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心(1)

上 先生和我

我一向叫他先生,所以此文中也这般称呼,而不公开他的姓名,这样对我来说更自然些,并非顾忌人言。每当回想起他的音容笑貌,我便情不自禁地想叫一声先生,拿起笔来时,心情亦然,我实在不愿使用那种生分的姓氏缩写。

我认识先生是在镰仓,当时我还是个少不更事的学生。趁着暑期去了海滨浴场的一个朋友,给我寄来明信片,邀我一定去玩,于是,我决定筹钱前往。我用了两三天的工夫筹钱,谁知在镰仓待了不到三天,邀我去的朋友突然接到乡下来的电报,让他马上回去。尽管电报上说他母亲病了,可是我那位朋友并不相信,因为老家的父母早已给朋友包办了一门亲事。可是,按现代人的习惯来说,他还不到谈婚论嫁的年龄,而且最关键的是,女方本人他没看上眼。所以,暑假本应回家的,他却故意跑到东京附近游玩来了。他把电报拿给我看,问我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他母亲真的病了,他当然应该回去。最终他还是回去了,如此这般,特意赶到这里的我就落了单。

距离开学还有些时日,我可以继续留在镰仓,也可以选择回去,我便决定暂且待在落脚的那个旅店。朋友是中国[1]一个有钱人家的儿子,虽说不缺钱花,但毕竟还是个在校学生,在花销方面和我相差不大。所以独自留下的我,也省去了重新去找廉价旅馆的麻烦。

旅店位于镰仓的一个偏僻之处,倘若打算去享受台球或冰激凌这类时尚的玩意儿,须穿过一条很长的田间小路,坐车去还得花费二十钱。不过,这一带坐落着不少私人别墅,且离海边很近,对于喜欢海水浴的人来说,可算是占据了有利位置。

我每天都去海边游泳。从熏得发黑的旧茅屋之间穿过去,一下到海滩,就能看见沙滩上蠕动着来避暑的男男女女,这场景不能不让我惊诧,原来这地方住着这么多城里人。有时候,海面上竟也会像澡堂里似的,浮着一片黑压压的脑袋。我虽然孤零零一个人,但也融入了这喧闹嬉戏之中,或随意躺卧在沙滩上,或在水里蹦来跳去,任凭海浪拍打着膝头,倒也快活自在。

我就是在这杂沓之中看到先生的。那时海边有两家茶屋,自从我偶然去了其中一家,后来就习惯去那家了。与长谷那一带拥有大别墅的人不同,没有专用更衣棚的避暑客们,就只有使用这种公共的更衣场所了。他们除了在这茶屋里喝茶、休息之外,还在这里洗游泳衣,冲净身上的海水,寄存帽子和雨伞等等。我虽然没有泳衣,但也担心自己的随身物品被偷窃,所以每次下海前都把衣物寄放在那家茶屋里。

我在那家茶屋见到先生的时候,他刚脱去衣服准备下海。我当时正从水中走上来,风吹着湿淋淋的身子。我们之间隔着不少攒动的人头,若是没有碰到什么特殊情况,我可能会错过先生的。但是,尽管海边那么多人,我又是那么懈怠,还是立刻发现了先生,只因为他是和一个外国人结伴来的。

一进小茶屋,那个肤色异常白皙的西洋人,便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把身上穿着的日式浴衣脱下来,往长凳上一扔,抱着手臂,面朝大海站在那里。他身上除了我们平时穿的内裤外,什么衣服也没穿。这首先便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两天前,我还去了由井之滨,在沙滩上长时间地观瞧外国人泡海水浴的情景。我坐在一个小沙丘上,旁边就是某旅馆的后门,在这段时间里,我看到许多男人海水浴后,从海里走上岸来,并没有一个人露出身躯、胳膊和大腿,女人们更是将肉体遮掩起来。人们头上几乎都包着橡胶头巾,海面上浮动着一片深红色、藏蓝色或蓝色。对于刚刚目睹了这一景象的我来说,这位只穿着一条游泳裤,堂而皇之地站在大家面前的洋人着实稀罕。

过了一会儿,那个洋人扭头对自己身旁正弯腰捡东西的日本人说了一两句话,那个日本人捡起掉在沙滩上的毛巾,包在头上,两人就向海边走去。那个日本人就是先生。

出于好奇,我一直望着并肩走下海的两个人的背影。只见他们径直走进海水里,穿过远处礁石滩周围戏水的人群,走到较为开阔的地方后,两个人就游了起来。他们向远处游去,两个脑袋逐渐变小了。不久,又游了回来,一直游到岸边。回到茶屋后,也不用井水冲洗,马上擦干身子,穿好衣服,匆匆离去了。

他们走了之后,我仍然坐在长凳上一边抽烟,一边呆呆地想着先生的事。我总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见过。

那时候,与其说我是无忧无虑,不如说是百无聊赖。因此,第二天,在估摸着有可能遇到先生的时间,我又特意去了那家茶屋。没有见到那个洋人,只有先生一个人戴着草帽来了。他摘下眼镜,放在台子上,用毛巾包好头,就立刻下海去了。当他像前一天那样,穿过喧闹的人群,一个人游向远处时,我突然想要追上去。于是,我一直跑到海水溅到脸那么深的地方后,朝着先生挥动胳膊,游了起来。可是和前一天不同,先生从意想不到的方向,游了一条弧线回到岸边。结果,我的打算落空了。我上了岸,甩着滴水的手走进茶屋时,先生已经穿戴整齐,与我擦肩而过,走了出去。

第二天,我于同一时间来到海边,又遇见了先生。第三天也是同样。但是,我没有找到跟先生搭话的机会,也没有相互问候。而且看先生的做派,似乎不喜欢交际,他总是定时定点,颇有规律地超然来去,无论周遭多么热闹,似乎也丝毫引不起他的兴趣。最初同他一起来的那个外国人,后来再没有看见,先生总是一个人来。

有一次,先生照例迈着大步从海里上来,拎起脱在老地方的浴衣正要穿上,不知怎么搞的,浴衣上沾满了沙子。为把沙子抖掉,先生背过身去抖了两三下浴衣。这时,放在衣物下面的眼镜从板凳缝里掉了下去。先生系好白底蓝花浴衣的宽腰带后,像是发现眼镜丢了,便急忙在附近寻找起来。我赶紧钻进凳子底下,拾起眼镜,先生说了声谢谢,从我手里接过眼镜。

翌日,我跟在先生后面下了海,然后跟着他朝同一个方向游去。游出二百多米时,先生转过头来和我说话。望向四周,辽阔的碧海上只漂浮着我们两个人,耀眼的阳光照射着目之所及的山山水水。我挥动充斥着自由与喜悦的臂膀,在水中飞快地游起来。先生突然停下来,仰面朝天地躺在波浪起伏的海面上,我也学着先生的样子躺在水面上。朗朗晴空,碧蓝如洗,阳光洒在我的脸上,我大声喊道:好舒服啊!

过了一会儿,先生直起上身,恢复了泳姿,催促我说:该回去了吧?我身体比较壮实,本想在海里再玩一玩,可是先生这么一说,我立刻痛快地答应:好,回去吧。于是我们又顺着原路游回了海边。

从那以后,我就和先生成了朋友,只是尚不知先生住在何处。

又过了两天,记得是第三天的下午,我在茶屋遇到先生的时候,先生突然问我:你打算在这里住很久吗?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时间答不上来,便回答:我也不知道。可是看到先生在微笑,我突然觉得不好意思起来,不由得反问道:先生呢?这是我第一次叫他先生。

那天晚上,我去了先生下榻的旅店。虽说是旅店,却不同于一般的旅店,那是一幢建在宽阔寺院内的别墅般的建筑物。我还了解到住在那里的人并非先生的家眷。由于我老是先生、先生的叫他,先生露出了苦笑。我解释说,这是我对长辈的习惯叫法。当我向他打听前几天见过的洋人时,先生告诉我那个洋人性情古怪,现在已经不在镰仓了。闲聊一阵之后,先生说,奇怪的是,自己跟日本人都不大来往,却和那个外国人有交往。最后我对先生说,总觉得在哪里见过他,就是想不起来。那个时候,年轻的我暗中猜测先生是不是也有着同我一样的感觉,所以对先生的回答满怀期待。但是,先生沉吟片刻后说:我不记得见过你,怕是认错了吧?我竟感到有些失望。

我是月末回到东京的,离开避暑地的时间比先生早得多。向先生告别的时候,我问他:今后可以常去府上拜访吗?先生只是简单地答道:行啊,来吧。那时,我自认为和先生已相当熟识,先生会说些更热情的话,所以这让人失望的回答多少伤了我的自信心。

先生常常做出这类让我失望的事。他似乎有所察觉,又好像全然不知。我一再重复着这种轻微的失望,却没有因此而离开先生,相反,每当我感到不安时,就更想接近先生。我想,只要我继续去了解先生,终有一天,我所期待的东西会完满地出现在我眼前的。虽说我很年轻,但我并不愿为所有的人这样热血沸腾,不知为什么,我只对先生一人产生了这种心情。直到先生已经去世的今天,我才明白,先生从一开始就没有讨厌我,他偶尔对我表现出的看似冷淡的寒暄和举动,并不是想疏远我的不快表现,而是内心有着创伤的先生,对于想要接近自己的人发出的警告——自己不值得接近,不要过来。拒绝别人亲近的先生,似乎在轻视别人之前早已轻视了自己。

我当然是打算回到东京就去拜访先生的。因为离开学足有两周的时间,我便想着开学前去看看先生。可是回来之后过了两三天,在镰仓时的那种心情就渐渐淡了下来,加之大城市五光十色的氛围,与伴随记忆恢复时的强烈刺激一道,深深地侵染了我的心。每当看到走在街上的学生们的面孔,我便感受到对于新学年的希望与紧张。我一时忘记了先生。

开学后,大约过了一个月,我的心情又松懈了下来,开始一脸欲求不满地在大街上转悠,想要得到什么似的环顾自己的房间。我的脑海里再一次浮现出先生的面庞,于是我又想去看望先生了。

第一次去拜访先生时,他不在家。第二次去,我记得是第二周的星期天。那天晴空万里,是个怡人的好天气,谁知先生又不在家。在镰仓时,曾听先生亲口说过,无论什么时候,他大抵都在家,更何况他还说过讨厌外出。可是我来了两次,两次都不得见,想起那番话,心里涌出一股莫名的不满。我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看着女佣的脸,犹豫不决地站在门口。这位女佣还记得我上次递过名片,便让我先等一下,自己又进了屋。于是,一位夫人模样的女人出来了,是一位很漂亮的太太。

夫人很客气地告诉我先生的去处。她说,先生有个习惯,每月的这一天,都要去杂司谷墓地祭奠一位逝者。他刚刚出去了,大概有十来分钟的时间。夫人满脸歉意地对我说。我点点头就离开了。我朝着热闹的街市方向走了没多远,突然想到,不妨我也顺便到杂司谷去散散步,说不定会遇到先生呢。出于这样的想法,我马上转身往回走。

我从陵园前面的苗圃左边走进去,沿着两旁种着枫树的道路一直往里走。这时,从陵园尽头的茶屋里突然走出一个先生模样的人,他的眼镜框映着阳光,我一直走到他的身边,猛地喊了一声先生。先生突然停下脚步,望着我的脸,说道:怎么会?……怎么会?……

他说了两遍同样的话,在白天的静寂中,这声音听起来有种异样的回响。我一时竟答不出话来。

你是跟在我后面来的吗?怎么会……

虽然先生的神色很平静,声音很低沉,但是他的表情中,却有着难以形容的阴影。

我便告诉先生我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我来给人扫墓,我妻子告诉你那个人的名字了吗?

没有,没有告诉我。

是吗?——是啊,她和你初次见面,当然不会说的,也没有必要说的。先生露出自得的表情,可是我完全不明白他这话的意思。

先生和我穿过墓地,向马路走去。在标有依萨贝拉某某之墓、神仆洛金之墓的墓碑旁边,立着一座写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塔婆[2]。还有的墓碑上写着全权公使某某。我在一个刻着安德烈三个字的小墓碑前问先生:这个名字用外文该怎么念?我想,应该念作Andore吧。先生苦笑了一下说。

对于式样各异的墓碑,先生似乎并没有像我那样觉得滑稽,有讽刺味。我指着圆形的墓石或细长的花岗岩墓碑,不停地说这说那。起初,先生还默默地听着,最后对我说:看来,你还没有认真考虑过死的问题吧?我沉默了,先生也没有再说什么。

墓地边缘挺立着一棵参天的大银杏树。走到银杏树下时,先生抬头望着高高的树梢说:再过几天,就好看了。树叶都变黄了,这片地上会覆盖一层金色的落叶。原来先生每个月都要从这棵树下经过一次。

前面有个人正在修整凹凸不平的土地,建造新墓地,他停下手里的铁锹,望着我们。我们由此向左一拐,走上了马路。

我没有特别要去的地方,只是跟着先生走。先生的话比平时更少了,不过我并没因此感到局促,只是跟着先生信步往前走。

你直接回家吗?

嗯,也没有什么要去的地方。

两个人又默默地向南拐去,走下了斜坡。

先生家族的墓地在那里吗?我又开口问道。

不在。

谁的墓在那里?——是您的亲戚?

不是。

先生不再回答什么了,我也就不再问了。走出大约一百米后,先生突然回答了我刚才的问题:

那里有我一个朋友的墓。

您每个月都去给朋友扫墓吗?

是的。

先生说完,那天我们就再也没有说话。

后来,我便常常去看望先生,每次去先生都在家。随着见到先生次数的增多,我也就越来越频繁地去先生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