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运动是随“一二·九”救亡运动之后而起的。本就是文化上的救亡运动，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两年半的历史。自从抗战以来，一些鼓吹者更直接地参加于抗战工作，新启蒙运动的鼓吹不免有沉寂停顿之感，至少不如（民国）二十六年春夏间的热烈普遍流行。
但是现在不但在抗战，同时也在建国。建国是必要有文化的。而且就是抗战，又何尝不要思想，不讲知识？文化的普及深入提高更是必要的。那么又怎能不需要新启蒙运动？事实上，抗战以来，新启蒙运动不但没有停顿，实在正在开展进行着，只由空喊变成实行罢了。这正表示出来新启蒙运动是客观的。
但是现在新启蒙运动要更自觉地更开展，又当如何？
这第一当知，新启蒙运动的理论已过了讨论时期，现在只须申说之，解释之，恢皇之。现在要使新启蒙运动更开展，只有应用之。
这第一，应把新启蒙运动应用于文化一切部门；使新启蒙运动与一切文化部门都发生密切联系；使一切文化部门都接受新启蒙运动的要求，尽量表现之。
第二，更推进科学运动。不但实施科学教育，更要鼓励专门科学研究；不但重视科学结果，更要发扬科学精神，普行科学方法。对于科学进步有豫言力量与指导力量的哲学，也应更予以阐扬。对于把科学重加组织与使科学与社会相结合的企图，也更应加以注意。
第三，更推进普及大众教育运动与知识学问的通俗化与大众化与通俗读物的编撰与散布。大众教育应真深入于大众。知识学问在通俗化与大众化之前，应更中国化。在编撰通俗读物上，不但要讲说英雄故事，灌输一般科学常识，更要注意理想的教导：把新启蒙运动最根本的要求，实与理性，善加表达，使一般读者，养成心习，潜移默化。
此外还有一点。新启蒙运动是时代潮流，不是飘浮孤立的。应与一切其它前进的文化运动及其它一切建设运动相配合，尤其应与新生活运动，特别是从社会看来可称为战时的新生活运动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相适应，相协助，以资共进。
“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必一，才有力量。就是二人结合，也必须随便用一种方式变成一个意志，才能维持长久。但一与多是相反相成的。要一，就要容许多。成一个国家，就要许多民众。今日中国只要一个革命。但在这“一个革命”中却不妨多次，多方面，多步骤，多阶段。正犹之乎抗战，当然只有一个抗战，但却可分成多期或多阶段。
中国这个时代的文化运动本来也只有一个。但在这一个文化运动上却也可有许多方面，许多做法，许多阶段。要紧的是：要多更要一。中国今日文化运动上的这许多阶段必须相衔接，相继承。这许多做法，许多方面，更必须相配合，相适应，相协助，相推进，相敬，相喻，相信。个个在己，“止于至善”；个个对人，“与人为善”。今日文化运动的各种方面，各种做法，彼此对待之间，必当如此，才可以帮助统一团结，才更利于抗战与建国。
这也是今日的新启蒙运动在再开展上所最应启发的事。
（《战时文化》，第二卷第三期，民国廿八年四月十日，重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