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所，且不要求任何回报。他们的做法太令人诧异，没有私下的收入或者丰厚的财力，他们怎么能办得到呢？

在当时，罗马已经不是一个自由往来的城邦了，城内聚集了成千上万从全国各地而来的无家可归的穷苦百姓。这些人只知道服从限制人们自由的罗马法典，对于那些性情乖张的人都很排斥，对于那些没由来想过苦日子的人心存戒备。他们将那些喜欢喝点小酒、聚餐时经常替人付账的好心人看作是善邻佳友，对于那些自命清高、不喜欢看科里西姆的角斗士表演或者看到战俘们被五花大绑在凯西特兰山的道路上游街示众时却不兴奋高呼的人士，他们视其为异类，对其避而远之。

在公元64年，罗马城的贫民窟在一场大火中被烧为灰烬，这场事故成为了反对派对基督教首次攻讦的借口。

最初有人传言，是由于醉酒的尼禄帝王突发奇想，便下令在城内纵火，烧掉贫民窟，以便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建城邦。不过人们更愿意相信，这场大火是犹太人和基督教徒放的，因为他们经常说起天堂会有一团火焰降临，烧毁这充满邪恶的世界。

这种说法很快一传十，十传百，最后整个罗马城的人都知道了。于是城中便开始流传起更多关于基督教的传言，比如说有人听到了基督教信仰者在与死人说话，有人见到了基督教信仰者拐骗了孩子，然后割断其喉咙，将喷出的鲜血涂在那古怪的耶稣祭坛上。不过，传言毕竟是传言，没有人敢说自己亲眼见过基督教信仰者所做的这些罪恶勾当，然而他们认为是基督教信仰者太狡猾了，连警察都被他们收买了，以致他们可以瞒天过海。若是哪一次他们在作恶时被当场逮个正着，那么他们就要为自己的罪恶行为付出代价。

欲加其罪，何患少辞，于是便有无数虔诚的基督教信仰者被秘密处死了。现在我们无法了解到底有多少牺牲者，是否还包括保罗和彼得在内，总之历史上再也没有关于他们的记载了。

不用说，这场轰轰烈烈的全民参与的镇压运动没有一点收获。牺牲者临死时的凛然不屈是对新宗教和耶稣思想的最好宣传。死了一个基督教信仰者，会有千千万万个基督教信仰者出现。尼禄帝王在他庸碌的统治时代所做的唯一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公元68年的自杀身亡。在他死后，异国的基督教信仰者便又返回了罗马城，继续开始他们的宣传了。

在那时，帝国新的统治者发现了一个他们所认为的事实，那就是基督教和犹太人是不同的。

对于他们的错误，我们很难再予以指责了，经过数百年的历史研究，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犹太人的行会实质上是一个情报中转站，新的宗教就是通过它传播到世界各地的。

谁都知道，救世主耶稣是犹太人，他一直都忠实地履行着祖先所制定的古老法律，他所做的演说也只针对犹太人。他的人生只有一次离开过故乡，而且时间很短暂。他为自己制定的使命是要所有犹太人一起完成的，使命的目的也是为了犹太人。他的言论中没有表达出任何关于基督教与犹太人有区别的意思。

实际上耶稣希望完成的是以下几件事：他清醒地认识到对于祖先的祭祀有着诸多陋习弊端，他为此曾大声疾呼过，并尝试过斗争和改变。然而，他所作的斗争仅限于内部的改革，绝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成为一个新宗教的创始人。如果当初有人做出这样的预言，他可能付之一笑、不会当真。然而，就和历史上所有的改革家一样，他也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既不能倒退，也不敢前进，因此，他的早死反而使他解脱，至少避免了路德和其他改革家的命运。那些改革家本来只想对组织内部作一些改善，然而最后却蓦然发现自己竟成为了组织外部的一个新组织的首领了，于是他们便茫然无措了。

实际上，在耶稣死后很多年内，基督教（当时还没有这个名字）只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小教派，在耶稣撒冷、加里利村和朱迪亚村也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追随者，新宗教的影响力从未超出过叙利亚省。

有着犹太人血统的罗马公民盖尤斯首先发现了这个新宗教的教义可以影响整个世界，而他苦难的命运又向我们表示基督教信仰者对于宗教的世界化有着怎样激烈的反对。基督教信仰者只希望新宗教在本国内传播，只允许犹太人加入。他们对于那些向不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的世人宣传灵魂拯救思想的家伙极为反感。当保罗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时，幸亏他持有罗马公民的护照，否则他一定会被那些怒火中烧的同胞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就如耶稣一般。

所以，罗马的统治者派出了一个军营的兵力来保护保罗，将他带到海滨城市，然后从海上回到了罗马，才使他免于参加那个著名的审判。现在看来，这是非常必要的。

在保罗去世后没多久，一件他一生都在预言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罗马人摧毁了耶路撒冷，然后将那里的上帝庙宇改成了丘比特的寺庙，耶稣撒冷也被改名为埃利亚首都，朱迪亚村也成为了叙利亚省的一部分。而当地的犹太居民，不是被杀害就是被驱逐，处境相当凄惨。在圣城废墟周围的数里范围内，都禁止人居住。

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苦难之城，如今成为了一片废墟。在其后的数百年内，朱迪亚村附近常游荡着一些行踪诡异的人，他们称自己为“穷鬼”，他们终日在祈祷并耐心地等待着世界末日的到来。他们这些人就是在耶路撒冷劫后余生的犹太基督教信仰者。我们从15世纪、16世纪的书中可以了解他们的情况。在那时他们已经远离了喧嚣世界，并形成了一套怪异的教义体系，并且以憎恨圣徒保罗为宗旨。他们到了公元7世纪便失去了踪迹，从人类历史上消失了。不过，即便他们能偷生几百年，也无法影响历史的前进。

罗马人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他们建立了一套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在他们的统治下，统一世界的宗教信仰的条件逐渐成熟了。基督教是一个简单而又实用的宗教，信徒们可以直接与上帝对话，因此它是有可能实现这一目的的。而犹太教、米斯拉斯教以及世界上其他有实力、有影响力的宗教，也绝不可能与之相抗衡。

唯一糟糕的是，新宗教也有一些自身固有的缺陷，这种缺陷明显与宗教教义背道而驰。

后来，保罗和巴纳巴斯乘坐小船从西亚来到了欧洲，为那里带来了希望和仁慈。

而另一个家伙也悄悄溜上了船。

它戴着神圣高尚的面纱，里面却掩盖着残忍和憎恨的嘴脸。

它的名字是：宗教的专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