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唱一个人以及他被流放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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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求缪斯给我灵感，
让我能讲述这一切是怎样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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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吉尔《埃涅阿斯纪》
天还没有大亮，我穿戴整齐地站在饭厅里那座老式的立钟旁边，最后看了一眼在面孔前面晃来晃去的黄铜钟摆，默默地和它告别，然后别转身体，推开了母亲卧室的房门，拉起来还在睡梦当中的你。这一年你刚刚五岁，我们将踏上漂洋过海的道路，就好像埃涅阿斯一样。
母亲从外面走进来，手里拎着一只黄表纸的盒子讲：“时间还早，让小狮子再困一歇。”
我没有搭腔，只是闷声不响地低着头把准备好的衣裤套到你的身上。你的脑袋从左边掉到了右边，两只脚无力地荡在座椅的旁边。母亲从手里的盒子里拎出一双土头土脑的猪皮鞋，看了看，有些无可奈何地递了给我。
我把手伸到这双新皮鞋的里面，拔出塞在当中的两团申报纸，然后一下子就套到了你胖胖的小脚上。“嗨，正好！”我说。
“当然正好，这是巫婆自己用申报纸楦好了，刚刚送过来的……”母亲说。
“巫婆来过了？她为什么不进来？”我问。
“她说昨天已经说过再见了，要讲的话都已经讲透，最后只要你记住一句话：‘树挪死，人挪活。’熬到小狮子入命了，就算是出头了。”母亲的回答有些颠三倒四。
我听得似懂非懂，一头雾水，想起来和巫婆成为朋友还是因为你的这双脚。那时候到了你刚刚可以穿皮鞋的时候，却发现你的两只胖脚根本塞不进皮鞋。我抱着你走遍了淮海路和南京路，再漂亮的皮鞋都被你顶在脚尖上，好不容易把你的脚塞进去，还没有踩到地板上，你就张开嘴巴哇哇大哭。
“我怎么会生出这么一个粗坯，两只脚就好像乡下人在烂泥上面走来走去的赤脚板，又宽又厚？”我有些气急败坏。
母亲在一边说：“不要乱讲，脚宽脚厚说明站得稳，将来要做大事体的呢。”
母亲总是站在你一边，你有再大的缺点在她的眼睛里也会变成优点。可是这个优点给我带来最棘手的现实就是买不到皮鞋。后来，还是南京路上那家“蓝棠”皮鞋店里的一个老师傅对我说：“这种脚的皮鞋只有到乡下去买，那里可能还会有‘文革’遗留下来的工农兵皮鞋。”
你实在是给我开了一个大玩笑，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最痛恨“文革”的人，为了你的脚，让我心甘情愿地到处寻找“文革”的遗物——工农兵的皮鞋，这种皮鞋又宽又厚，猪皮的鞋面，胶皮轮胎裁剪出来的鞋底，虽然粗劣，却非常结实。无论水里还是石子堆里，你的脚到处乱插，也不见坏，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这种皮鞋。可是这样的皮鞋在大上海已经找不到了，只有到乡下，到那些简陋的农村合作社才有可能“觅到”。就这样，在一间既卖油盐酱醋，又卖锄头铁锹的合作社的供销社里，我为你找到工农兵皮鞋。同时，我遇到了巫婆。
事实上，我老早就认识巫婆了。那时候她还不是巫婆，是我小学里的同班同学，红颜绿色的橡皮筋扎着两只牛角辫子，就住在对马路上的猎枪店楼上。她的外公是猎枪店的老板，公私合营以后仍旧留在那里当资方代理人。
巫婆家的房子相当洋派，三个层面的一幢小楼，二楼和三楼都有宽敞的阳台，后面的落地玻璃门里面飘逸着雪白的乔其纱窗帘，常常引起过路人抬起头来张望，那里面究竟会生出一个怎样温馨的故事呢？没有人知道。我从来也没有走进过她的家门，那是因为我的保姆胖妈不允许我和这家人做朋友，她讲：“侬看，猎枪店门口走进走出的人，都好像白相人，不正经的样子。”
这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故事，我家的后窗隔着马路对准了猎枪店的大门，大门旁边的橱窗里站立着一支支长短不一的猎枪，猎枪的枪筒是乌黑的，枪托也是乌黑的。据说这些都是观赏枪，是艺术品。那些进进出出的客户多数是来观赏的，举起枪对准了橱柜顶上的动物标本瞄准，然后说一声：“好枪！”又摸来摸去摸了几个回合，这才依依不舍地放回到老板的手中。一次，有顾客问及“子弹”，老板义正辞严地回答：“我们这里是猎枪店，不是子弹店！”
老板也就是巫婆的外公了，巫婆按照上海人的习惯叫他“阿公”，大概因为是和枪打交道的，阿公不苟言笑，有些凛然威严的样子。每次面对面看到他，总是想办法躲到马路的对面，绕道而行，不敢招呼。
尽管胖妈不允许我和猎枪店的巫婆做朋友，但自己却和巫婆家的保姆姐妹相称，于是她家的曹阿姨就常常会带着小时候的巫婆过来串门。曹阿姨和胖妈不同，一副上海人打扮，白净的面孔上涂满了雪花膏，脚上蹬了一双“小花园”买来的黑颜色平绒布鞋。她一来就坐在胖妈的梳妆桌前，仰着脸让胖妈为她绞脸。胖妈把两根棉纱线搓绞在一起，上上下下地抽动，发出“呼啦，呼啦”的声响。胖妈说：“你的皮肤真好，一点也不像一个当保姆的人，用针轻轻戳一下就冒出鲜血来了。”
“啊哟，你要死啦，真的用针戳我啊！”曹阿姨尖叫起来。
胖妈大笑：“我只是碰了一下，不料你细皮嫩肉的，一碰就出血啦！”
两个保姆笑着打打闹闹，滚落在胖妈的小床上。这时候小巫婆向我招了招手，让我带她到花园里去。因为小巫婆的家是楼房，没有花园，所以她对我家的花园特别有兴趣。她会在我家的花园里一连串地翻跟头，她最喜欢的是墙角里的桑树，有一次偷偷把几条扭来扭去的蚕宝宝放到桑叶上，把我胆小的姐姐吓得发了高烧，胖妈就不许曹阿姨再把小巫婆带来了。
不久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猎枪店的老板第一个被拖到马路上游街。八月天里，红卫兵捉牢小巫婆的外婆，按在一张条凳上让她下跪，勒令她一手举着个簸箕，一手握着根擀面杖敲打，嘴里还要叫喊：“我是牛鬼蛇神！”
记得这个不年轻的外婆，身穿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奇装异服”，最外面还套了一件裘皮大衣，热得大汗淋漓，那点点汗珠一连串地从鼻尖上滴落在水泥地上，立刻蒸发成一粒泛白的碱迹。这个外婆大概实在是气不过，竟然一边叫：“我是牛鬼蛇神！”一边还要在后面加上三个字：“哪能啦？！”
一开始，那些杀气腾腾的红卫兵大吃一惊，哪里冒出来这么一个胆大包天的牛鬼蛇神？回过神来以后便一顿拳打脚踢。小巫婆的外婆不畏强暴，任凭血流满面，却更加高声地把“哪能啦”这三个字一吐为快。不一会儿连看热闹的也忍不住大笑，一些不识时务的人还跟着她一起大叫“哪能啦”，把那些红卫兵气得瞠目切齿，更加恼羞成怒起来，只有蜷缩在一边陪斗的曹阿姨瑟瑟发抖。
让曹阿姨出来陪斗，是因为红卫兵发现曹阿姨的丈夫是跟随国民党逃到台湾去的，因此曹阿姨就变成了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几天以后，来了部警车把曹阿姨捉到监狱里去了，小巫婆的一家被遣送回原籍的乡下，猎枪店变成了红卫兵的司令部。
从此以后，小巫婆就在我们所居住的淮海路上消失了。
这是一个礼拜天的早上，我还赖在被窝里，母亲就拿了一双开了口、磨穿底的小布鞋走进来对我说：“侬真要想想办法为侬儿子的宽脚板买双皮鞋了，侬幼时的保姆奶无奶，三天两头在乡下找人为他做布鞋，还是来不及。侬看，又坏了。”
“好，我再去找找看。”我一边不情愿地起床，一边已经想好了我的目的地，那就是莘庄。莘庄是我刚刚进初中的时候，被强行送过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乡下。还记得那是穿着草鞋一步步走过去的，草鞋里粗糙的草绳，嵌进了我的皮肉里，鲜血渗透了我的两只脚。其中刻骨铭心的疼痛，我一辈子也无法忘记。现在同样的道路，只需要在家门口跳上无轨电车，到了徐家汇再倒换一辆公共汽车就到了。
我在变了样的莘庄镇上转来转去，鬼使神差一般，转进了一条泥泞的田间小道。高一脚低一脚来到了半爿倒塌的土墙后面，先看到一棵爬满了蚕虫的桑树，紧接着就听到巫婆在叫我了。
我并没有认出来这就是小时候的巫婆，但是她一眼就认出我来了。后来她告诉我，她老早就知道这天我会去看她的。她站在断墙的里面，披散的头发用一根紫色的布带捆绑在背后。她看到我就直呼我的小名，然后把我引进了她的院子。
院子里有一排土坯房，土坯房的正中是一长排的排门板，排门板后面是客堂，客堂里有一张窄窄的长柜台，柜台后面是橱柜，就好像当年猎枪店的摆设一样。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巫婆我想要什么，巫婆已经从橱柜里拿出一双宽大的工农兵小皮鞋，放到了柜台上面，这以后我们便开始往来。
称巫婆为“巫婆”，是因为她真的是巫婆。周围人都这么称呼她，她也不生气。有时候我到她那里去，前脚刚刚踏进的院子，后脚就跟进来求助的人，有的是因为生病，有的是因为婚姻，还有一次一个远道的老女人为了一只小猫的走失。这个老女人拄着拐棍，颤颤巍巍地走进来。她一进门，巫婆就变了一个人，脸也黄了，嘴也黑了，头发根根竖起，眼珠子向上翻去，露出一层吓人的白翳……良久，巫婆开口说话了，她说：“就在你家西边的茅坑里，快去，还有救。”
老女人感恩戴德，千谢万谢，留下一刀猪肉离开了。我说：“巫婆，你也太狠了吧，为了一只小猫，要人家一刀肉。”
巫婆回答：“无论大事小事一样要用功夫，你看看我的头发，一会儿工夫全变黄了，需要一刀肉才可以补回来呢。”
我抬头一看吓一跳，真的！巫婆的头发就好像晒蔫的稻草，全部耷拉在她的头皮上，气色也变得萎糟猫一般，紧接着她就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一下子瘫倒在竹榻上。我连忙拎起那刀肉，丢进七星灶当中的一口大锅里，又用半爿葫芦从水缸里挖起来一瓢水，来不及加入调料，只是生起大火煮到熟，看着她大口大口地吞咽下去，不一会儿，巫婆又活泛过来，恢复原样了。
这以后，只要我有空，就去帮助巫婆煮肉。每次看到她倒在竹榻上半死不活的样子，我真怕她回不过神来，我让她要当心自己。她说：“我的命在老天手里，老天让我活着，我不敢死，老天让我死了，我也不敢活。”
听得我后脊骨汗毛凛凛，我始终也不敢询问巫婆是在什么时候，怎么会变成巫婆的，我想还是不知道的比较好。
这天晌午，我拎着一捆小茴香到巫婆的家里去。有一点古怪，透过那半爿倒塌的土墙，可以看到巫婆的排门板还上在那里。到了跟前推了推，出来开门的是个面熟陌生的老妪，看到我她说：“侬来了，我走了。”
说着她拎起一只时髦的坤包，走了出去，我看见她的脚上蹬了一双“小花园”买来的黑颜色平绒布鞋，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看到过。我心里感到有些不祥，一边大叫巫婆，一边三脚两步地跳进黑咕隆咚的客堂里。
“啥事体啦？失火了吗？快进来吃肉，红烧肉，是曹阿姨来帮我烧的，比你的白煮肉好吃多了。”巫婆端了个粗瓷碗从里屋笑吟吟地走出来说。
“刚刚的女人是曹阿姨啊？怎么鬼头鬼脑的也不和我打个招呼？我还以为她把你暗杀了呢！”惊魂未定的我，有些生气。
“不要诬蔑她好不好，她实在是个可怜的女人啊。再说要暗杀我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巫婆把一块红油油的猪猡肉塞到我的嘴巴里。然后告诉我说，曹阿姨真的是有个丈夫逃到了台湾，那时候她刚刚结婚，只有十八岁。因为是青梅竹马，又是相亲相爱，小夫妇在最后一个晚上山盟海誓，一生一世不再另娶婚嫁。
想不到那个蒋介石一去不回返，曹阿姨这个原本也可以对着下人吆三喝四的连长太太，一下子沦落成了保姆。但是她不气馁，吃苦耐劳，一夜夜地坚守着，过着活寡妇的生活，倒也太平。不料来了场“文化大革命”，曹阿姨被街道里的劳动大姐造反派捉了出来，关进监狱，后来又糊里糊涂放出来了。
这时候的曹阿姨，已经不是当年的曹阿姨了，她浑身是病，遍体伤痛，为了生存又回去做保姆。不久她所帮佣的东家女主人暴病呜呼，那个男人决定娶曹阿姨为续弦。这是个离休的军人，虽然老朽得已经有些痴呆了，但是每个月的福利还是相当优厚的。曹阿姨千辛万苦熬到最后，对那个一走就是三十多年的丈夫已经心灰意懒，恰恰这时候天上掉下来了一个大馅饼，起码可以保证曹阿姨的余生。曹阿姨忘记了一生一世不再另娶婚嫁的誓言，她结婚了。
没有想到曹阿姨刚刚结婚，海峡两岸实行“三通”，那个守身大半辈子的国民党老兵回来了！曹阿姨悔恨交集，她和离休军人一点感情也没有，离休军人的子女掌控了所有的钱财，连肥皂草纸也要报账，曹阿姨完全就是一个不花钱的保姆。但是曹阿姨又不能离开这个离休军人，因为根据当时的规定，配偶是不可以随便抛弃军人的，这叫破坏军婚。于是曹阿姨学会了偷鸡摸狗，在日常生活中抠出些小钱，让巫婆帮她存进农村合作社的银行。
听了曹阿姨的故事，我心里生出许多悲哀，人生的艰涩，实在不是可以预测的，常常一脚踏错，一辈子的后悔。巫婆看我心里难过，也不安慰我，只是低着头一个劲地啃红烧肉。我有些愤愤不平了，说：“喂，曹阿姨把你带大，视为己出，你怎么不帮她算算命？真是个没有良心的巫婆！”
巫婆听了倒不生气，只是唱着说：“人算，算不过天……”
这时候一个大男人心急忙慌地奔进来求医，说是老婆难产。巫婆便不再理睬我，起身走到柜台里面一张竹匾旁边。竹匾里摊晾着各种草根和树皮，我看见巫婆的手在竹匾里随便抓了抓，抓出其中的一把就交给了来人，那人连连道谢。我记起来上次有个小孩子发烧，巫婆也是这样在同一竹匾里随便抓了抓，抓出其中的一把就让孩子的母亲带回去熬药，我有些疑惑。走出门的大男人回头见状，便告诉我：“巫婆的药很灵，再大的病痛也会药到病除。”
回到房间里我对巫婆说：“这个人没有带肉。”巫婆说：“拿药不用带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巫婆对我很好，但是我很难打探到巫婆的故事，只知道她每隔一段时间要到城里来一次，每次来的时候就会给我带些乡下的东西。她和我的母亲很投缘，她们常常会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语言。母亲年轻的时候和巫婆有些相像，也会看个面相或手相，只是从来也不给自己的子女观看，她说：“至亲的人，看不出来。”
有一天母亲告诉我：“巫婆有一个很清秀的儿子，就在这里读书。”
我大吃一惊，因为从来也没有听到过巫婆结过婚，更不敢询问巫婆的丈夫是从哪里来的，又到哪里去了。后来我还从母亲处得知，巫婆当过兵，还是一个很出风头的文艺兵，只是不知为什么退役了，也不知为什么后来会一个人去看守着那间乡下人的供销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