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福楼拜的鹦鹉

六个北非人正在福楼拜的雕像下玩地掷球游戏。清脆的撞击声盖过了交通拥堵的街上传来的汽车轰鸣。一只褐色的手，以指尖戏谑地抚弄一个银色的球，最后将之掷向远处。它落到地上，重重弹起，在缓缓溅起的厚厚尘土中划了一道弧线。掷球者保持着帅气的造型，就像一尊临时的雕像：双膝只是微弯，右手极其幸福地舒展开。我注意到他穿着白色衬衣，袖子卷起，裸露出前臂，手腕的背面有块色斑。我起初以为是手表或文身，后来才知道是彩色的临摹：那是一个在沙漠地区备受尊崇的政治圣人的脸。

让我从这座雕像开始：这座高耸的、永恒的、朴素的雕像，它流着黄铜眼泪，打着松垮的领带，穿着周正的西装背心和宽松的裤子，一副胡子拉碴、机警冷漠的男人形象。福楼拜并没有回视我。他的目光从修士广场一直投向大教堂，俯瞰着这个他曾鄙视的城市，而这个城市也差不多遗忘了他。他的头傲气高扬：只有鸽子才能完全看见这个作家秃秃的头顶。

这个雕像并非原版。德国人在1942年将最早的那个福楼拜拿走了，连同栏杆和门环。也许经过加工处理，他变成了帽徽。有差不多十年的光景，底座就是空着的。后来，鲁昂有个市长对雕像很着迷，他找回了原来的石膏模型——是一个叫利奥波德·伯恩斯塔姆的俄国人做的——然后市议会同意重建雕像。鲁昂买下了一座金属雕像，含93%的铜，7%的锡。建造它的鲁迪埃家族工匠来自巴涅的沙蒂永[1]，他们说这样配比的合金能保证不受腐蚀。还有两个城市，特鲁维尔和巴朗坦，也参加了这一计划，不过买的是石质雕像。这种雕像就不太耐久。特鲁维尔那座福楼拜雕像的上臀部已不得不进行了修补，而胡子的有些部分都脱落了：包裹在内的钢丝从他上嘴唇的水泥残块中突了出来，就像小枝桠一般。

也许铸造厂的保证是可信的；也许这第二次浇铸的雕像会一直留存下去。但是我找不到特别的理由让自己信服。绝大多数与福楼拜有关的东西都没能保存太久。他在一百多年前去世，逝后留下的全部只有纸。纸，想法，词，比喻，变成声音的散文辞章。这一切的发生，完全符合他内心所愿；只不过他的崇拜者们会感怀抱怨。作家死后不久，他在克鲁瓦塞的故居即遭到拆毁，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工厂，专门从受损的小麦中提取酒精。若要拆除他的雕像也并不难：假如一个热爱雕像的市长能建，另一个市长——没准此人迂腐死板，对萨特那本关于福楼拜的书一知半解——也许就会力主拆除。

我要从雕像开始，因为这是整个计划的起点。为什么作品会让我们追着作者不放？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让作家清静点？难道作品本身还不够？福楼拜是希望如此的：鲜有作家比他更坚信书面文本才是客观的，而作者根本无足轻重；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违逆其意去找寻作者。图像，面孔，签名；含铜量93%的雕像，以及纳达尔[2]拍的照片；碎布和剪下的一绺头发。是什么让我们对名人遗物充满欲望？是因为我们对语言不够笃信？难道我们认为在人生的遗留品中，藏着有助益的真相？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去世时，他那个有经营头脑的苏格兰保姆就开始悄悄出售头发，并声称这是四十年前从作家的头上剪下来的。那些相信此说的人，那些四处求购的人，他们买到的头发已经足够填充一个沙发。

我决定晚些时候再去克鲁瓦塞。我在鲁昂可以待五天，儿时的天性使得我愿意把最好的留在最后。作家有时也有同样的冲动吗？且慢，且慢，最好的尚未出现？倘若如此，那些未完成的书该有多么诱人。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两本书：《布瓦尔和佩库歇》和《家庭的白痴》。在前一本里，福楼拜试图去囊括和征服整个世界，去书写人类奋斗和失败的全部；在后一本书里，萨特试图将整个福楼拜收入囊中：囊括和征服这位文学大师、中产阶级魁首、恐怖之人、敌人、智者。中风让前者计划泡汤；失明则让后者草草收场。

我曾经想过自己写书。我有想法，甚至还做了笔记。但我是一个医生，已结婚生子。你只能做好一件事：福楼拜清楚这一点。当医生是我擅长的。我的妻子……死了。我的孩子们如今已各奔东西；良心不安时他们才会写信。他们当然有自己的生活。“生活！生活！要不断勃起！”有天我读到福楼拜的这句呐喊。他让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大腿上有补痕的石头雕像。

那些没有写成的书呢？没理由去恨它们。世上已经有太多书了。而且，我记得《情感教育》的结尾。弗雷德里克和他的伙伴德洛里耶回顾自己的一生。最后，他们最钟爱的记忆，是多年前一起去逛妓院，那时，他们还是学生。他们对此行做了精心计划，特意去卷了发，甚至还给姑娘们偷了花。但是当他们到了妓院，弗雷德里克却没了胆子，两人便逃之夭夭。这就是他们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最可靠的愉悦，福楼拜暗示我们，不正是期盼的乐趣吗？谁愿意置身于尘埃落定的凄凉之所呢？

我第一天就在鲁昂四处乱逛，想试试还能不能认出我1944年去过的地方。当然，那时大部分地区都遭到了轰炸；四十年后，他们仍然在修补大教堂。我找不到什么东西让那单色的记忆焕发光彩。第二天，我开车去了西边的卡昂[3]，然后北上去往海滩。沿途都是一个个被风雨侵蚀的锡质路牌，它们是公共工程运输部竖在这里的。此路通往诺曼底海滩登陆的环道：这是登陆的旅游路线。英国和加拿大部队的登陆海滩位于阿罗芒什东部——黄金、朱诺、宝剑。这些名字起得不太有创意；远远比不上奥马哈和犹他[4]来得记忆深刻。当然，除非是军事行动让这些名字令人难忘，而不是恰好相反。

滨海格赖埃，滨海库尔瑟莱，滨海韦，阿斯内莱[5]，阿罗芒什。沿着狭窄的小巷子，你会突然看到一个皇家工程师广场，或一个温斯顿·丘吉尔广场。生锈的坦克守卫着下面的海滩小屋；像轮船烟囱一样的石板纪念碑上写着英文和法文：“1944年6月6日，欧洲在这里因盟军的英勇而得以解放。”这里很宁静，毫无凶险之感。在阿罗芒什，我将两个一法朗的硬币投入全景望远镜（15/60高倍，长时间观看）里，追踪海上远处的桑椹码头[6]那曲折的摩斯电码。点，划，划，混凝土沉箱[7]就像这些电码符号[8]，海水在它们之间从容不迫地流过。绿鸬鹚已经占据了这些方石块，成为这些战争时代废品上的居民。

我在那家可以俯瞰海湾的海军饭店吃了午饭。朋友们就是在这附近死的——那段岁月里萍水相逢的朋友——但我却心如止水。英国第二军团，第五十装甲师。记忆开始从隐蔽处浮现，但感情并没有波澜；甚至连对情感的记忆都没有。午饭后，我去博物馆看了一部关于登陆的电影，然后驱车十公里去巴约[9]，参观九个世纪之前另一次跨海峡入侵的遗迹。玛蒂尔达王后的挂毯[10]就像一部横着铺开的电影，每帧画面都连接在一起。这两起事件看上去都同样奇怪：一个已经过去太久，因而不真实；另一个太让人熟悉，也觉得不真实。我们该如何抓住过去？我们真能办到吗？当我还在读医学院时，期末舞会上有些恶搞者把一头涂满油脂的小猪放进了舞厅。小猪在人们两腿间钻来钻去，以免被逮住，还发出厉声尖叫。大家扑过去想抓住它，结果反而跌了个跟头，弄得狼狈不堪。过去的岁月，似乎常常像那头小猪。

在鲁昂的第三天，我步行到了主宫医院，那是居斯塔夫的父亲当外科主任的地方，作家在这里度过了童年时代。沿着居斯塔夫·福楼拜大道，经过福楼拜印刷厂和一家名叫福楼拜的快餐店：你肯定会觉得自己的方向没错。在医院附近，停了一辆很大的白色标致掀背车：上面漆着蓝色星星，电话号码，还有“福楼拜救护车”几个字。作家能救死扶伤？不太可能。我记得乔治·桑曾经对这个年轻的同行有过一次严肃的批评。“你给大家的是孤寂，”她写道，“而我给大家的是慰藉。”这辆标志车上应该写“乔治·桑救护车”。

在主宫医院，为我开门的是一个身材枯瘦、心绪不宁的看门人[11]，他的白色外套让我感到纳闷。他不是医生，不是药剂师[12]，也不是板球裁判。而白外套意味着灭菌消毒和公正判断。为什么博物馆的看门人要穿着它——防止福楼拜的童年受到细菌侵袭吗？他解释说，博物馆一部分是为福楼拜建的，另一部分则是关于医学史。然后，他急匆匆地带着我参观，响亮而麻利地关上一扇扇门。我参观了居斯塔夫出生的房间，看了他的古龙香水瓶和烟草罐，还有他发表在杂志上的处女作。作家的各种图片证实了他所经历的可怕早衰，从英俊少年变成了那个大腹便便的秃顶市民。有人认为是因为梅毒。另一些人则回应称，在19世纪这属于正常衰老。也许，这不过是他的身体懂得人情练达：当居于其内的心灵宣布未老先衰，肉身便尽量与之同步。我总提醒自己，他曾经是金发。想记住这一点并不容易：照片让所有人看上去都似乎是黑乎乎的。

其他的房间里摆着一些18和19世纪的医疗器械：一些沉甸甸的尖头金属遗物，以及口径大到连我都有些吃惊的灌肠气泵。当时的医学肯定是一门充满兴奋、绝望和暴力的行业；现在，它不过就是药丸和官僚体制。或者说，过去比现在更具本土特色？我研究过居斯塔夫哥哥阿希尔的博士论文：题目叫《绞窄性疝手术时的思考》。有件事可以把兄弟俩放一起说：阿希尔的论文后来成为了居斯塔夫的比喻。“我感到，在我所处的这个愚蠢时代，仇恨的潮水呛得我喘不过气。粪便涌到我嘴里，就像得了绞窄性疝症那样。但是我想把它留下，让它凝固，让它变硬；我想把它调成一种糊状物，盖在19世纪上面，就像是把牛粪抹在印度的宝塔上那样。”

将这两个博物馆放一起，乍一看很奇怪。但是当我想到莱蒙画的福楼拜解剖爱玛·包法利的著名漫画时，一切都变得符合情理了。画中的小说家挥舞着一把血淋淋的大叉，叉尖上刺着他从女主人公身体里成功剥取出的心脏。他高举着这枚脏器做炫耀，仿佛它是一个珍贵的外科展览品，而在画的左边，刚好可以看见被侵犯的爱玛躺在那里。作家是屠夫，作家是敏感的蛮兽。

这时我看见了那只鹦鹉。它被放在一个小壁龛里，羽毛亮绿，目光炯炯，探着脑袋，好像要问什么。栖木的底部写着非洲灰鹦鹉[13]：“此鹦鹉被居斯塔夫·福楼拜从鲁昂博物馆借出，在创作《一颗质朴的心》时置于案头，起名为露露，与故事主人公费莉西泰的那只鹦鹉同名。”有一封福楼拜书信的复印件提供了佐证：这只鹦鹉，他在信中写道，在他的桌上放了三个星期，后来他一看到它就开始烦躁不安。

露露保存得很完好，羽毛如同百年前那般崭新鲜亮，眼睛也依旧惹人不安。我注视着这只鸟，让我惊讶的是，我强烈地感觉到这个作家就在身边，虽然他鄙视并禁止后人对他个人产生兴趣。他的雕像是重造的；他的房子曾经被推倒；他的书当然也有自己的生命——对它们做出的回应，并非针对他本人。但是在这里，在这只以寻常而又神秘的防腐方式保存的普通绿鹦鹉身上，却有着某种东西让我感到与作家似曾相识。我既感动，又开心。

回酒店的路上，我买了一本学生版的《一颗质朴的心》。也许你知道这个故事了。它是关于一个没受过教育的贫苦女佣，她名字叫费莉西泰，服侍同一位女主人长达半个世纪，为了别人的生活而无怨无悔牺牲了自己。她先后将自己依附于一个粗鲁的未婚夫，女主人的孩子们、她的侄子以及一个手臂上长有肿瘤的老人。他们都从她身边无常地消失：有的去世，有的离开，还有的干脆就忘记了她。毫不奇怪，有这样一种经历的人会用宗教的慰藉来弥补生命的凄凉。

在费莉西泰不断减少的心灵寄托中，最后存留的就是那只叫露露的鹦鹉。当它后来也死掉时，费莉西泰就将它制成了标本。她将这个钟爱的旧物留在身边，甚至养成了匍匐在它跟前做祷告的习惯。在她简单的思维中，渐渐产生了一种教义上的混乱：她怀疑那个通常被表现为鸽子的圣灵，也许应该被描绘为一只鹦鹉。她的这种观点当然是有逻辑的：鹦鹉和圣灵都可以说话，而鸽子却不可以。在故事的结尾，费莉西泰也死了。“在她的唇边挂着一抹微笑。她心脏的跳动渐渐变缓，每次搏动都显得更为遥远，就像一眼渐渐干涸的泉水，或像是慢慢消失的回声；当她咽下最后一口气时，觉得天堂在向她打开，此时的自己看见了一只巨大的鹦鹉，盘旋在她头顶的上方。”

语气的控制是关键。想象一下写这种故事的技术难度吧：一只名字古怪的鹦鹉被草草制成了标本，最后竟然变成了圣父、圣子和圣灵中某一位的象征，而这么写不是为了讽刺，不是为了悲怀，也不是为了亵渎神灵。再进一步想想，这样的故事居然是以一个无知老妪的视角写成，读起来却不觉得贬损或扭捏。只是这样一来，《一颗质朴的心》就另有所图了：这只鹦鹉成为了福楼拜式怪诞的典范，完美无缺，尽在掌握。

假如我们希望（并且违背福楼拜的意愿）的话，可以对这只鸟做一番新的阐释。譬如说，在这个未老先衰的小说家和年老色衰的费莉西泰之间，存在着隐蔽的相似性。评论家们已做了明察暗访。两人都是孑然一身；两人的生活都充满失落；两人虽然心怀感伤，却又一直在坚持。那些热衷于牵强附会的人会说，费莉西泰在去翁弗勒尔[14]的路上被一辆邮车撞到，这次事故就是暗指福楼拜的第一次癫痫发作，当时他在布尔阿沙尔[15]郊外的路上也被撞了。我不知道。一个指涉究竟能下潜多深才会被彻底淹没呢？

当然，在一个重要的方面，费莉西泰是福楼拜彻底的反面：她完全不善言辞。但你可以说，这正是露露的意义所在。鹦鹉，能言善道的禽兽，是生物中罕有可以模仿人类说话的。费莉西泰将露露与圣灵混为一体，这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后者创设了语言。

费莉西泰+露露=福楼拜？那倒未必；但是你可以说他存在于两者之内。费莉西泰包藏有他的性格；露露寄托了他的声音。你可以说鹦鹉能聪明发声，却无太高的智商，它就是纯粹的语言。假如你是一位法国学者，也许会说它是逻各斯的象征[16]。身为英国人，我急忙回到了形而下的世界：想到了在主宫医院看到的那个优美神气的生物。我想象露露坐在福楼拜桌子的一端，回望着他，就像是哈哈镜里捉弄人的倒影。难怪它持续三个礼拜的戏仿会惹人烦。作家真的远胜过一只聪明的鹦鹉？

我们此时也许应该关注一下小说家和鹦鹉家族的四次重要相遇。在19世纪30年代，福楼拜一家每年都去特鲁维尔度假，他们那时会定期去拜访一位叫皮埃尔·巴尔贝的退休船长；我们得知船长家里就有一只特别漂亮的鹦鹉。1845年，居斯塔夫在去意大利的途中路过了昂蒂布[17]，偶遇了一只生病的长尾小鹦鹉，并在日记中专门记下此事；这只鸟就小心翼翼地停在主人小推车的挡泥板上，吃晚饭时会被带进来放在壁炉上。这个写日记的人注意到，在人和宠物之间显然有一种“奇怪的爱”。1851年，福楼拜经威尼斯从东方回国，听说在一个镀金鸟笼里有只鹦鹉，在大运河上模仿贡多拉船夫的声音：“小心，头顶。”1853年，他再次去了特鲁维尔；他与一个药剂师同住，发现总是被一只鹦鹉的尖叫打扰：“雅科，你吃了吗？”或“戴绿帽的，我的小坏蛋。”它还尖叫着说：“我这烟不错。”[18]这四只鸟是否全部或部分地成为了露露的灵感来源？从1853到1876年，在他从鲁昂博物馆借走鹦鹉标本的这些年里，福楼拜是否还见过别的活鹦鹉？我还是把这样的问题留给专业人士去研究吧。

我坐在酒店的床上；隔壁房间里，一个电话正在模仿其他电话的叫嚷声。我想着不到半英里之外那个壁龛里的鹦鹉。一只顽皮的鸟，惹人疼爱，甚至令人尊敬。福楼拜在写完《一颗质朴的心》后怎么处置它了？他是否将它放到了橱柜里，然后忘记了它恼人的存在，直到他想去找备用的毛毯？四年以后，当他因为中风发作而在沙发上弥留人世，又发生了什么？他是否会想象到一只巨大的鹦鹉，在他的上方盘旋——这次，不是圣灵的迎接，而是语言在挥别？

“我为自己喜用譬喻而感到苦恼，确实用得太多了。我被比较吞噬了，就像咬人的虱子，我终日要做的，就是捏死它们。”对福楼拜而言，语言是一件易事；但他仍然看到了语言潜在的不足。想想他在《包法利夫人》中那个悲观的定义：“语言就像一面破锣，我们在上面敲打出曲调，让熊跟着起舞，然而一直以来我们所渴望的，却是去感动星辰。”所以，你可以用两种方式来理解这个小说家：一个坚持风格、笔法成熟的作者；或是一个为语言的力有未逮而深感悲切的人。萨特式的读者喜欢第二种：对他们而言，露露只能像二道贩子那般，听人言语然后鹦鹉学舌，这其实是小说家在委婉地承认自身的失败。鹦鹉/作家无力地接受语言，这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它并非原创，充满惰性。萨特本人曾批评过福楼拜的被动性，认为他不该相信（或不该为这种信念煽风点火）on est parlé，即“人是被说出的”。

泡沫的破碎是否宣告了水面下另一个指涉咕咚一声地死去？你怀疑会过度解读一个故事的时刻，就是你感到最脆弱、最孤独，而且也许是最愚蠢的时候。评论家将露露解读为语言的象征，这错了吗？读者认为主宫医院的鹦鹉是作者声音的象征，这错了吗？或更糟，这是多愁善感吗？我就是这么干的。也许这让我变得和费莉西泰一般头脑简单。

但无论你管它叫故事或文本，《一颗质朴的心》却在脑海中萦绕不去。请允许我引用一下大卫·霍克尼[19]在自传中温和但不甚明确的话：“这个故事的确影响了我，我感到它是我可以去深入并真正使用的主题。”1974年，霍克尼先生画了两幅蚀刻版画：一幅是滑稽版本的费莉西泰眼中的外国（一只猴子肩上扛着一个女人溜走了），另一幅是费莉西泰和露露一起睡觉的安静情景。也许他日后还会创作更多的这种东西。

在鲁昂的最后一天，我开车去了克鲁瓦塞。诺曼底的雨飘在空中，轻柔而绵密。以前这里只是塞纳河畔一个背靠青山的偏远乡村，现在已经被嘈杂的港区吞噬。打桩机轰隆作响，起重机高悬头顶，河里商船如织。来来往往的货车将那个不可或缺的福楼拜酒吧的窗户震得直响。

居斯塔夫发现东方人有拆除死者旧居的习俗，他认同这一做法；所以也许对于故居被毁，他并不像自己的读者、倾慕者那么难受。用受损的麦子提炼酒精的工厂后来也被拆除了；现在原址上又建了一家大型造纸厂，这倒是更合适一些。福楼拜故居仅剩的，就是沿路几百米外一个独层的凉亭：这是消暑小屋，当作家比平日里更需要独处时，就会来这里躲着。它现在看上去甚为简陋，毫无特征，但至少它是有意义的存在。在外面的梯台上，有一截雕花圆柱，是从迦太基挖来的，立在这里是为了纪念作者的《萨朗波》[20]。我推开大门；一条阿尔萨斯牧羊犬开始吠叫起来，一位白发的女看门人[21]走了过来。她没有穿白外套，而是一套笔挺的蓝色制服。当我开口说法语时，想到了《萨朗波》中那些迦太基翻译的标志：每人的胸前文着一只鹦鹉作为职业象征。而现在，玩地掷球的非洲人的棕色手腕上，绘着毛泽东的头像。

凉亭只有一间房，是帐篷式的方屋顶。我想到了费莉西泰的房间：“它兼具小礼拜堂和巴扎市场的气质。”这也恰是福楼拜式怪诞中的那种反讽组合——琐碎物什与肃穆遗物比邻共存。展品被胡乱摆放着，以至于我时常要跪下来瞅瞅柜子里面：这是虔诚信徒的姿势，但也是旧货店淘宝者的样子。

费莉西泰全凭个人的喜好，将零散的物什摆在一起，并以此寻得慰藉。福楼拜亦是如此，保存着带有记忆芬芳的琐物。在母亲去世多年后，他有时还是会要来她的旧围巾和帽子，然后坐下来与它们一起入梦片刻。那些来克鲁瓦塞凉亭的游客，基本上也可以这样做：这些随意摆放的展品，随意抓住你的心。肖像画，照片，泥塑半身像；烟管，烟草罐，拆信刀；张着大嘴的蟾蜍墨水瓶；立在作家桌上并且从未烦扰他的金佛；一绺头发，当然要比照片里更为金黄。

两个放在边柜里的展品很容易错过：一个是福楼拜临终前最后一次喝水的杯子；一个是叠好的白手帕，已经有褶皱了，也许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用来擦拭额头的东西。这些寻常的小物件，似乎用不着为之动容悲切，却让我觉得有如亲睹朋友的亡故。我感到有些尴尬：三天前，我无动于衷地站在海滩，附近就是伙伴们阵亡的地方。也许，这就是找那些已故之人当朋友的好处：你对他们的感情永远不会冷却。

这时，我看见了它。在一个高高的橱柜上，蹲着另一只鹦鹉。也是那种鲜艳的绿色。而且，根据女看门人和栖木标签的说法，这正是福楼拜写《一颗质朴的心》时，从鲁昂博物馆借来的那只鹦鹉。经过请求，我将第二只露露取下来，小心翼翼地放在展柜的一角，然后移掉玻璃罩。

你如何将这两只鹦鹉作比较？一只已经被记忆和比喻理想化，另一只却是咯咯乱叫的闯入者？我最初的反应是，第二只似乎不如第一只那么真实，主要是因为它看上去更加和蔼。它的脑袋在身体上挺得更笔直，表情也不如主宫医院里那只惹人烦。这时我意识到了其中的错谬：毕竟，福楼拜对鹦鹉没有选择权；甚至连这第二只，一个看上去更为安静的伴侣，也可能在几个星期后搅得你心神不宁。

我向这个女看门人提出了鹦鹉真实性的问题。当然，她站在自己鹦鹉这一边，自信满满地否认了主宫医院的说法。我怀疑是否真的有人知道答案。我怀疑这对其他人是否有意义，除了我，因为我已先入为主地认定第一只鹦鹉更为重要了。作家的声音——是什么让你觉得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它？这是第二只鹦鹉提出的反驳。当我站在那儿，看着这只可能是赝品的露露，此时阳光照亮了房间的那一角，使得它的羽翅显得更为鲜黄。我将鸟放回原处，心想：我现在比福楼拜活的岁数长。这种比法挺自以为是的；可悲，也不该这么想。

人什么时候死才算时机恰当？对福楼拜而言，此问题无解；对乔治·桑来说，也是如此。她有生之年未能读到《一颗质朴的心》。“我写作的初衷，完全是为了她，只想取悦她。她在我写到一半时就死了。我们所有的梦也都如此。”那是否不去做梦，不去写书，放弃作品未竟的悲伤，就更好呢？也许，就像弗雷德里克和德洛里耶那样，我们应该选择未竟之业带来的慰藉：计划好的妓院之行，期待时的欢愉，以及多年后，记住的不是那些做过的事，而是关于往昔的期待？那样的话，记忆就会更干净，痛苦也会少些，不是吗？

回家后，这两只雷同的鹦鹉还是在我脑海里扑腾：一只温婉而直率，另一只狂妄而好问。我给学术界可能了解这两只鹦鹉确切真伪的不同人士写信。我写信给法国大使馆和米其林导游手册的编辑。我还给霍克尼先生写信。我向他讲述了我的旅行，问他是否去过鲁昂；我想知道他在创作那个睡着的费莉西泰的蚀刻画时，是否想到过其中某一只鹦鹉。如果没有，他或许也曾从博物馆借过一只鹦鹉来当模特。我警告他，这个物种中存在死后单性繁殖的危险趋势。

我希望能尽快收到回复。

注释

[1]法国法兰西岛大区上塞纳省的一个镇，位于巴黎市郊。

[2]纳达尔是法国早期摄影家、漫画家、记者、小说家和热气球驾驶者。纳达尔因利用摄影术为许多19世纪名人留下肖像而著名。

[3]卡昂位于法国西北部，距巴黎约二百公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著名的诺曼底战役中卡昂首当其冲。

[4]奥马哈海滩和犹他海滩为美军登陆点。

[5]均为法国卡尔瓦多斯省的市镇名。

[6]盟军修建的临时人工码头，用混凝土空心体制成，浮在近海位置，帮助登陆船只卸载货物和人员。

[7]为了避免德军侦察，盟军将空心的混凝土沉箱在登陆前投入海底，行动开始后将内部水抽干，使其可以浮出海面，作为临时码头使用。

[8]摩斯电码共有五种代码，点，划，每个字符间短的停顿，每个词之间中等的停顿，以及句子之间长的停顿。

[9]位于法国下诺曼底首府卡昂和卡兰坦之间，距离奥马哈海岸只有一步之遥。巴约建于公元1世纪，罗马人征服高卢后所建。

[10]巴约的历史文物，据说是在“征服者”威廉的妻子玛蒂尔达王后命令下制成的，为的是纪念1066年诺曼征服的胜利。

[11]原文为法语。

[12]原文为法语。

[13]原文为拉丁文。

[14]法国卡尔瓦多斯省的一个市镇。

[15]法国厄尔省的一个市镇。

[16]“logos”在法语中是“话语”的意思。

[17]法国东南部渔港，度假胜地。

[18]以上对话原文均为法语。

[19]英国画家、版画家、舞台设计师及摄影师，生于1937年，画风为波普艺术。

[20]英国画家、版画家、舞台设计师及摄影师，生于1937年，画风为波普艺术。

[21]原文为法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