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译者前言

哈罗德·布鲁姆是美国耶鲁大学英语系的资深教授，也担任过哈佛大学和纽约大学的英语系教授。他自幼喜好读书，迄今著作等身，被人们称为“百科全书”式的文学批评家。他的文学批评以观点鲜明、分析细腻著称；而他的西方文学造诣更是博大精深，对西方各国文学经典之间的相互传承和影响关系有不凡的见识。1994年，他应美国伯克利出版集团的邀请出版了《西方正典》一书，阐述了自己对于西方文学经典之作的独特见解。布鲁姆在该书中深入分析了从但丁到贝克特等二十几位西方文学大师的经典著作，其所评所论常使人有触类旁通、耳目一新之感。布鲁姆的著作，尤其是《西方正典》，迄今仍是美国主要大学英语系和比较文学系的必读教科书或参考书，一版再版，读者众多。可以说，《西方正典》就是布鲁姆一生读书经验的生动总结，其中传达的思想智慧和审美品位足以启迪后学发奋，令人受用匪浅。

布鲁姆从七岁起就开始接触西方文学名著，他的文学素养使他对文学的审美价值和语言艺术的重要性深信不疑，并对唯美主义的艺术观念青睐有加。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审美活动是非功利性的，审美判断更多地是主观的心理功能；在想象性艺术中，天才就是表达超出自然的审美意象的能力。这些观点对自幼饱读西方经典的布鲁姆来说，显然是易于接受的，所以他在《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1973）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审美自主性”（aes-thetic autonomy）的原则，并且强调：“审美只是个人的而不是社会的关注。文学批评作为一门艺术，总是并仍将是一种精英现象。……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渗入经典，而这力量又是由娴熟的文学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所组成。”这些观点成了布鲁姆文学批评思想的核心。从方法论上看，布鲁姆的批评思想包含了德·曼关于审美阅读和修辞阅读的二分法，但他与德·曼等人的解构思想在本质上的“差别要远远多于相似”。由于他同时对文本的语言形象和修辞手法极为重视，他的审美批评在实践上体现了克罗齐的美学观，即把审美认知看作为直觉的和分析的两种活动：一方面以审美的眼光来领悟作品形象，另一方面以艺术的眼光来分析语言风格。于是，他把审美感受和语言特征当作自己文学批评的主要关注对象，在批评实践上也以此作为两个基本的分析角度。

在弗洛伊德著作的影响下，布鲁姆进一步提出了“影响的焦虑”这个重要的观点。布鲁姆认为，任何作家都会受到前辈文学名家和经典名作的影响，这种影响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是那种“熟悉的、在脑子里早就有的东西”，但是这种影响也会使后人产生受到约束的焦虑。这种唯恐不及前辈的焦虑常常会使后来者忽略了文学自身的审美特征和原创性，并让自己陷入前人文本的窠臼而不得出，这就是布鲁姆所谓的“面对前代大师的焦虑”。能否摆脱前代大师们的创作模式而建立起自己的创作特色并形成新的经典，这就是天才和庸才的根本区别。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少数作家才能克服或“否定”这种“影响的焦虑”，并以自己的审美原创解放自己的艺术创造力。布鲁姆还指出，没有文学影响的过程，即一种令人烦恼的学习传统的过程，就不会有感染力强烈的经典作品出现，所以经典本身就意味着影响的焦虑的存在。所谓“影响的焦虑”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关于传统和艺术创造个性的问题，或者说是关于“审美原创性”和文化传承性之间的矛盾，其核心是作家如何避免因循文学传统而又不失“崇高”的美学价值的问题。布鲁姆接受了英国美学家佩特的看法，把浪漫主义定义为使美感增加陌生性（strangeness）效果的艺术，并认为这个观点适于所有的西方经典作品。于是，他把从但丁的《神曲》到贝克特的《终局》这一文学历史发展过程看作为一个从陌生性到陌生性的不断发展过程。他认为，这种陌生性是一种无法习得的审美原创性，只在少数天才作家身上才会产生，而只有莎士比亚等人才能把人情风俗的“陌生化”推向经典的高度。

维柯曾在《新科学》一书中提出了历史循环论的三个阶段，即神权的、贵族的和民主的（或神的、英雄的和人的）三个循环阶段，每个新的神权阶段将会随着一场大混乱再次出现。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一书直接借鉴了维柯的历史三分法来划分西方文学经典史。他认为：神权时代、贵族时代、民主时代和混乱时代是依次发展的过程：神权时代是产生荷马史诗、神话与宗教经典的时代；贵族时代上起但丁而下到歌德为止；民主时代主要发生在十九世纪欧美诸国；而二十世纪则是一个混乱时代，一切文学规范开始被打破，但这又预示了一个新的神权时代（或一个“网络”的神权时代）就要来临。布鲁姆的这一文学循环论其实在加拿大文学批评家弗莱的《批评的剖析》（1957）中已有表述，如弗莱把西方文学史分为传奇的、喜剧的、悲剧的和讽刺的几个循环阶段。布鲁姆重建西方经典的做法与他对美国文学现状的悲观看法有关。他认为当今西方文学界已是万物破碎、中心消解，仅有低劣的文学和大众的趣味到处蔓延。出于抗衡时代“流弊”的愿望，他要以“美学价值”为核心重建经典的历史，并把“崇高”的审美特征当作经典作家和作品的根本标志。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以西方经典作家论来建构一部自文艺复兴迄今的文学史，这种纪传体编史结构加上国别间文学的影响研究，构成了一部恢宏的西方文学史。在《西方正典》这部书中，作者除了对二十六位西方文学名家的专门论述外，还列举了一个从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开始直到当代美国文学的世界文学经典作品目录，其中包括约三百四十多位作家和一千二百多部代表作品，并把一些小民族如匈牙利和新西兰，以及亚、非、拉等国家的文学名作都包容了进来。布鲁姆在审美体验和文本细读基础上所做的文学经典比较研究，对我们建立新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野无疑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布鲁姆的文学经典研究实际上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即他对当代的一些流行批评理论持反对态度，例如他把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批评、拉康的心理分析、新历史主义批评、解构主义及符号学等都视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因为这些批评观念常常主张颠覆以往的文学经典，并特别重视社会文化的问题。布鲁姆也反对大众文化对文学经典的侵蚀，所以他把《哈利·波特》的流行和斯蒂芬·金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看作是当今“英语界和西方文化界里所发生的最为可怕的一件事”。在这种近似愤世嫉俗的批评话语里，我们能看到当代美国文学批评中的内在矛盾：即以布鲁姆为代表的坚持审美理想和精英道路的批评倾向与当代各种介入社会生活的批评倾向，如女性主义和族裔身份研究等文化批评倾向之间产生的理论和方法的冲突。布鲁姆坚持重建文学审美理想的意图在一些批评家看来是“不能被广泛认可，而只能被一批隐退的精英们所滋养的”期望。但是，布鲁姆执着的审美理想及其批评实践在美国学界的影响相当广泛，他的“对抗性批评”（antithetical crit-icism）也就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

布鲁姆以对抗性的批评来贬低大众文学和文化研究，同时大力开展重建经典的事业，但他也不能不遇到一个自己预设的文学史规律的前提：竞争。如果说文学经典都是亘古不变的，是一以贯之的，那么，我们只要跟着古人走就行了，如十七世纪欧洲的宫廷趣味的诗歌当时要比莎剧更为精英们认可。正是有了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竞争，文学的经典才能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吐故纳新，过去的通俗才会变成今日的经典，这也是莎剧的历史写照。所以，否认大众文化与文学经典的互相作用，实际上也就否认了“竞争”的普遍性，因为文学的经典化和大众化其实是一个相互影响和建构的历史发展过程。实际上，美国文学史的近年发展也在重建着经典，如《诺顿美国女作家文学选集》（1985）的出版和通俗文学作品堂而皇之地进入文学史之中等等。布鲁姆的早期论文《普罗米修斯的复兴：浪漫主义诗歌产生的背景》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中不但对浪漫主义诗歌，也对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社会、政治和经济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可以说，文学的社会性和文学的审美性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文学经典的构成和意义也会随着社会变革而变动和发展。

要求重申文学审美功能的批评倾向主张深化对文学经典的研究，尤其是对作品本身语言风格的阐释等等，这也为当代文学批评带来了多样化的视野和方法。布鲁姆最近在重释《哈姆雷特》剧本时再次表现出这种倾向，如他提出：这一出戏所表现的“既不是对死者的哀悼也不是对生者的复仇，而是最大限度地表现了哈姆雷特所意识到的、无边无际的自我内在意识的挣扎”。不可否认，布鲁姆的审美批评倾向代表了一种文学精英主义的批评思想，与其相似的还有克里斯托弗·克劳森对多元文化的质疑和约翰·波宁等人对当代文学批评的抨击，如波宁就质疑了后殖民主义批评“对差异和复杂性的盲目崇拜”等问题。已故的爱德华·萨义德在比较福柯和布鲁姆时曾敏锐地指出，前者关注的是一个“文化的世界”，而后者关注的是一个“艺术的世界”。这真是一语中的。我们在认识当代美国文学批评时，抓住审美与文本的批评和社会与文化的批评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也就抓住了当代批评与理论发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布鲁姆的对抗性批评也好，他所指责的文化研究也罢，其实都是当代美国，甚至是西方文学理论发展中两个此消彼长的传统，即柏拉图派和亚里士多德派之争的继续，正如布鲁姆所说，福柯和新历史主义等表现的只是“柏拉图主义漫长历史上的一段小插曲”而已。不过，布鲁姆的文学批评思想是十分复杂的，他关于审美自主性、影响的焦虑与创造性误读、文学经典重构和对抗性批评等一些重要的批评观念和理论在美国学界的影响绝不容忽视。他的批评思想和实践为我们认识当代美国文学批评的全貌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也为我们深入认识西方文学史和比较文学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野。

布鲁姆的渊博学识来自于他一生饱读诗书的经验，也得自于他不流俗见的独立思考品格。在当今电子媒介铺天盖地而来之际，他仍然坚持着阅读纸质经典作品的立场，因为只有书本的文字可以使人一读再读、反复思忖、豁然领悟。所以说，《西方正典》不仅是一部西方文学经典佳作的艺术画卷，而且是一部当代学者毕生阅读的感悟体验。在时代呼唤“全民阅读”的氛围中，《西方正典》在开阔读者视野、表现文字之美、传达阅读愉悦、陶冶思想情操等等方面确实是一部益智怡人的经典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