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导论：天下重新定义政治概念：问题 条件和方法(2)

现代政治框架是由“个人——共同体——民族国家”的结构所定义的，国家已是规模最大的主权单位了，未有国家之上的世界政治主体。个人是现代政治框架的基础，同时也是对整个政治结构的最终解释——与天下作为政治结构的最终解释正好相反。“个人——共同体——民族国家”的政治系统与“天下——国—家”的政治系统之间形成一种齿轮式的错位契合而形成结构上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可以扩大政治世界的容量，有助于建构政治新概念。如果缺少“个人”层次，每个人的自主性(autonomy)就没有政治保障；如果缺少“天下”层次，世界制度就无所依据，也就无法超越无政府状态而达到世界和平。尤其是，全球化正在逐步形成摆脱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控制能力的新权力，假如不能建立与全球政治相配的世界制度，全球政治有可能变成失去控制的危险游戏。

现代政治产生了两种政治问题：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国家政治的性质、目的和规则已经非常清楚明确，而国际政治的性质、目的和规则却具有不确定性，甚至很难确定国际政治是在力图解决国家之间的冲突还是制造更多的冲突。国际政治没有属于自身的独立目标和理想，而是国家政治的派生，是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对外策略，因此国际政治只是国家政治的附庸。康德曾经提出过令人敬佩的设想，他意识到战争不可能解决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必须有一个永久和平方案。但康德想象的“自由国家联盟”并没有超越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概念，康德方案不仅对付不了后来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问题，甚至无法确保国际联盟的稳定可信性。追求排他利益最大化的国家与追求自私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是同构的，如果缺乏稳定可信的共同利益或互相依赖的生存条件，即使文化高度相似的国家联盟也是不可信或不稳定的。在技术和经济水平高度不对称的现代世界里，支配和剥削“世界其他地区”的帝国主义必然成为强国的占优策略(dominating strategy)。然而，压迫和剥削世界只能获得暂时成功，帝国主义无法消除反抗，也无法防止竞争者的策略模仿，因此不可能长期成功。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总会培养它自己的掘墓人，看来帝国主义也一样。但马克思按照阶级理论而想象的“国际主义”也是不可信的。在竞争性的民族国家体系里，各国无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甚至大过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因此，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可能性小于各国资本家联合起来的可能性。除非世界在存在秩序上发生实质变化，否则国际矛盾难以得到有效解决。我们无法指望国际政治，支配、平衡、遏制、制裁、干涉甚至战争、地缘政治、文化霸权(hegemony)各种策略不仅没有解决冲突，反而还加深了矛盾；我们也无法指望世界主义或国际主义的伦理想象，道德乌托邦无力改变人们的利益选择，只能把生活的荒谬性衬托得更加显眼。在世界成为普遍共享的世界之前，世界公民何以存在？又何处存在？我们需要想象未来，却不能预支未来。

国际政治不但无力解决国际冲突，而且还在继续研究如何击败对手的敌对策略。这件怪事其实不怪，既然在民族国家体系的条件下不存在解决冲突的良方，就只能斗争到底。国际政治策略一点也不愚蠢，事实上都太过精明。可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有了足够精明的理论、策略和经验，却仍然毫无解决问题的希望？事实证明，除了微不足道的争议，国际政治没有解决过任何一个深刻的冲突，比如巴以冲突、中东问题、西方与俄罗斯的冲突或者美国与中国的矛盾。政治分析家总能够为政治失败找出种种偶然失手的原因，也有些道理，但真正致命的原因是因为竞争对手的策略也同样精明，甚至有着策略上的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于是冲突的僵局就难以避免。只要竞争双方谁都不傻，又都不善良，再精明的策略也无济于事，即使取得暂时优势也会因为对手的策略模仿或策略反制而功败垂成。国际政治的策略和理论已经发挥到极致，不是无法发展更精致的策略，而是无论多么精明的斗争策略都注定失效，这意味着国际政治的局限性，意味着国际政治概念正在逐步失效。在全球化条件下，国际政治理论只能收缩为局部斗争理论，已经无力解释整个世界的政治问题。

全球化改变了世界的存在方式以及人类的生活方式，也因此必定改变政治问题。正是全球化的来临使国际政治的缺陷暴露出来，国际政治无力应对全球化导致的新问题，对于全球问题来说甚至文不对题。共同生活的概念不再仅仅属于民族国家内部或者共同体内部，而正在逐步成为世界规模的共同生活，同时也形成了超越民族国家体系的权力运作问题，当世界所有国家更加紧密地互相依存，就会提出世界的主权问题。因此，在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之外，显然需要第三种政治概念，可以称为“全球政治”或“世界政治”，这种政治新概念把整个世界理解为最大尺度的共同生活条件，以此去理解和解释世界中的政治问题。这意味着，全球政治的核心问题是“世界的内部化”，也就是把世界变成天下。

4.世界的内部化与世界主权

尽管国家政治顺理成章地发展出了国际政治，但国际政治却不可能进一步发展出全球政治。国际政治与全球政治在政治逻辑上是互相矛盾的，因此国际政治不是全球政治的基础，这意味着政治理论需要寻找另一个出发点。现代政治的游戏规则主要由个人和民族国家决定，而现代政治制度的最大应用范围到国家为止，在国家之外的世界中只有战略而无制度，于是，主权止于国家边界，政治就止于国家边界，而政治进入外部世界就变质为对抗甚至战争。与其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克劳塞维茨的观点），还不如说战争是政治的失败，是政治无计可施之后的赌博。正因为世界被看作是外部存在，所以国际政治的真实含义是伪装为政治的战争，这种政治其实是政治的反面。现代政治的对抗逻辑注定它无望终结世界的无政府状态和冲突问题。无论一个国家内部有多么良好的秩序，也会在世界的整体无序中受到威胁，甚至被卷入到无法自拔的混乱中。当全球化使政治发展为世界规模的问题，国际战略就无能为力了。

有些现代哲学家早就意识到现代政治的隐患。康德就认为应该把国际法发展为世界法(cosmopolitan law)，每个人不仅有各自国家的公民权，同时还有“世界联邦”(cosmopolitan commonwealth)的公民权而成为世界公民。可是，如前所言，在世界成为共享世界之前，世界公民无以存在，而是一个伪身份，在此，世界公民的想象显然预支了未来。康德自己也发现世界联邦的想象不可靠（或可导致独裁统治），于是最终相信还是“主权国家的自由联邦”最好。哈贝马斯也同样认为联合国应该把国际法转化为世界法，而人权可以作为世界法的基本原则。可是这些努力有一个共同弱点，就是没有把“最坏可能性”考虑在内，也就经不起深刻的利益和文化冲突的挑战，而且还暗含一种自相矛盾：在试图超越现代政治局限性的同时又维护现代政治逻辑。康德的理想或可应用于文化高度相似的地区（比如欧洲），但终究缺乏解决世界问题的能力，比如说文明冲突、金融战争或霸权统治，甚至无力保证联盟合作的长期稳定可信性（欧盟的分歧就是现实例子）。哈贝马斯指望的人权原则更是当代流行的想象，但人权概念暗含许多无解的“伦理两难”[18]：假如每种人权都是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利，那么，各种人权之间的冲突怎么办？既然每个人的人权都是绝对权利，那么，各人的人权之间发生冲突怎么办？或者，一个地区的人权与别的地区的人权发生冲突怎么办？所有这些两难困境应该如何裁决？假如能够裁决，则意味着另有高于人权的原则；假如不能裁决，则意味着人权蕴含悖论。人权无疑是伟大的，问题是，人权理论至今仍然尚未完善，仍然存在内在矛盾，因此不足以用于解决冲突。现代政治还试图通过谈判、讨价还价、签订契约去解决问题，且不说国际契约并不真正可靠，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不能谈判、不可宽恕、无法达成契约的利益和权力冲突或者宗教和文化分歧，又怎么办？尽管亨廷顿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包含许多误判，但他提出的问题足够强劲，从康德到罗尔斯或哈贝马斯，其理论都没有能力回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问题。

现代政治的基本精神是划分(dividing)，就是划分各种“边界”：个人权利是个人的边界，主权是国家的边界，可同时也是分裂世界的逻辑。现代政治的这个内在矛盾一直难以解决。现代政治为了保护一切边界而专注于寻找外部敌人，没有敌人也要定义敌人，这种分裂的政治处处可见，从异教徒意识到种族主义，从热战到冷战，从殖民主义到人权干涉，从经济和军事霸权到金融霸权、技术霸权和文化霸权，甚至在星球大战之类的幻想中也可以看出寻找敌人的冲动。把自己和他者划清界限，把本来并不对立的事情对立起来，这样的政治不可能意识到世界内部化才是政治的根本问题，也就不可能把世界理解为政治主体，也不可能界定世界利益，更不可能意识到世界需要世界的主权。因此，当分裂的政治遇到互相冲突的难题时，所能够想到的和平方案就是“组装”各种国际联盟或者阵营之类的联合形式。可是，世界不可能组装起来，因为互相对立冲突的事物是不可能组装的。突出战争概念的霍布斯传统，或者突出竞争概念的洛克传统，还有谋求和平契约的康德传统，尽管都深知冲突的危害，但都因为先验地假定了他者的外部性而不可能消除主体间(intersubjective)的紧张和冲突。

关键的事实是，全球化改变了世界的存在方式以及政治问题的性质，而现代政治对于政治的新问题失去了解释能力。试图对现代政治概念进行修修补补是无济于事的，而只能承认现代政治哲学是不完整的政治理论，只要缺少世界内部化的原则，就难以解释在国家政治之外的政治行为的合法性。现代政治哲学所定义的政治概念在普遍可行性和普遍合法性都存在许多疑点，比如说，现代政治相信民主是普遍有效的，但如果把国家民主升级为全球民主，估计所有发达国家都不会同意（热爱民主的罗尔斯就反对全球民主）；公正也同样被认为是普遍有效的，但发达国家或资源丰厚的国家大概不会接受全球公正；假如大量人口以世界公民和全球自由为名要求自由移民，发达国家或自然条件优越的国家恐怕也不会同意，等等。可见现代政治哲学所推荐的价值或制度仅在民族国家的排外条件下有效，而如果升级为全球制度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意味着现代政治哲学并非普遍有效的政治理论，而仅仅是国家理论。为了能够解释世界政治问题，我们需要为政治寻找一个新的起点。

首先需要的是世界内部化原则。假如一种政治游戏规则是普遍有效的，就必须对于整个世界是普遍可行的。只要存在着部分不可合作或被排斥在外的政治空间，这个政治游戏就不是普遍有效的，必定存在着它无法消除的负面外部存在，而这正是冲突的根源。因此，一个普遍有效的政治游戏必须具有充满整个世界而通达每个政治层次的传递性(transitivity)和系统的协调性(coherence)。就是说，一个政治游戏必须在所有地方（每个国家和地区）和所有关系中（每个人之间的关系或每个国家之间的关系）都同样可行而不构成对任何地方或任何人的伤害，否则必定存在着无法化解的冲突。毫无疑问，世界永远都会产生冲突，这是生活事实，不可能真有一个完全“和谐”的世界。一个政治游戏的普遍有效性在于它有能力不断化解不断出现的冲突，而不可能阻止冲突的出现。天下体系期望达到“协和”(compatibility)的政治，所谓“协和万邦”，语出最古老的政治文集《尚书》[19]。协和性意味着一种能够化敌为友而以兼容性去保证和平的政治。从根本上说，如果一种政治不以“共在”(coexistence)作为其存在论假定，就无法想象世界的内部化。根据共在存在论，如果不同的存在者之间能够形成必要而非偶然的互相依存关系，就能够形成良性的共在循环。对于世界内部化，稳定可信的共在性(co-existentiality)就成为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