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埃里希·弗罗姆
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同时也是一种预兆。他表达的是一种对于人类未来近乎绝望的情绪，同时也预兆，除非历史的进程发生改变，否则全世界的人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失去大部分人类的特质，变成没有灵魂的机器人。
这种对人类未来绝望的情绪与西方思想中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即对人类进步以及人类创造正义与和平世界的能力怀有坚定的信念，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信念来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思想，以及基督教《旧约全书》中提倡的救世主观念。《旧约全书》中的历史哲学观念认为，人类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成长和发展，并最终会实现他们所有的潜能。它假设人类会充分发展理性与爱的能力，并因此理解这个世界，从而能和同伴以及自然共存，同时他们也能保留个性和完整性。普遍的和平和正义是人类的目标，先知们坚信错误和罪恶即使有得势之时，“末日审判”最终还是会到来，救世主便是这种信念的象征。
先知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人类最终会找到一种完美的状态。基督徒将这转变成超越历史的、纯粹精神层面上的观念，但并没有放弃它与道德规范和政治之间的联系。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家强调，尽管“上帝之国”不可能在当世实现，但是社会秩序必须符合和实现基督教的精神原则。基督教派在宗教改革前后，用更加急躁、更加积极和更加革命的方式来强调这种观念。随着中世纪的结束，人类的感官和信念，已经不只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更加完美的社会，这种观念开始以新的力量和新的形式出现。
其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是从文艺复兴开始发展的新型写作方式，首次应用这种方式的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字面意思是“乌有之乡”），这个名字后来适用于其他所有的同类作品。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对他自己所处的社会提出了最尖锐的批判，同时他也构建了另一幅社会图景，尽管它可能并不十分完美，但这个设想解决了大部分与他同时代的人听起来无法解决的人类问题。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和其他同类作品的特点是：它们不会去说笼统的理念，但是它们会给出一个符合人类最深层次的需求、带有具体细节的社会愿景。与先知们的预言不同，这些最完美的社会形态并不是存在于“末日审判”，而是在当下就已经存在——尽管存在着地理上的距离，但并不是时间上的距离。
紧随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之后，还有两部同类作品，分别是修道士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德国人文主义者安德里亚的《基督城》。后者是三者之中最具现代性的作品。乌托邦三部曲之间有着不同的观点和创意，但是与它们的共同点相比，这些差异就显得十分渺小了。此后几百年，经常会有各种描写乌托邦的作品问世，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近来最具影响力的乌托邦作品当数爱德华·贝拉米1888年出版的《回溯过去》。它与《汤姆叔叔的小屋》和《宾虚》一样，成为了世纪之交最受欢迎的书。它在美国发行了几百万册，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贝拉米的乌托邦是惠特曼、梭罗和爱默生所描绘的伟大美国传统的一部分，它是美国对当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看法最强有力的表达。
18世纪的启蒙运动哲学家和19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思想家，从哲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在他们的作品中清晰地表达了对人类个体与社会完整性的美好愿景。这种愿景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场战争，尽管给人一种为和平与民主而战的假象，却有数百万人死在欧洲列强的疆域扩张野心之下。就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两千多年来西方社会充满希望的传统被摧毁，并开始转化为一种绝望的情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道德上的麻木不仁仅仅是个开端，其他同类性质的事情相继发生：背叛了社会主义愿景的斯大林反动国家资本主义；20世纪20年代末严峻的经济危机；暴虐的势力在最古老的世界文化中心之一——德国取得了胜利；20世纪30年代疯狂的苏联肃反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的参战国家都丧失了一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还存在的道德考量；以希特勒为开端无限制地对无辜的民众进行屠杀，后来更多的是直接完全摧毁诸如汉堡、德累斯顿、东京这样的城市，最后对日本使用了原子弹。从此以后，人类面临着更大的危险——整个人类文明甚至是所有人类都会被现有的而且比例还在不断增高的热核武器毁灭。
然而，大部分人不会自觉意识到这种威胁和自身绝望的境地。一些人坚信，正因为现代战争具有如此大的毁灭性，所以战争不会发生；另外一些人宣称，即使有六七千万人在核战争的头两天被杀，在克服起初的震惊之后，生活依旧会继续。在这种弥漫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绝望情绪变得明显并紧紧控制住人们的意识之前，奥威尔揭示了它，这恰恰是他作品的意义所在。
奥威尔并不是做这种尝试的唯一一人。另外两个作家，俄国的扎米亚京在他的《我们》，阿道斯·赫胥黎在他的《美妙的新世界》中，都用跟奥威尔作品非常相似的方式表达了当时的这种情绪并对未来提出警示。这三部写于20世纪中叶的作品被我们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这是为了和上文提到的写于16、17世纪的“乌托邦三部曲”进行对应[1]。就像早期乌托邦作品描述充满自信情绪和充满希望的后中世纪的人一样，反乌托邦描述的是一种无能为力的情绪和绝望的现代人。这种转变是历史上最大的悖论：在工业时代早期，实际上人们还没有解决吃饭的问题，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剥削的世界里，为了经济效益而实行奴隶制、发动战争。人们只会将新的科学应用到技术和生产上——尽管如此，在现代化刚刚开始的时候，人们还是充满着希望。四百年后，所有的这些愿望都可以实现；人类可以为每一个人生产足够的物品；技术的进步比征服领土带给国家更多的财富，不再需要战争；全世界正在变得像四百年前那样统一。就在人们感受到所有的希望即将实现的这一刻，他们开始失去了它。这就是反乌托邦三部曲的核心，它们不仅仅描述了我们的未来走向，同时也解释了历史的悖论。
反乌托邦三部曲在细节和侧重点上各不相同，相比于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扎米亚京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我们》，与《一九八四》有更多的相似点。《我们》和《一九八四》都描述了社会的完全官僚化，人只是一个数字，并且失去了所有的个性。这是由于无限的恐怖（在扎米亚京的书中，对于人脑的操纵最终发展到在身体上进行改造）联合意识形态和心理操控引起的。在赫胥黎的作品中，应用集体催眠暗示是将人变成自动机器的主要手段，这避免了恐怖行动。你可以说扎米亚京和奥威尔的作品与斯大林主义和纳粹的独裁统治类似，而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展示的是发展中的西方工业世界的图景——假如它只是继续跟随目前的趋势，而没有在根本上做出改变。
尽管反乌托邦作品有如此多的不同，但是在一个基本问题上它们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哲学的、人类学的、心理学的，可能也是宗教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人类是否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变得忘记对自由、尊严、完整性、爱的渴望——也就是说，人类是否可以忘记他是一个人？或者人类本性是否有一种推动力，可以对违背这些人类基本需求的事做出反应，然后通过努力去将这个野蛮无人性的社会变成一个有人性的社会？我们必须注意到，反乌托邦的三个作者并没有采取现在在很多社会科学家中普遍流行的心理相对主义这种简单的观点，他们并不认为没有所谓的人性，没有一种对人类必不可少的品质，像许多社会学者写到的人刚生下时什么也不是，就像一张白纸一样。他们认为人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去谋求爱、公平正义、真理、团结，在这方面他们与相对主义者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事实上，他们断言，正是他们描述的这种通过一切手段去争取的思想充满了力量和强度，所以它们必须被摧毁。在扎米亚京的《我们》中，大脑控制与脑前叶切除手术类似，都是为了摆脱人对于人性本质的索取；在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中，则利用了人工选择物种和毒品；在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他们更是无限制地使用酷刑和洗脑。三个作者中的任何一位都不应因认为摧毁人性易如反掌而受到指责。他们三个都得出了同一个结论：通过现有的普通技术和手段，这完全可以实现。
尽管与扎米亚京的作品有很多相似点，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对于“人类本性可以如何被改变”这个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下面我就谈谈一些更具体的“奥威尔式”的概念。
奥威尔最直接的贡献是在《一九八四》中假设了1961年和随后的五到十年之间的事情，并将独裁社会和原子战争联系了起来。在《一九八四》中，原子战争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出现；一场大规模的原子战争在大概十年之后爆发，数百颗炸弹被投到了欧陆俄罗斯、西欧和北美洲的工业中心。在这场战争之后，所有国家政府开始确信，如果继续这样的战争必定会使组织化的社会和他们的政权走向末日。出于这样的理由，没有更多的炸弹被引爆。而现存的三个大国集团“全都只是继续制造原子弹并储备起来，等待决定性机会的到来，他们都相信那一天迟早会来”。执政党的目标仍然是找到“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于几秒钟内消灭上亿人口”的办法。奥威尔在写《一九八四》的时候，热核武器还没有发明，而在20世纪50年代，所有我们刚刚提到过的目标都已经达到，这只能作为一个历史的注脚去解释了。相对于热核武器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彻底消灭一个国家90%甚至100%人口的威力来说，丢在日本城市的原子弹似乎威力太小，还没达到效果。
奥威尔关于战争的概念的重要性在于他一系列敏锐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