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院的西列有两排房屋单独隔离出一个小院子，这就是救济院的行政中心，院里的所有科室办公室都在这儿，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如今在这小院里坐头把交椅的是马梓良，他的头衔是救济院“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该人四十来岁，生得瘦长，脸也长，长着一双骷髅似的深陷的大眼，所以背后人们都叫他“马大眼”，还有个别不恭者管他叫“大眼贼”。马大眼原来不过是个管总务的小办事员，“文革”战火一起，惯于见风使舵，又善于钻营的他抓住时机，立即联络了本院几个哥们儿姐们儿揭竿而起，率先成立了一个造反小组，向院领导发难，喊出口号“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一举夺取了院里的大权。从此他便不可一世起来，在救济院这一亩三分地上大显身手，原来的院长、副院长成了他的掌中玩物，三天两头被拉出来批斗。他整人也有奇招。原来的院长是位女士，马大眼糊了一条纸蛇，蛇头做成帽子状。批斗时将蛇头扣在女院长头上，蛇身盘绕在身上，女院长就变成了一条张着血盆大口、吐着信子的美女蛇。副院长是位胖胖的先生，习惯拄一根文明棍。马大眼给他糊了一顶大高帽子，批斗时，马大眼用副院长的文明棍捅他那突出的将军肚，说里面都是“封资修”的黑货。他还给两位院长罗织了一连串的罪名，什么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的小喽啰、反动路线的黑走卒，等等，把两位院长整了个惨不忍睹，后来也不知把人给弄到哪儿去了。因为他造反夺权有功，受到了上一级造反组织的赏识，授予了他“文革”领导小组组长的头衔。马大眼更是小人得志，他一跺脚，救济院的地皮就得颤三颤，如今院里各科室都安插了他的得力心腹，他梦想着要借此飞黄腾达。
马大眼的另一爱好就是开大会，三天两头把全院的职工和休养员召集起来听他训话。每次他都站在高台上，一手叉腰，手舞足蹈、声嘶力竭、极具煽动性地大放厥词，讲到激昂处，他还挥舞着手臂带头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砸烂资产阶级司令部，横扫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牛鬼蛇神！铲除一切毒草和阶级异己分子！”他极力鼓动职工和休养员大胆揭发，深挖阶级异己分子、牛鬼蛇神，一网打尽。他对院里的职工和休养员反复过筛子，深究细查。还隔三岔五地领着一帮戴红袖箍，手提着大棒子、皮带的喽啰，逐屋去检查。到各屋都是翻箱倒柜，连床底下都要拿棍子捅捅，仿佛底下藏着什么江洋大盗似的，闹得鸡犬不安，整个院里都笼罩在一派恐怖中。
马大眼还真没白折腾，终于从休养员中挖出了一个六十多岁老头子。这老头子日伪时期当过伪警察，日本投降后丢了饭碗，后来做三轮车夫，蹬三轮一直蹬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常年蹬车，他的一条腿因风湿落下了毛病，蹬不动车了，他唯一的女儿现在某中学教书，只得自费将他送进救济院。老头子的身量不算太高，胖乎乎的，光秃秃的头顶上只有四周还稀稀拉拉地长着些许白头发。老头子很孤僻，很少与人来往，平时习惯拄根棍子，拖着条腿在院子里独自活动。他被马大眼查出做过伪警察，那可就倒霉喽。马大眼像挖到金子一样欣喜若狂，终于又可以邀功领赏了。
在全院的批斗大会上，老头子被揪了出来，坐“喷气式飞机”。一阵装腔作势、声嘶力竭的控诉后，几个小喽啰将老头子围在当中，手提马大眼特制的整人刑具——外面套着塑料管的细铁链子，轮番抽打老头子，逼他交代当伪警察时干过的坏事儿，直抽得他满地打滚、抱头哀号：“我是为了糊口才当的警察，我没做过坏事儿，我没做过坏事儿啊……饶了我吧，饶了我吧！”马大眼上前一把揪住老头子的衣领将他提了起来，面露狰狞：“你竟然还敢厚颜无耻地为自己遮掩！给日本人当走狗，说没作恶，真是自欺欺人，谁能相信？看来不叫你彻底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你是不会服软的。”说完，他一挥手，示意刑罚接着进行。
会场中间坐的都是穿白大褂的职工，左右两侧都是坐车的、架拐的、拄棍儿的休养员及孤老头儿、寡老太，还有那些目光呆滞的智障人。大家还是第一次目睹这残暴的场面，听着老头子一声声的哀号，许多人都低下了头，闭上了眼睛。猴疯子早已是脸色铁青，坐在手摇车上直咬牙。陈玉枝实在看不下去了，跟监场的人借口说上厕所，便架着双拐蹒跚地离开了。晓慧和秋爽两个尚不谙世事的姑娘，被这恐怖的场面吓得直流眼泪。只有郁叔叔一副超然物外的神情，镜片后的眼睛眯着，如同一位打坐的僧人，其实他是在用鄙夷的目光注视着这场活报剧，对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嗤之以鼻。
最后这场闹剧以将老头子折磨得遍体鳞伤而草草收了场。可是第二天早晨就有人发现老头子被扒了光膀子跪在院子里，名曰“向毛主席请罪”，嗖嗖的冷风冻得老头子瑟瑟发抖。如此反复，将老头子折磨得死去活来。后来，老头子不见了踪影，据说是被遣送回乡了。他的女儿也受其株连，不堪忍受羞辱，跳河自尽了，还留下了一个一岁多的小女孩。马大眼亲手炮制了一场人间悲剧。
接下来，马大眼又盯上了郁叔叔。此时，郁叔叔还浑然不觉灾难正悄悄地向他走来，他依然像往常一样缩在床上写他的小说。
郁叔叔本名郁树声，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高中生，才华横溢的他正准备向大学冲刺，偏偏赶上了共和国的那场大饥荒，父母先后在饥荒中故去。屋漏偏逢连阴雨，失去双亲后，孤独无助、食不果腹的他又患上了类风湿关节炎，以致双下肢严重畸形，双腿蜷缩成一团，无法伸开，双手也严重畸形，五指无法正常伸张。山穷水尽之时，当地政府将他送进了救济院，他才有了一席栖息之地。他身上有着丰富的文学细胞，又极其爱好文学。在那苦闷彷徨的日子里，他开始构思并着手创作一部抗日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他缩在床上，将一块夹着稿纸的硬木板放在膝盖上，还得请别人帮忙用猴皮筋把笔绑在右手上，艰难地爬着格子。由于他双腿无法伸开，也无法穿裤子，只好冬天裹床被子，夏天裹块床单。随着笔尖的移动，他的心也开始在想象的空间里遨游，脑海里尽是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悲壮画面，耳朵里回荡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激越旋律。写到激动处，他经常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他常把这些情节讲给人们听，每每把听众带入热血沸腾的意境之中。他已经写了厚厚一沓手稿。
马大眼盯上郁叔叔不是一天两天了，他的小喽啰们早就开始收集郁叔叔的所谓“黑材料”了。终于，马大眼要对郁叔叔下黑手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马大眼给郁叔叔罗织了一顶“资产阶级野心家”的大帽子，并不止一次咬牙切齿地表示：“决不让野心家的狼子野心得逞。”其实，他完全是嫉贤妒能，对那些富有才气的人，他怎么瞧怎么不顺眼，一定要想方设法置人于死地而后快。
这天，天阴惨惨的，马大眼一伙又在行政小院前的空场上召开全院大会。会场后方的墙上贴着白纸黑字的大会标：揪出资产阶级野心家批判大会！
马大眼带着一帮喽啰冲进了郁叔叔的房间，郁叔叔和往常一样正在创作小说。马大眼一伙人的出现，使他突然明白了将要发生的事情，因为他早就有预感，有好几双不怀好意的眼睛盯着自己，只是他没想到，事情来得这么突然，但他此时并不慌张，反倒冷静了下来。
果然，马大眼开口就射出了一支箭：“郁树声，你好不识时务啊，一个残废竟还贼心不死，怀着狼子野心，暗地里炮制大毒草，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这且不够，你还四处散布流毒、蛊惑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摇旗呐喊。郁树声，你知罪吗？”
郁叔叔不慌不忙地将膝盖上的木板放下，从容不迫地反问道：“马组长，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更不明白我何罪之有？”
马大眼一步上前扯下了郁叔叔夹在木板上的稿纸，抖搂着，面露狰狞：“郁树声，这是什么？！罪证俱在，你还揣着明白装糊涂。”郁叔叔反驳道：“莫名其妙，难道创作革命斗争题材的小说也成了罪状？这世界上还有是非公理吗？”马大眼阴损地冷笑道：“嗬！你还挺会为自己狡辩。你分明是在炮制大毒草，还不认账。既然你装糊涂，那么今天就让你彻底清醒清醒。现在我就命令你穿衣下地，去接受革命群众对你的批判。”
郁叔叔说：“对不起，我穿不了衣，也下不了地。”
马大眼说：“郁树声，你别玩‘死猪不怕烫’的伎俩，你知道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有的是招数对付你。”说罢他一挥手，几个小喽啰一拥而上，每人抓起床单的一角，用力一兜，就把郁叔叔兜了起来，一气儿兜到屋外，扔到了门口的空地上。床单散开了，郁叔叔下身裹着的毯子也早已滑落在一旁，他赤裸的下身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面对着这野蛮的人格践踏，郁叔叔面孔扭曲着，浑身颤抖着，是愤怒，还是羞愤？但他没有丝毫的反抗能力，只能听天由命。一伙人径直把郁叔叔兜进了批判会的现场。郁叔叔就那么蜷缩在床单上，经受了一场莫须有的责难指控，这完全是一番令人寒心的羞辱。最后，马大眼下令，当场将郁叔叔的全部手稿焚毁。眼见自己的全部心血被一根火柴化为灰烬，郁叔叔欲哭无泪，只能把牙咬得咯咯响。
批判会后，郁叔叔被单独隔离了起来。院子东南角有两间空闲的房子，原本是堆放杂物用的，墙上和房顶上挂满了蜘蛛网，屋子里到处积着厚厚的灰尘。马大眼令人抬来了一张单人床，将郁叔叔和他的行李一起送到了这里。从那时起，郁叔叔就与世隔绝了，人们再也没能见到他。猴疯子几次试图去看他，都被监视的小喽啰远远地拦在了门外，不让接近。猴疯子为此和他们急赤白脸地大吵大闹，但无济于事。
身心遭受了致命摧残的郁叔叔被禁锢在四面透风的杂物间里，和四处乱窜的耗子为伴。后来，他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据说就死在了那间小屋里，夜里悄悄地被人抬了出去。那个疯狂的岁月就这么无情地扼杀了一个天才作家。在以后的日子里，大院里的人们一提起他，不知要流下多少行痛惜的热泪，猴疯子不止一次在背后破口大骂马大眼。
郁叔叔走了，救济院的生活似乎变得越发没了生气。马大眼隔三岔五就开一次全院大会，每次都要装腔作势地宣讲一番“斗批改”，制造紧张气氛，弄得休养员们人人自危，个个噤若寒蝉，生怕哪一天灾难就会落在自己头上，被马大眼扣上个什么帽子，揪出来折磨一番。那个冬天显得格外肃杀，就连猴疯子也蔫了一阵子。
自打马大眼一上台，把一个小小的救济院搅了个天翻地覆，原来的规章制度也给推翻了。原来，医生和护理员每天都要定时到各房间巡视，检查每个休养员的身体状况。每日三餐都由护理员送到屋里，盛到碗里，端到桌上，个别人还要一勺一勺地喂到嘴里，病号还会有病号饭。所有的休养员每个星期洗一次澡，自己无法活动的休养员每天都由护理员抱到外面晒晒太阳。马大眼一句话，说这一切都是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救济院不养太太、老爷、小姐，要彻底革除，休养员的生活也得革命化。这下好了，病房里再也难见到医生和护理员的身影了，他们的主要任务都变成了闹革命、搞大批判。洗澡间上了锁，饭也变成了大锅熬，送饭也改成了各屋门前敲铁桶。没办法，休养员们只好能动的照顾不能动的。
尽管如此，日子还得一天天地过。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秋爽开始和陈玉枝学织毛活儿。她天生心灵手巧，在陈玉枝的指导下，很快一大团旧毛线就在她手下变成了一双双漂亮的小袜子和小手套。随后她又开始学着织毛衣。
秋爽的家本在农村，她说她小时候淘气得像个男孩子，上树掏雀、下河摸鱼，什么都敢干。所以她身上不光有一股乡下孩子特有的野性，还有一股从小在大自然中陶冶出的灵性。七八岁时，她除了帮家里拾柴拔草以外，就是和一帮孩子四处野跑。村子旁有条公路，一天她和一群孩子在公路上追逐嬉戏，不幸被一辆飞驰而来的军用卡车撞了个正着，经过抢救，小命是保住了，但小小年纪的她却变成了高位截瘫者。军车所在部队不得不通过民政部门将她送进救济院，由政府养了起来。
这天，陈玉枝可能受了一点儿风寒，浑身酸痛，也无心织毛活儿了，打发高子去医务室找医生。一会儿，高子回来了，身后跟着医生。医生是位盲人，一进门就问：“陈大姐，哪儿不舒服呀？”陈玉枝有气无力地说：“浑身疼，正好你来了给我捏鼓捏鼓吧。”
盲人姓聂，算是院里医务室的按摩医生，不过不在正式编制内，是从休养员中培训出来的，吃的仍然是休养员的大锅饭，只不过比别的休养员每月多得几块钱补贴罢了。虽然只有微薄的待遇，却要与正式职工一样一个萝卜顶一个坑儿。正因为他为人和善、好说话、没架子，休养员中谁有个头痛脑热的都爱找他去按摩按摩，所以他在休养员里的人缘挺好，人们都叫他聂医生，岁数小点儿的就称他聂叔叔。
聂医生摸摸索索地走到陈玉枝的身边，让她躺平了，开始按摩。聂医生在陈玉枝身体的各个部位推、拿、捏、揉，一丝不苟地操作着。陈玉枝半眯着眼，觉得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在发热，感到一阵阵的轻松。聂医生按摩了好一阵子，累得气喘吁吁，仍不肯罢手。倒是陈玉枝过意不去了，连连说：“好多了，好多了，快停下来吧。”在她一再催促下，聂医生才收了手，脸上挂满了汗珠子。
这时陈玉枝完全是一副夸赞的口气：“聂医生，你这双手还真管用，这会儿我觉着轻松多了。”聂医生虽然看不见陈玉枝的面容，但他听出这声音是很温柔的，他心里不禁甜丝丝的。他有点儿腼腆地笑了笑：“你觉着舒服就好，下午我再来，你好好歇着吧。”说完摸摸索索地走了。他几乎每天都在大院里转悠，对于各排房子、各个方向早已是轻车熟路，从来也不拿手杖。果然，下午他又来了一趟。
晚上，冯戳子来了。白天，他在缝纫组干活儿。他一只脚勉强可以踏缝纫机，在那儿干活儿，每个月可以得六块钱的补贴。这次来，他手里还拎着两瓶水果罐头，不知他从谁嘴里听说陈玉枝身体不舒服，表现得格外殷勤，问这问那，还要当面打开罐头给陈玉枝吃，被陈玉枝拦住了。陈玉枝对他的态度总是不冷不热的，可冯戳子每晚还是照来不误，总想讨得陈玉枝的欢心。他觉得，没有焐不热的石头。
自从陈玉枝生病那天起，聂医生上门按摩过几次后，也爱借故到她跟前坐一会儿、说会儿话。每次说完话后，他那孤寂的心就似乎得到了少许慰藉，他的心里朦朦胧胧地滋生出一丝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