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啊，”他微笑着答道，“唯一让我不开心的事，就是自己害你不开心。”他厚实的手有力地握起她的手，令她备感亲昵，不得不紧咬嘴唇，以防自己哭出来。“我想在下定决心之前，应该很难真正定下来。”他语带沉重，迟疑半晌又说，“这很难用言语表达，每次想说出口就觉得丢脸，不免扪心自问：‘我是哪根葱，干吗为这些有的没的烦恼呢？或许因为我是自大的讨厌鬼吧。追随前人走过的路，然后随遇而安，会不会比较好？’然后回头想到自己的伙伴，不到一小时前，还跟你有说有笑、活力十足，如今却成为一具冰冷的遗体。一切都这么残酷，毫无意义可言。你不禁会想问自己，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人生究竟有没有意义，还是只能可悲地任凭命运摆布。”
听拉里说话，很难不受感动，他的声音婉转悠扬，有些欲言又止，仿佛勉强自己说出了宁愿放在心里的话，既沉痛又真挚，伊莎贝尔一时之间开不了口。
“如果我们俩暂时分开，会不会好一点？”
她说这话时，心跟着一沉。拉里思索了好一阵子才回答。
“应该会吧。再怎么努力装作不在意别人的看法，依然无法完全不在意。而且如果舆论并不友善，导致你内心也产生敌意，到头来只会觉得更烦。”
“那你为什么不一走了之呢？”
“嗯，是为了你啊。”
“亲爱的，我们就别自欺欺人了。你现在的生活根本容不下我。”
“所以你不想当我的未婚妻了吗？”
她颤抖的双唇勉强挤出微笑。
“少胡说了，我的意思是我愿意等。”
“也许要一年，说不定要两年。”
“没关系，也可能不会那么久。你打算去哪儿呢？”
他专注地凝望着她，仿佛想一窥她内心深处。她浅浅笑着，好隐藏此刻紊乱的情绪。
“嗯，我想先去趟巴黎。那里我一个人也不认识。没什么人会干涉我。我在军中休假的时候，去过巴黎几次。虽然还不晓得为什么，但我总觉得到了那里，脑袋里再混乱的思绪也会变得清晰起来。说来也蛮好笑的，好像在那里就能自由自在地整理自己的想法。也许可以找到未来的方向。”
“万一你找不到呢？”
他呵呵笑出声。
“那我就会重拾美国人务实的精神，承认事情行不通，回到芝加哥，有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
这番谈话给伊莎贝尔的冲击太大，她说着说着，也越来越激动。讲完之后，她楚楚可怜地看着我。
“你觉得我做对了吗？”
“那是你唯一能做的了，但更重要的是，你对他真的很温柔、很大气，又善解人意。”
“我很爱他，只希望他快乐。而且就算他真的远走高飞，某种程度上其实值得庆幸，我希望他离开被人指指点点的环境，这不只对他好，对我也好。我不能怪旁人说他不会有出息，我既讨厌这种批评，却又生怕被他们说中。但拜托不要说我善解人意，我一点也不晓得他想要什么。”
“也许你的内心晓得，只是理智上无法了解，”我微笑道，“为什么你不立刻嫁给他，跟他一起去巴黎呢？”
她的眼中浮现出淡淡笑意。
“我很想这么做，可是没办法。虽然不太想承认，但我真的觉得，没有我在身边，他会比较自在。如果尼尔森医生说得没错，他受到之前创伤的影响，那么换个环境，找个感兴趣的事，应该可以帮助他复原。等到他找回内心的平静，就会回到芝加哥，像其他人一样进入业界，况且我也不想嫁给成天游手好闲的人。”
由于成长环境的缘故，伊莎贝尔从小就接受了大人灌输的价值观。她不会想到钱的事，因为生活向来都是衣食无缺。不过，她仍然能凭直觉认为钱很重要，钱象征着权势和社会地位，男人赚钱天经地义，人生本来就该为此努力。
“你说自己不了解拉里，其实并不奇怪，”我说道，“因为我敢肯定他也不懂自己。他不谈自己的目标，可能是因为根本没有明确的目标。不过嘛，我对他的了解也不多，这只是我的臆测：他有没有可能在寻找什么，但是并不清楚自己要什么，甚至也没把握找得到？也许他在战争期间的遭遇，让他无法获得平静。你觉不觉得，他可能在追求某种虚无缥缈的理想？好比天文学家想寻找一颗星体，而它唯一的存在证据就是数学上的计算结果。”
“我觉得他好像在为什么事苦恼。”
“是他的内心吧？可能他有点怕面对自己的真心，虽然隐约看到未来的志向，却不敢去相信真有其事。”
“有时候我觉得他好奇怪，好像梦游到一半，忽然在陌生的地方醒来，不晓得自己身在何处。战争还没发生的时候，他再正常不过了，他的一大优点就是对生命抱有热情。他以前吊儿郎当、开朗无比，是大家的开心果，个性体贴又幽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他像换了个人似的？”
“我也无从得知。有时候，小事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端看当时的处境和心情。我记得有次参加万圣节，就是法国人所称的死者节，前往某个村庄的教堂做弥撒。德军第一次入侵法国时，还曾经骚扰过那个村子。教堂里挤满了军人和黑衣女子，墓园里是一排排小小的木十字架。弥撒进行的时候，气氛哀戚庄严，在场的众人不分男女都频频拭泪。我当时觉得，也许长眠于地下的死者比活人还要幸运。我把感想告诉一位朋友，他问我是什么意思，我也无法解释，但看得出来他把我当成十足的傻瓜。我还记得，某场战斗过后，许多法军的尸体层层交叠，好比木偶剧团破产后剩下的提线木偶，不再具有任何利用价值，被胡乱丢在灰尘满布的角落。当时我有个念头，跟拉里对你说的一样：死人完全就是死透的样子。”
我不希望读者认为好像我在搞神秘，故意不说在战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导致拉里性格大变，然后在适当时机让这个谜团揭晓。其实他应该没跟任何人说过。不过多年后，他向我们共同的朋友苏姗·鲁维耶提到了那名舍身救他的空军弟兄。这是苏姗跟我说的，所以我只能把她用法语说的内容翻译过来。拉里和中队另一名男孩建立起深厚的交情，苏姗只知道他的绰号，因为拉里总这么称呼他。现在看来，这绰号还真是讽刺。
“他个头不高，有一头红发，爱尔兰人，我们管他叫帕西[15]，”拉里告诉苏姗，“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精力充沛的家伙，简直就是生龙活虎。他的脸长得怪模怪样，笑起来也挺古怪，平常只要看到他，想不笑出来也难。而且他有种大无畏的魄力，完全不顾后果，什么不合常理的事都做得出来，常被长官叫去臭骂一顿。他这人天不怕地不怕，就连打仗时差点丢了小命，都可以笑得合不拢嘴，好像是什么天大的笑话。不过，他非常有当飞行员的天分，在天空中既沉着又机警。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大我几岁，所以很照顾我，但其实说来有点滑稽，因为我足足比他高六英寸，如果打起架来，我绝对可以一拳把他撂倒。有一回在巴黎，他喝得烂醉，我因为怕他闯祸，就真的把他给打昏了。”
“我刚加入中队的时候，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很怕表现得不如别人，但他老是会说些好话，让我能恢复自信。他很轻松地看待战争这件事，也不恨德国鬼子，可是他喜欢打仗，所以只要能打仗，就觉得快活得不得了。在他眼中，打下德军一架飞机，不过就是恶作剧成功。他凡事都横冲直撞、不受拘束，也不知轻重，但十足真性情，想不喜欢他也难。如果朋友需要钱，他就算身上只有一毛钱都会大方出手，而借钱时也同样不跟你客气。我有时候难免寂寞、想家或害怕，他那张丑脸就会堆满笑容，说些中听的话，让人心情好起来。”
拉里抽着烟斗，苏姗等他继续说下去。
“我们以前常耍点小把戏，以便能一起休假。在巴黎的时候，他玩得可疯了。我们开心到不行。一九一八年三月初，我们本来早安排好休假，准备大玩特玩一番。放假前一天，上头派我们去敌军上空侦察，然后回报敌情。忽然间，我们被德国战机袭击，还搞不清楚身在何处时，我们已经在空中和敌军交战。我被其中一架敌机尾随，但我先下手为强。我正准备确认对方是否坠机时，眼角的余光瞄到另一架敌机紧跟在后。我急速下降，想要躲开，但它瞬间就追了上来。我心想这下完了，但就在这时候，我看到帕西像闪电一般压制住敌机，狠狠地朝它射击。敌机自知吃不消，忽然转向离去，我们也开始往回飞。我的机体受损得很严重，差点无法返回基地。帕西比我早一步到，我从飞机下来的时候，其他弟兄刚把帕西抬了出来。他躺在地上，大家在原地等救护车。帕西一看到我，就露出牙齿对我笑了笑。”
“‘我好好教训了跟在你后面的浑蛋。’他说道。”
“‘你怎么了，帕西？’我问。”
“‘噢，没事，被子弹打到了。’”
“他的脸色惨白，表情忽然变得狰狞。他这才察觉到自己快死了，以前连想都没想过死亡这回事。他瞬间坐了起来，笑了两声。”
“‘唉，累死了。’他说。”
“他倒下来，没了气息。他才二十二岁。他原本都盘算好了，战后要娶一名爱尔兰女孩为妻。”
我和伊莎贝尔谈话后的第二天，就动身前往旧金山，准备在那儿搭船到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