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鸿树[1]
《刀锋》出版于一九四四年，是毛姆晚期最知名的小说。他自一九一五年发表代表作《人性的枷锁》，当时已活跃于英美文坛三十余年，以许多具有异国风采的短篇故事与脍炙人口的剧作闻名于英语世界。
毛姆写《刀锋》时年近七十岁，算功成名就，可依照自己的意思尽情创作。小说初稿完成后，他于信中写道：“写这本书带给我极大的乐趣。我才不管其他人觉得这本书是好是坏。我终于可以一吐为快，对我而言，这才是最重要的。”
作家写得尽兴，读者反应也超乎预期地热烈。《刀锋》描写“英国人眼中的美国人”，美国读者特别捧场，出版首月在美国就狂销五十万册，令毛姆很有成就感。他在信中对侄女说：“这把年纪还能写出一部如此成功的小说，我感到十分满足。”福斯公司很快就以高价买下电影版权，两年后推出改编电影，入围“奥斯卡最佳影片”等多项提名，并勇夺“最佳女配角奖”，更加打响原著小说的知名度。
“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人生究竟有没有意义，还是只能可悲地任凭命运摆布？”主角拉里在未婚妻面前说出内心的疑惑。这位青年为何忽然解除婚约，放下一切，到海外过着不务正业的放逐生活？这就是《刀锋》的故事。
本书具备毛姆作品的代表元素：强烈的自传性、剧中剧的多重叙事手法、游走的地理背景、露骨的情欲、禁忌的题材，以及对社会边缘人的纪实描写等，文笔浅显，展现典型的毛姆风格。
与毛姆其他作品相较，《刀锋》的地位尤其特殊，因为，这是他唯一一本以自己真名作为叙事者的小说，说故事的作家就叫“毛姆”：“本书集结了我对一位男性友人的回忆。”书中人物虽都“另取其名”，情节为避免枯燥有所增添，可是，内容却“毫无虚构”，都是源自毛姆与友人的亲身经历。本书既像传记，也像回忆录，情节更如小说般精彩。因此，毛姆开宗明义指出：“我之所以称其为小说，纯粹因不晓得还能怎么归类。”
生命的大哉问
本书题词揭示，“刀锋”一词出自印度教圣典《迦托·奥义书》：悟道之途艰辛困难，如同跨越锋利的剃刀。若救赎之路必经刀山，找到答案的代价为何？这就是故事主角拉里心中的疑惑。若真有人在刀山上找到答案，那该如何看待山下的俗世呢？这就是毛姆撰写本书的因由。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拉里服役于空军，有次出任务遭遇空战，军中最要好的同袍牺牲生命救他，改变了他的人生观。他的未婚妻是芝加哥豪门千金，对婚姻与事业早有安排。无奈，拉里退伍后，完全变了一个人，不上大学，不结婚，也不愿就业，执意独自到巴黎游览。
拉里出身卑微，双亲早逝，从小被一位医生收养，得以跻身上流社会。不过，他不愿追求崇尚名利的美国梦，战时经历让他省思生命的意义：“我想确定究竟有没有上帝，想弄清楚为什么有邪恶存在，也想知道我的灵魂是不是不死。”
此大哉问与他的飞行经历有关：他在浩瀚无垠的天空中高飞，想要“远远超越世俗的权力和荣誉”。可是，战友之死让他惊觉生命之无奈与不可超越：“上帝为什么要创造邪恶呢？”他于是抛下亲友，到欧洲游历，一路自我充实，最后却对西方宗教哲理感到彻底失望。后来，他远赴印度，在一位象神大师的静修院受到启发，顿悟了生命的真义。
乱世的众生相
毛姆并未写出一本说教气息浓厚的传道书，而是秉持小说家的敏锐观点，冷眼旁观生命的沉重，并以游记的轻松口吻与言情小说的情节，层层包覆令人不胜唏嘘的人生真貌，这是《刀锋》最成功的地方。
故事主轴建立在拉里与未婚妻伊莎贝尔的观念冲突之上。伊莎贝尔认为追求知识“听起来不太实用”，投入职场才是男人应尽的责任。她对滞留巴黎的拉里说：“你是美国人，并不属于这里……欧洲玩完了，我们是全世界最伟大、最强大的民族。”拉里为“解答明知解决不了的问题”，拒绝成家立业，实在不成体统——“男人就该工作，这才是人生的目的，也才是造福社会的方法”。
若伊莎贝尔代表实用主义，她家财万贯的舅舅艾略特则象征着物质主义。这位美国大亨常年在欧洲挥霍，捐钱助人只为掩饰对生命的无知；在欧洲置产过着浮华生活，也仅为麻痹对死亡的恐惧。毛姆眼中的欧洲，充斥着许多沉沦与腐化的人物，故事的最后，在法国蔚蓝海岸发生的那场骇人命案，更加深化了美丽世界的丑陋。
《刀锋》背景设于一九一九年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是现代史最动荡的年代。书中所刻画的众生相，显然都是乱世的产物。这段历史期间，欧洲许多国家都有战事发生，斯大林、希特勒等强权崛起，大英帝国衰退，西方社会问题严重。书中人物游走于巴黎、伦敦与其他欧洲大城，虽不见战火余烬，实已悄然卷入另一拨历史巨变。
相较于欧洲不安的局势，两次大战期间，美国逐渐壮大，成为繁荣国家。不过，一九二九年华尔街股市崩盘，造成长达十年的经济大萧条，引发严重的政经与社会问题。当欧洲动乱之际，追求功利的美国梦也逐渐显露丑恶的一面。一九四九年阿瑟·米勒发表《推销员之死》，推销员的长子坚持做自己、不做美国梦，实与同时期的《刀锋》有异曲同工之妙。
沉默的结局
现实生活里，毛姆与拉里一样，心底都有沉重的秘密。毛姆虽结婚生子，却多年隐藏同性恋的身份。同性恋在当时的英国是可受公诉的罪行。一八九五年，毛姆二十一岁时，剧作家王尔德因同性恋受审，遭受极大屈辱。此事对毛姆有深远影响，日后他善于处理不伦、丑闻、肉欲等违背道德的禁忌题材，其创作动机应出自内心深层的呐喊。
毛姆为逃避英国社会与文化的压抑，长年旅居国外，甚至定居于法国蔚蓝海岸的小镇。他对东方文化很感兴趣，可能是因为东方对身体与欲望的看法，有别于讲求原罪的西方。
一九三八年，毛姆为亲身了解印度教的内涵，特地远赴印度搜集资料，并前往金奈附近一处静修院，拜见圣哲拉马纳·马哈希。等待期间，毛姆突感身体不适，当场昏倒。马哈希得知这个消息，前去探望，不发一语与毛姆对望半小时。圣哲最后说：“沉默也是一种对话。”毛姆深获启发。
拉里“漫长的旅程，起始于对邪恶的叩问”。他在乱世中寻求生命的意义，在遥远的东方接受静思的洗礼：“象神大师常说沉默也是种对话。”他懵懂求知期间，经历男女荒唐事；悟道后，计划返回美国，“回去过活”，可是，竟“从此无消无息”。拉里是否与作家一样，内心深处都有挣脱不了的束缚、俗世眼中不可告人的“邪恶”？
有些疑问“可能原本就没有答案”，这应是毛姆最后无法论断拉里功过的缘故：“拉里的故事到此为止，固然不尽完美，我也莫可奈何。”对读者而言，也是如此。《刀锋》结局沉默的余音中，人性的枷锁再现，无从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