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市场与政府(3)

对社保“骗局”的批判

在讨论社保“空账”问题的过程中，也有人提出：延迟退休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金入不敷出的困境。他们认为，由于种种原因，如数量庞大的政府和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中国人口结构快速老龄化等，“中国特色”的社保制度是难以为继的。不仅如此，政府强制征收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犹如一种“击鼓传花”的金融骗局，是不负责任与违反道德的，正像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1999年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社会保障的幻象”中指出的那样：“工资税和福利支付之间的对应关系，是社会保障局诱骗公众相信他们的手段之一。他们吹嘘社会保险计划不亚于私人保险，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雇员通过定期投资共同基金来为他们自己准备未来的退休福利’。这简直是胡说八道！现有的雇员们支付的税金都用在现有的退休人员身上了，如果能有钱剩下来，那也会用于其他政府支出……在不远的将来，当到期需要支付的福利金额超越了工资税收入时，为了填补这个差距就只能加税、借钱、印钱或者削减其他政府开支……这个关于雇员将在退休时享受福利的承诺，不是依赖于某项专门资助该项福利的税收或者任何‘信托基金’的，它其实依赖于对继任国会的期望，期望他们承认前任国会所作出的承诺——这种期望，被支持者们称作‘各代人之间的契约’，被反对者们称作‘庞氏骗局’。”

在这里，政府强制的社会保险被看作是一种类似传销的骗局，所以结论很明显，应该将它取消，改为个人自愿保险。正像弗里德曼所说：“一个人究竟将其收入中多大的部分存起来作退休之用才是合理的，这完全取决于此人的生活状况与价值观。为所有人定下一个参与社会保障体系的最低比例，和为他们定下花费于住宿或者交通的最低比例一样，都是极不合理的。我们的普遍假设是，个人对如何支配其拥有的资源最有发言权。”这跟前面张维迎提出的主张非常接近。尽管张维迎同意，社会保险作为某种补救措施是必要的，对于那些没有自保能力的人，国家要提供必要的保障。但这部分人只占很小的比例，应该不超过5%，可以通过政府救济的办法来解决。社会保险只在特定的条件下（比如经济大萧条时期）才有非常明显的作用，但这不能成为在经济正常发展时期使用的理由，“就像一个人生病了，需要打吗啡，但并不是说病好之后就可以抽大烟。治病的药不能变迁为生存的饭。”

社保制度的现实与折中

张维迎等人的观点，在逻辑上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在现实中，不论中国或外国，完全取消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不同国家筹集养老保险资金的渠道五花八门，包括社会保险税、单位交费、个人交费、政府补贴等，但总的来说，它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体系，由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

各国在制定养老保险政策时重点和原则不同，如北欧国家以公民权平等为基础，英国强调保障居民享有一个最基本的生存、生活条件，德国和日本强调受益人为社会贡献的大小，将福利与个人的贡献挂钩，美国则是兼顾各方面因素的混合结构。因此，这也导致了在养老保险制度中，各国政府角色和衍生问题不同。例如北欧国家政府介入的比例很高，但长期积累下来导致政府包袱沉重；美国注重引入市场机制，政府介入的程度较低，但是容易导致养老保险供给不足；日本和德国注重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强调政府介入养老保险责任的同时注意引入市场机制。但总的来说，不论如何，政府要求企业或个人按在职工资的一定比例向社会保险机构交纳费用，用作养老金来源的一部分，已成为各国的一种惯例和通行做法。

从中国的现实状况看，要想取消政府统一安排的社会保险也很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不仅面临部门利益的阻碍，还有集纳资金给目前的退休者发放养老金的问题。

鉴于上述种种，有人建议中国实行一种比较折中的改革方案。那就是考虑引入在美国已经实行了30余年的“401K计划”。核心内容有两条，一是为员工建立个人账户，二是有多个不同投资组合，由员工自由选择。在实际操作中，可以逐步做实个人账户的“空账”，比如一年将统筹基金账户缴费额降低两个百分点，个人账户缴费额则相应提升两个百分点，利用大约10年时间，让所有养老金缴存到个人账户去。同时，在全国范围内设立更多的养老金管理机构，用于管理养老金个人账户中的资金。这些基金管理机构可以自主决定投资方向，而缴费员工则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养老金由谁来管理，并且随时可以自由转移到别的基金管理机构。这样一来，或许能达到分散风险、奖优惩劣、各取所需的效果。

砍了小树当柴烧——企业为何不讲信誉

我在农村的时候，我们生产队种的树经常是长不大的。为什么呢？有人偷着把它砍了，或者有人放羊给啃了。生产队负责人就商量说，这不行，集体种树不行，应该分给个人。可是头一天把树分给个人，第二天就发现很多小树被砍了。生产队领导又说，不行，赶快趁没砍完之前收回来。然后就收起来。可是过几年又发现，公家的树没人爱护，于是又分下去，结果又被老百姓砍了，只好又收回去。你可能问，老百姓为什么要砍这个树？因为他预期不砍的话，你会收回去，结果你还真收了。政府的行为兑现了村民的预期，所以砍了收，收了砍，小树永远也长不大。

2001年2月，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节目中，张维迎讲了这个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张维迎阐述了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几个重要因素：产权、预期和信誉。当时正是中国加入WTO前夕，社会上出现一波较为明显的市场乱象，如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合同得不到履行，借款人赖账，经理人缺乏诚信，等等。对这些现象，社会主流的观点和习惯态度是谴责企业经营者素质低下、道德败坏，并呼吁政府加强监管。张维迎却不一样。他从产权、预期、信誉的角度，论证了中国企业不讲诚信的根源是产权制度不完善，并指出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和频繁管制，恰恰是加剧市场混乱的重要原因。要想改善市场秩序，就必须推动产权改革、开放市场竞争、规范政府行为。正像他在故事的后半部分中所说：“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你要砍就去砍，只要不收这个树，过几年砍树的人就会后悔，没砍树的人就赚便宜了。这样，大家就觉得树真的是个人的，不会被收走。大家就都开始种树，树就会长成森林。”

市场混乱源于产权不清

中国市场化改革以1992年为分界线，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重大进展。首先是政府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随之而来的是民营企业兴起，国有企业改革逐步走向产权民营化。但是，随着市场交易的活跃增长，一些不良现象也开始盛行，特别是假冒伪劣产品和坑蒙拐骗行为大量涌现。在一般产品市场上，从过去的假表、假电器、假烟、假鞋，到后来的假棉被、假米、假药、假针筒等，假货不但没有随着一轮轮的“打假”得到遏止，反而愈演愈烈。据当时的一次媒体调查，市场上最少15%～40%贴有宝洁标志的日用品是假货，甚至有许多危及生命安全的假货也流入市场，造成严重的事故。影响更为深远的是，造假已经不局限于产品市场。在资本市场上，上市公司有组织的报表数据造假屡见不鲜；在劳动力市场上，假合同、假雇佣、欺诈勒索等行为也层出不穷；在建筑市场上，“豆腐渣”工程比比皆是。这样一来，到2001年前后，社会上呼吁政府加强监管、要求工商部门加大惩治力度，甚至抨击“一切向钱看”的声音空前高涨，企业信誉和商业道德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维迎对产权、信誉与市场秩序的关系作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与众不同、发人深省的观点。他的核心观点是：产权是企业信誉和商业道德的基础；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心者无信用；缺乏明确、稳定的产权预期，必然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坑蒙拐骗盛行。“村民着急砍小树”的故事，正是这种观点的生动表现。

在上述观点中，张维迎讲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人的最优选择与生命预期有关。假如一个人预期只能活一周，那他很可能花天酒地，胡作非为；但如果预期活20年，他就会谨慎考虑一切行为的后果。中国很多企业不讲信誉，是因为企业领导人没有长期发展的动机。信誉是为长远利益牺牲眼前利益，当人们不考虑长远利益的时候，信誉就无从谈起。企业领导人没有长久预期，最根本的原因是产权不明晰。在国有产权制度下，决策者的利益与企业信誉没有长远关系。一个国有企业领导人作决策的时候，很少考虑长期后果，因为他也不知道能在领导岗位上待多久。既然企业未来的收益可能由别人分享，那么他肯定不会追求长远的利益。所以，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充其量只有“种菜”的积极性，而不会有“栽树”的积极性。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要有良好的市场秩序，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产权制度。

规范市场首先要规范政府行为

那么为什么很多私营企业也不讲信誉呢？原因在于，他们觉得产权没有可靠的保障。产权是通过预期影响人的行为的。一个人即便有了法律上的所有权，但如果感到这种所有权并不牢靠，也不会像真正的所有者那样行事。在中国，一方面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民营企业对产权保护缺乏信心。另一方面，还有政府管理体制的问题。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不透明，太随意，很多政策朝令夕改。今天合法的事明天就不合法，今天归你的东西明天就不归你，结果导致企业投资者对未来缺乏稳定的预期，大多抱着“能捞一把捞一把”的心态追求短期利益，就像张维迎讲的故事里一有机会就把小树砍掉的村民那样。这样一来，自然也能看到很多私营企业放弃信誉、制假售假的败德行为。

村民砍树的故事说明，建立稳定的产权预期和良好的市场秩序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人们有足够的耐心。在现实生活中，每当市场上出现某种不良现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求政府加强管制，殊不知，试图用加强政府管制的办法规范市场经常会事与愿违。这是因为，政府部门的权力越大，企业面临的环境越不确定，短期行为就越盛行。政府管制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越管越乱，越乱越管。所以规范市场首先要规范政府行为，没有规范的政府就不会有规范的市场。更何况一些政府部门在监管市场的名义下，经常滥用权力对企业进行刁难。所以张维迎提出，不应该给政府太多的权力，也不要给它太多的责任。给政府承担的责任越大，它要的权力就越大，市场反而越混乱。

张维迎的这些观点与人们的某些直觉相悖，却是严密推论的结果，也得到了很多经验事实的佐证。中国加入WTO以后，一方面，由于政府在意识形态层面加强了保护私有产权的承诺（例如2004年宪法修订写入了相关内容），并清理了大量不符合WTO规则的法律法规，使政府的行为规范向国际惯例靠拢，为中国企业建立信誉创造了更好的制度环境。结果，随着市场竞争深入，出现了一批知名度和美誉度很高的中国品牌企业，如联想、海尔、TCL等，甚至走上了国际化道路。另一方面，由于大型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止步不前，政府对市场运行的干预随着经济形势变化无常，有时甚至对民营企业产权构成侵犯（例如2004年发生的“铁本事件”，2009年山西煤矿行业强制国有化等），最终并未消除企业行为短期化的制度土壤。所以中国市场上的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现象依然存在。其中最典型的是食品安全与质量问题。过去十余年间，大量调查显示，中国消费者在市场上几乎买不到让人放心的食品，取而代之的是染色馒头、瘦肉精、地沟油、激素肉禽、注药水果等有毒物品。媒体报道的阜阳“大头娃娃”奶粉事件、广州劣质散装白酒事件、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等，都成为全社会关注和声讨的焦点。以此为典型，人们对中国社会道德状况的追问也越来越迫切。

建立优良市场需要“多管齐下”

中国究竟如何建立优良的市场秩序？根据张维迎的观点，市场建立信誉机制需要解决五个问题：第一，要有明确的产权制度；第二，规范政府的行为；第三，减少政府部门在社会中的交易；第四，有良好的信息传输系统；第五，完善法律的作用。可以说，政府职能转变是建立良好市场秩序的关键。但也应该看到，企业家在此过程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在现实中，企业不讲信誉、行为败德的情况有两类：一种是“逼良为娼”，即政府破坏产权，随意干涉市场，使企业经营者失去长远预期，为追求短期利益不择手段；还有一种是“自甘堕落”，即企业家主动勾结政府权力，破坏公平竞争，或在竞争中放弃道德标准，以不正当手段坑害同业与消费者。无论要改变哪种情况，企业家的道德修养和精神信仰都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