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记得那个时代。对我，对别人都一个样。我们至今还反反复复说起共同经历的那些事件的细节，不管是自己说还是听别人说，都仿佛要表示：“你也有过这样的感觉吗？那情况肯定就是这样了，不错，事情就是如此，毫无疑问，我并没有胡编乱造。”我们互相进行着细节上的印证或争论，就像人们在一次旅行中见到什么奇异的动物之后通常所做的那样：“你见到那条大蓝鱼了吗？真的吗？你见的那条是黄的！”但我们去过的是同一片大海。在那段漫长的、紧张不安的时期终结之前，每个人、每个地方的情况都相同，城市里更小的单元——几条街道、一片楼群、一座旅馆，与各个城市、各个国家和整个大陆……都没有什么不同。没错，我同意就我们谈及事件的性质而言，拿稀奇罕见的鱼、海洋等等作比喻未免过于夸张。可在这里用来讨论我们每个人回顾一生中某一时期的方式，也许还算适当。回顾那些事件，会发现我们能够比当初事件发生时感觉到更多内涵，即便这些事件令人丧气得如同假日后公共草地上遗留的垃圾。人们会彼此比较，仿佛希望或期待将事件本身某些尚未得到认可的东西确认下来。远不止这些，他们似乎要将某些东西完全排除在外。是快乐吗？在我的一生中，我也偶尔关注这个词，观察它，但我从未弄清楚它到底是什么东西。是一种意义，还是一种目的？不管怎么说，在心智框架内回顾往事，似乎会沉浸在一种毫不相干的物质之中，与经历无关。那怎么可能是真实的记忆？是怀旧吗？不是。我没有谈这个。也不是渴求呀懊悔呀这一类毒害人的热望。我们每个人都想给自己并没有多大意义的往事增添重要性，我们会说：“你知道，我就在那儿。我亲眼所见。”但这里说的也不是这个问题。
正因为我们有这个倾向，也许我就可以使用天马行空的比喻了。我当时真的在那片大海里见过鱼，就好像鲸呀海豚呀自己想好了要以绯红和翠绿现身。可我当时并未弄明白看到的情景，当然也就无从知晓我的个人经历有多少是众所周知，又有多少能与别人共享：回顾往事，我们首先承认的是彼此的共同点，而不是不同点。
现在我们众所周知的一件事，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真实的，但我们每个人都私下里认为那是深藏于自己心智中的独特性的证据，都觉得那是以非官方方式进行的。我们对新闻广播、报刊，以及声明、公告都习以为常，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不可或缺的：没有了它们，我们就变得沮丧、焦虑，原因当然在于你必须看到官方的印戳才放心，特别是在这么一个时期——事情的进展全部出乎意料。而事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在非官方渠道的某一点上，意识到我们获知的真相与舆论宣传的非常不同。成串的词语把事件具体化成一幅图景，几乎就是一段描述：“然后事情就发生了，某某人当时说……”但在更加经常的情况下，词语在漫不经心的对话中脱口而出，甚至可能是你的自言自语。“是的，当然啦！”你会这么说，“就是这么回事。我早就知道了。只是我还没有耳闻，我之前不明白……”
对当局，即对作为宾语和主语的“他们”（Them and They）的态度变得越来越矛盾，而且我们所有人都相信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中。当然情况并非如此，哪儿都看不到什么异样。也许到后面再来阐述这个问题要更好一些，这里只是想说：“它”（it）这个词的用法一直是危机和公众忧虑的信号。“他们怎么就这么不称职！”“上帝呀，情况糟透了！”上面两句话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就像“情况糟透了”与“这儿也开始了”或“对此，你又听说些什么”的区别。
在我们讨论“它”之前，我要把情况描述一下。我们仍旧处于总体上的不安定阶段。情况不怎么好，甚至是相当糟。许多方面的情况都很糟：功能瘫痪，看不到希望，或者用新闻广播可能采用的字眼，事态“令人恐慌”。但就某种意义而言，“它”让人感觉到的是不可避免的紧迫的威胁。真的不可避免。
我住在一幢公寓楼中，是几幢相仿的公寓楼中的一幢。我住在底层，贴着地面。在这里的感觉与那些高层住家不能同日而语；在他们那里，鸟儿在窗与窗之间沿着无形的固定路线飞来飞去，飞翔的鸟群中投来好奇和思索的目光，道路交通和尘世远远地在下面。我不是这样，我属于那种总要仰望、想象高处会发生什么事的人。在高处，窗户通风要好得多，前门通向公用电梯，然后往下，往下，然后就听到了交通的喧嚣，闻到了化学制品、植物……以及大街的味道。这些公寓不是由市议会建造的，市议会建造的公寓楼外墙上满是涂鸦，电梯里有尿迹，入口大厅的墙上有粪便的污迹。
这些公寓不是直接建在穷人的街区，而是由私人出资建造，很厚重，很宽敞地建在昂贵的地皮上——以前挺昂贵的地皮。房子的墙很厚，因为这里的住户有钱为他们不受干扰的独处付费。一进门是一个宽敞的大厅，铺了地毯，甚至还有几个花台。虽是人造花，却也够好看的了。有一个看门人。这些公寓楼是这类房屋应有的坚固和体面的典范。
可在那个时候，由于许多人都离开了城市，住在这些公寓楼里的家庭并不都属于原先这里典型住户所属的那个阶层。几年来，正像穷人遍布他们侵入的街道，空出来的房屋也被擅自占房者占据，住进了单个家庭或多个家庭组成的群体，久而久之，我们都不能明确地说：这是一个工人阶级居住区，这是我们同类的居住区。同样，在这些曾经只住过富人、专业人士和生意人的楼房里，现在居住着穷人家庭或家族。也就是说，公寓、楼房已属于那些有胆量搬进来住的人。在我住的楼房的走廊和门厅里，就像在大街上或市场里那样，你可以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一位教授、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女儿住在走廊另一头与我相似的套间里；我楼上住着一家有许多亲戚和孩子的印度人。我特意提到这两个住户，是因为他们最靠近我，因为我想表示在……开始之前，我并非对墙后面和天花板上面的情况一无所知。是什么开始之前呢？对此很难表达，因为没有什么可供我准确地描述，没有任何确定的东西……现在我并不是在谈论社会压力和公共事件，我们将它们归纳到作为宾语和主语的“他们”、“它”之类的词语，但我个人的发现在当时却变得如此迫切，对我一直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不能说：“在这样的一天，我知道在墙的后面正过着某种类型的生活。”我甚至都不能说：“是在那年的春天里……”不是这样的，察觉到在离我那么近的地方展开的、我无法看见的别人的生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确实要归入我们用“领悟”这个词进行描述的认识范畴，带有“逐步达到理解”的含义。这样一种渐进过程也许需要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好几年。当然你能“知道”某些东西，却不能“认识”别人的生活。（你也会知道了，然后忘掉！）回顾过去，我可以确定地说，那面墙背后的别人生活或状态的进展，早在我“领悟”到这一切之前，就在我内心的背阴处存在，那是我先前倾听的内容和倾听的目的。但我无法记下具体的日期或时间。当然这种内心的成见要先于公开的观点，即我之前提到过的，我希望不要把这随便就看作“它”。
即便愚钝如我，我也知道我渐渐要察觉到的、已处于“领悟”边缘的东西，与我周围的实际情况性质不同。不同于我头顶上那些印度人（我想他们来自肯尼亚）活跃、忙碌和温暖的家庭生活，同样不同于我听到的隔壁房间怀特教授和他家人的生活——他家厨房与我家的只隔一面墙。尽管那是一面厚墙，但两边都能听得真切。
没等我“领悟”，没等我去弄个明白，我客厅墙背后就有异样发生——这个事实变得显而易见，因为客厅外面是一条走廊。准确地说，我不可能听到多少东西。来自走廊的声音，即便是经常有人走动的走廊，声音也都是有限的。总是从一个地方开始，然后转到另一个地方：人们单独、成对、成群地从走廊里走过，有时说话，有时不说话。这条走廊通向大楼的前厅，先经过我家的门，然后是怀特家的门，接着绕到大楼底层东边的公寓。沿着走廊行走的有教授、他的家人和他家的来客、我自己和我的来客，还有东边两个住家和他们的来客。因此，走廊里总是有人走动。隔着坚固的墙，你常常辨认得出那些脚步声和说话声，我会对自己说：“这肯定是教授吧？他今天可是够早的。”或者“听动静像是珍妮特放学了。”
还真的出现了这样的时刻，我竟然容忍了在那面墙背后存在一个房间的想法，也许不止存在一个房间，甚至是一套房子，它或它们与走廊占据同一个空间，与走廊相重叠。那个时候，我几乎已确信自己要离开这城市了，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对听到的声音非常敏感，我还强烈意识到自己早就知道那种异常情况的存在。至于离开这个城市，当然每个人都一直有这种感觉。感觉到我们必须离开的，并非只有我一人。这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我前面说过的话：一个想法同时进入每个人的内心，而且当局的干预完全无效。也就是说，这并非由权威人士公开宣布，也不是来自公共讲堂、报纸、电台或电视。上帝知道各种消息，言论仍在不断地发布出来——但民众不接受这些东西，而是接受那种另类信息。总的来看，人们倾向于忽视当局的言论，不，这个说法不完全对。公开的信息依旧引起人们讨论、争吵和抱怨，但公开的信息拥有的是另一种影响力。假如我说公开的信息差不多被当成一种消遣？不，这么说也不准确。人们不按他们听到的做，问题就在这儿——他们不按听到的做，除非当局强迫。但这种另类信息没人知道来自何方，这消息“流传着”，大家都付诸行动。举个例子，在官方宣布实行某种基本食品配给制之前几个星期，我在大楼前厅撞见梅塔先生和他妻子，这老两口都当爷爷奶奶了，他们正合力把一口袋土豆拖进门。我也屯了不少土豆。我们点头微笑，互相恭维彼此的预见。类似的情况还有：我记得自己和怀特夫人在主门前平坦的路面上互问早安。她相当不经意地说：“咱们没必要留太久的东西。”而我的回答是：“还有几个月吧，不过我同意我们该作点准备了。”我们谈论的是大家都在谈论的，即我们得离开这个城市。没有任何公开的提示说人们应该离开。在这一点上，市政部门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个城市正在变空。可能在前面提到了，其他征兆也好，别的短暂现象也好，在我们的生活中都变得无足轻重了。
促使人们离开的理由不是单一的。我们得知南方和东方的各种公共服务已经停止，而且这种事态正在向我们蔓延。我们得知人们都已离开国家的那些地区，只留下成群结伙的人。绝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靠自己能找到的食物生活，诸如留在地里未收割的庄稼，以及各种设施停止运转之前逃脱了屠宰的动物。这些团伙或帮派刚开始并没有对少数不愿离开的居民施以特别的暴力和伤害。正像新闻广播所说，他们甚至与执法、治安人员合作。后来，食物变得更加匮乏，而且一旦有危险临近，便会立即引起人们逃亡。到了那个时候，这些团伙就会变得很危险。当他们穿越我们城市的郊区时，人们便往城里涌，避开他们可能经过的地方。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几个月了。警告先是来自谣传，然后通过新闻渠道，说那些团伙在迁移中通过某个地区，那里的居民都紧锁房门躲在家里，直到危险过去；还说新的团伙正在接近这个或那个地带，那里的人们被忠告要照顾好自己的生命财产；而另一个以前很危险的区域，现在又安全了——诸如此类的警告成了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
我住的地方在城市北部，南部郊区有团伙频频光顾很久以后，我们这里的街道还没有成为他们迁移的通道。甚至在城市部分地区对混乱状态已习以为常时，北边的我们还谈着和想着我们对危险具有免疫性。麻烦会自己消除、瓦解，离我们而去……这便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优越感，最先的两三个团伙在我们北部郊区露面似乎只是孤立事件，像是不会再重演。渐渐地，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所处的和平、正常时期，相对于洗劫、争斗连连的日子而言，快要变得不同寻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