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些话语却充分传达了艾米莉被带到我家时事态的氛围。当整个社会组织以及它的各种形式都不再运作，我们经过一番调整继续过我们的日子，仿佛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为过日常生活而作的努力是多么坚定，多么顽固，体现了多么强大的自我恢复能力——这一切真令人诧异。而当我们已经习惯的（十年前甚至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荡然无存，或所存无几时，我们的言谈举止却没有丝毫改变，仿佛仍旧拥有那些东西。说实在的，我们都知道，旧时代的食品供应、娱乐消遣，甚至奢侈豪华的作风，确实依然在社会高层存在，不过享用这些东西的人自己当然不会去关心这些。生活秩序也可能存在于孤立的地区，从空间和时间上说，可能存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存在于某个特定的区域。在这样的时间和空间内，人们还像原来那样生活、谈论，甚至还像原来那样思考问题，就好像什么都不曾改变。当糟糕的情况真的发生时，比如当一个地区遭到蹂躏，人们会搬出去一些日子，比如几个星期，去亲戚或朋友家住，然后再搬回到也许已历经洗劫的住处，继续从事他们的工作，做他们的家务，回到他们原先的秩序之中。我们对任何情况都能习以为常，这当然是老生常谈，但也许你必须经历过这样一个时代，才会知道这种说法真是千真万确。无论是什么情况，人们都能设法把它当作“日常生活”来对待。准确地说，正是这种能力给予那个时代一种特殊风味：怪异、忙乱、惊恐、威胁以及一种遭围困或战时的气氛，竟与惯例、常态甚至体面合为一体。
举个例子，新闻广播和报纸会好几天追踪报道一个儿童绑架的事件，这儿童可能是某个心怀不满的贫穷妇女从婴儿车里抱走的。警方会出动数百人在郊区和乡村搜寻，寻找孩子，追捕那位妇女，要将她绳之以法。但接着新闻短讯说的却是成百上千，甚至数百万人的群体死亡。我们仍然相信，我们希望自己相信，前一个报道代表了我们的愿望，即关注那个儿童，为了抓捕罪犯，甚至不惜让我们上百个警察辛辛苦苦花上几天、几星期的工夫。至于后一个报道，这类灾祸新闻总是说给那些并非真正处于那个恐怖地带的人们听的，只是一个不幸的、次要的，至少不是决定性的偶然事件，只是文明长河平稳发展中的一个插曲。
这就是我们接受的那种正常情况。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刻，“大家默许的游戏规则”在时间面前简直站不住脚：不真实的感觉会像反胃一般向我们袭来。犹如地面正在我们脚下消解——也许这种感觉是真正的敌人……或者我们相信它与我们为敌。或许我们的默契还算适度，至少没有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这种默契产生，因为我们把“现实”当作敌人，它要我们自己去认识发生的事情。在我们感到赤裸裸、无力防卫的时刻，也许我们的借口，每个人的借口，看起来都那么假模假样、荒唐古怪，却应该被视为值得称道的东西？或者，也许这一切是必要的？就像孩子玩游戏时表现的样子让人看不出他们实际的弱点。但人们一直以来越来越倾向于必须挫败需求，仅仅付之一笑。哦，远远算不上是善意的笑，更确切地说，是放肆的嘲笑。
再举一个例子。约有两百多的一大群人，或者说是一群流氓，蜂拥走过我们邻近的社区，从我的窗口望出去，街对面的人行道上留下一具尸体，还有被砸碎的窗户、遭洗劫的店铺和燃烧过的篝火。就在同一个星期里，有一个自封为治安维持会的中年妇女组织，向警方提出正式抗议，但她们抗议的对象却是一个由一些年轻人创立的业余剧团。这个剧团编写并上演的一出戏，表现了住在像我们这样的公寓大楼里的一个普通家庭内部的紧张关系，这个家庭收容了六七个来自东方国家的难民。（人在旅途，只要跟着迁徙的群落一起走就都是“流氓”，而当他们脱离出来，到某个家庭或住户那里寻找避难所，就是“难民”。）这家住户本来有五口人，一下增加到了十二口，由此造成的摩擦导致通奸，按照那些正派女士愤慨的描述，造成了“一个年轻女子去勾引足可当她祖父的男人”的事件。这家人特意组织了一次不那么正经八百的会议，议题关于“家庭生活的堕落”、“不道德”和“性放纵”。当然这是一出喜剧。不然的话就很悲哀。不然的话，就像我已提到的，这事情值得称道。因为这是一种信号，表明“日常生活”可悲的生命力最终战胜了事件的混乱、无序和邪恶。
有关那些数不清的公民团体，我们知道的就是它们出于你能想到的任何道德或社会目的，自始至终存在着。它们的目的有：在货币正让位于物物交换的时候提高养老金；向上学的孩子供应维生素片；向出不了门的残疾人提供探视服务；让弃儿得到规范、合法的收养；禁止对任何暴力或“令人不快”的事件进行报道，以免这样的东西“侵蚀年轻人的头脑”；当流氓团伙在街上经过时，对他们进行劝阻，或者给他们一顿鞭子；到街上巡视，规劝人们“回归体面的性习惯”；一致同意不吃猫肉和狗肉，等等等等——真的是没完没了。简直是闹剧。分裂的民众犹如一群乌合之众，站在镜子前涂脂抹粉或正领带，自己房屋毁了也不闻不问；毫不提防地伸出助人为乐的手，如同国王和野蛮人握手，对方当然会弯下身子将你的手好好咬上一口……这些比喻涌上心头。当时各种比喻真可谓层出不穷，不用说，谈话时比喻是我们的开心果，职业喜剧演员最擅长运用比喻。
处于这样的氛围里，在出现上述情况的时代中，发生下面的事情实在不足为奇：一个不认识的男人带了一个孩子到我家里，说我要对她担起责任，然后就离开了，再没别的话。
艾米莉终于从她的卧室出来了。她换了衣服，脸上留着痛苦的泪水淌过的痕迹。她说：“房间对我和雨果来说有点小，但一点都没关系。”
我看见她的身旁有一条狗，不是一只猫。它是什么？反正是一只动物，有斗牛犬的个头儿，体形更像一条狗而不是一只猫，但它的脸则是猫的脸。
狗是黄色的。它的皮毛粗糙、坚硬。它长着猫的眼睛和胡须。它有一条鞭子似的长尾巴。一只模样丑陋的动物，名叫雨果。艾米莉小心地在壁炉对面的深色旧沙发上坐下，那条狗也跟着起身，坐在了沙发上，尽可能地靠近她。她用胳膊搂着它。她抬头看我，旁边就是那条狗的猫脸。她和它都在看我，雨果的眼睛发绿，而艾米莉淡褐色的眼睛很敏锐，充满戒备。
她是个大孩子，大约十二岁。她真的不是孩子了，这个半大的孩子不久就要长成姑娘了。她会出落得挺漂亮，至少模样端正。体形很好看，手脚都不大，四肢匀称，肤色因健康和日晒呈棕色。头发又黑又直，从一边分开，用发卡固定住。
我们交谈。更准确地说，我们东一句西一句互相说些简短的话，两人都等着话题的变换，使我们转向谈起来更容易的方面。她静静坐在那儿时，那沉思的幽暗目光、可能很具幽默感的嘴唇和富有耐心的专注神情，让我觉得她似乎是个非常讨我喜欢的人。可随后，正当我确信她将要对我的努力作出相应回报，正为她的潜能感到高兴时，活跃的、好自我表现的小“妇人”形象苏醒过来——她的形象包含了一些过时的东西，过去的世界对她正合适。换言之，也许这是别人希望她成为的样子？
她喋喋不休地说：“我饿坏了，雨果也是。可怜的雨果。今天它还没吃过东西呢。说实话，我也没吃东西。”
我说了几句道歉的话，赶紧跑出去，到商店去买我能为雨果找到的猫食或狗食。我花了不少时间才找到一家还有这类存货的商店。我成了这家商店店员（一个喜爱动物的人）感兴趣的对象，他称赞我在这样的时候还要维护自己养育“宠物”的权利。我也引起店里寥寥无几的其他顾客的注意，当有人问我住在哪儿时，我谨慎地没有回答。回家时我故意绕个弯子，以便弄清楚我是否被跟踪了。一路上我去了好几家商店，去寻找我通常不会费心去买的东西，这些东西很难找，而且价钱很贵。但最后我还是买到了一些档次不低的饼干和糖果——我能想到的孩子喜欢的食品。我有许多苹果干和梨干，必需的食品也有不少储备。等我终于回到家时，她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雨果在她身边也睡着了。它那张黄脸靠在她肩上，她的胳膊搂着它的脖子。旁边地板上放着她的小行李箱，又轻又薄，就像儿童去度周末时提的箱子。箱子里有几件叠放整齐的外套、一件运动衫和一条牛仔裤。这些似乎就是她拥有的全部衣服了。里面若放上一只玩具熊或洋娃娃，我不会感到吃惊。箱子里没有《圣经》，有的是一本有关动物的摄影画册和几本平装的科幻小说。
我尽自己所能给她和雨果做了一顿合口味的午餐。要叫醒这两位可费劲了，他们在摆脱了长时间的精神紧张之后，都处于疲惫不堪的状态。虽说时间还是半下午，但这两位一吃完就又想去睡觉了。
艾米莉就这样留在了我的身边。
最初几天她睡了又睡。因为这种情况，也因为她无条件的顺从，我不自觉地以为她比我先前以为的要小。知道她睡着了，我就不出声地坐在客厅里等着，身边有小孩子的人都会这样。我为她缝补衣服，洗熨。但大多数时间，我坐下来看着那面墙等着。正像那面墙将要自动开启，我免不了要想身边有个孩子会是很麻烦的事，而事实上，她和她的狗在我的生活中已是客观存在。这让我产生了内疚。好久都未领略的各种情感又在我身上复苏了，我只是盼着穿过墙壁再也不回来。可这样做缺乏责任感，意味着我对自己承担的义务不管不顾。
艾米莉到来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我穿过了那面墙。我把那边的门都打开，一直走到长长过道的拐角，去寻找另一间或另一套房间。那里空无一人。尽管我强烈感觉有人在那里，我甚至不时迅速回头，仿佛有人会在我转身的刹那间，正如我所期待的从墙的后面走出来，但我没见到任何人。空无一人，却有人居住。空无一人，却陈设完备……我在那里游荡，在高大的白墙之间，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我看到那个地方已摆满了家具。我认识这些长沙发、这些椅子。可我为什么会认识？它们在我的一生中，从什么时候开始存在？它们不合我的口味。但它们似乎曾属于我，或者属于某个关系亲密的朋友。
起居室里挂着淡粉红的窗帘，灰色地毯上有雅致的粉色和绿色花卉，房间里有不少桌子和柜子。长沙发和椅子上盖着织锦，适当的位置都搁着柔软的靠垫。这房间里的陈设太中规中矩、自以为是，我不可能拥有过这些东西。可我又熟悉房间里的每样东西。我在那里面走动，心里渐渐充满了懊恼、失望的情绪。我看到的每样东西都得替换、修补或清洗了，不是残缺不全就是陈旧不堪。每把椅子都需要换罩子，因为旧罩子已经磨损。长沙发蒙上了厚厚的灰尘。窗帘上有了细小的裂缝，缀上的粗糙布片生了蛀虫，留下许多蛀出的小洞。地毯都露出了线头。其他房间的情况也差不多，这种感觉就如同东西正从我笨拙、僵硬的手指间溜走。我不停地对自己说：这个地方需要好好清理一下。它应该腾空，摆放在里面的东西都应该付之一炬或扔掉了事。空房间要比这假充上流的破败和毫无价值的摆设好得多。一个房间接着一个房间，没完没了的房间，这活儿干起来也是没完没了。现在我寻找着那个有粉刷工的梯子、隐约有一个穿工作服身影的空房间：要是我能看到那个房间，就说明活儿已经开始做了。可是没有空房间，每个房间都塞满了东西，等着处理。
人们一定以为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这个隐藏起来的地方。一次过后，我好些日子都不想它。不管在一瞬间以何种形式，意识到它的存在也好，进到它里边也好，这样的瞬间越来越频繁地闪进闪出我的日常生活。可我也会在几天里忘掉它的存在。当我确实穿越那面墙时，其他的一切似乎都不存在。连我生活中新近冒出来的、挺严重的当务之急——艾米莉和她带来的动物，也溜出了我的意识，离得十分遥远，成了我不怎么关心的另一种疏远生活的组成部分。要我描述那时候的情形还真够难的：现在回想起来仿佛有两种生活方式、两种生命、两个世界，它们并排共存，彼此紧密相连。可在当时，一种生活排斥另一种生活，我从不奢望这两个世界能彼此接通，我一点都没想到它们能那样，我会说那是不可能的事。特别是此时，艾米莉已经存在，特别是此时，那么多问题都是由她跟我一起生活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