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媒体环境下知沟影响因素的相关性研究

——基于学龄前儿童家长获取育儿知识的实证调查

薛可 董燕

摘要：移动互联更大的兼容性拓展了对知沟研究中媒介内容类型的考察范围。本文选择育儿知识作为知沟研究对象。具体而言本研究聚焦于使用移动媒体的学龄前儿童家长在获取育儿知识方面所面临的知沟问题，并采用问卷调查法从三个方面切入研究：社会经济地位（SES）和移动互联使用沟分别对家长育儿知识的知晓程度的影响，以及前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SES与家长育儿知识知晓程度无显著相关；②家长的移动互联使用沟与其育儿知识知晓程度显著负相关；③SES与移动上网频率显著负相关，与移动上网时长显著正相关。本研究对探究育儿知识差距的原因和实现教育起点公平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移动媒体 知沟假说 学龄前儿童家长 育儿知识 社会经济地位 使用沟

随着经济和技术的高速发展，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知识和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互联网使信息量达到前所未有的富足程度，但相对知识差距仍然存在，有学者认为这种差距在现代媒介环境中被加剧。知沟（Knowledge Gap，又译为“知识沟”）假说可以说是平等主义意识在传播学领域的延伸，[2]对其研究有助于探索教育信息资源分配不平等的原因。教育公平是我国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其本质是指教育机会起点上的而非结果上的公平。构建教育公平机制需要平衡发展教育，尤其要加强幼儿教育等教育类型的发展[3]。学龄前儿童教育既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实现教育公平不可忽视的内容。知沟研究因其对知识差距的关注而成为学龄前儿童相关育儿知识差距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对下一代的素质教育公平和实现教育资源均衡分配很有意义。本文将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展开对育儿知识的知沟探索。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知沟假说

Tichenor，Donohue和Olien[4]三位学者提出：随着大众媒介对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多，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将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此类信息。因此，两类人之间的知沟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该假说自提出以来已成为传播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并在各方面得到改进和拓展。最初知沟假说的分析是基于宏观社会结构层次——社会系统或次系统，前者如社会或国家，后者如社区。之后有学者认为，应从个体行为者（即微观层面）的动机和情境需求角度研究知沟，从个人层次对该假说作了重要修正[5]。本研究正是从个体行为者角度切入。

（二）学龄前儿童家长及相关育儿知识

媒介内容是知沟研究的重要变量。传统“知沟”研究基本限定于公共事务、健康、环保、科学等领域。即使是在PC互联环境下的知沟研究，也未超出传统研究的媒介内容范畴，如政治知识。但与传统媒介和PC互联网相比，移动互联网作为信息平台更具兼容性和易接入性，对其媒介内容的考察也宜拓展。有学者提出可对其他类别的知识进行知沟研究。[6]国内对移动互联环境下媒介内容的知沟研究不多，育儿知识作为一个可被研究的媒介内容类型并未得到关注。同时，虽然以往有相当知沟研究关注儿童，但针对学龄前儿童的知沟研究也是传播学一个并未得到足够重视的领域。有鉴于此，就媒介内容而言，本研究关注与学龄前儿童相关的育儿知识的知沟探索。

目前，我国学前教育界和发展心理学界对“学龄前儿童”（也称“学前儿童”）这一概念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该名词来源于英文“Preschooler”或“Preschool children”，意指“尚未达到入小学年龄的儿童”。有的研究将0~6周岁或0~7周岁的儿童都归为“学龄前儿童”，而更多的研究则特指3至6周岁的儿童。本研究在此采用后一种归类。育儿知识，在新华字典中的定义为：育，按照一定的目的长期地教导和训练；儿，小孩子；知识，人类的认识成果，来自社会实践，其初级形态是经验知识，高级形态是系统科学理论。育儿知识，亦即按照一定目的教导和训练小孩子的经验或系统科学理论，而在本研究中特指以儿童发展心理学为基础的与学龄前儿童的智能培养和心理发育相关的知识（以下简称“育儿知识”）。从以上定义可知，育儿知识是抚育学龄前儿童的成人所具备的知识。

以往针对儿童的知沟研究更多聚焦于儿童本身的知识差距。实际上，儿童，尤其是学龄前儿童，通过父母教养学习各种行为模式。许多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基于双亲与子女关系的角度探讨了父母教养对儿童社会化发展的影响，证实二者间存在密切关系。[7]父母在学龄前儿童教育中担任关键角色，然而学界对其所具备的育儿知识差距研究仍有不足。由于父母又称为家长（“家长”在新华字典中的定义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因而本文对育儿知识这一媒介内容的研究着落于对学龄前儿童的家长（以下简称“家长”）所具备的育儿知识程度的研究。

（三）接触媒介和社会经济地位

影响因素是知沟研究的重要对象，而接触媒介差异是其中一个关注焦点。相当时间内知沟研究主要聚焦传统媒介，包括印刷媒介和电视[8]。PC互联环境下学界出现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概念系指技术接入拥有者和技术接入缺乏者之间的差距，意在考察数字技术发展所导致的技术特权。其形成源于PC互联网时代不断扩散的新的知沟效应。[9]如今知沟效应在新兴的移动媒体环境下的变化成为传播学界的一个新的关注焦点。

此外，传统的知沟研究集中于知识差距和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之间的关系。新技术环境下研究者同样关注SES，[10]指出技术所带来的最大利益将归于SES高者，他们能够利用资源更快和更有成效地使用互联网，而这一趋势又会被更好的网络连接和更多的社会支持所进一步强化。无论传统媒体环境还是PC互联环境下，SES一直是知沟研究中最基本的值得探讨的影响因素，但是关于其作用的研究结论并未取得一致，仍有研究空间。以往很多知沟研究仅将正规教育作为SES的主要衡量指标，而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11]认为，在社会学领域，个人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职业声望，是衡量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最重要指标。因为这三个因素更全面地衡量SES水平，本研究也将采用这三个因素来研究SES对知沟的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第一个假设：

H1：在移动媒体环境下，家长的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职业声望）对其育儿知识的知晓程度有正向影响。

（四）使用沟

在PC互联环境下，韦路等学者结合数字鸿沟和知沟两大理论框架，并从接入沟（Access）和使用沟（Use）两个角度切入研究[12]。移动媒体环境下，杨雪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手机互联的接入沟与教育正相关，并提出手机用户上网的具体情况（即使用沟）可能是知沟研究的影响因素，包括上网目的、上网时长和获取内容等，但对此并没有展开研究。刘德寰和郑雪[13]发现教育和收入的优势地位并不必然导致接入和使用手机互联网的优势。上述研究虽然探讨了SES对手机上网的接入沟和使用沟的影响，但并未涉及移动媒体环境下对知识获取程度的研究。

此外，研究数据表明接入沟正在缩小，而使用沟则未必。根据CNNIC于2015年2月发布的《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4年中国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继续增高，较2013年底提高4.8个百分点，达85.8%。韦路等人认为，当更多的人拥有互联网接入之后，学界应更多地关注人们的互联网使用。有同样互联网接入的人们使用互联网的方式可能千差万别，而相对于接入沟而言，使用沟应该对人们之间的知沟贡献更大的份额。因此本研究聚焦于移动互联使用沟，而非接入沟，对知识获取程度的影响

以往对使用沟的研究主要采用上网时间来衡量[14]。上网时间主要是指每次接入网络后在网络上停留的时间。移动互联的特点是“随时随地”接收、交换和分享信息，使用时间可以碎片化，而仅用上网时长不能完全描述使用状态。通过前测问卷，本研究发现碎片化使用的一个表现是频繁上网离网。因此本研究除了上网时长之外，还将采用上网频率来衡量使用沟。因此，本研究提出第二个假设：

H2：在移动媒体环境下，家长的移动互联使用状况（移动上网频率和移动上网时间）对其育儿知识的知晓程度有正向影响。

学者们虽然对手机上网与SES的关系做了一定研究，但有的聚焦于教育程度与接入沟，而忽略使用沟；有的聚焦于手机上网时间研究，而未考虑其他使用沟的影响因素。此外，移动互联发展迅猛，SES与使用沟很有可能因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对之的研究仍宜继续。因此，本研究提出第三个假设及其子假设：

H3：在移动媒体环境下，家长在获取育儿知识时其社会经济地位对其移动互联使用状况有正向影响；

H3（a）：在移动媒体环境下，家长在获取育儿知识时其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职业声望）对其移动上网频率有正向影响；

H3（b）：在移动媒体环境下，家长在获取育儿知识时其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职业声望）对其移动上网时间有正向影响。

二、研究方法

（一）抽样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针对的是3~6周岁的学龄前儿童家长，而找到目标对象最适宜的地点是幼儿园。调查的实施地点选择浙江省宁波市。选择宁波是因为：①宁波是国内经济较发达城市，能够同时找到足够的有一定代表性的SES不同的人群；②宁波是一个层次和规模适中的城市，获取的研究结果有一定代表性。

研究者在宁波的三家幼儿园共发放802份问卷，回收498份，问卷回收率为62.1%。问卷通过筛选题排除了没有移动上网设备、非学龄前儿童家长和专业从业人员。再排除错漏问卷，回收有效问卷为423份，问卷有效率为85.07%。男性样本144人，女性279人，分别占有效问卷样本总数的34%和66%。样本均为学龄前儿童的父亲或母亲。

回收的问卷由上海交通大学的两名在校生担任编码员。在正式编码前，两人按照统一的编码手册接受培训。培训结束后，研究者对其进行正式编码前的测试。在测试中，两名编码员被要求对随机选出的育儿知识知晓程度和上网频率两个变量进行编码。之后通过编码员间信度（Inter-coder reliability）检验，测得前者信度为0.971，后者为0.81。研究者重新编订编码手册，并对编码员再培训。

（二）变量

1.使用移动媒体所获取育儿知识的知晓程度（简称为“育儿知识知晓程度”）

在问卷中通过多选题测得媒介内容，即对育儿知识知晓水平的高低。问卷选项有7项，均为学龄前儿童教育方面比较有名的专家或者育儿方法。编码分5级，如果选择“都不了解”，则编码为1；选择4项以上，编码为5。编码从小到大，意味着对育儿知识的知晓程度从低到高。

2.教育程度

在问卷中通过问题“您的最高教育程度是”测得教育程度，编码根据问题选项分为5级，编码从小到大，意味着教育程度从低到高，最低是初中或以下，最高是硕士或以上。

3.职业声望

在问卷中通过问题“您所任职务或所获得职称”测得职业声望。编码分为高、中、低3级：高声望包括高级管理职位和高级职称；中等声望包括一般主管、中级职称、一般性专业人员；低声望包括普通职员和初级职称。编码从小到大，意味着职业声望从低到高。

4.经济收入

对儿童的抚育一般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所以对该变量的测量通过询问家庭的年收入获得。编码根据回收问卷分为4级，级别之间的间隔均为15万元，最低为家庭年收入15万元（含）以下，最高为45万以上。编码从小到大，意味着经济收入从低到高。

5.每周移动上网频率（简称为“上网频率”）

在问卷中通过问题“您每周使用移动媒体上网的频率”测量该变量。选项有5个：每周6~7天，每周4~5天，每周2~3天，每周1天或更少，0天。原编码手册的设定是频率高者编码数字大，但在测试编码员间信度时，编码员产生认知不一致，经过重新编码，编码从小到大，上网频率减少。该变量与之前变量的编码次序变化方向相反，属于“反向编码”。

6.一日内移动上网时长（简称为“上网时长”）

在问卷中通过问题“您一天内花费多长时间使用移动设备上网（非工作原因）”测得使用移动媒体的时长。选项有5个：每天超过8小时，每天5~8小时，每天1~4小时，每天不足1小时，从不上网。问卷结果表明，无样本选择第5个选项。因此编码分为4级，编码越大，上网时间越短。该变量也是反向编码。

三、研究发现及其启示

（一）主要研究发现

本研究的变量属性都属于次序变量或可以转化为次序变量的连续变量，所以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法进行研究。经统计分析，四个假设中变量间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的假设有一个，有显著负相关关系的假设有两个，变量间无显著相关关系的假设有一个。具体结果见表1。

（二）研究发现的启示

H1：在移动媒体环境下，家长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其育儿知识的知晓程度有正向影响。

教育程度、职业声望和经济收入与育儿知识的知晓程度之间的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分别为0.051，p=0.292；-0.07，p=0.151，0.041，p=0.401，在置信度（双测）为0.05时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结果表示育儿知识的知晓程度和三者的一致性很低。H1未得到验证。在传统媒体环境下，许多研究表明SES对知沟现象的影响显著。此外韦路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在PC互联网环境下SES的影响与传统的知沟理论相一致，例如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博客生产更多的政治知识，其具有的社会影响力也更大。但与上述研究结论不一致，本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与知识的知晓程度之间无显著相关关系。

其结果产生的可能原因在于：①育儿知识的特点。家长获取育儿知识后往往需要将之实践于孩子，由于学龄前儿童的年龄和认知程度所限，实践结果往往具有滞后性和迟效性，无即时性检验标准；且对实践结果的判断更多依赖于家长的主观性，结果的衡量标准有不一致性。②文化背景的影响。SES对育儿知识知晓程度无显著影响这一结果需要放在大的文化背景下来考虑和寻找原因。中国家庭的育儿方式从传统上奉行的是“代际育儿合作”，祖辈参与照料孙辈是一种普遍现象。育儿知识在中国社会的传统中更多地属于依赖经验，而非移动互联渠道（见图1）。图1中，家长最信任的育儿知识渠道是家人朋友经验，占总来源的三分之一。

H2：在移动媒体环境下，家长的移动互联使用状况对其育儿知识的知晓程度有正向影响。

育儿知识知晓程度与上网频率和上网时长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8，p<0.01，以及0.121，p=0.013（p<0.05），前者与后两者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由于上网频率和上网时长是反向编码，所以此结果意味着，上网频率低和上网时间越短的家长，其对育儿知识的知晓程度越高。即父母的移动互联使用状况对其育儿知识的知晓程度并无正向影响。然而，虽然假设H2未得到验证，但是移动互联使用状况的两个因素和育儿知识知晓程度之间的负向影响显著存在。

产生以上结果的可能原因在于：①获取知识的动机。中国文化中家长倾向于认为生养孩童是人的天性，自己在带孩子过程中通过摸索就能够懂得育儿，不需要特别去学习育儿知识；并且家长抚育儿童的过程中有外力的介入、帮忙、甚至主导，例如祖辈。如此情形下，家长没有足够的上网主动获取育儿知识的动机。②对移动媒介的信任度。图1中，非网上渠道（家人朋友经验、书籍杂志和其他如专家）获得育儿知识的样本占总样本量的73.5%，远超过网上渠道——即移动上网获取育儿知识，这一定程度意味着移动互联并非家长最信任的获取育儿知识的媒介。③上网的目的。家长移动上网并非为了获取育儿知识，而是出于其他目的。本研究的样本并未将阅读育儿知识作为主要上网目的和兴趣所在，而是把移动上网时间更多地用于其他方面（见图2），如社交、通信、娱乐等。

注：①样本总数423。

②非常小：占总上网时间的比重为20%及以下；小：占比21%~40%；一般：占比41%~60%；大：61%~80%；非常大：81%及以上，此项回收问卷的统计样本为0，图中未呈现。

H3（a）：在移动媒体环境下，家长在获取育儿知识时其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职业声望）对其移动上网频率有正向影响。

SES的三个因素与上网频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71，p<0.01；0.145，p=0.003（p<0.05）；0.111，p=0.022（p<0.05），都显示出显著正相关的关系。由于反向编码的原因，该结果意味着教育程度、职业声望和经济收入越低的家长，其每周使用移动互联越频繁，反之亦然。假设H3（a）未得到验证，但是变量之间负向影响关系显著存在。其中，教育程度与另两个SES因素相比，对上网频率的负向影响相对更大。

SES相对高的家长显示出相对低频率的移动上网倾向，这可能要归因于他们忙碌的工作和生活。教育程度越高，经济收入越高和职业声望越高，意味着这个人群将更多的时间用于与工作相关事宜，从而与SES相对低的人群相比，无暇频繁上网。但是，结合问卷样本的回答可知，即使如此，SES高的学龄前儿童家长仍然保持了一定的上网频率，每周至少2天，高可达5天，并无每周1天或更少的情况发生。这与他们在移动互联发达的大环境下的现代生活方式一致。而SES相对低的人群，则有更多的空闲时间频繁访问移动网络，一周可达6~7天。

H3（b）：在移动媒体环境下，家长在获取育儿知识时其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职业声望）对其移动上网时间有正向影响。

SES的三个因素与上网时长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11，p=0.023（p<0.05）；-0.143，p=0.003（p<0.01）；-0.317，p<0.01。因为上网时长这一变量同样为反向编码，所以以上结果表明教育程度、职业声望和经济收入越高的家长，其移动上网的时间越长，反之亦然。假设H3（b）成立。其中，职业声望对上网时长的正向影响在三个因素中最显著。

SES相对高的家长显示出上网时间更长的倾向，反之亦然。这可能也要归因于行为方式：该人群虽然不能频繁上网，但是一旦有空闲时间则会在移动互联上停留较长时间。这也意味着移动媒体对这一人群存在吸引力，并且他们更倾向于运用成段的时间移动上网。SES相对低的家长虽然更频繁地移动上网，但是其上网时间却相对要短，这意味着该人群的移动互联使用的“碎片化”特征更加明显。尤其是职业声望高者和低者在以上表现中的差异更为明显。

H3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使用移动设备上网的SES高的人群并不意味着具备育儿知识知晓程度的必然优势，但是因为移动上网频率和上网时间对育儿知识知晓程度有显著负向影响，所以应该更多地从使用沟的角度来探寻弥合知沟的方法。亦即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发挥作为知沟均衡器的作用，缩小家长间的育儿知识的差距。

四、研究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一）研究局限

知沟假说的影响因素很多，学术界并未对此达成共识，而是还在不断探索中。学者们一致同意的是，知沟在有的情况下会扩大，在有的情况下则会缩小。本研究探讨了使用移动媒体的学龄前儿童家长在获取育儿知识方面所面临的知沟问题，主要从三个方面切入：社会经济地位和移动互联使用状况分别对育儿知识的知晓程度的影响，以及前两者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①数据搜集：样本集中于一个城市，受地域限制，并集中来源于三所幼儿园，得到的为非概率样本，他们之间可能因相似而不能很好地代表整个总体。②研究方法：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法，虽然能探讨变量之间的关联与否以及关联大小和方向，但不能表明变量间有因果关系存在。③变量的选取：并未充分考虑到SES和使用沟以外因素对知沟的影响。④结果分析：本研究的结果可能与研究所选取的知识类型、人群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态度等有关，但本研究未能深入探讨。

（二）未来的研究方向

在未来研究中，研究者可从变量选取、抽样方式、统计方法等方面改进。第一，对知沟的下一步研究，要注意变量的选取。进一步研究在移动媒体环境下，使用合适的统计方法确定新的影响因子，更深入探讨移动媒体的使用者在获取育儿知识时的相关因素。例如知识类型、内容特性、生活和行为方式、态度和关系等变量对知沟效果沟的影响。第二，改进随机抽取样本的方式，提高样本的代表性，例如突破地域和社群（同一幼儿园）的限制。第三，采用适当的统计方法，例如计量回归法，排除其他变量对某相关系数的干扰，进一步分析变量间的预测关系。第四，对学前儿童对儿童媒介的研究不应停留在单纯的媒介形式的研究，而要与整个社会的观念、文化传统的发展结合起来，更深入地探讨文化和社会因素对知沟的影响。

知沟的形成不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学龄前儿童教育结果的显现同样如此。研究学龄前儿童相关育儿知识的差距现象意在从根源上探索影响知沟形成的原因，并从中借鉴弥合育儿知识差距的切实可行的方法，对提高下一代的素质教育和实现教育公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韦路，李贞芳.新旧媒体知识沟效果之比较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05）：56-65.

[2] 丁未.大众传播的社会结构与知识差异——明尼苏达小组早期知沟假设研究[J].新闻大学，2001（03）：32-36.

[3] 吴德刚.关于构建教育公平机制的思考[J].教育研究，2006（01）：38-41.

[4] Tichenor P J，G A Donohue，and C N Olien.Mass Media Flow and Differential Growth in Knowledge[J].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70，34（2）：159-170.

[5] James E S and K F Kline.Deficits，Differences and Ceilings：Contingent Condi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Knowledge Gap[J].Communications Research，19774（2）：179-202.

[6] 韦路，张明新.第三道数字鸿沟：互联网上的知识沟[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04）：43-53，95.

[7] 黄春香等.婴幼儿气质与家庭环境的关系[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1（03）：184-186.

[8] Viswanath K and J R J.Finnegan.The knowledge gap hypothesis：Twenty-five years later[M].Communication yearbook 19，CA：Sage.1996：187-227.

[9] 严励，邱理.从网络传播的阶层分化到自媒体时代的文化壁垒——数字鸿沟发展形态的演变与影响[J].新闻爱好者，2014（06）：46-49.

[10] DiMaggio P et al.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Internet[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01.

[11] 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李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2] 韦路.从知识获取沟到知识生产沟——美国博客空间中的知识霸权[J].开放时代，2009（08）：139-153.

[13] 刘德寰，郑雪.手机互联网的数字鸿沟[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01）：101-106.

[14] Kraut RE，et al.Social impact of the Internet.What does it mean？[J]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1998，41（12）：12-22.

[15] 肖索未.“严母慈祖”：儿童抚育中的代际合作与权力关系[J].社会学研究，201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