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人类文明的起源和早期文明

文明的起源和发展

当我们探讨文明的时候，我们在探讨什么呢？文明的确切定义，到底是什么呢？经过科学研究，学者们总结出了文明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在于，文明是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当文化发展到某个阶段，文字已经开始广泛地应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也形成了各自的雏形，社会成员中出现了等级和阶级观念，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发展日趋完善，出现了巨大的公用建筑，有些地方出现了城市中心。发展到这种程度的文化，就可以称作文明。当然，并不是所有文明都包含以上的这些特征。比如，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诞生的文明是没有文字的，埃及人和玛雅人的文明中也没有所谓城市的概念。但是，在一般情况下，这些特征可能在世界范围内的文明中是普遍的，可以当作一个衡量的标准。

世界上最早的文明诞生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中间的一片原野中。早先，人们曾经一度认为是尼罗河哺育了人类最早的文明，但是现在人们一致认为人类文明诞生之地是苏美尔。在基督教的圣经《旧约全书》中说到的希纳国，指的就是这里。苏美尔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这个平原地处如今的伊拉克南部，南面就是波斯湾。它是由很多零散且土地贫瘠的小块平原组成的。大约公元前3500年前，一些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生产技术水平得到提高的村庄，实现了从原始的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文化到文明的飞跃。

文明随着人类生产水平的提高而在世界各地产生，并且形成的文明各不相同，类型是十分多样的。在早期的新石器时代，各种特定的环境滋生了各种不同的文化。人类生存的各种环境，因为其中耕种的种类不同，蓄养的动物不同，畜牧和耕种在生活中所占地位的不同，所诞生的各种文化也有显著的不同。和这一点对应的是，文明在世界各地也是不同的。而且，文明之间的相关程度和各自发展时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联系程度不同而表现出相应的区别。例如，美洲的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和印加文明都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发展出来的，所以，与欧亚大陆上诞生的文明相比，这些文明有着明显的不同。即便是同在欧亚大陆之上，文明也充满了多样性。每个文明的独特之处都取决于它们的诞生之地与文明起源地的地理位置的远近。在中国和早期文明的中心中东地区之间，是一片广阔的沙漠，而且有高山阻隔，所以从古至今，中国的文明与欧亚大陆上的其他文明一直是不同的。

那么，为什么人类会走向文明之路呢？当人类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时，社会中奉行平等主义，而这一社会结构是很有吸引力的。在马达加斯加岛上生活着一群塔纳拉人，他们直到最近才从石器时代的文化过渡到早期的文明阶段。通过这个活生生的社会进化标本，我们似乎可以了解文明的进程究竟是怎样的。在塔纳拉人进入文明社会之前，他们依然使用最古老的刀耕火种的方法来种植旱稻。头一年他们会获得丰收，但是从第二年开始，因为土地的肥力下降，他们的收成也越来越少。等到土地变得贫瘠时，他们就要迁徙，重新找个地方建起村庄。因为居所并不固定，所以在他们中间无法实行土地私有制。所有的土地都在集体的手中，村里有威望的长者会把所有土地尽可能地均分给每个家庭。所有的家庭都在一起劳动，收获时，每个家庭按需要分配物品。这种典型的部落型的社会奉行的是平等主义，社会中的每个人，无论是经济地位还是社会地位都是相似的，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当这个群体中的一些家庭不再种植旱稻，而是像其他地方的人学习种植水稻时，村庄的状况就发生变化了。因为天然的水稻田并不多，不用所有家庭一起劳作，所以这些新开辟的农田就由一些家庭独自经营。这些小家庭在一年收获过后，不再把水稻田归还给集体进行再分配，而是从此就占有了水田。因为适合种植水稻的田地很少，所以之前没有阶级之分的塔纳拉人之间开始分裂了。少数人成了土地的拥有者，其他大多数人在耕地失效之后就没有了土地。

种植旱稻的耕作者因为自然条件的限制要定期地迁徙，但是种植水稻的人还在之前的水田旁定居，这也让阶级的分化变得更加明显。新型的经济也使战争受到了影响，要在一个地方定居的人，开始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建造坚固的堡垒，保护自己的土地不受侵犯。他们还把到处流浪的人俘虏过来，当成自己的奴隶。奴隶开始变得比原来更为重要，因为在用传统的方法耕田时，奴隶派不上什么用场，但是现在，能够让奴隶在稻田里一年到头地替自己干活。在原来的平等社会里的民主现在也发生了改变，这个新生社会的最上层是专制的国王，国王下面是贵族，他们的土地是国王分给他们的。贵族之下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平民之下的最底层是奴隶，奴隶是由流民、战俘和他们的后代组成的。到了这时，提高社会地位的唯一标准就是财产的多少，社会的准则也因此改变了。

塔纳拉人从村落到王国之间的转变，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它原本是一个靠劳动自给自足、需要经常迁徙的部落型村庄，没有阶级，所有家庭都平等地生活在一起。到了王国时期，所有人都定居下来，不再迁徙，并出现了一个集权的政治中心。因为经济水平的区别分化出了不同的阶级，各个门第之间出现了复杂的礼仪。我们向前一点点寻找塔纳拉人社会转变的原因时发现，水稻的种植影响了改变的每一步。塔纳拉人的变化，可以看作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新石器时代的社会结构逐渐瓦解，最终，城市和文明出现了。

文明首先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诞生，接下来在欧洲和美洲也产生了各自的文明。随后，文明的火种向周围传播。就如同早期的捕猎社会被新石器时代的部落社会取代一样，文明社会也逐渐取代了部落社会。欧亚大陆的边缘在部落时期时，在大陆的中心地带，部落已经被文明社会替代了。沿着大河流域，文明一步步向外扩张，吞并了处于蛮荒中的地区。这个扩张的过程是如此势不可挡，到了公元纪年开始的时候，文明已经从英吉利海峡蔓延到了中国海。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出现文明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3500年，其他地区的文明出现的时间稍晚。埃及文明大约起源于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出现；在中国的黄河流域，大约公元前1500年出现了文明；在美洲，到了公元前500年，文明也出现了。

我们通常认为，美洲的文明和它的农业社会一样，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独立发展出来的，没有受到欧亚大陆的文明的影响。中国的文明也和早期的其他文明存在差异，那么，它是这片土地上自行萌生的，还是在中东文明的影响之下发展出来的，目前尚无定论。尼罗河和印度河流域的文明，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传播过程中得到了促进并最终成形的。

文明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各大文明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基本格局。但是即便如此，每个文明都有其独特的类型特点。这些特点是在几千年的独立发展中形成并固定下来的，它们不断发展和完善，一直到今天，这一过程仍然在继续。

两河流域的文明

在西亚，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自北向南流过大陆，汇入波斯湾。这两条河性格迥异，底格里斯河狂野暴躁，而幼发拉底河温顺平缓、徐徐流动。在两条河的下游，有一个冲击形成的平原，名叫美索不达米亚，在希腊语中这个词的意思是两条河流中间之地。因为这片土地形状像是一弯新月，所以也被称为新月沃地。在今天，这里因为丰富的石油资源而变得富庶，但是，在人类文明的开端，因为这里土地贫瘠、物资匮乏，人们不得不跟着自然的脚步不断迁徙、四处征战。但是历史总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人类文明的第一棵新芽，就在这块土地上萌生。这里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产生了最早的文字。这样的奇迹是如何发生的呢？

大约在4000年前，来自东部山区的苏美尔人创造了两河流域文明，他们发明了楔形文字，这是人类最早的象形文字，他们的语言和汉语非常接近。苏美尔人开始了农业生产，他们发明了犁和轮子。他们不仅挖掘沟渠，创造了最早的灌溉系统，还发明了冶炼技术，把矿石加热变为液体，这样就炼出了青铜，铸造出工具和武器，但因为资源和技术条件所限，他们还没有发现铁，青铜器的应用也不普遍，农业生产基本上还是使用木质农具。苏美尔人非常相信占卜，最早的星象天文学也是由他们创造的。

苏美尔人创造了城市，建起12个城市国家，其中最大的国家拥有5万居民。他们用土石构筑城墙，用土木构筑房屋，用晒干的泥砖砌成墙体，这与白种人用巨石构筑房屋区别很大。苏美尔文明存在的时间很短暂，很快就神秘地消失了，经过考古发现和史料证明，早在公元前2900年始，苏美尔各城邦就开始了争夺霸主地位的纷争。这时，埃利都、基什、拉格什、乌鲁克、乌尔和尼普尔属于比较大的城邦。为了水权、贸易道路以及游牧民族的进贡等问题，城邦之间进行了千年的征战，苏美尔人的文明遭到了毁坏，加上外来的闪米特人的征服，苏美尔人创造的文明终于结束了，被征服的一部分人留了下来，与闪米特人建立了阿卡德帝国。

当阿卡德帝国进入后期，中央集权也行将瓦解。阿卡德王国被蛮族库提人所摧毁，但后者没有实现稳固的统治，这样就给苏美尔人以喘息机会，各城邦借机重新崛起，在乌鲁克城邦，库提人被驱逐。大约公元前2113年，苏美尔人在乌尔建都，美索不达米亚得到统一，乌尔第三王朝建立。

乌尔城邦的第三王朝时期又被称作新苏美尔时期。创建这个新的苏美尔人王朝的，是乌尔城邦的一个军官，名叫乌尔纳姆。在他的领导下，两河流域的南部重新得到统一，原来的苏美尔地区和阿卡德地区合在一起。乌尔纳姆的儿子舒尔吉在父亲的功绩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乌尔王朝建设成了这一地区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国家。他还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法典，许多学者认为这部法典是乌尔纳姆颁布的，所以也叫它《乌尔纳姆法典》，其实这是舒尔吉的功劳。后来被全世界人所熟知的《汉谟拉比法典》正是以这部法典为蓝本编制的。乌尔王朝从公元前2113年到公元前2006年间存在，绵延了一个多世纪。后来，一群阿莫里特人来到了这个流域，他们的首领就是著名的汉谟拉比。在汉谟拉比的领导下，阿莫里特人经过长期的战争，建立起了巴比伦帝国。

两河流域虽然出现了一些强大的帝国，但是这里的文明实质上仍然是商业文明和城市文明。国家的最基本单位是城市，每个城市中都有一尊主神，城市是掌管这里的主神的领地。每个城邦都有一个保护神，各个保护神的神庙就是城邦和城邦之间，甚至是苏美尔地区与周边地区之间经济活动的中心。这个时期神庙最高处的多层塔式建筑，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建筑的特色。

国王和寺院的僧侣位居国家的顶端，富有的人把财产投入手工业、土地、商业活动，或者向外放债。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谋生的手段多种多样，有耕种土地的农民，也有各种匠人、商人和放牧者。在每个城市中，都有一个手工业者阶层，这个阶层包括木匠、铁匠、制陶人和珠宝匠。他们在集市上出售自己制作的工艺品，并以此换取货币或实物。

因为两河流域的特殊地理位置，这里连接着几个大陆，交通方便。苏美尔人很早以前就十分善于和外国交往与从事商业活动。早在6000年前，苏美尔商人就出现在了小亚细亚、波斯湾沿岸、阿富汗地区和印度次大陆上。他们通过陆地和海上运输，把两河流域出产的粮食和鱼类制品运往各地，交换回石料、木材和矿产。当然，一些富有的人还会进行奢侈品的交易。

随着苏美尔商人在各地的商业活动，苏美尔的文明也随之传播了。这些传播的载体，主要是用苏美尔的文字书写的楔形文字泥板。苏美尔的文字在当时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字，但是到现在这种文字已经不复存在，没有任何人在使用它，所以已经成了死文字。苏美尔人十分勤劳和好学，一生中总是在学习。世界上最早的学校就是苏美尔人建立的。人们在尼普尔发现的苏美尔人学校有两个教室，大的教室可以容纳45名学生，小的也可以容纳23名学生。在教室的遗址中还发现了学生写作业使用的泥板。这个学校培养的学生将来会成为王室和神庙里的官员，他们在这里学习用苏美尔语写作，还会学习代数和几何等自然科学。

在社会文明的发展中，苏美尔人根据面临的各种实际需求，不但丰富了语言和文字，还极大地发展了数学等学科。在他们最早的数学文献中，详细记述了对牲畜、谷物和土地的测量方法。他们还在计时、计量和测量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早在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人就开始有意识地观察和记录天体的运动。在他们看来，天体的活动是由神来决定的，明白了天体的运动情况，就能清楚神的旨意，并做出反应。所以，在很长时间里，两河流域的占星家留下了大量的星象资料，这对后来天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苏美尔人虔诚地相信神，他们会向神祈求丰收和平安。在苏美尔人建造的城市中，最高大辉煌的建筑物就是供奉神明的神庙。苏美尔人和他们之后的人的宗教信仰，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大，最大的影响来自每年都会泛滥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洪水泛滥的不可预见性，极大地困扰着苏美尔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北部山上的积雪常常会引发特大洪水，经过灌溉的沟渠冲毁农田。在苏美尔人看来，洪水之神尼诺塔不是一个慈悲的好神灵，而是带来灾难的恶毒的神。

对于洪水的恐惧，和对外族入侵的担心，使苏美尔人天生就对人生有着悲观态度。在他们看来，自己要面对的是无法掌控的巨大的力量。从苏美尔人写的诗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情绪，诗里写道：“人的寿命不长，不论他做什么，换来的都是虚无。”这种人生观也反映了周遭条件的艰苦。苏美尔人认为，人生来就是为神服务的，而神的行为谁也弄不清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使用各种办法来预测，试图看清未来。其中一个方法是解梦，另一个方法是通过观察被杀死的动物的肝脏来进行占卜。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前面提到的占星术。在苏美尔人的想象中，天体的运动影响着人类的命运，所以可以通过对天体的观测预言人生。与此同时，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他的神，他在心里供奉这个神，把它作为人生的导师。他们认为，自己的愿望能够通过心里的神传达给更为遥远的神明们。

生活在这里的人，通过编制完备的法典来减轻人们心中的不安感。《汉谟拉比法典》是这一时期的经典，也是后期其他民族，如亚述人、希伯来人和迦勒底人制定法律的蓝本和依据。在这部法典的开头，汉谟拉比写下了一段引言。引言里说，神明们早已确定，这个世界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就是巴比伦。巴比伦的重大使命，就是要“让正义之光普照大地，消灭一切罪人和恶人，使弱者不受强者的压迫”。这篇引言之后，是法典的正文。法典全文有300条左右，目的在于通过这些条文明确且永久地处理社会中的一切关系。

苏美尔人还没有臣服于闪米特人时，在底格里斯河的上游，生活着一群闪米特人，这就是亚述人。这些人居住在阿舒尔城和尼尼微城，还有其他一些小城市组成的城邦里。他们长相奇特，鼻子很长，嘴唇厚实，与今天定居波兰的犹太人有些相似。他们都留着长长的胡子，戴着高帽子，身穿长袍。他们和西部的赫梯人之间总是互相争斗。萨尔贡一世曾经征服过这里，但是没过多久，这里又再次独立。很多个世纪里，这里的亚述人都把自己称为“世界之王”。

亚述人是一个凶猛的民族，男人们都性格剽悍，他们的一生中主要从事的职业通常是战士。亚述人对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统治经历了古王国、中王国和帝国时期，在每个时期，每个国王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发动战争，并且平定内部的叛乱。除了这些，或许国王们最大的爱好就是狩猎。

从亚述统治时期的考古发现来看，尤其是在亚述统治后期的帝国时期遗址里，发现了大量描绘捕猎行为的雕塑。其中有猎杀野牛和狮子的画面。这些画面十分生动和逼真，甚至能使我们联想到捕猎时雷鸣般的鼓声、厮杀声和动物临死时的哀鸣声。据说，帝国时期的一个亚述国王，曾经亲手杀死过4500头狮子。

就在两河流域的平原被亚述人统治的时候，在巴勒斯坦的西部地区产生的犹太文明和在伊朗高原上诞生的波斯文明都相继借鉴了其他文明，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文明。

在大约4000年前，一个名叫亚伯拉罕的人从乌尔城来到了迦南，犹太人的历史从此开始了。在犹太人的传说中，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和一个天使角斗了一天一夜，后来得名以色列，意即神的勇士，以色列因此而得名。300年之后，摩西带领一群犹太人走出埃及，重返巴勒斯坦，建立了犹太人的国家。到公元前1000年前后，大卫王带领犹太人进入了最为辉煌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大卫王主持修建了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意为和平之城，它在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时期宣告建成，同时建成的还有对犹太人影响深远的圣殿。到现在，圣殿只残留了一面哭墙，犹太人把这面哭墙当成精神支柱。

公元前597年，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陷了耶路撒冷城，俘虏了大批犹太人，这就是巴比伦之囚的由来。而这只是犹太人悲惨命运的开始。在这之后的数千年中，犹太人屡次遭到外族的迫害和屠杀，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分散在世界各地。欧洲各国、美洲甚至是中国，都曾经有犹太人的身影。

但是，两河流域的文明能够长久流传，主要归功于犹太人。基督教的圣经《旧约全书》中的很多事迹，比如上帝七天创造人类、大洪水和诺亚方舟、伊甸园的故事等，都是从犹太人的典籍中汲取的，这些故事都可以从两河流域的文明中找到原型。东方的许多传统，也是通过犹太人才得以保留，并在今天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一神论的思想，这一思想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类的文明之光——两河流域的文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希腊文明掩盖了，但是它带来的丰富遗产对后世的文明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人们已经把两河文明逐渐抛在了脑后。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之后，关于两河流域文明的若干考古发现又把我们带回了那个年代，并让我们意识到，许多在今天习以为常的习惯和耳熟能详的故事与传说，都来自那个时期。当我们回望两河流域文明时期的艺术、文学和建筑时，依然会感叹于它的神奇和伟大。

埃及文明

在苏美尔的古代文明蓬勃发展的同时，另一个文明也以类似的轨迹在埃及出现。这两种文明相似的程度以及起源的相似之处，至今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结论。

埃及的石器时代遗留下来的证据很难判断年代。在埃及同时存在着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这些留下痕迹的远古居民，是否是埃及人的祖先，也是很难确定的。这些原始人和他们的后代显然是有区别的。他们在埋葬死者的时候，会把尸体分成很多块，而且从尸体上的痕迹来看，很明显有些部分是被吃过的。也许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出于对死者的尊敬，或者是用这种形式来保留死者生前的一些可贵的力量或品德。这种分食尸体的习俗曾经在非洲的黑人中间流行，现在已经绝迹了。

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或者更早的时候，这些原始人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真正的埃及人。那些原始的人类依然处于新石器文化的初级时期，只会建造简单的窝棚。但是真正的埃及人已经能用石头和木材搭建更为坚固的房屋，他们已经步入了新石器文化的高阶时代。在这之后不久，他们已经能够制造青铜器，并创造了象形文字。这套文字发展的完善程度已经可以和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媲美，只是在字体上有很大的区别。在大约公元前3100年，埃及统一，有了唯一的国王，这个国王被称为法老，所以这个时期的埃及又被称作法老埃及。到了公元前332年，埃及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古埃及的历史，到这里就结束了。

埃及文明是如何出现的呢？虽然没有确定的结论，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受到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通常认为，使这两个文明之间产生交集并且互相影响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在尼罗河和红海的交界处有金矿，吸引了苏美尔人来到这里。还有一个是黎巴嫩，那里的木材也吸引了埃及人。在互相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埃及人被苏美尔人的文明深深折服，并且被激励着产生自己的文明，这也促使了埃及人的文明更早地到来。但是，埃及人的文明不是对苏美尔人的简单复制，而是具有与埃及自身的环境相关的独有特点，有它本身的独到之处。

和两河流域不同的是，尼罗河流域的东西两侧分别是阿拉伯沙漠和利比亚沙漠，南边有大瀑布，北边则是没有海港可以停泊船只的海岸线。这些天然的阻隔使得这片区域很难受到外部的袭扰，可以专心发展自己的文明。在这片安全的土地上，埃及人能平静地生活，而不必每天提心吊胆地担心受到闪米特人或是印巴人的无休止的侵略。所以，埃及人的种族能够从法老时期一直存续到现在。生活在当代尼罗河沿岸的农民的样貌，与埃及的神庙与金字塔上刻画的人物十分接近。他们同样身材矮小、体格瘦弱，拥有黑色的直发和深邃的眼睛以及钩状的鼻子。

对于埃及来说，这种相对安全的环境不仅带来了种族的延续，还为政治的连续性提供了宝贵的条件。埃及的王朝没有像其他文明一样如车轮般更替，尼罗河就像一个安全的摇篮，把整个流域包裹在里面，形成一个独立且稳定的王国。尼罗河的河水流淌得十分缓慢，这使得船只北上时不用费多少力气，到了返航时，北风和西北风又帮了大忙。因此，埃及人在运输方面拥有极为便利的条件，这也是在公元前3100年时整个尼罗河流域得到统一的原因之一。

在之前的几个世纪里，最早在埃及生活的农业的先驱者，就像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人一样，在尼罗河流域开始耕种。这里的土地十分肥沃，所以生产出的物品大有富余，这样就能养活生活在城市里的不事生产、但是具备各种专门技能的人。这时的埃及地区存在两个王国，分别是上埃及王国和下埃及王国。这两个王国都有大约20个省。到了公元前3100年，上埃及王国美尼斯统一了整个埃及地区，埃及的王朝时期正式开始了。这时的埃及已经有了专门的官员、士兵和工匠，也形成了自己的文字，可以说已经具备了文明的应有特征。

这一时期埃及的主要特征是政治上的连续性。从公元前3100年到公元前2270年的8个世纪里，埃及的王朝延续了六代，这被称为古王国时期。像这样持久稳定的政治状况，翻遍两河流域的历史也无法找到。到了第六王朝末期，国王不再拥有绝对的权力，他的地位受到了下辖的州长的威胁。在公元前2270年到公元前2060年这一时间段，州长们纷纷独立，以国王自居，这个混乱的时期被称为“第一中间时期”。在这个时期，来自亚洲和利比亚的侵略者趁机向埃及进犯。到了公元前2060年，也就是埃及的第十一王朝，埃及又逐渐恢复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进入了中王国时期。不过这次的稳定没有延续多长时间，不到3个世纪。公元前1785年，历史再次重演，“第二中间时期”开始了。在这个时期，埃及再次遭受侵略，这一次喜克索人征服了埃及。

和埃及的政治一样，埃及的文明也是稳定的，但是它并非停滞不前。从古王朝开始，一直到喜克索人征服埃及，在长达15个世纪的时间里，埃及文明的制度和习俗都向前发展了很多。不过，也有一些特点是埃及人一直坚持的，比如，与苏美尔人的悲观不同，埃及人天生自信并且乐观。因为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泛滥的时间不确定并且洪水凶猛，造成苏美尔人的悲观和没有安全感。尼罗河也每年泛滥，但是时间和周期是可以预知的，这让埃及人获得了乐观和自信的天性。在苏美尔人看来，掌管洪水的神是恶的，但是埃及人把洪水之神看成一个善良的神，认为“它的到来会带给每个人快乐”。

埃及人拥有复杂的宗教信仰和独特的习俗，他们崇拜自然，尤其崇拜太阳神。这种崇拜和信仰后来逐渐形成了权力巨大的祭司集团。到现在为止，我们能够知道的埃及的神明的名字，已经有2000个之多。但是崇拜这些神的人们并不完全敬畏或者遵从神的旨意。在埃及人看来，如果是为了保护自己或者公众的利益，是可以不遵循甚至违背神的旨意的。可以出于道德的目的求神，也可以出于不道德的目的求神帮助。因此，神庙中举行的复杂的仪式，既是一种对神表达崇拜的活动，也可以理解为是祈求神的帮助的活动。在新王朝时期，人们开始相信，在今世如果正直并且善良，那么就可以在来世获得永生，这种来世说在民众中越来越普及。

因为越来越多的埃及人都相信来世，新王朝时期，一本叫作《亡灵书》的小册子开始为埃及人提供通往来世的指南。这本书价格不高，而且能够随身携带，因而埃及人通常把这本书放在自己的墓中。这本书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了民众崇拜冥神奥赛里斯的助力。很多人相信，在《亡灵书》的指引下，每个人都能得到永生。

对埃及人来说，没有人知道来世的样子，所以来世是充满未知的，只能在头脑中加以想象。在埃及人想象的世界里，来世是个有很多道门的地方。要想在来世中顺利地遨游，就必须清楚每一扇门的作用。但是因为没有人了解来世，一张导航的地图是如此必要，所以《亡灵书》应运而生了。它是一份可以指导人们如何在来世穿行的地图，还能教会人们怎么样通过死亡后的审判。如果离开了《亡灵书》的指引，就会在来世中迷失。

《亡灵书》价格低廉，每个人都买得起。人们相信，有了它的保护和指引，每个人都能在死后通过审判，并且在来世获得永生，因此，通往来世的大门是一直敞开的。这样的思想代表了古代埃及人第一次产生的自我意识，但是这种自觉却立刻被巫术的思想扼杀在萌芽中了。

因为相信来世，所以埃及人不但把死去的尸体制成木乃伊，也想要这具肉身所处的墓穴能够坚固。因为这个朴实的理由，埃及人用石头建造陵墓，金字塔就是这样的陵墓。所有金字塔都建造在尼罗河的西岸，因为埃及人认为，就像太阳是从西方落下一样，来世的方向就在西方。

吉萨位于埃及首都开罗市郊，远远望去，这里就是荒芜的沙漠，但是在金字塔盛行的年代，这里是一片繁忙的工地，附近是采石场和工匠的居所。喧嚣散尽，今天的吉萨只剩下一片荒漠，和荒漠中等待人们发现的遗迹。吉萨的金字塔可以说是一个金字塔的建筑群，它的入口位于北方。这个金字塔群落有众多金字塔、周围的围墙、金字塔东侧的祭坛、祭坛与河谷之间的通道以及在河谷边上用来把法老的尸身制作成木乃伊的享殿。这些金字塔中，第四王朝法老胡夫的金字塔的规模最大。这座金字塔的塔底占地达到13英亩，高达481英尺。为了建造这座金字塔，埃及人使用了230万块重达2.5吨的巨大石块。建造这座金字塔使用的是最简单的工具：杠杆、滚筒、辅助的坡道还有人力，甚至都没有用到滑轮。

如此巨大的金字塔到底是如何被建造出来的，这引起了很多争论，并且形成了若干种理论。到了最近一些年，有考古专家认为，金字塔的斜坡就是用来推送石块的，随着金字塔高度的增加，斜坡也在上升。有人认为斜坡是一级一级直接上升的，也有人认为是绕着金字塔呈螺旋状上升的。在这些关于金字塔的争议中，有一种理论尤其特别，因为这种理论认为，金字塔根本不是人类建造出来的，而是出自外星人之手。

在所有跟金字塔有关的论点里，最主要的论点都认为，这些高大的建筑是法老的陵寝，而不是所谓的纪念碑或者是外星人留在地球的标记。金字塔的外形，以及它们反射阳光的本领，都展现出与太阳神崇拜相关的特点。在古埃及的文化里，法老是太阳神在人间的代言人，埃及人有这种观念，自然就建造出了这种形象的金字塔。

传说中，埃及的工匠们在建造金字塔时具有十分高的热情，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建造的是能够决定他们幸福的神的宫殿。不知这种说法是否有道理，因为我们或许还可以假设，无论这些工匠对于修建金字塔有没有热情，他们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但是，这两种假设都证明了埃及国王具有绝对权威。在埃及，法老被认为具有神的属性，不存在世俗的法老，只有神圣的国王。所以，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不同之处在于，这里不存在一部法典来规范世人的行为，法老即是神，神的话就是法律。

在古埃及的传说中，奥赛里斯是掌管冥界的神。他的弟弟赛特出于嫉妒杀死了他，并把他的尸体切成13块，扔进了尼罗河。奥赛里斯的妻子伊西斯历经艰难险阻，寻回尸体的碎片，拼成了完整的奥赛里斯。伊西斯的忠贞感动了众神，让她受孕并诞下了荷鲁斯。荷鲁斯长大后，杀死了弑父仇人赛特，并成为传说中掌管人间的神。在古埃及人看来，奥赛里斯是他们的第一代国王。奥赛里斯能够死而复生，所以他成了冥神，统治着人死后的世界。他的儿子又成了人间的国王。荷鲁斯死后来到冥界取代父亲成为冥界的王，他就成了奥赛里斯，他的儿子则是荷鲁斯，这就形成了一个轮回。

所以古埃及人认为，法老活着的时候，就是荷鲁斯，是掌管人间秩序的神明。法老死后，就成了奥赛里斯，新的法老成了荷鲁斯。在这循环往复的轮回中，法老代表着人间和冥界的秩序。法老是神在人间的代理人，他具有神的属性，是至高无上的。即便法老因为自身或其他的原因死亡了，新即位的法老依然掌握着王权和神权。这个观念在整个古埃及的历史中贯穿下来。古埃及人迷信来世，而法老是自然而然享有来世的，普通人如果想要得到永生，就要效忠王室。如果死后能够埋葬在王陵旁边，那是一件莫大的幸事，即便不能葬身于此，在这里建一座墓碑也是很好的。

法老至高无上的王权是通过以宰相为首的官僚机构得到保证和加强的，因此这些官僚也被称作“国家的管家”和“国王的耳目”。在宰相之下，有负责尼罗河上的运输事务的掌玺大臣，负责牲畜的蓄养和管理的赏赐大臣，负责掌管全国财政和征收赋税的财政大臣，年景不好时，财政大臣还要向地方分发种子和牲畜。中央以下，还有负责管理地方的各州州长和管理城市和村庄的市长。和其他国家发展的情况一样，各州州长通过聚集大量的钱财，得到更为强大的权力，到了最后，公然对抗中央政权。这一情况可以通过古王朝的分裂和之后长达几个世纪的混乱来加以说明。到了中王国时期，埃及虽然得到统一，但是法老们再也没有恢复之前的权力。虽然法老依然被视为神的代理人，但是他们实际的权力是要和贵族分享的。正因为这样，中王国时期有时也被称作封建时期。

埃及文明的最后一大特征，是国家对全国人民的经济生活的绝对控制。当时已经有了私有财产和私营企业的概念，但是与两河流域文明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国家控制了绝大部分的农业和手工业，同时还负责分配劳动所得。国库和政府的仓库里，谷物成仓、牲畜成群，布料和金属工具成垛。这些资料由国家分配，供给全国人民生活使用，也作为荒年的储备。埃及人说，所有人的食物都出自国王之手。除了缴税，每个村庄都要派出男丁参加强制性的劳役，而那些宏伟的金字塔，就是这些劳工最有名的劳动成果。

希腊文明

《伊利亚特》和《奥赛罗》是古希腊盲人诗人荷马的巨作，作为史诗，作品记述了迈锡尼人对小亚细亚的特洛伊所进行的大规模的远征。这座古城就坐落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通过史诗和考古发现，有关特洛伊文明的谜团被逐渐揭开。德国人施里曼对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施里曼的考古发掘最初的动机就来自他对荷马史诗的浓厚兴趣。他认为史诗中对特洛伊战争的描述是真实的。比如河流的分布、火烧的痕迹、特洛伊靠近海边等，这些为确定城市的方位发挥了作用。经过3年的努力，他终于清理出了古城的面貌。接着，施里曼又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迈锡尼、泰林斯等地进行了发掘工作，发现了大量的建筑遗存和文物。

特洛伊的发现对很多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产生了影响，他们进行了更多的考古发掘工作，经过他们的努力，爱琴文明的真面目被展示在世人面前。英国学者亚瑟·伊文思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从跳蚤市场发现了一些石头印章，经过对上面的符号进行研究，他敏锐地意识到了他的发掘方向，于是他开始了对克里特岛的考古发掘工作，一座王宫在废墟中被发掘出来。伊文思认为，爱琴文明的发源地就是克里特岛，这里是古代东方与希腊交流的中转站。克里特历史悠久，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这里就筑起了城堡，出现了国家和阶级分化。国家对文字的发展和演进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克里特文字从最初的图画式，发展为象形文字，接着又从象形文字演进为线形文字。

发生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的一场火山喷发，引起了地震和海啸，这场灾难毁坏了宫殿建筑。克里特人在这片废墟之上，又开始了重建，新建的宫殿更为辉煌。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到公元前14世纪，是克里特文明的鼎盛时期。米诺斯建立的王国，其首都克诺索斯城是一座繁华的都城。克诺索斯王宫占地面积2.2万平方米，有大小宫室1500多间。王宫被划分为办公和生活区两大部分，功能划分明晰，设施几近完美。在这里我们甚至发现了单人浴缸，作为数千年前的卫生洁具，已经和今天相差无几。这里甚至还有抽水马桶、折叠式门窗和通风循环系统等。

考古发现还展现了多彩多姿的艺术形式和繁荣的经济状况。这时的壁画反映了社会生活的风貌，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同时，农业和手工业也有了相当的发展，外贸出口兴盛，这里出产的陶器行销埃及和叙利亚，甚至西班牙和西西里，从中展现了海上贸易的发达。

就在克里特文明蒸蒸日上之时，不幸降临了，克诺索斯和法埃斯特等地的宫殿同时被毁。有的学者认为火山爆发给克里特文明造成了灾难。克里特文明虽然开始了急剧的衰退，但文明的成果却有后来的继承者，他们就是阿卡亚人，也就是现代历史学家所称的迈锡尼人。

迈锡尼文明起止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包括雅典、底比斯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泰林斯等许多地方。迈锡尼城堡背靠青山，总面积达3万平方米。城堡的正门设在西北方，城门由四块巨大的山石组成，最大的一块石头重达20吨。城门上面是两头狮子的雕像，这座城门因此还被称作狮子门。

史诗、神话和遗址发掘重现了迈锡尼当年的战事，也展现了他们当时繁荣的经济生活和艺术成就。这时的手工艺非常发达，技艺精巧，图案精美。虽然这是一个崇尚武功的民族，但对于美和艺术依然有着强烈的追求。

迈锡尼陵墓的建筑也很有特色，也就是竖井坑墓的出现，它建造在地下几米深处。后来，竖井墓被圆顶墓所取代，建筑更为富丽和宏大，它是在地面凿开岩石修筑的，墓前有走廊通向墓室。这一时期，迈锡尼文明达到了成熟和繁荣。考古学家还发现了迈锡尼人的文字，并于1952年解读了这种文字。

公元前12世纪，迈锡尼文明遭遇了灾难，开始了由盛转衰的过程。阿伽门农力图挽回危机，他率军开始远征小亚细亚的特洛伊。这场持续10年之久的战争，最终以联军施展木马计攻陷特洛伊而告终，但正是这场侵略战争耗尽了迈锡尼文明的元气。除了战争，还有地震等自然灾害，加上希腊北部多利亚人的南下入侵，都加剧了迈锡尼文明的衰亡。

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9世纪，希腊的历史处于一个黑暗时期，城市和文字都消失了，文明的脚步倒退到了蒙昧和贫困的状态。但古希腊人把灾难视为一个新的开始，他们在废墟上开始了文明的重建。到了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在希腊半岛、地中海和黑海沿岸，他们建起数百个城邦。城邦的最高权力由公民集体掌握，军事统帅和王的权力因此被削弱。

在古希腊的城邦中，斯巴达的面积虽然居于首位，但也只有8000多平方千米，人口二三十万。其他数千个小邦，与今天的一个个村落相当。城邦中都有由全权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城邦中的公民都享有一定的权力，而外来的移民和奴隶没有任何政治权利，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在外邦享有自由身份的移民有一定的经济权利。

古希腊城邦实行集体领导，崇尚法治，以投票表决决定城邦大事。领导层不能搞个人专断，不能凌驾于公民大会之上。城邦拥有体制化的常设公民大会、贵族或民选议员的议事会和具体行政部门这三级权力机构。在古希腊城市结构中，公民集会与日常活动的场所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城邦的军队由全体公民组成，战时上战场，战后就解散。

公元前490年至公元前480年，波斯帝国来袭，全希腊人都投入抵抗。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和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斯海战，决定了战争的胜利。以希腊贫穷的公民为主体的陆海军，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获得了胜利。胜利使希腊的经济和文化得到了保护和繁荣，使科技得到了进步，同时也发展了雅典的民主制。

在古希腊城邦，没有拥有产业的大宗教团体，这里的宗教活动由公职人员主持，他们都是经过民选而产生的，而城邦之间的神庙则由邻近的各国负责管理。在城邦内部不存在城市对乡村的统治和剥削，乡下的公民与城内的公民享有同等的权利。

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其实并不完美，因为所谓民主权利并非人人享有，对非公民和奴隶就意味着暴力和压迫，但在专制横行的古代社会，古希腊的民主制称得上是一种进步的制度。当然，雅典民主也是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逐步建立起来的，特别是梭伦改革，那是一件具有历史和政治意义的大事。公元前6世纪初，随着雅典社会内部贫富差距加大，城邦社会的稳定受到了威胁。执政官梭伦进行了改革，提出以公民大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以民众法庭作为最高审判机关，所有希腊公民都有权参加。接下来克里斯提尼将改革深化，废除部落氏族贵族残余的特权，雅典的民主制度基本得到确立。当然这种制度仍然需要完善，因为在雅典政治生活中，富人仍然占有很大的优势。直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所有的官职都需经过民选产生，公民大会决定国家大事，一切司法权力属于人民。

公民大会的主要议程包括对现任公职人员的考核，如不合格，立即罢免。一个官员在一年之内要经过十次这样的检查。公职人员如果遭到差评，很可能仅仅任职一个月就会被罢免。官员的任期也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也就是任期只有一年。期满后如果希望继续任职，需要再次经过选举。这就遏制了以权谋私的现象的发生，防止了腐败。

雅典的司法制度体现了一视同仁的态度，现任的公职人员一旦出了问题，即使是曾经立下功勋的将军也不姑息。国家公职人员的选举要选择一个吉日举行。大家不分出身和贫富，在运气或者神意面前人人平等。雅典的法官也是用抽签的方式从公民中产生。这里的法官来自农夫、手工匠人、水手等体力劳动者。

而斯巴达实行的制度则有别于雅典，在这里，全体公民集体生活集体作战，他们共同剥削压迫希洛人，因为这些人是国家的奴隶。斯巴达人反对物质享受、文化娱乐和商品贸易。他们拥有强大的陆军，称霸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他们不能容忍雅典的政治经济扩张。公元前431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终于爆发了。由于内部矛盾以及与盟友的矛盾，雅典节节失利，再加上瘟疫的流行，雅典人对民主制也发生了动摇。在公元前404年，雅典战败，雅典的民主政治也随之衰落。

印度河流域的文明

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也就是人类的文明之光在两河流域出现的1000年以后，另一个文明在印度河流域出现了，它就是古代文明中最神秘、也最让人着迷的文明之一——印度文明。它诞生的地方位于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印度。在它发展的鼎盛时期，整个地区拥有超过一千座城镇，覆盖面积相当于整个西欧。它出现的年代比亚述人和巴比伦王国还早，也早于中国古代文明。在印度文明的遗址发现的历史遗物，被认为是20世纪重要的考古发现。这些发现留给我们的是一堆待解的疑问。

这个无比辉煌的文明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由于一些至今仍然是未解之谜的原因，文明从这里消失了。后来，人们已经彻底遗忘了这个文明曾经存在过。印度人曾经认为，从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入侵开始，他们的文明史才正式书写。正如在古典时期，希腊人认为他们的历史是从公元前776年开始的，也就是他们举办第一届古代奥运会的时候。

在今天巴基斯坦的信德，有一个偏僻荒凉的地方，名叫摩亨约·达罗，在当地语言里的意思是死亡之地。这里曾经发现了一些古代的坟墓，坟墓已经被劫掠一空了。这里有无数的砖石，当地人随拿随用。1856年，英国人在这里修建从卡拉奇至拉合尔的铁路时，筑路工人也发现了这里有许多破碎的砖块，没有人知道这些砖块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这些砖块是干什么用的，便砸碎垫到铁路枕木下面作为道砟了。

到了1922年，一位英国的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爵士来到这里勘探。他在仔细地研究了这里成堆的破碎砖块后向全世界宣布，这里曾经出现过文明，这里是一座存在于四五千年之前的城市的遗址。摩亨约·达罗的遗址已经被人为破坏了多年，但是经过发掘，人们仍然能够发现这里曾经是一系列十分繁荣的城市，而且这里存在的每一个城市都是建立在之前城市的废墟上的。紧接着，考古学家们对印度河流域进行了系统的发掘，结果发现，这个古老的文明分布广阔，其面积比两河流域文明或者埃及文明大上好几倍。它以印度河口以北和以南的岸为边界，向东北延伸到喜马拉雅山脉，囊括了一片三角形的土地。

人们对古印度文明的了解还不够多，也许更为深入的发掘会改变现在所有的设想。从这个文明的源头我们能够知道，它不但由本地的新石器时代的居民所创造，也包含了公元前3000年前从俾路支地区迁徙到印度河流域的外来人的贡献。所以这个文明里包含了两者的特点。这些新移民带来了苏美尔人的文明的信息，刺激了本地文明的诞生，这和之前在尼罗河流域发生的情况十分相似。

印度文明被看作是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在被发掘出土的城市遗迹中，摩亨约·达罗和哈拉帕这两座城市是最著名的。它们采取了相似的建筑形式，具有很大的规模。这两座城市在建造之初显然是有明确的规划的，每个建筑物的形状和大小都有严格要求并经过了仔细的丈量。所以，两座城市具有统一的格式。

摩亨约·达罗有笔直的城市干道，道路宽度约为3.12米。道路两边的房屋是用砖块砌成的，而且都没有面朝大街的窗户和正门，这也是这些房屋的独特之处。或许是出于防盗的目的，它们的门窗都对着小巷。也有人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洪，因为大街的地势较低，而小巷比大街要高。这座城市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就是在城市干道拐弯的转角，有驴车经过磨出的印记，这些印记是4000年前留下的。这里的居民住房坚固而且美观，在所有古代文明的城市中都是一个特例。

在我们曾经说过的两河流域文明和埃及文明中，大量的财力和物力被用于建造神庙、王宫和坟墓，普通民众的住房却矮小简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文明中的民居都很漂亮，房子都是用砖砌成的，沿着街道的走向整齐排列。每个街道的交会处都构成一个直角，整个城市形成一个四方形。虽然每个民居的大小有区别，但都是独门独户的院落形式。这些房屋既有简单的两居室，也有堪称宫殿的大房子。每个房子的砖墙都砌得很厚实，而且房间也是彼此隔开的。房屋通常都是错层建筑，最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房间都具备卫生设施。它们都有专门的浴室、厕所和下水道，还有专门的水井。每家每户的下水道连接成网络，集中流入统一处理污水的化粪池中。

印度文明中这套完善的城市排水系统让人深感震惊，凭借这个特点，它和世界上其他的古代文明形成了显著的区别。直到今天，世界上某些欠发达的农村还没有这样的设施，但是在5000年前的摩亨约·达罗，人们却已经做到了。

摩亨约·达罗和哈拉帕这两座城市的西侧，都有一个椭圆形的高台。它长约360米，宽约180米，高度分别为9米和15米。这些高台都被城墙围绕，墙上有空洞可以用来攻击和防御。城墙外还有一片下城，面积达1平方英里。这些高台有可能作为包围城市的堡垒存在。

与其他的古代文明一样，印度文明的主要构成依然是农业文明。这里的主要作物是小麦和大麦，农民们也会种植其他作物，比如甜瓜、芝麻和棉花。因为种植棉花，所以印度是全世界最早使用棉布的。大麦和小麦也是城市里的居民的主要食物，除此之外，他们吃椰枣、豆类和椰子的果实。他们还会用渔网捕鱼，偶尔也会捕猎鸟兽。

他们已经驯化了狗、马、水牛和牦牛，猫在这个时候也出现在人类的家庭里。他们饲养牛、羊和骆驼，牛主要用来驱使，还用来拉车。从这点看来，这时的印度城市居民中的大部分是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的。他们与外界也进行了一些贸易，包括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居民，因为在那里的公元前2000多年前的遗迹中，发现了印度文明使用的印章。此外，在波斯湾的巴林岛上也发现了一些印度文明的痕迹，似乎说明巴林岛是印度河流域与两河流域之间贸易的中转站。

在城市的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些铜加工成的棒状物体，一些考古学家认为这是当时使用的货币。如果这一论断属实，那么这些铜棒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属货币。此外，这里还出土了很多项圈、手镯、臂环、指环和足环等，由此可以推断出，当时有很多专门加工金银器和珠宝的匠人。尽管当时还普遍使用石器，但是青铜工具已经开始出现，发达的铜器时代已经来临。

到目前为止，印度文明中最惹人注目的是，这里发现了大量刻有各式各样图案的印章。这个地区总共出土了2500余枚印章，其中有400多枚带有符号。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些印章可能是用来标记财产的所有权的，因为当时的贸易活动比较发达。也有一些人对此表示不同看法，他们认为这些印章只是平民佩戴的护身符。但是在两河流域发现印度的印章，结合两个流域的文明之间进行的贸易活动，似乎可以认为，这些印章是用来给交易的产品打上标记用的。印章上不只有图案，有的也刻上了铭文。当时的居民使用着同样的文字，这些文字属于象形文字的范畴，由线条组成。印章上出现的铭文一般很短，只有五到六个符号，表示两到三个字。

在哈拉帕出土的一些小石头制成的印章上，充分体现出了匠人高超的手艺。上面雕刻着的人像和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其中有水牛、犀牛，还有老虎。还有一些其他工艺品，如陶制的象等。在同一时期，一些苏美尔人制作的工艺品，也体现出类似的艺术风格。一些学者就此判断，两个文明之间曾经有密切的交流，彼此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影响。甚至有些学者把这个时期的印度文明中的作品，称为印度——苏美尔艺术。一些精美的艺术品，在这个时期已经诞生了。

这里出土过一尊舞女像，是用青铜制作的。这尊铜像身姿苗条，体态婀娜，双腿微微前倾，仿佛正在随着音乐舞动似的。雕像的神态端庄，线条优美，人物的样貌在当时应该是一个典型的美女。这尊优美的雕像能够反映出当时人们高超的青铜器制作工艺水平。在这些遗址中还曾发现过女性使用的梳妆用品，如青铜镜、首饰盒、盛放口红和眼膏的化妆盒，还有穿耳孔用的针、修眉用的剃刀等，还有很多装饰品，花样繁多，图案和款式十分精美。

在这个古老的印度河流域文明的遗迹中，只有大量的民居，却没有大规模的宫殿，也没有像古代埃及和中国那样宏伟的陵墓，甚至连一点儿帝王曾经留下的痕迹都没有，这是很独特的现象。在印度地区后来出现的文明中，一些钱币和印章上经常带有国王的形象，或身穿盔甲，或手持宝剑。但是在印度河流域文明的遗物中，没有发现类似的东西。这里出土的数以千计的印章上，刻有各种文字、动物、植物和神的形象，但是没有一个印章上面刻着看起来是国王的像。

印度河文明和吠陀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文明。在这个印度河流域文明被人们发现之前，我们印象中的印度文明——雅利安人的文明，就是吠陀文明。吠陀文明是早先人们认为的南亚次大陆上最古老的文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前。但是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发现，把这一地区的文明发源时间向前提了1000多年。这个文明与之后诞生的吠陀文明之间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两个文明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到今天为止依然是一个谜，没有确切的结论。

印度河流域文明中的文字，目前还没有被解读出来，所以人们只能在一些已知的证据基础上来推测，认为两个文明之间是存在着联系的。但是到底是哪些具体的联系，现在还不是十分清楚。那么为什么可以做出它们之间存在联系的判断呢？依据是什么呢？首先，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发现了大型公共浴场的遗迹，而后期的印度教徒也使用这样的形式进行沐浴，印度教的寺庙中也有类似的浴场。所以我们推断，印度教的这些习俗是从古老的文明中继承下来的。其次，印度后来出现的文明中的一些图案，在远古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中遗留下来的图章上就出现过。比如十字图案，宗教中的卍字图案，还有一些动物的形象等。还有一些后期文明中的雕像的造型和工具的样式，也早就出现过。根据这些相似之处，人们推断两个文明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而这个古老文明中的大都市摩亨约·达罗，在公元前1700年前后突然衰落了。关于这个文明为何衰落，学者们分析出了很多原因。有人认为它是因为外族的入侵而灭亡的。因为这个文明不信奉武力，而是通过宗教来进行治理。在同一文明区域内，信仰同一个宗教的人是认同这种治理方式的，但是对于域外不信仰这些的野蛮人来说，这种治理方式毫无用处。在考古学方面，入侵灭亡说的证据是，在摩亨约·达罗遗址的最上层，发现了房屋被焚烧的痕迹。在大街上和房屋内发现的居民的遗骸上，也有被武器砍伤留下的印记。

关于印度河古文明消失的原因，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古代文明的繁荣，对生态造成了破坏，这个问题日益严重，与此同时，经济开始衰退，各种社会矛盾日趋突出，这就引发了社会的动乱，文明自然遭到了毁坏。自然灾害以及生态环境的变化，比如河流的改道、洪涝灾害、沙漠的侵蚀、地震、海水后退，等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生态环境。甚至有人这样认为，是泥浆淹没了文明。火山喷发使大量泥浆涌出地面，它们淤塞了河道，形成大面积的湖泊，而几十年后，河道的堤坝被逐渐消损，河水重新漫过堤坝，原来的河道得到了恢复，这样的灾难时常发生，给印度河文明的中心所造成的损害是巨大的。

同时，在每一次城市的复兴进程中，都需要使用大量的砖块。烧制砖块需要砍伐树木，挖掘沙地，这些都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在本身就不利的条件下，人为的破坏进一步加重了生态的恶化。城市变得衰败，交通瘫痪，贸易活动也开始衰落。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居民不得不离开城市，向恒河流域迁徙。如果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造成了这一文明的衰败，那么它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足以让今天的人们警醒。

中国古代文明

当白种人的文明在亚、欧、非三大洲交界之处萌芽时，一个黄种人的文明在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发展并传播开来。中国的考古成果我们所知甚少，但是我们清楚的是，中国各地都出土过石器时代的工具。中国古代的先民们同其他文明里的人一样，住在村庄里，会耕种、畜牧、纺织和制陶。关于这一时期的文化我们缺乏实物证据，只能根据一些历史文献得来。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这个文明基本上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当欧洲和非洲的文明蓬勃发展时，因为高山和沙漠的阻隔，中国自发地产生了自己的文明。

我们已经知道，古代印度文明是不连续的，中间存在断层。古代中国文明具有的特点是连续和统一，中间没有明显的停顿。也有一些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入侵中国，中国甚至在某些王朝被外来民族消灭。但是与其他被征服者不同的是，中国并没有接受入侵者的语言和文化，与之相反，入侵者自身总是被中国迅速且完全地同化。

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的延续性似乎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的文明里，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产生过祭司阶级或宗教集团，而是追求现世主义。对现世的特殊喜爱能够为政治本身的稳定提供坚实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中国人设计出了一套文官选拔制度，并且这一制度在中国延续了上千年。文人们可以通过全国性的考试考取功名，进而为官，在现世中获得成功，而不是通过祭司和信仰来祈祷未来。这样的情况只出现在中国，而其他地方出现这样的事，已经是2000年之后了。

对于中国的历史，欧洲的学者们了解得很少，而且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关于古代中国的记载并不十分可信，更像是一种传说。比如，在中国的上古时期存在几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帝王——五帝，他们在公元前2700年至公元前2400年先后统治着中国。

在五帝之后，随着时间距今越来越近，史籍中记载的事实也就越发可信。这时中国的中原地区出现了一系列王朝，他们和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也开始了长期的斗争史。与两河流域和埃及一样，中国最开始也是一个城邦制的国家，有很多诸侯国。后来，它像埃及一样转变成了国王统治下的封建体制，后来又演变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庞大帝国。商和周是两个重要的朝代。

到了周朝后期，也就是东周时期，国王的统治力下降，各个封建主之间开始了绵延不绝的争斗，进入了一个混乱的时期。但是这个时期同时也使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而永久决定了中国的发展进程。产生这些变革的根本原因在于铁器的使用。铁在很晚的时候才传入中国，对铁的大规模应用已经是公元前600年左右的事了。但是到了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100年，铁给中国社会留下了鲜明的烙印。

铁制工具更加高效，这使原本在黄河流域产生的农业向南方扩展，到达长江流域。铁制工具也使得大规模的工程得以进行，人们开始挖掘沟渠，灌溉原本干旱的农田；开挖运河，使大宗商品可以从水路进行长距离的运输。这些都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同时促进了早期的工业和贸易。在贸易的推动下，经济开始商品化。中国很早就开始使用货币，最早的货币常常是贝壳。到了后来，铜制的钱币出现，并且开始被日趋广泛地使用。在经济商品化的进程中，一个新的阶级出现了，这就是商人和工匠的阶级。他们可以自主生产、自由贸易，他们生活富裕，无须像过去一样依靠封建主生活。后来，他们变成了新的贵族，而且很快就对封建主的地位形成了挑战。

紧随着经济变革到来的是政治上的巨大变革。统治阶层从过去的分封制变成了中央集权制。经济的发展给封建统治者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使他们可以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权。因为生产力的提高，新的土地被大量开垦，由于这些土地不属于分封的范围，所以土地上的产出都直接进入了各诸侯的私库，这些收入尤其增加了转变为中央集权所需要的财力。诸侯们逐渐把以前被分封的封地转变为按他们自己的意志管理的独立的行政地区。虽然这个发展过程十分缓慢，但是周王朝的统治力量被严重地削弱了。

因为中国文明中有独特的重视现世的性质，所以早期中国的思想家们都注重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他们倾向于成为政治家，向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兜售自己的观点。他们在各国之间旅行和辩论并吸纳信徒，逐渐形成了一个个流派。这时的思想家人才辈出，所以中国人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时期。

在这些思想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是孔子。他对中国的影响极为深远并且持久，一直延续到现在。在过去的2000年中，中国人的特点都能用孔子创立的学说来概括，这就是“儒家”学说。公元前551年，孔子诞生于一个没落贵族家庭。这时他所面临的社会是混乱无序的，到处都是封建割据，没有一个统治者能够得到全体国民的拥戴。孔子在各个诸侯国间穿行，“周游列国”，试图找到一个封建主能够采纳他的思想和治国方略。他确实担任了一些官职，但是对于整个政治局面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他转变了方向，开始广收门徒，向青年人传授他的知识和见解，希望这些学生可以继承他的思想。

这时，孔子终于发现了自己的特长，那就是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擅长教学的老师，所以他把全部的热情都投入到这上面。他对一些事情的观点和他的教导被他的学生记录成书，这就是《论语》。这本书最早出现的年代大约是在孔子去世100年以后。它不是一本关于苦难和自我牺牲的书，而是记录了孔子本身的鲜明且令人着迷的个性。他十分聪慧、仁慈，并且为一些愚笨的想法所苦恼。这些都证明了孔子内心的平静以及一种难能可贵的幽默感。

从根本上说，孔子的思想是保守的。他没有打算伤害固有的社会关系和秩序，他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是，他虽然强调统治者仍然继续拥有统治的权力，但是主张统治者的统治基础应该是标准的道德规范。在当时迷信严重的时代，孔子还是一个难得的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者。在当时的人看来，占卜和语言有神奇的作用，死者的灵魂也令人恐惧。孔子虽然承认有鬼神的存在，但是对它们的态度是不屑一顾的。他曾经说：“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在世时，他的思想和学说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接受，更别提被使用。但是他的思想最终还是在中国作为整个国家的教义流行开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观点是保守的，是安于现状的，这深受后来中国的统治者喜爱。而且他尤其强调道德，认为道德是统治者行使权力的必要条件。公元前2世纪，孔子的学说被统治阶级认定为治国的根本教义，他的著作成为官员和学者深入学习的典籍。一直到了2000多年之后的1911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覆灭之前，孔子的思想在中国一直处于统治地位。实际上在这之后，孔子仍然保持着他的巨大影响力，直到今天也是如此。

公元前221年，中国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大革命，这次革命结束了封建的领主制，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庞大帝国。这次革命的肇始人是当时的诸侯国之一——秦国的领导者。秦国位于中国的西北部，这里的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成了秦国的天然屏障，也让秦国进攻其他国家时没有后顾之忧。由于地处偏远地区，经常面对游牧民族的袭扰，所以秦国的军队常年处于战备状态，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和丰富的实战经验。而且，秦国人是所有中国人中最早使用铁制武器代替青铜武器的。秦能够统一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在公元前318年占领了四川，这里丰富的粮食资源使秦的力量大大增强了。最后一个重要因素是，秦的领导人通常认真实干并且野心勃勃。

凭借着这些有利的条件，秦国不断向外扩大领地，把一个个诸侯国征服并吞并。那时中国其他地区的人把秦人称为“野兽”，把秦的扩张进程形容为“蚕食”。到了公元前221年，秦王成了全中国的共主，他自称“始皇帝”。“始皇帝”的意思是第一个皇帝，在他的设想中，他的后代将成为第二个皇帝，并且一直代代相传下去，“至千万世，传之无穷”。

秦始皇把原本在秦国推行并取得成功的理论向全中国推广。他废除了之前的诸侯国，把领土分为若干个行政区划，每个行政区的长官都由中央统一任命，并对中央负责。除了保留秦国本身的军队，其余国家的军队都被解除了武装。被征服的各国的旧贵族被送往首都，随时监视。秦的军队被派到全国各地。秦始皇还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以便经济能够更好地集中。

这时，中国开始了一项重要的改革，从后世来看，这次改革具有深远的影响力，那就是秦把之前各个王国不同的文字废除，颁布了一套新的统一的文字并向全国推行。这种统一的文字是在各种文字的写法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具有中国文字固有的性质，所以成了一种有效的黏合剂，把全中国各个地区的人统一在一起。这种新的文字一直保留到了现在，虽然经过了多次修改，但是具有汉字的典型特征，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能理解这种文字，尽管他们使用的方言不同。同时，受中国影响的外国人也能理解这种文字。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和朝鲜人尽管不会说汉语，但是都能阅读汉字。这对中国的民族统一和对整个东亚地区的影响，都十分重大。

但是这些改革在当时侵害了许多既得利益者，引发了广泛且激烈的反对，尤其在文人和学士中间，反对的声音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始皇帝决定“焚书”，让文人没有可以凭借的知识基础。所有的文学经典都被付之一炬，只有农业和医学之类实用性的书籍得以保留。但是实际上，这一行动并不成功。因为一些文人冒着生命危险藏起了一些书，更有一些人在把书上交之前统统背了下来。秦王朝被推翻之后，这些典籍的大部分又都凭借着藏书和文人的记忆而重现人间。不过，这一举动摧毁了从周时期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到秦时已经结束了。

秦始皇动用整个国家的力量，把中国的边界扩展到如今的越南地区。他在北方击退了游牧民族，而且为了阻止他们卷土重来，修建了举世闻名的长城。秦代的长城西起内蒙古，东至大海，长达一万两千多里。这个工程是如此浩大，完成它损失了大量的生命。到了2000多年后的今天，提到长城时人们仍然会说，为了修长城，100万人死去了，长城上的每一块墙砖都代表着一条人命。就像文人咒骂皇帝“焚书”一样，普通百姓也因为修长城咒骂皇帝。

因为在民间这种对皇帝的憎恶十分普遍，而且始皇帝的继承人无法承担起统治帝国的重任，公元前207年，也就是始皇帝去世仅仅4年后，他一手建立并且渴望流传万世的帝国就被推翻了。尽管秦的统治时期很短，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仍然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铁质工具的广泛运用，使得原本产生于黄河流域的农业扩展至南方，延及长江流域。铁质工具的便利也方便了大规模工程的营建。沟渠和运河的开掘也因之变得普遍起来，大型农田的灌溉和大宗商品远距离的运输成为可能。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同时还促进了早期工业的生产和交易，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商品化进程。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考证，中国货币的起源，至少已有4000年历史。货币萌芽时期，人们生活中常用的物品，例如牛羊、粟帛、珠玉、龟贝等，都曾经在反复的交换过程中充当过交换媒介。由于计数和携带等诸多不便，作为交换媒介的许多物品逐渐被淘汰，只有海贝，因其光洁美丽、坚固耐用、携带方便，又有天生的自然单位、容易计数，而被广泛使用。商代曾以贝壳为主要的通用货币之一。到了商周时期，青铜冶炼术发展到了相当的水平，出现了铜币。铜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货币进入金属铸币阶段。

在经济商品化的进程中，诞生了一个新的阶级——商人和工匠。他们自主生产，自由贸易，生活富裕，不再像以往那样依靠封建主过活。后来，商人和工匠变成了新贵族，对封建主的地位形成了挑战。

因为生产力的提高，新的土地被大量开垦，由于这些土地不属于分封的范围，这些新垦土地上的产出直接进了地方诸侯的私库。中央王朝和地方诸侯之间的财力对比因此出现了失衡。诸侯们的政治野心随着财力的日渐雄厚而膨胀起来，他们逐渐把以前的封地变为按自己意志进行管理的独立行政区。这个变动过程是缓慢的，不知不觉地削弱了周王朝的统治力量。

中国文明向来有重视解决实际问题的特质。政治格局的变更给各诸侯国的士子提交了一份亟待回答的问卷。面临“道术将为天下裂”的严峻局面，中国将向何处去？对此有所思考的士子著书立说，穿梭于各诸侯国，辩论并吸纳信徒，形成了一个个流派。一时间思想家辈出，中国人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时期。

在这些思想家中，诞生于公元前604年的老子主张“小国寡民”。他和印度的某些思想家一样，以标准的生活之“道”训导世人，提倡“知足之足，常足矣”。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心灵的宁静绝不能被欲望和激情破坏。“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我们不难发现，老子的思想和乔达摩佛陀，甚至和7世纪后的皇帝兼哲学家马可·奥勒留，庶几可称之为异代同调的知音。

孔子诞生在公元前550年左右，与乔达摩佛陀几乎同时代。孔子年轻时家境贫寒，但追溯其家世起源，他的祖上地位十分尊贵，按血统论，孔子应是一位门第没落的士大夫。孔子和中国同时代的其他士大夫一样，学习了音乐、阅读、射箭、骑马、养狗、行猎和钓鱼等技艺。

孔子的训言对中国人产生了重大影响。当他还在世时，宗教祭祀礼仪和习俗代表主流道德观念的一部分。孔子严格地遵守各种道德礼仪和风俗，谨言慎行地参与一切礼仪活动，比如各种家宅神仙和祖先的祭祀等。他对天地的祭祀也敬重有加。他认为，对父母的真正尊敬，应当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他还认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孔子为了推广他的救世主张，曾“周游列国”，试图找到一个能够采纳其思想和治国方略的国君加以辅佐。他确实在列国担任过一些官职，但对于整个政治局面的影响几乎等于零。改革王朝政治的梦想破灭后，孔子转变了方向，广收门徒，向青年人传授他的学识和主张，把全部的热情都投入到教学上面。

孔子和佛陀一样，对人生的关注超过对鬼神的关注。他流传下许多格言，如“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见义不为，无勇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其中流传最悠久的格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这些格言大多与宗教无涉。

孔子对任何事情都有其独到的看法。当我们关注一下孔子所处的时代，就会发现，诸侯和达官贵人们无不骄奢淫逸、压榨平民，为了扩张地盘，不惜进行破坏性的战争。孔子深信，只要统治者像父亲对待儿女一样来对待人民，就能摒弃这样的罪恶。

总结归纳孔子的思想，并不容易。不过，应该注意到下列几点：1.不能单从政治改革家的角度看他。他的政治改革虽然失败了，但他关于君王崇高地位的理论，以及管理朝廷的仪则，对后世影响深远。2.他对古代宗教礼仪十分重视，在他的努力下，这些礼仪转化为他的思想观点的一部分。由于孔子的盛名，人们只要提及孔子，就会联系到祖先崇拜，以及对传统的崇敬。3.在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上，他的礼仪规则，以及道德上的训言和教导，都产生了巨大作用。4.他著述和编撰的一系列典籍，被称作“五经”，由他和弟子们编辑整理。这些书包罗万象，包含了过去各时代的传说和历史事件、优美的诗篇，还有当时人们的智慧成果。他近乎保守的思想深入地贯穿全文。他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对固有秩序的尊重和沿袭，认为无论出身如何，只要各人安分守己，各人尽各人的本分，则天下太平。孔子的这些思想对教导中国人遵守传统道德，产生了巨大作用。

公元前2世纪，孔子的学说被统治者定为治国之本，他的著作成为士人阶层深入学习的典籍。一直到2000多年之后的1911年，中国最后一个专制王朝覆灭之前，孔子的思想在中国始终居于统治地位。实际上，直到今天，孔子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从平日的言谈举止，到节日的盛大典礼和祭祀，仍然起着强大的规范作用。

秦帝国仅二世而亡，国祚才十四年。究其原因，在于秦帝国没有在和平到来时，改革其战争时期的政治体制，予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扩大言路，反而变本加厉，焚书坑儒，这一自毁根基的做法削弱了统治的基础，招致广泛且激烈的反对，尤其在士人阶层中，反对的声浪更盛。

很明显，在秦王朝之后统治中国的汉朝皇帝更加谨慎。终汉一朝，其文治武功与历代相比，毫不逊色。比如那句“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誓言，今日的汉家儿郎每念及此，也难免热血沸腾。在开疆辟土上，汉朝的武帝堪称“好战的皇帝”，他对外采取的系列军事行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帝国疆域被推进至中亚地区。但他的好战，也严重损耗了国家的资源。为了应对国内危机，他实施货币贬值、出卖官位、垄断经营盐和铁等政策。在他当政时，尚能应付不断疲软的状况，但是留给继承者的是一个极为棘手的烂摊子。

在文学上，汉朝时期最伟大的贡献是史书编纂。中国的几部儒家经典《诗经》《尚书》《礼记》《易经》和《春秋》——通称为“五经”——中就有大量的史料。但是到了公元前1世纪，一部比以往任何一部史书或文学著作都要全面和复杂的历史书问世了，这就是《史记》。

大约在公元前120年，汉武帝开辟出一条漫长的“丝绸之路”，使得中国商人得以穿越广袤的戈壁同印度、波斯、叙利亚以及远东其他各地进行商贸往来。戈壁本身的自然环境已经够糟了，况且那里还生活着异常剽悍的骑马牧民，他们被欧洲人称作鞑靼人或突厥人，中国人则称其为匈奴。为了驱逐匈奴，汉武帝派出一支大军，穿过山道，向西追踪至塔里木河流域，进而抵达奥克苏斯河流域。公元前114年，中国商队沿这条路到达突厥斯坦和波斯。因是之故，这条路就成了通向西方的著名的“丝绸之路”。此后，中国与印度和近东地区就有了商业和文化上的相互沟通。从某种意义上说，汉武帝最重要的功绩就是开辟出这条“丝绸之路”。

沿着“丝绸之路”，每年总会有十多支中国商队穿过这条贸易商道前往西域，用携带的丝绸和铁条交换宝石、玉石、琥珀、珊瑚和玻璃。显然，中国商人一般不是直接和希腊人和罗马人做交易，而是通过中间人——突厥人或波斯人，将货物运至近东，抑或是沿陆路穿过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或者顺印度河而下到达阿拉伯海，再用船将货物从阿拉伯海运至埃及和地中海。

运往叙利亚的中国丝绸会在当地染成紫色，用金线绣上花，然后再由叙利亚商人转卖给希腊和罗马的达官贵人。在奥古斯都大帝当政时期，这种交易形式在罗马十分普遍。然而，到了下一任大帝提比略当政时，政府曾立法禁止罗马的达官贵人使用这种新织品。部分罗马人也认为，罗马的黄金为了购买中国丝绸，已大量透支，掏空了帝国的财政，因而积极支持政府的这一立法。

虽则如此，中国和罗马之间的丝绸贸易却从未间断，甚而持续升温。为了不让中间国波斯获利，许多罗马人想尽一切办法和中国人直接交易，这也许是罗马与波斯帕提亚朝诸王之间交战的原因之一。为此，他们做了若干尝试。比如，寻觅出一条直达中国的海上路线。据载，公元166年，曾有叙利亚船抵达中国陆地，但鉴于航程过长，再也没有后来者重复这条航线。为了到中国去，罗马帝国派出的特使和旅行家，有时竟不顾生命危险选择从陆地穿越中亚细亚，无奈路程实在太遥远了。所以，罗马和中国仍不得不通过中间国波斯和印度来进行贸易。

由于距离实在太遥远，两个伟大的帝国之间直接贸易很少，政治和文化上的沟通更少。罗马人一直迫切地想要获知制造丝绸的方法，但直到查士丁尼大帝时期才实现这一夙愿。查士丁尼派遣了两个修道士前往中国。大约在551年，他们带回了一根装着蚕卵的空心手杖——比起和它们等重的黄金，这些蚕卵价值更大，因为它们象征着丝绸业在小亚细亚和欧洲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