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

时光旅行和情书

马良

“戏剧家”的儿子

摊上一对儿搞艺术的爹妈，是我这辈子喜忧参半的宿命。从我降生到这个世界的那天起，我的人生便被我乐天散漫的爹妈给搞砸了，因为他们至今都无法确认我到底是哪天生的。

按照我爹的说法，那天是下午天快擦黑的时候把我妈送入产房的，他在门口的长凳上坐立不安，直等到半夜一点动静都没有。我爹一辈子写过无数剧本，在他的描述里，一切都栩栩如生，像一场逻辑缜密的大戏。那天我奶奶也在，据说嘴里轻轻念着各种口诀，很含糊地做着双手合十状，在贴满了红色标语、毛泽东语录的区卫生院里，向着四面八方动作幅度很小地小心地划拉着—奶奶是从河北农村专程赶过来的，其实是为了亲眼看一看最后这一把牌到底能不能和。加上我姐，赵各庄的老马家这一代已经先后诞生了七个闺女（和一个外孙子）。连续七个姓马的姑娘是村里有名的七仙女，北方农村有个说法，绝了香火的人家，一定是暗地里造了孽的，这事儿让我奶奶在村里一直都抬不起头来。我叔在连生了三个女儿之后，已经彻底没脾气了。而他哥，我爹，在我出生那年已经四十四岁。我，这个不小心怀上的孩子，对于老马家，对于我奶奶，成了能否一雪前耻，从此扬眉吐气的最后一搏。

直到后半夜快12点，我才大吼一声来了。我爹说他记得清楚极了，墙上的钟是11点55分，护士出来宣布，生了个男孩。话音刚落，我奶奶嗷的一声就哭了，把护士吓得不轻。马家终于有后了，奶奶当时就要给四方过路的诸神仙磕头，被我爹一把扯住。农村人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我爹本来就是被群众监管着的“走资派”，顶风作案生了孩子，已经态度很不端正了，还要搞封建迷信这一套，事情传扬出去，可不得了！所以我爹生生把已经膝盖都弯下了一半的奶奶给当空拽飞了起来。之后要填写出生证，惊魂未定的护士小心地跟我爹商量，这孩子算到哪一天？可以算作是8月31日的，也可以算成9月1日，虽然前后只差一天，但正好小孩儿读书报名时候，分年级就是以这一天作为分界的，前一天的孩子能早上一年学。

我爹信誓旦旦说，就是为了这个，我的生日定在了8月31日。可我妈坚持的是另外一种说法。她说她进医院那天记得清清楚楚是8月30日，我因为出生在凌晨，可前可后，写是写了31日生的，可严格地说，我其实是30日生的。至于读书分界线的事情，是直到送我去小学报名的时候才知道竟那么巧！估计当时是觉得太侥幸，才记下了这个典故。我妈对这件事的总结就是：你搞戏剧的爹本来就是个凡事都追求戏剧性的人，他潜意识里硬要为你的出世加一点传奇色彩罢了。每当我妈这样说，我爹总是笑，“你妈又欺负我，好吧好吧，我不说了”。可我妈一走开，他又低声和我悄悄言语，“这事儿我怎么可能记错，你要相信我”。

信爹信妈不重要，只是我从此信不了命了，其实是没法儿算命了，真苦恼坏了。生辰八字有两种说法，算了几次都是要两套命书，免不了被人白眼。星座也没法确定了，自己买了星相书看，前一天和后一天的命，简直背道而驰，一个混得极好，一个非常平庸惨淡，到底该信哪一个？本来人要去算命，一定是因为心里没谱，卜个吉凶，想要寻个实在的说法，再或者寻个破解。而可怜的我，就因为我这两个“戏剧家”爹妈，从此不得不分头面对南辕北辙的命运，奔走于自相矛盾的人生。

每次春风得意的时候，我便心里暗自赞叹我爹的记性不错，而每次在生活里撞得鼻青脸肿之后，又想起我妈的话，按我妈记的日子，我命里就该那么苦苦挣扎的。而我奶奶拜的四面八方的神明，现在想来一定也不是一伙儿的，各有各的一本账。总之，我的人生从我来的那天起，就已然乱了。

一个异想天开的名字

我一直认为我的父亲母亲是有童心的人，他们竟然给自己的儿子起了如此奇特的一个名字：马良。和童话中的“神笔马良”一模一样。要知道在我小时候，在那个所有的语言文字都意味着阶级斗争的时代，我的名字简直有些痴人说梦的意思，和一个天大的玩笑一样令我难堪，就像你现在给孩子起名字叫“哈利波特”或者“奥特曼”一样地不严肃。

我知道自己没有那支化腐朽为神奇的妙笔，可是还必须自称为“马良”，为此我非常羞愧。于是，整个小学六年的时间里，我自告奋勇地承担起了为所有的好朋友完成美术课作业的任务。说实话，这个“自我救赎”的过程非常艰巨，最多的时候，我甚至要连续完成十数张画，并且为了在老师那儿瞒天过海，在每张画的题材和画风上，我还要尽量地南辕北辙。在画画方面日渐精进的同时，我也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各科文化课的成绩总是徘徊在留级的边缘。总之，我的未来看上去简直是漆黑一片。

所幸的是“马良”这个名字不只带给我这些童年“劳顿”，也给我带来了奇妙的转机。

小学毕业前夕的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帮老师送教具去教导主任办公室。因为手里拿着东西，用肩膀莽撞地顶开了房门，空气瞬时流动，将桌子上的几张纸片吹了起来。我清楚记得那个画面，如同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那几张白纸飘飘悠悠地在逆光的午后斜阳里慢慢落地。我立时呆住了，一方面是吓的，一方面是因为那个画面实在很美。正在出神的当口，突然听见教导主任问：“你是不是叫马良？”眼看身份暴露，正要趴地上捡纸的我吓得几乎要转身逃离。没料到他和蔼地拍了我肩膀，以选定革命接班人的口吻说：“那表格你拿一份吧，你应该去那里。”当时我的脸色一定惨白得和那几张白纸一样了，我还寻思他的意思不会是要送我去工读学校吧？正惶恐间，眼睛扫到了那文件上的红字题头“华山美校招生推荐表”，心里顿时柳暗花明，也立即明白了教导主任微笑的意思，一时激动得天旋地转。

后来真的如愿进入了华山美术学校的初中美术班，成了中国最后一批在初中就科班学习美术的孩子（后来取消了初中专业教育）。当然在美校里，“马良”这个名字更是成为了话题，为了不辜负这个名字，我异常刻苦地涂涂画画，从初中到大学竟学习了整整十一年的美术课程。每当回忆起那张推荐表慢悠悠飘在阳光里的画面，我自己都觉得是那么的不真实，几乎有点电影剧本的意思。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我并没有杜撰。那个闯祸的叫“马良”的孩子，从那天起就注定了因为这个名字，拥有了和“美术”脱不了干系的人生。有人说名字是一个咒语，会左右人的一生，是啊，我这个痴人说梦一般的名字，也注定成为了我的宿命。

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是个典型的北方汉子，脾气暴躁，爱憎分明，是个很棒的导演。我的母亲是个贤淑的女人，波澜不惊，除了演戏的时候她挺有爆发力的，平时都是四两拨千斤的性格，是个很不错的演员。他们年轻时候，都长得山清水秀，结婚的时候拍了一张郎才女貌的结婚照，特别漂亮，自我有记忆时候起便一直挂在他们俩的床头，搬了五次家，永远在那位置。

父亲成名很早，二十八岁时候已经很有威信了，周信芳亲点的导演。他在戏剧学院进修并为演员班排戏时遇到了我妈，我妈那时是表演系的女学生。据我妈说，第一次见他时，他对演员的态度可以说是骄横无比，气焰嚣张。后来，我妈一定使用了什么手段，收伏了我爸这猛兽，具体我不清楚，反正后来我爸在家里已被她收拾得很服帖了，但在排练场上，在生活中，他还是那个桀骜不驯的家伙。

后来因为敢作敢为的性格，他在“文革”中受到非常严重的迫害，而且“政治待遇”不低，几次都是张春桥亲自审他。江青要排演样板戏，那些造反派里无人能够胜任，排了几遍都不行，张春桥想起了我父亲，于是从牛棚里提将出来排练样板戏，等排练完成了又关回去。那时样板戏剧组是极其有荣耀的团队，父亲却只是个“暂时可堪利用的封资修分子”，组织上专门为每个光荣的演职人员派发了那时比较稀罕的绿色军大衣，一人一件，代表了荣耀的身份，却唯独没有给我爸。妈妈知道后，怕我父亲因此心理上受到更多歧视，托人买了绿布，连夜赶制了一件，又从旧衣服上拆了毛领子缝上，穿在身上，足以乱真。我爹从此几乎混迹于普通群众。这大衣多年来虽没再怎么穿，却一直保存着，我大学时候想拿出来穿穿，父亲还有些舍不得。我这才发现，这件大衣竟是我妈的手工“作品”，不光棉花絮得厚，很多针脚都是她一针一线手纫的。

那时“组织上”一再施压要妈妈和他离婚，划清界限，甚至以角色和演出机会相利诱。可是我妈却宁愿陪我爸一起被批斗审查，也没离开我爸。我爸也许是心里太多憋屈，身体终于垮了，整整七年的重病命悬一线，一度精神几乎崩溃，甚至动了轻生的念头。为了鼓励他活下去，我妈把我带到这个世界。我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那年我爸已经四十多岁了。老来得子，他终于决定狠狠地活了下来。

“文革”后，父亲的戏剧事业非常成功，天南海北，五大洲四大洋地去排戏。妈妈一直作为陪同人员，属于现在说的“生活秘书”一类的角色。她那时也四十多岁了，失去了做女主角的青春颜色。她不甘总做配角，但也实在无可奈何，后来带着一肚子幽怨离开了话剧舞台。在我少年时代的记忆里，妈妈总是带着愁容在数落我爸耽误了她的艺术青春，而我爸总是满怀歉意的样子，支支吾吾的。

终于在我二十岁那年，我妈得到了一个电视剧角色，在《编辑部的故事》里扮演“牛大姐”。这个曾经家喻户晓的室内情景剧，在一夕之间让我妈成了演老太婆的大腕。妈妈很多年都习惯不了自己的这种角色转变，就这样又自信又不自信地继续演了很多电视剧。而我爸爸因为一场大病，身体不再可以胜任导演工作，大约从十年前起，他成为了她的助理，他们还是四处拍戏，只是我妈站在了镜头前，父亲则在剧组食堂排队打饭。不过他似乎非常心甘情愿，我想他是觉得自己正在还我妈的情，所以他身体渐渐变好了，脾气也小了。

他们那代人不太会说“爱”这个字眼，但我爸却总是很喜欢说他很爱我妈，而且是“厚颜无耻”地反复地说，响亮地说。大约二十多年前起，每年春节吃年夜饭之前，父亲照例会写一首旧体诗，用毛笔精心写了挂在客厅最隆重的位置，内容无非就是说他有多么爱自己的老婆，自己有多么的幸运之类的话，几十年如一日地那么干，毫无倦怠。渐渐地，我爸自称的“老马的马屁诗”成为了我们家的传统，一家人只有读了他的“马屁诗”，才觉得真是过年了。

前几天，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我特地带了相机为他们拍照片，刚举起镜头，爸突然想起什么打断了我，起身去床头拿下那张山青水秀的结婚照，叫我妈也托了一角，两人一齐捧在胸前。我妈低头看了看照片，幽怨长叹一声：“你看那时我们多漂亮啊！”我爹根本没接这茬儿，只顾把头凑我妈脸颊上，连声吩咐我：“马良，来，你就拍我亲我老婆，就这样拍，快！! ”

姐姐

姐姐比我大十一岁，我小时候，她就像我的另一个母亲。我的少年时代，父母经常不在身边，心里总很依恋姐姐，可是她对我特别严格，每每在我学习特别差的时候，用自己随时发明的各种“恶毒”文字挖苦我，当然她一直说这是为了激励我。我记得有一句话是：“只会画画有什么用？笨蛋！功课那么差，你将来不过就是个嘉定县第七十八小学的业余美术老师。”这差不多就是原话，真不知道她怎么想出来的，既已经是只能在郊县找工作了，还要排在最末次的学校，而且还是个编外的老师。我脑子想着自己这绝望的前程，气得直回嘴：“要你管，我本来就是要去做个业余美术老师的！”那时候我心里真是恨死了她，总想必须尽快地长大，以逃脱她的魔爪。

她出嫁的时候，我已经长到了一米八的身高，和她寻到的男人不相上下。虽然其实还只是个孩子，但我确实已经参与过了无数次群架，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准男人，我明确地觉得我不再需要任何姐姐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有些故意疏远她，或者说忙于享受做个男子汉的痛快，却顾不上这手足之情了。再后来，我姐姐胖了，有了孩子，不再是曼妙的少女，而弟弟也秃头了，并且有了自己的爱人。我这才渐渐明白，原来长大不是结果，只是个过程，我们还要一起老去的，我们注定是姐姐和弟弟，还要相依为命的。

很多年以后，没有成为嘉定县第七十八小学的业余美术老师的我，成了一个经常自寻烦恼的“文艺工作者”。而姐姐那时便成为了我的心理医生。我每当在生活里感觉逼仄，难以排解的时候，就会想和她聊聊，一开始因为我们并不生活在一个城市，故而总是书信往来，都是写在纸上的，厚厚的一大叠信纸，像朋友一样坦诚聊天。后来姐姐搬回上海，这笔谈的习惯也并没有改变，她曾是写字为生的人，用笔说话也许觉得更顺畅些。几年前我终于教会了姐姐使用电脑，她开始给我用电子邮件写信，她打字慢，信变短了，但是我依然爱读她写的字。有时候看她的信不自觉地就会鼻子发酸。

马良：

是姐姐，看了你写的和你拍的东西。心里很不好受。为你的奢侈的美好，那么孤单于高寒，那么蓬勃于寂寥，又那么沉醉于清醒……清醒在混沌的无奈中，这就是你幸与不幸的宿命！

弟弟，生存的无意义感已经被死亡证实，但我们却活着，这是他人偶然带给我们的必然，必然的必然有其意义，只是大多数人找寻不到，而你却已经靠它很近很近。我想，来这世间的目地，一定不是你的名字，你的荣耀，和你的不幸。这些都将消亡，归寂于宿命，但你天赋异常，一定神明别有授意，他让你的灵性通透，魂魄善感。这灵与魂必是用来记录你生的况味，让它们找到一个出口，汇激入天地的大爱，随纤尘起舞飘荡，成为永恒。所以，别彷徨，继续吧，因为你也是一个天使，明白吗？

你的姐姐

这是其中一封，读了心里又想笑又想哭，笑的是姐姐终归是自家人，她那笨重木钝的弟弟只有在她的眼里是个天使罢了，哪有什么一飞冲天的本领。想哭是因为这些年来为了不辜负这份最不清醒的爱，我硬是手脚并用，不停地狂奔扑腾，想要让自己真的能飞起来那么一丁点。十六岁病中曾狂热写诗但羞于示人，只悄悄寄给了姐姐，没想到她的反应超乎我想象，把这些少年破诗到处给亲朋好友们看，还逼迫了她的几个作家朋友写信鼓励我，我真是收到了信的。甚至还暗地帮我投稿，若不是赶上了1989年，据说那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诗稿，也许真的会登载于某诗刊了。

唉，姐姐，如今想来正是你的迷信呵护一直推着我走，若没有你，亲爱的姐姐，你那原来只打算在嘉定县第七十八小学谋个兼差的笨弟弟，哪能走到这里。

外婆

我已经过世的外婆曾经喜欢喝酒，她壮年守寡，一生坎坷，可是一喝醉了却止不住地笑，望着所有人不停地笑，笑得直流眼泪。

母亲有六个兄弟，外公死的时候很年轻，刚解放，孩子们都还小，于是我的外婆，这个曾经的富家千金女，变卖了自己的首饰细软，把大宅房产拆散成一间间屋子，细水长流，一一典卖，供几个年纪大的孩子读完了大学，又教养了他们工作后再供几个年幼的孩子读书上学。然后她自己，每天心平气和地从曾经佣人住的小屋里从容走出来，穿过自己曾经的家宅—如今已经住满了陌生人的街巷，去到街道里的食堂，换上白大褂卖饭菜票，养活自己。后来“文革”期间，唯一还在她身边的我最小的舅舅被迫辍学，上山下乡去了，正好我也出生，外婆那时便来了上海。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她又喝醉了大笑，我父母气急败坏地把她拖进后屋。平时他们俩都是特别孝敬老人的人，任外婆喝醉了，一家人都陪着她笑，好像那是难得的过节日子一般喜庆。可是那天完全不同。妈妈低声地不停劝阻，别笑了，我的亲娘啊，别笑了，然后还要用手捂她的嘴。可哪里劝得住，外婆笑声更狂，拍着大腿，笑得涕泗横流。爸爸脸色惨白，心急火燎地把我和姐姐都拖进了家里后面、由曾经的过道改得密闭无窗的后屋，把前后门都仔细关得死死的。我十五岁的姐姐已经是半大人了，她和妈一起紧搂着外婆，将她按在床边，姐姐伸着食指放在唇间，做着“嘘”的手势。脸都笑红了的外婆好像明白了，努力憋着笑，也伸手指做噤声状，可只不过几秒钟，她便又笑喷了，大约是觉得身边这一家人鬼头鬼脑的样子，她更乐了，笑得比之前更大声更无所忌惮。

我还很小，在一旁看呆了，全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见我爹我妈迅速交换了个眼色，两人一起突然发力，把外婆一把扑倒在床上，然后扯起床上的被子，兜头就把笑得发抖的外婆包得死死的，外婆在被子里蹬脚，姐姐又前赴后继地扑上去按住她的脚。这场面可真把我吓坏了，外婆还在笑，他们仨隔着被子全力按着她，隔个十几秒钟把被子掀开一角，然后又迅速地把外婆和她渐渐微弱的笑声狠狠隔绝在被子里，依次反复，直到手忙脚乱的声音渐渐平息，一片安静，然后我听见被子里发出均匀的鼾声。

很多年后，我都一直记得那一夜家里的气氛，像一场充满神秘意味的闹剧，不只是外婆，每个人都像是喝醉了一般的狂乱。但我一直不得其解，只把它当成了童年里的一个噩梦。直到有一天，父母又提起那个晚上，一副哭笑不得的表情。我这才知道那时主席刚逝世，举国上下人人阴郁，如丧考妣，唯有她莫知莫觉地喝醉了狂笑。第二天外婆酒醒后后怕不已，曾经贪杯的她，从此之后竟滴酒不沾了。

一大早看到十多年前外婆给我的一封信，曾经附在托人带来的蜂王浆冻干粉一起。她最早不识字，外公去世后为谋生自学的。她是在九十八岁施洗后第二天离开的，我很想她，愿在天国里，她的天父会好好照看她。

亲爱的爸爸

在我小时候，父亲很少和我说话。但他并不是不苟言笑的人，只是他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太多的事情要思考，以至于在我的童年回忆里，父亲就是一个沉默的背影。这背影对一个孩子，充满了威严和距离感。当然有时他也会回头对我笑笑，我那时就会特别开心，觉得自己正一天天成长为他的朋友，但当他转过身时，我又会沮丧地觉得他面对的是一个我永远也无法进入的神秘辽阔的世界。想去探究那个世界的念头，一直深深吸引着我。如今回头想来，也许我今天正在走的道路，只是为了追随父亲的背影，去见识一下他曾经面对的远方。

那时父亲是一家之主，地位是极其显赫的，这一切明摆在家庭的饭桌上。我十岁之前父亲一直是个病人，“文革”期间他得了慢性肝炎，曾经很严重，母亲精心照料他，家里的每顿饭都有一些菜是只属于他的“病号饭”，例如那时特别稀罕的鸡汤之类的“补品”。70年代末很多人家都有好几个小孩子，并不像如今那么娇贵，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如果有鸡吃（这是极稀罕的事情，所以我能一直记得），这只鸡是按照以下顺序“消灭”的：鸡汤一定是父亲的，鸡腿属于我父亲和外婆，外婆之后是另外一位寄住在我家的老人—我父亲儿时的一位老师，我和姐姐各瓜分一只鸡翅，鸡胸肉属于妈妈，但妈妈却是一定舍不得吃的，余下鸡屁股倒又是抢手货了，父亲和外婆都爱吃鸡屁股，他俩总是不断地相互谦让以至于都要红脸了，最终由我妈手起刀落，一个小鸡屁股一分为二，这事端才得平息。这事如今想起来像是笑话，但却是真的，那时的一只鸡，确实是死得极有些尊严的。

父亲从小练京剧武生，和电影《霸王别姬》里那些孩子一样是吃了不少苦头的，虽然最终没有成为一个角儿，但因为聪明好学竟做了一名导演。以前的京剧都是老师言传身教，所以父亲是中国戏曲舞台上第一代真正的导演。为此他一直很得意，第一部导演作品竟是为周信芳先生做导演，之后他一辈子兢兢业业，其实也都因为了这“不可思议”的第一步，“我这样一个没什么本事的人，周信芳先生也给我面子，听我的调度，我当时便明白了，了不起的是导演这份工作，不是我，必须要鞠躬尽瘁于这份工作，才对得起那么多看得起我马某的角儿”。以前的京剧舞台上那些“角儿”，都是社会上受人景仰的大明星，一点不比如今的电影明星逊色，父亲刚做导演的时候才三十岁不到，这些旧时的大腕儿，都是又有钱又有名望的“老板”，要在他们面前做指手画脚的工作，没有些“狂妄”的威严是绝不行的，所以他工作上强悍是有了名的，在排练厅里是说一不二的人物。但下了班的他，和门卫室看门的都称兄道弟，非常不“张狂”。他曾经悄悄和我说：“这些叔叔都是我的师兄弟，练武生的一旦老了，受伤了，翻不成跟斗了，便只能被安排在剧院里做门卫，他们都曾经比你爹厉害多了，我倒是个最糟糕的武生。”

父亲的个子不甚威武，比我矮小一个头还多，他经常伸长了胳膊摸着我的头顶，半是骄傲又半是遗憾地说：“你瞧瞧我儿这体格，原本我一定是有你这个头的，唉，九岁就下腰拉腿，硬是没有长开。”对此我是深信不疑的，父亲和张飞是老乡，即便没长开，却还是个天生威猛的人，扯起嗓子怒吼的时候，我完全是可以想象张飞当阳桥上三声喝的威力的。有次半夜里派出所有警察来家找我爸，那时我还小，吓得不行，以为要抓他去坐牢，我妈也惊了，只有爸爸很不以为然的样子，结果人家是来上门感谢的，说是昨天他抓了个小偷送派出所了，回家竟没有和家里人说。他这时才有些得意：“我病了这些年，怕是打不过他们三个，于是发了狠大吼一声，结果两个人当时就屁滚尿流地跑了，余下一个腿吓软竟站不起来了，我便抓住了他。”派出所的人连声称奇，他倒谦虚：“他们偷自行车的地方是后面大楼的那个过道，有回音共鸣效果，不是我的本事。”我们一家人这才笑了，他这雷霆千钧的嗓子是远近闻名的，有时唤我回家吃晚饭，只消在厨房里朝着窗外大叫：“马良，吃晚饭了！! ! ”这炸雷一时间从狭窄的弄堂深处轰鸣出来，我的小伙伴们无一不胆寒，都劝我赶快回家，不要惹出人命来。很多年后我带了两个大学同学去父亲的排练厅，观摩他的工作，两人也是被他的嗓子彻底威慑了，出来后两个人满脸怜悯，一个恍然大悟：“怪不得你说话轻声细语的，原来是物极必反，要和你爸爸顶嘴必然是输的。”另一个安慰我：“不过你这样长大，心理素质必然是很好的。”

其实父亲是个标准的文人，不过就是有一条武夫的嗓子罢了。我十二岁考美校前的补习冲刺阶段，糟糕的文化成绩成为我学绘画最大的障碍，我复习得很辛苦也很惶然，几欲放弃。一天早晨睁开眼，发现床头正面的墙上，父亲写了一幅大字贴在醒目处：“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可想而知，这话对我的激励有多大。我后来便真的破釜沉舟卧薪尝胆地考进了美校。后一次是我大学毕业后刚工作的那些年里，心高气傲却命比纸薄，四处碰壁如丧家之犬。终日钻营于事业，晚上只住在办公室里，几个月都没有回家。一天父亲竟寻上门来看我，径直取图钉数枚，将一横幅挂在我办公桌背后的墙上，七个大字：“男儿谈笑觅封侯”。父亲知道自己嗓子大，怕我那时也是个爆脾气，话说不到深处便赌了气，于是常常给我写大字，还有几幅字也是一直忘不了的，一个是“唯大丈夫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还有一幅是“厚德载福”，在我被生活戏弄了，直想要以牙还牙无情报复的时候，他听了我那些狠话，随手就去案前写了这四个字，一句话也不多劝我。他的书法的确特别好，笔锋奇妙自成一格，但对于我，更受用的却是那些文字里的嘱托，一个父亲给在世间行路的孩子，真正的指引。

父亲后来越发地柔和了，在我渐渐变得高大魁梧之后。几年前他突然病倒，晚饭后毫无征兆就在桌边的凳子上颓然倒了下去，医院里发出了病危通知，他躺在床上陷入了昏迷状态。我第一次意识到也许就此便会失去他，想起他在被送去医院的路上，看着我紧锁双眉、直直望着我却口不能言的样子，我心如刀绞却不敢说，怕是母亲和我一般地恐惧。昏迷到第四天晚上，我和姐姐轮流陪夜，那天是我陪通宵，窗外不远有医院招牌的霓虹灯将一片红光映入了病房，他一动不动地躺着，四下里一片安静，只有呼吸机的声响。医生说再不能醒过来便可能再也醒不来了，我吓得整夜握着他的手，怎么也不敢放开。凌晨三点多，我伏在他耳边轻声和他说了很多话，心想着也许他能听见。之后发生的一切，我一辈子都记得，像是奇迹。

我突然感觉他的手特别的温暖，滚烫滚烫地握在我的手里，那洒满了一屋子的红色灯光竟然亮了许多，我也忽然生出些奇怪的感受。昏迷的父亲，这位给了我血肉生命的人，好像正在通过他的手，将他所有暴烈的能量，他一生的信仰和热爱，他的智慧和知识，正在源源不断地传输给我，赠予我。那一瞬间，在突然意识到这一切的瞬间，我激动极了，也害怕极了。激动于这样的一种我想象里正在奔涌的不可思议的传承，恐惧于也许这一刻便是永别，他将一切尽数托付，从此一去不回。我流着眼泪唤着他，不知所措，叫得越来越响。正慌乱间，父亲竟睁开了眼睛，疲倦昏黄的眼睛突然就看着我，好像是为了一句答应，他不走了，他还要陪着我们一家人活下去呢。我立即叫来了医生，那一刻后父亲便醒了，一直留在了我身边，只是他真的不再有暴烈的锋芒，不再发脾气了。那一夜发生的一切，我相信都是真的，从此他成了一个特别和善的人，总是拄着一根拐杖，微微笑着看我，像个没有原则的土地爷爷一样的慈祥。

成为一个和父亲一样的人，一直是我的愿望，从很小的时候直至今天。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先天并不太完美的孩子，无论是智力还是体能，各个方面在同龄人里都不出类拔萃。功课差，体育也不好，各种竞技项目无一擅长。甚至最可自负的美术能力，一旦进入了专科学习，和一群同样有天赋的孩子在一起，便也成为了末流的人物。如果不是从父亲身上学了些男子汉的斗志和坚韧，我断然是没有可能杀出一条血路的。他从不苛求我什么，在我开满了红灯的成绩表上签字时，他也不恼怒，只是叮嘱我，要多看书多思考，一个有用的人，必须是自己成就自己。

我后来的确因为这句话一直在努力，为了自己成就自己。可我也清醒知道，能够成为今天的我，一定还是源于父亲的一些基因，特别是他异想天开的创造力，这是我最大的幸运。我们曾经的家有个阴暗的阳台，因此晾晒衣服都晒不到阳光，上海的潮湿天气，阴干的衣服总有些怪味道，母亲为此一直有些抱怨，却也无计可施。父亲为了给她个惊喜，在她出差的某天，叫了我一起去买了些废铜烂铁，在阳台上造出一个机械，又去对面大楼一家相熟的人家打了招呼，在人家窗外打了几个铁钩子，装了动滑轮。一个由自行车脚踏齿轮盘驱动的巨大的空中晾衣机便诞生了，他欢乐地搞着科学实验，把一家人的衣服晾在这三十多米长的晾衣架上，搞得整个公共街区的头顶上飘满了我妈的胸罩短裤……妈回来后，当然是勒令他拆除了这“家丑外扬”的胡闹东西，但自此在小区留下我爹的神话，至今为很多邻居回忆、笑谈。

父亲从小学戏，也没读过什么理科方面的书，他所有的创造都是些改造的物件，只是凭了想象力把原本没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夸张成了各种让人失笑却也实在可以有些功用的神奇物件。我记得他还把一个旧闹钟改成了一个线控的“唤儿起床上学机”，他只要在被子里扯一把床头的拉线，这条线便会穿过长长的厅堂和厨房，牵动我床下藏着的一个旧的闹钟，这闹钟便会发出厉声的鸡叫，并同时点亮我的床头灯。于是，每天早上鸡叫不止，灯光直刺我眼睛，我不得不按时去上学，而习惯晚睡读书的他和我妈却可高枕无忧，不必起床来叫我了。最近几年他身体渐弱一些，不再搞机械发明，但有次还是用一个黑色人造毛的旧靠垫给我做了一顶假发帽子，还用铁丝弯出了自然的发迹线和鬓角的形状，花了好多时间细密地用线缝了，在冬天时候突然拿出来送我，还充满歉意说：“可怜把秃头遗传给了你，天冷没有头发可不好受呢。”

父亲如今已经八十三岁，不复他壮年时期的男子气概，成了一个圆滚滚的小老头，但他不服老，四处拄着拐杖随着我妈去旅游，平日里还埋头写书，这几年里已经完成了几十万字的戏剧导演学著作，只是一直在不停地裁剪修改，总也不舍得脱稿，说是必须对得起将来读书的人，不可因为自己的老迈而有所疏忽闪失。

前段时间，我发现父亲左手腕上并排戴着两块手表，很好奇问他为什么，爸爸笑说：“没什么，它们都还在走啊，走得很好，我不忍心在它们之间做选择。”我听了禁不住要去抱这个老头子，真心想要拥抱他，好好谢他，他总是润物细无声地指给我看这些朴素温厚的情感，自己却一派浑然不知。也因为这个吧，多年来一直不愿为事业为自己更好的生活而远走他乡，我只能选择留在上海，留在他们身边。这是我人生里最值得的守护，永远不会后悔。

无明的风暴

记得童年时有天下午，窗户外面不知道为什么非常喧闹，人声鼎沸，都是些喊破了嗓子的口号声，间或有些敲锣打鼓的队伍此起彼伏，还能听见附近各条弄堂里，有些零星的声音，亢奋地叫嚷着从巷子深处一路奔来，汇入那片更大的狂热之中。那时候这种事儿并不很稀奇，我童年记忆里那时候的人，大多都是血脉贲张极其容易激动的样子。我爸平时也差不多是这样，不过那天他挺冷静的，家里就只有他和我，别人都不在。我爸高高站在窗边的凳子上，隔着钢窗以及窗口爬满的藤蔓，往外瞭望着，无声地抽着纸烟。

我家住的路和南京路交错，从窗口便可以远远望到几十米外这条上海最繁华的街道。当时这个城市所有的政治活动大都围绕着这条街，但凡是游行必然从这条路上过，外国友人来访，乘坐的红旗轿车也是巡游这条最体面的街道后，直奔政府机关所在的人民广场，那里也是全市所有游行队伍最终汇聚的所谓“人民的海洋”。那天那场游行一定也是如此，从我家窗口不远，人群涌来，然后又渐渐走远。

外面渐渐安静下来，父亲从凳子上跳下来，若无其事地把手里的纸烟掐灭在烟灰缸里。我爬上了凳子，可是人太矮，看不到什么东西。爸爸回头看到，怕我跌下来，一把把我抱了下来，嘴里却没说什么，然后他闷声不响地为我穿上衣服穿上鞋，牵着我的手就出了门。

等我们父子俩到了南京路上，人群已经走得很远了，路上没有什么人，所有好事者都急急地赶去前面看热闹了。满地都是传单，各种撕碎了的、油印的、手写的标语纸，间或有鞭炮的碎纸，总之我熟悉的那条街道，在那天就像刚刚经历过一场战争，几乎面目全非，遍地都是人潮汹涌之后疲惫的垃圾。人群的声音已经很远很远，没有风，地上的纸一动不动。这是一种我至今难以形容的感觉，有点像我长大之后体验过的，所有过分集聚的饥渴欲望，在一瞬间爆裂倾泻了之后，身体会陷入的那种突然让人自暴自弃的忧愁。

父亲牵着我的手，就着我小小的步幅很慢很慢地走着，那情景根本就不像是去看一场游行，倒更像是在繁花一片的公园里散步，脚下的每一张废纸对他而言，都像是一朵新奇的花儿，都值得他细细地欣赏。他一句话都不说，低着头一边走一边读着传单上的字，并会为某一张新的不曾读过的纸片，而绕一些远路，渐渐地他竟然走得比我都慢了许多。我有些着急，拽了他几下，他对我笑一下，稍微赶几步，然后又遇到要读的某一朵“花儿”了，便又慢了下来。

在我童年的回忆里，父亲很少和我说话，只对我温和地笑。当然，他有时也会非常粗暴地揍我，揍完却也不解释为什么要揍我，要我自己琢磨很久才能明白自己到底哪里犯事儿了。这让我既爱他，同时也很怕他，对于我来说，他太神秘莫测了。我一直在猜度他为什么不和我说话，当时唯一自己觉得可能的结论就是，一定是他想说的所有的话，都是我听不懂的，所以他便不费口舌了。

我们俩走了很久直到成都路，一个开阔的交叉十字路口，前方的人群早就不见了踪影，甚至一点声音也听不见了。眼看彻底赶不上了，我也走累了，父亲大约也读完了所有他想读的东西，脸上的表情特别柔和，像是桌边吃饱了的人，躺靠在椅背上，脸上会露出那种与世无争尘埃落定的样子。这时他也停了下来，似乎不再想往前走了，我抬头看着他，猜着他是不是也打算回家了。突然间，一阵大风远远地从南京路的前一端席卷过来，一股子很大很大的风，我这一辈子第一次遇到的最大的一阵风，迎面来了。

风原是看不见的，可是那一天我分明看见了风，满地的废纸为它勾勒了一个具体又庞大的形象。那些地上平躺着的奄奄一息的纸片，在疾驰而来的风的策动下，似乎突然注入了生命力，他们颤抖着依次张皇跃起，如同被惊飞的群鸟，在尘土中啸叫着，相互拍打撞击着，飞卷入这一场毫无征兆的骤然风暴。无数魂不守舍的纸片夹裹在这一场狂飙中，早就失去了纸张的柔和形状，粗暴如同夺人生命的海啸一般，就这样在我们不远处，滚滚逼近。又突然间，这股已经到了路口的废纸的狂浪，被成都路横刺里而来的另一阵风吹散。就在我和我父亲站立处不远，这些原本不过飞了两米多高的纸阵，陡然间在我们面前急速升高了，相互裹挟着，攀爬着，像是砸在岩石上的飞溅浪花，向高不可测的天空里四散而去。

父亲蹲下身想要护住我，我挣扎着从他的怀里往外好奇地张望，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这样的情景，之后也没有再见过。很多年之后，这个画面依然历历在目，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里夹杂于狂喜中的那一丝恐惧感，变得越来越强烈。那无数写着字的传单，大量白色废纸，夹杂着少量色彩斑斓的纸屑，滚滚而来，似乎要将我吞噬，这场景时不时还会出现在我的眼前，它们急速地转弯，瞬间飞升，如同活生生的在天空中翻飞的亿万惊鸟，相互追打驱逐，沦陷于某种狂暴的无法节制的群体迷乱，每一个细小的个体都幻想着成为一个庞大的不可阻挡的洪流里的一分子，自我意识不假思索地彻底奉献于集体，渴望化为狂躁无明的微尘之一，将生命力虚掷于那毫无价值的升腾和狂飙所带来的自我献祭的快感中，直至粉身碎骨。

那天是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全国性大游行，后来我查书才知道。

故 乡

我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未曾真正离开过我出生的城市—上海，即使在成年记事之后，也从没有任何一年以上的离家远行过，所以曾经很羡慕那些游子，那些离家千万里、漂泊在异乡的人，甚至有些嫉妒他们的乡愁，那种我难以体验到的感情。那些古诗里的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还有我特别喜欢的沈从文先生的《边城》，那甜蜜又骄傲的絮絮叨叨，真是世上最美好的一种臭显摆啊。可惜我没有什么真正的谈资，只不过年纪大一些，在时间里行了千万个日子，回头望望，终于能够谈几句了。

先说一个事儿，起个头。我大约七八岁的年纪，有天放学回家，那时我家在吴江路上的一栋老式西洋公寓里。学校离家不远，照例小孩子都是步行上下课。那天我背着书包，手里拿着路边捡的树枝挥舞着，刚转过路口，便远远望见有辆警用吉普车停着，几个穿白色警服的警察竟从我家门口进进出出。这可不得了，我一时都不敢往前走了，不知道家里出了什么事情。这时一个街坊小饭馆里熟识的厨子，快步过来牵起我的手，把我猛往家拽。我吓得都不敢问怎么了，也没听明白他说了些什么，就直直被带到了门口，探头往家里一看，啊呀，满地狼藉，书架上的书被一股脑扫到了地上，所有的橱柜里的衣服细软都被翻了出来，胡乱扔了一地，有些抽屉整个被拉了出来，里面的东西在地上倒成了一堆一堆的……警察正在拍照，闪光灯一亮一亮的，这阵仗俨然是出了大事。正要往前走，却被一个警察拦住，那个厨子连忙解释我是这家小孩子，这才进了门。整个家都不认识了，像是打过仗一般，满地的书和旧衣服，还有信件和杂物让脚都没有立锥之地。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我脑子一片空白，正酝酿着是不是需要号啕大哭一个，配合一下现场气氛，却抬头间看到妈妈陪着一个警察从内屋走出来，警察拿个小本子在做笔记。让我觉得奇怪的是，我妈脸上特别平静，依旧慈眉善目和风细雨地说着些话，好像对眼前的乱局视而不见。妈走过来摸摸我的头，轻声说了句：“家里被偷了，你先到楼上小星家去待着，我去一下派出所，晚些回家整理。”几句轻描淡写的话，顿时就让紧张万分的我放松了下来：哦，原来是家里被偷了。

黄昏，一家人开始整理东西。记得我爹那天不在，想不起他去哪儿了，比我晚放学的姐姐一惊一乍地翻找着她的心爱之物，现在想想一定也就是些钢笔、发卡同学合影之类的东西，每找到一件她就大声地谢天谢地一番。外婆全不关心这些事儿，想是一个老太太无甚值钱东西，她只关心我们还没吃饭，在厨房里进进出出，不时从地上捡起一包虾皮，半包紫菜什么的。我自己也没啥宝货，可怜那时候的小孩子连个像样的玩具都没有，平时耍的都是在路边捡来的东西。上海那时每到初冬都要修剪梧桐树枝，我便寻些长而直的，命名为丈八蛇矛或者亮银枪等等，还有按时去水果店门口捡些个烂苹果，在把儿上拴根尼龙绳，做成一个甩起来呼呼生风、打到人又不伤筋动骨的流星锤，反正都是些所谓的称手兵器，而那些好东西如今都在沙发下面好好放着呢。小人书也都在，我最值钱的财产，塑料铅笔盒和亲戚送的日本水彩笔都在随身背的书包里，所以我倒是比较关心我妈的情绪。你们不知道，我妈是个极爱哭的女人（她是个话剧女演员），动不动就哭，“文革”里我爸写的检查材料她看了要偷偷哭，看自己年轻时候的剧照会哭，甚至我不听话她打我的时候，我还没哭，她却先就哭了。我特别怕她哭，所以刚才见她没事儿一般，让我很吃惊。此时偷偷望去，她低着头，仔细收拾着东西，似乎也没有要垂泪的意思。这让我感觉很不一般，照理说这是大事儿啊，怎么没有伤感呢？我有点不解，在姐姐的大呼小叫里，我悄悄凑近俺娘，做非常懂事状问：“妈，偷掉了多少钱？”说实话，问的时候我其实还是做了些思想准备的，怕我妈会突然失声痛哭什么的，她是个很戏剧化的人，我那个做导演的爹也一样，只是换成拍桌子大吼那种比较暴力的表现方式。我虽然是他们亲生，但我完全没继承这些，对他们的这种生活戏剧化的性格充满警惕，就怕自己长大了也这样。话扯远了，这回我妈没哭，但依旧是戏剧化到让我崩溃，你猜怎么着？她竟然笑了，非常不合时宜地笑了。我简直懵了，我说：“妈，你怎么了？”这一问我妈竟笑得更厉害，我姐也惊了，估计也和我一样怕我妈受不了打击，疯了。我妈笑得身子伏了下去，头都要埋在地上的毛衣毛裤里了。我和我姐大眼瞪小眼，大惑不解，也不敢多问。等我妈笑顺了，把笑乱的头发理了理，这才自己解嘲，说是刚才去派出所，警察问丢了钱没有，她答没有，月底了家里没有任何钱。粮票呢？答没有，家里本来也不够吃的，都吃完了。警察又问，有什么值钱东西丢了没有？她答没有，稍微值钱点的“文革”里抄家都抄掉了，什么像样东西都没有了。问了半天，说是就丢了两斤毛线。警察都很失望，嘟囔了句：“这贼算是帮你们家打扫卫生了。”想想也是啊，平时都没有这个决心，彻底翻箱倒柜一遍，这贼硬是逼着我们要重新整理一遍家了。讲完我妈又笑了，还补了一句文绉绉的：“什么都没有了，就什么也不怕丢了。”

其实这个故事说了半天，我想谈的是另外一件事儿。我这个离题千里的毛病算是改不掉了，只好放任自流，只是苦了各位看客，咱们要一起绕回来，其实最初我坐下打开电脑一本正经打算写东西的那一刻，是想写写我的故乡的，写写那个每个人都知道的上海，这个被无数人描述了太多遍的城市，这是个滥俗的话题了，如果我这辈子还有其他的出处，有个第二故乡可以挑选，断然是不会选择写上海的。只可惜我只有一个家乡，我出生在这里，长在这儿，我充满戏剧性的一家人都在这儿，我所有经历过的平凡或者不值一提的事儿都发生在上海，长大以后可以吹嘘的所有光辉岁月，以及那些见不得人的苦逼日子都挥霍在了这里。没有任何选择，这就是我的故乡。

文章开头的时候，我说“曾经”羡慕那些游子，那是个不甚高明的伏笔，现在的我的确也用不着羡慕别人了，我早就有了乡愁。如今总算明白了，故乡和人终有一别，就像我从未离开过故乡，但故乡却还是离开了我。那些我曾经经历过的故事，都早就失去了坐标，变成了记忆里无法确定的方位。我曾经住过的房子，无论那间被洗劫过的老公寓，还是之后搬家去的新公房，都在这个城市近三十年不停的演进和覆盖里，消失了踪迹。还有我读过书的幼儿园、小学、中学，甚至我读的大学都已经仅仅成为了一个依然沿用的名字，原址早就不复存在。还有我少年时去过的书店，游泳池，溜冰场，理发馆，电影院，我初恋时和女友散步过的公园，我第一次赚了钱请客吃饭的餐厅，都没了。所以，如今的我终于也可以提起笔来写写我的故乡，那个只存在于我的脑海里的城市，那个比我年轻的人不曾遇见的还朴素的上海，和如今这个金碧辉煌的富贵都市全然不同的所在，那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私人的故乡了吧。如今的上海，只有在冬日街头，园林工人在梧桐树上锯树枝时，满地的“称手兵器”还是我认得的模样，经过回忆里一次次的渲染和想象，有时我觉得也许自己如今讲的话都言过其实了。但也没人能点破我，那些再没有证据可批驳的梦话里，存着的是一个富贵却无乡可还的人的苦笑，也许只有在这些梦呓里，他才能片刻地荣归故里吧。

我是一个乖癖的不合时宜的人，我承认，也并不打算变得正常起来。正是怀着这种不适感，多年来我流亡于我的故乡，踏遍了回忆里的每个街角弄堂，敲开了每一扇我曾进出过的门，重逢了无数不曾苍老的脸，这份莫名其妙的忧愁，成了我和我的故乡之间，唯一的通途。总这样想，渐渐也获得某种安慰，在时间里失去了故乡的人，也许能在时间之外，找到另外的一份永恒的乡愁。就像我妈说的那句文绉绉的话：什么都没有了，就什么也不怕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