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先生和他的美女朋友早上8点准时来宾馆接我。昨夜阴云密布，气温一下子降到了27℃左右，温差变化很大。在去往今天第一个目的地的路上，只要不停车，开着窗户还是比较舒服的。

离开通许，汽车穿过乡村，朝西南方向进发。谢天谢地，虽然还是会七拐八拐地问路，但路还算好走。有农民告诉我们下一个村子就是阮庄，我们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阮庄离通许四十多公里，我们花了将近一小时才找到。考虑到我们几个都不怎么认路，这个成绩已经相当不错了。在阮庄以北，我让陆先生停车，一个人穿过玉米地、青椒地，来到一处墓地前。路边的石刻告诉我，这就是阮籍墓了。

阮籍是三国时期继曹植之后的又一位伟大诗人。和曹植一样，他也来自贵族阶层。父亲是曹操手下的一名官员。在曹丕和曹睿当政期间，他的多位亲人也都在朝为官。但到阮籍长大的时候，曹氏家族的势力逐渐被司马家族削弱。因为杀戮累累，很多历史学家认为那是朝堂之上最危险的一个时期。阮籍与这两个家族都有关联，这是一种危险的境地，许多亲友因此遭到杀戮。阮籍之所以能逃过一劫，可能与他的佯狂和谨慎有关。

阮籍是竹林七贤之一。他们远离政治，经常聚于竹林之下饮酒论文，为了避祸，买醉装疯更是小菜一碟。阮籍的音乐造诣独步当时，他的古琴曲《酒狂》流传至今。然而，他最大的成就还是诗，尤其是八十二首《咏怀》诗，用比兴、象征等手法借古讽今，寄托遥深，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在阮籍墓前，我倒了两杯酒，大声吟诵《咏怀》的开篇：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表面上看，阮籍的诗简净明晰，但如果考虑到他的寓意，就不会这么认为了。比如他用孤雁和盘旋的飞鸟表达了一种不安。是出世为隐，还是入世为官？这是儒与道的永恒难题。和曹植一样，阮籍也希望服务于明主，但是他又找不到任何安全的靠山。

面对复杂的阮籍，纠结的阮籍，我觉得光祭一杯酒、吟一首诗远远不够，于是又吟诵了《咏怀》第二十四首：

于心怀寸阴，羲阳将欲冥。挥袂抚长剑，仰观浮云征。

云间有玄鹤，抗志扬哀声。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

岂与鹑游，连翩戏中庭。

在这首诗里，阮籍赞美了代表道家不朽形象的“玄鹤”，鄙视在中庭聒噪盘旋的“鹑”。他一生都在追求超越，虽然没有成功，但被这种情怀激发而产生的诗，却得到了唐宋诗人的高度认可。以阮籍为榜样，李白和杜甫也分别写了自己的《咏怀》。阮籍后来的声誉有所下降，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或许因为他的佯狂卖醉，再或者因为他诗中的比喻过于隐晦。

对于这个问题，我并不需要答案。把自己的酒一饮而尽后，我将他的那一杯洒在了墓前，然后开始检视墓地两旁的石碑。它们还很新，是二十多年前立的。看到附近有农民在干活，我便走过去，问周围是否还有其他关于阮籍的遗迹。他说在墓的南面曾经有一个纪念堂，但在“文革”期间被毁了，现在是一片小树林，阮籍族人的一些墓地散落其间。除此而外，再无他物。于是我告别了农民，回到陆先生车里。我已经凭吊了墓地，下一步要去尉氏县，那是阮籍的故里，位于这里以西三十公里的地方。

像通许一样，尉氏也是一个县城，周围是成片的庄稼地，只有乡村公路。尉氏看上去比通许繁华许多。或许今天正逢赶集，路面拥挤，三十公里的路程花了我们将近一个小时。与通许稍有所不同的是，尉氏的大街上有专门的人行道。在阮籍时代，这里已经是一座古镇了。我们在主街上走着，时不时地停车问路。问到的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因此走得还算顺利。

阮籍住在东湖的东北角，当然，家早已不见踪迹，唯一的标志是水泥台上的雕像。雕像下面刻有“阮籍啸台”四个字。道路两边立有石碑，跟墓地的一样，也是不久前由阮籍在中国各地甚至远在新加坡的后人立的。石碑上刻满了历代名家来此留下的诗文，其中就有我拟拜谒名单里的两位：贾岛和苏轼。原来来此朝圣的，远不止我一人。

阮籍啸台历经岁月的冲刷，如今也只剩下一个土丘了。虽然只有六七米高，爬上去还是需要几分钟。由于风雨剥蚀和水土流失，旁边的树根有的已经裸露出来，我正好可以抓着它们向上攀爬。这座土丘曾经是啸台的台基，最初的啸台属砖木结构，大约三十米高，历经几次重建后在二战中惨遭毁灭。残迹一直保留至今，而我就站在那堆废墟之上。

我是最近才发现啸台的用途的。我曾经把汉字“啸”译作“whistle”而不是“drone”。这貌似是对的，因为所有的字典都是这样解释的。然而，当再度审视这个字的时候，我发现在道教文化里，它有着与通常的口哨声全然不同的含意，是一种声振百里的撮口发声。这样的“啸”需要站在山顶或者高台上才能实现。遗憾的是，今天的道家虽然知晓该字的古义，却无人能告诉我如何做到这一点。也许支撑这种技巧的养生法已经失传了，抑或今天的道家高人对这样的技巧秘不外传吧。

在阮籍生活的时代，“啸”被认为是士大夫在尘嚣之外，尤其是朝廷之外值得用一生去追求的艺术形式。与他同时代的成公绥写过一篇《啸赋》，后来收录在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文选》里。作者讲述了啸者如何攀到高处，如何心无杂念，那些微妙而遥远的心理体验一旦达到“忘我”的境界，便可发出“啸”来：

是故声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诸身，役心御气。动唇有曲，发口成音。触类感物，因歌随吟。大而不洿，细而不沉。清激切于竽笙，优润和于瑟琴。玄妙足以通神悟灵，精微足以穷幽测深……百兽率儛而抃足，凤皇来仪而拊翼……乃知长啸之奇妙，此音声之至极。

据一些专家所言，“啸”与中亚某些游牧部落如图瓦族的“呼麦”类似，主要集中于“气”的产生，而不是声音本身。这是道家的一种养生修炼。

站在阮籍曾经“啸”过的地方，我吟诵起他的《咏怀》诗第七首：

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

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驱马复来归，反顾望三河。

黄金百镒尽，资用常苦多。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

在这首诗里，阮籍并没有躲进诗歌的隐喻里，而是直抒胸臆。他想象自己是个追求享乐的少年，远游秦王朝的古都咸阳，终因黄金耗尽而白日蹉跎。古老的政治中心咸阳，在时空上远离现实的政治中心洛阳，这一背景设置有政治安全方面的考虑。过去在朝为官时，阮籍寻欢作乐、挥金如土；现在辞官返里，终于一贫如洗，在政治高压下闷闷不乐。他所能做的，只能整日痴对黄河对面的太行山脉。那里是洛阳的北部，是阮籍与他的六位朋友饮酒放诞的地方，也是我此次朝圣之旅的必去之地，但不是今天的目的地。爬下阮籍啸台后，我们继续接下来的旅程。

离开尉氏，我们一路向西，奔向约五十公里外的新郑。新郑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据说公元前2600年左右，后来一统华夏的黄帝就出生在这里。不过今天我没有时间去祭拜他了，所以决定直接穿城而过。我们走的那条路正在施工，必须从南面绕行，不巧绕行的那条路也在施工，折腾了近两个小时才到达新郑的西郊。这里到处都在修路，包括我们下面准备走的那条路。这座城市貌似在搞“大跃进”，想在21世纪的开头一步跨入现代化。

眼看离目的地近了，麻烦却多了起来。我们不停地问路，不停地尝试，不停地掉头，最后终于找到了东郭寺村。寺庙已经不见，但是我希望那位著名的住户还在，至少有一些在的迹象。陆先生一停好车，我便开始寻找这位住户的蛛丝马迹。一位在公路旁散步的老人指引我来到当地的一所小学。看得出他无所事事，也就跟着我一起进了校园。

这位住户名叫白居易，公元772年出生在这里。白居易的诗平易晓畅，各阶层的人都能吟诵，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他的祖父在洛阳为官时，结识了新郑的一位官员，在拜访这位官员的时候喜欢上了这里，便举家迁到了这个村子。我希望还能找到一些诗人成长的印记，在古老的中国，我的这个想法并不荒谬。诗人一直是文明进程中比较受尊敬的，我想总会有一些纪念堂馆之类的吧。

就在我走出小学大门的时候，先前那位老者告诉我，确实有这样一个地方。原来他曾经是这个村子的村长和这所小学的校长，这所小学就叫“白居易小学”。他说小学校址最初在操场那边，包括两个篮球场和六个乒乓球台。现在那里矗立着一块大牌子，写着此地的历史意义以及这位著名诗人的事迹。白居易是一位高产诗人，一生留下了三千多首诗。牌子上有两首我没读过的诗，其中一首叫《草》，是白居易早期的送别诗，据说作于十六岁。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屈原的《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白居易暗用了这个语典，他把自己的朋友比作隐士。令我惊讶的是，一位十六岁的少年便熟练掌握了五律这种诗歌形式。这种诗体后来伴随他的一生，只是作多作少的问题。牌子上的第二首诗是《宿荥阳》，荥阳是新郑的旧称，我们刚才就是从那里焦头烂额地过来的。公元828年，白居易在去洛阳途中路过荥阳，写下了这首诗：

生长在荥阳，少小辞乡曲。迢迢四十载，复向荥阳宿。

去时十一二，今年五十六。追思儿戏时，宛然犹在目。

旧居失处所，故里无宗族。岂惟变市朝，兼亦迁陵谷。

独有溱洧水，无情依旧绿。

河南属于中国的中原地区，是安史之乱的“重灾区”。为了安全起见，白居易的父亲带领全家迁徙到了运河流域，白居易后来就是在那里长大的。我没有向他敬酒，他待在这里时的年岁还太小，不该饮酒，而且学校也不是饮酒的地方。我还打算去白居易待过的另一个地方，那是一个适合他品尝来自大洋彼岸琼浆的地方。挥手告别了老者，也告别了教室窗后睁着好奇的眼睛看我的孩子们，抱歉孩子们，我无意中打扰了你们上课。值得庆幸的是，返程比到来的时候要容易得多。多亏了那位老者的指引，陆先生毫不费力地找到了返程的路。

能回到平坦的大路上，是件让人高兴的事。路况很好，可我却有了困意。我提醒自己绝对不能睡，因为不到十公里，就是我的下一个目的地。在快到辛店镇的地方，按照一块指示牌的指引，我们开上了一条乡村公路，行驶三公里后到了欧阳修纪念馆。他的墓也在这里，是迁葬过来的。他在阜阳去世，最早葬在那里，距此有三百多公里。在阜阳任职期间，他非常喜欢阜阳的西湖，公元1071年致仕之后，便住在那里，一年以后去世。又过了三年，皇帝下令将欧阳修的墓迁到离都城较近的地方，方便随时去凭吊，于是辛店成了首选。后来这里也成了欧阳修的家族墓地，葬在这里的包括欧阳修的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妻子、四个儿子和一个孙子。“文革”期间，纪念馆及附近的树木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墓地尚存，近年来已然修缮一新。

我沿着一条由杉木板铺就的小路来到墓地后面，拿出威士忌敬献给欧阳修和他的妻子。酒香缭绕中，我朗诵起他的一首《采桑子》，这是他在阜阳去世前写的十首诗词中的最后一首。当他以一位退休高官的身份，乘坐马车回到二十年前执掌过的地方时，忍不住一阵慨叹：

平生为爱西湖好，来拥朱轮。富贵浮云，俯仰流年二十春。

归来恰似辽东鹤，城郭人民。触目皆新，谁识当年旧主人？

在中国的大诗人中，欧阳修是少有的仕途腾达之人。他与人相处融洽，即使对政敌，亦能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他在朝为官，侍奉过几代皇帝，成就极其显赫，是当时伟大的政治家、历史学家、散文家、书法家，当然，他还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同样引人瞩目的还有他的出身，他早年丧父，家贫，幸而有一位如孟母般的贤母。

在墓前拜祭完毕，我来到展厅，那里介绍了欧阳修的生平事迹。在一间大厅里，有一幅欧阳修夜晚听风的图片，上面有他的《秋声赋》：

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欧阳修的诗词有一种开放而自由的胸襟，他从不拘泥于特定的形式，这也直接反映了他的性格特征。在穿过大厅时，我很惊讶：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地方，各种陈列却做得如此完美。其中有一幅苏东坡的书法尤其让人印象深刻。如欧阳修一样，苏东坡也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书法家，实际上他就是欧阳修的门生。公元1091年，在老师去世近二十年后，苏东坡草书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它就在我眼前的玻璃陈列柜里。

中国历史上，官员失宠如果不是死罪，一般都会贬出京城，罪过越重贬得越远。欧阳修也被贬过多次，但是一般都在离都城五百公里以内的地方。有些罪过严重的官员，甚至被贬到一千五百公里以外的地方。有一次，欧阳修被贬到离南京不远的滁州。在那里，他经常沿着琅琊山山顶流下的溪流远足，而且非常喜欢沿途的风景，甚至专门在溪水边建了一座亭子。建成以后，为之撰文曰：

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苏东坡的这幅草书是中国最著名的书法作品之一，明朝的时候曾被刻石，我面前的展柜里就有一小部分拓片。书法是一门非常有魅力的艺术，看别人一支毛笔在纸上或丝绸上龙飞凤舞，我曾经想学，却始终控制不好力度。20世纪70年代我在台北竹湖地区的乡村，每天研墨练字，每周和四个中国学生一起去庄严家里上课。庄严是故宫博物院书法和绘画方面的展览策划人，也是台湾最著名的书法家。每周他都会检查分析我们的习作，再拿出一张博物院的宝贝在桌子上展开，用来启迪我们下周的练习。但一年以后，我还是放弃了，自知不是那块料。书法是一门展览艺术，而我面前就在展出一幅中国最伟大的书法家的杰作。我想拍一张照片，但是展柜反光，什么也照不上，最后不得不放弃了。

就在我从墓地往回走的时候，猛然发现有一处欧阳修的母亲教他写字的雕像。没有钱送孩子去私塾，也没有钱请老师，她折下一根芦苇自己教儿子在沙子上写字。在她的雕像旁边，是欧阳修在自己的沙盘里写字的样子。嘿，要是我从小就这样练字，我的汉字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惨不忍睹了。于是我在纸上写下一句话：下辈子一定要有一个沙盘。

我告诉陆先生，现在就剩欧阳修门生苏东坡的墓没去了。出了辛店镇，我们驶上了名副其实的高速路，以一百公里的时速一路向南。开了整一小时，在郏县下高速转238国道向西，路还是很好走，很新、很宽。刚过薛店镇，就看见了我要找的牌坊。我以前来过，那时候上面写的是“三苏祠”，现在变成了“三苏园”。唉，变成公园了？这么新的路，该不会把我要找的东西“建设”没了吧？我心里有点犯嘀咕。

公路蜿蜒经过一座叫钧天台的小山。公元前2600年的黄帝曾在此驻跸，向广成子问道，奏钧天广乐。我想下车去看看，一看天色已晚，还要赶路，只好作罢。我们的车继续在两边是棉花地和玉米地的土路上穿行，然后又转向公路开了大约七公里，终于找到一个停车场。停车场很大，估计可容纳一百多辆大巴车。同时，这里的路也修得好。奇怪的是，偌大的停车场只有两辆出租车，一辆大巴车也没有。我没多想，反正对我来说，有地方停车就是老天爷的眷顾了。

前两次来的时候，我可以把车直接开到墓地前。现在这里升级为一个休闲度假区了，停车场与墓地还有一段距离。但是至少墓地周围没有什么变化，最后的两百米，依然是成排的古松和石像，就好似你正在走近一座皇陵。路的尽头是纪念堂，我以前去过，所以这次直接去墓地。三苏园，顾名思义，三座长满绿草的土丘一字排开，前面有祭奠用的石坛。苏洵的墓居中，两旁分别是其子苏轼和苏辙的墓。

在中国历史上，苏家是最著名的书香世家，父子三人都是宋代著名文学家，没有第二个家族能如此辉煌。我从未读过苏家老爹的文字，却对他两个儿子的作品很熟悉。在翻译老子《道德经》的时候，我曾大量引用苏辙的疏注；在学习中国诗歌的时候，我又读了苏轼的大量作品。今天，我再次来到他们的墓前，我要与他们一起分享这些东西。

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拿出杯子，在三座坟前各放了一个，然后诵了苏东坡的两首诗。第一首据说是他最早的作品，诗题叫《江上看山》，记录了他游览岷江时候的感想。

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

前山槎牙忽变态，后岭杂沓如惊奔。

仰看微径斜缭绕，上有行人高缥缈。

舟中举手欲与言，孤帆南去如飞鸟。

这首诗作于公元1059年，当时苏东坡二十二岁，与弟弟一道随父亲从岷江流域的成都去往两千公里外的开封，从此开始了他们的仕进之路。从抵达大宋国都的那一刻起，他们的生活便注定了漂泊不定。当时的朝廷虽然不像曹植、阮籍时代那样步步惊心，却也正处在派系斗争之中。与欧阳修一样，苏氏父子属于保守派，不断地与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发生摩擦。尽管双方矛盾相对还算温和，但是贬谪、流放甚至监禁也是家常便饭。苏氏兄弟都不得宠，因此，为官便意味着一家人聚少离多。

公元1094年的一次偶然事件将苏轼的生命推向了尽头。当时弟弟苏辙被贬到薛店以西不远的汝州，而苏轼被流放到极远的英州（今广东英德）。兄弟两个在汝州相聚数日，他们去拜谒了当年黄帝驻跸的山头——也就是我刚才路过的钧天台，勘察了那里的地形地貌，觉得与四川老家极其相似。于是，他们便在莲花山以北的山脚下买了一块地，作为家族墓园。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公元1101年，在从流放地返回途中，苏轼去世；十一年后，苏辙也去世了。

尽管现实生活中两人聚少离多，但是在中国悠久的文学史上，兄弟俩的名字却是形影不离的。他们最喜欢的就是中秋的圆月，在那样的一个时刻，仰望银河，苏东坡写下了《中秋月》：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从兄弟角度而言，一别不是一年也不是两年，而是十年。对中国文化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当一个人将心交给诗的时候，诗也会为他催生出无尽的悲喜，这是缪斯的魔咒，万古悲愁岂是一饮而尽那般容易。从近代诗人艾青、穆旦的生平来看，更是如此。离开之前，我又诵了一首诗，那是苏轼生前的最后一组诗，题为《纵笔》，一共三首，这是其中之一：

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

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

就在写完那组诗之后，苏轼从流放地被召回，途中病故。拜谒完苏氏三贤，再走一公里的路到停车场，已经下午3点了。我在洛阳预订了宾馆，希望能早些赶回去。别了三苏园，汽车一路向北，朝三十公里外的汝州驶去。

汝州是苏轼和弟弟最后一次分别的地方。要是在平常，我肯定会去拜访我认识的一位当地陶艺家的女儿。她父亲花了近二十年时间去研究宋代最著名的天青釉的制作秘诀。这种釉之所以被称为“天青釉”，是因为它不仅看上去像雨后的晴空，而且还会随着光线的变化不断改变自身的颜色。不幸的是，皇帝的性情也说变就变。为了防止天青釉制作工艺外传，他下令杀死了当年与制釉有关的所有参与者。一千多年来，没有人知道这种釉究竟是如何制成的，直到最近，我的那位朋友发现了里面的秘密成分——猫眼石。中国很多高官富商都来购买他的汝釉，该釉因汝窑得名，而汝窑因汝州得名，汝州则因当地的汝河得名。

但是，今天我没有时间去看天青釉了。我们到达汝州汽车站，已经是下午4点，而洛阳据此尚有七十公里之遥。进站的时候，正好有一辆开往洛阳的长途车刚刚启动，牌子上写有“高速快车”字样。我赶紧下了出租车，向长途车司机招手，示意让他等等我；接着又取了背包，付了陆先生车钱，与他和他的朋友道别。终于，在最后一刻，我上了开往洛阳的班车。

现在总算安心了，这辆车正在开往我过夜的地方。既然叫“高速快车”，我希望它是走高速公路的，结果却发现那是个大忽悠。我们在一条年久失修的公路上颠簸着，然后老天爷开始一直不停地下雨，甚至下得暗无天日。到达洛阳时，已经是大雨倾盆了，而且正赶上晚高峰。终于离宾馆不远了，我让司机停车，背起包，撑起伞，冲进了哗啦啦的大雨之中，绕过车流，穿过街道，上了公交车。到达我下榻的神都大厦，已经晚上7点了。总算完成了这两天的计划，我的中国古代诗人朝圣之旅，劳累而愉悦。镜子中，我的脸色因兴奋而变得通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