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影响的诅咒——译者序(1)

我所谓的“诗人内心的诗人”就是神魔的意思，即一个诗人潜在的不朽，也就是他的神性。

批评实践，按照其原义，就是对诗性思维进行诗性的思考。

——哈罗德·布鲁姆

对诗歌的诗性探索

1929年，布鲁姆三岁，正是记忆开始的时候。那年他父亲失业了，制衣工人本就养家不易，此时更是无计可施，这年圣诞节，只能给小哈罗德买了把玩具剪刀做礼物。幼小的哈罗德体会到剪刀里的悲情，忍不住抽泣。布鲁姆在贫寒艰辛的环境里长大，且从小举止笨拙，自称“平衡感不强”。幸好他所在的纽约布朗克斯区有个不错的公共图书馆，让他在书海里找到了庇荫，长时间地在梅尔罗斯阅览室里徜徉。十岁生日前夕他读到了克兰，从此便没有怀疑过克兰诗歌里的奇迹。十三岁又通读了弥尔顿的《失乐园》，为撒旦骄傲，对夏娃倾心。“自由通过我最初喜爱的诗人向我招手”，布鲁姆在自己的“收山之作”《影响的剖析》中这样写道，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在诗歌中重生的读者形象。

布鲁姆著本书时已年逾八十，自知《影响的剖析》极有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本综合性文学批评著作，故称之为“收山之作”（swan song）[1]。布鲁姆用这本书来厘清和扩充了自己思考了一辈子的问题，即影响和诗歌创作的关系，借机驳斥了对他的思想和捍卫这种思想的激烈态度的误解。这也是一幅批评者的自画像，其中流露的个人细节让读者得以梳理出布鲁姆作为一个批评家的积累过程和思考路径。“作为批评家的布鲁姆”一说颇为关键，因为布鲁姆认为在谈论文学家和文学批评者的时候没有必要牵涉人的所有侧面。布鲁姆认为，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和个人性格并不决定其文学性话语的最核心本质。他在书中没有抖搂很多八卦（除了一段关于奥登的故事略有挟带私货之嫌），但慷慨地向我们展示了他研习诗歌的方法。

他告诉我们说，他至今每年都要在课堂内外通读一遍莎士比亚。经常讲授克兰等诗人，他们诗作的大部分他都能背诵。他建议读者最好每天晚上读一点爱默生的《日记》，直到读完。要理解《哈姆莱特》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可以做的是聆听和背诵。由此他还作出一个大胆揣测：“失去了视觉的弥尔顿和近乎瞎眼的乔伊斯（后者写《守灵夜》至少用了十六年），可能都依靠大声背诵莎士比亚来唤醒自己的听觉记忆。”布鲁姆有着天生的超强记忆力，这无可置疑，他在书中也说听诗人默温朗诵了一遍《离别的女友》后就能背诵全诗了。不过再好的记忆也会衰退，再好的记忆也有偏差，在这本书里译者就发现几处作者误引的地方。但持之以恒的重复和满怀激情的亲密接触总是可以让我们记住似乎不可能记住的事物。

对布鲁姆来说，记忆给他带来的是一个几乎贯穿一生的文学问题和研究方法：“当你凭记忆携带英语诗歌中大部分的时候，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会呈现出奇妙的模样。”“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影响问题。一首诗怎样产生另一首诗？布鲁姆1973年就出版了《影响的焦虑》一书，提出前辈诗人会对后进者形成巨大的压力，而后者就会采取各种防御措施来避免自己的想象力被前人的诗句所淹没。最强悍的诗人可以在这种焦虑之下找到应对方法，绝处求生，保护并发扬自己独特的幻视。

也就是说，最强悍的诗人能逆转时间，这一点中国读者不会感到陌生。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就说过：“东坡《水龙吟》咏杨花，和韵而似原唱。”虽为和诗，胜似章质夫的原词，就这样颠倒了先来后到的次序。“才之不可强也如是。”

布鲁姆关于影响的观点当然引起了很多争议，《影响的剖析》一书就是作者对迄今所有质疑的回应。他特别澄清，所谓“影响的焦虑”指的不只是诗人在主观上时刻有所焦虑，说的更是一首好的诗歌在后来写成的诗歌里必然会留下痕迹。这种痕迹远远不是传统的用典概念所能涵盖的，还涉及许多其他奇妙的联系。即使作者本人开朗达观，面对这样的痕迹还是会有所忌讳，还是会有意无意采取一些写作策略来凸显自己的原创性。当然，诗人间的竞争虽然不可避免，但互相仰慕和敬爱还是更为重要的情感旋律。

布鲁姆认为影响问题是诗歌创作的核心，故而终其一生从未背离。这也实践了他自己所提倡的一个道理：要文学性地评论文学，用文学创作本身的思维来进行对文学的评论。

很显然，布鲁姆没有办法证明诗人就是这样进行创作的，他在诗歌当中看到的奇妙联系也不一定都能被诗人们认可，有可能是他先假设有影响然后才看到的结果。不过，许多关于人类心灵和头脑的观点都具有这样的特性，几乎无法用“全然客观”的测试方法来获得依据。

文学阐释就是这样一件悖论的事情，带有一定的循环论证和推测的性质。如何评判阐释的高低？或许没有大家都能接受的标准，也或许并不需要这样的标准。某种阐释方法一定会“影响”某一部分读者，在他们这里生发出新的阐释，新阐释越多，原阐释的力量也就越大。可以说，布鲁姆所探讨的“影响”问题不仅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关键，也是文学评论发生作用的一个基本途径。影响的大小既是可测又是不可测的，既是可以统计出来的引用率和销售量，也同样是无法以数值衡量的精神魅力。

对布鲁姆来说，文学阐释者，或者说批评者，就是文学精神分析大师，对作家和作品的内核作出推测。他们的根据不是玄学，而是自己超强的长期记忆力以及对文学语言深刻的认知和判断能力。他们也因此成为了文学古董的估价师，给经典标价，并能说出自己的一套理据，至少能让很大一部分人信服。

《影响的剖析》就是布鲁姆作为阐释者的最高成就：他对自己诗学精髓最完整的一次说明，一种最深意义上的心灵自传。作者的写作风格并不完美，这本书也不例外。有许多重复或表达不够清晰洗练的地方，议论中经常旁枝逸出，干扰我们的阅读体验。但书里的硬通货足够多，瑕不掩瑜。

诗歌对心灵的絮语

诗歌之间的影响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布鲁姆的思考经历了一些根本的转变。在《影响的焦虑》（1973）和《误读地图》（1975）中，他化用弗洛伊德、尼采及浪漫主义诗人的美学和精神分析理论，提出了六种“修正比率”，也就是后人修正前人作品的六种不同模式：clinamen， tessera， kenosis， askesis， apophrades， daemonization，这些词来自古希腊语或拉丁语，均表示让前辈诗歌语言发生偏转或将其改头换面地重新加以运用。第一个词在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中表示原子的曲折运动，后面五个词都有宗教或神秘主义含义，表明布鲁姆实际上是在创建一套解释诗人灵魂如何成长壮大的具有隐秘色彩的知识体系，他关于影响的理论就是他个人的宗教或神秘主义体系，或如他在《影响的剖析》一书中所说，是他自己的“卡巴拉”。不过，现在的布鲁姆对早年精心搭建的体系已经不感兴趣了。他认为这些概念容易被滥用，故而在自己的“收山之作”中以莎士比亚和惠特曼两大诗人为中心，对影响在其后辈诗人作品里的具体表现作出了更丰富而实在的剖析，这与《影响的焦虑》等著作有很大的区别。

拿弥尔顿的《失乐园》来举例。弥尔顿受莎士比亚的影响是多年前《影响的焦虑》进行具体分析的为数不多的文学实例之一，作者讨论得也比较充分。那时候，布鲁姆是这样解释《失乐园》中撒旦和影响问题的关系的：

（撒旦）选择了一条英雄之路：去经历地狱之苦，去探索在地狱里可能还有什么作为。要是他不选择这一条英雄之路，剩下来的另一种选择只能是忏悔，只能是接受一个全然于自我之外的“上帝”，彻底地无所作为。这个上帝就是文化史，就是逝去的诗人们，就是一种太丰足所以无所求的传统所带来的种种苦恼惶恐。

布鲁姆的分析把撒旦看成与传统进行斗争的诗人的一个隐喻，他堕落地狱之初还意欲重整旗鼓，集合残余的部下发起对上帝的反攻。对布鲁姆来说，这是撒旦最辉煌的时刻，此时，他记不起自己做“约柜天使”时候辉煌但混沌的模样，努力聚拢被前辈诗才冲破了的创造力，誓走英雄路。

时隔近四十年，《影响的剖析》对《失乐园》提出了全新的解读法。布鲁姆认为，撒旦记不起自己在堕落之前的模样暗合哈姆莱特的境遇，哈姆莱特也记不起曾有过心境纯洁，对他人不加猜疑的时光。对布鲁姆来说，哈姆莱特不啻为最令人费解的恶魔的原型，但他的冷酷并非全无来由：假如他母亲和叔叔有染，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回溯到哪个时间点始终是一个谜，也就是说哈姆莱特面对的恶人很可能不是叔父，而是生父，这么一来他所谓的犹豫就很容易解释了。撒旦的形象承继了《哈姆莱特》剧中的预设：堕落之前的完整和无邪我们无法知道，只能揣测。

但撒旦也有其独特性，或许可以把他看作一个堕落得更为彻底的哈姆莱特，如果要展现他堕落前的模样，那么哈姆莱特这个原型就无法隐匿了。布鲁姆又指出，如果弥尔顿试着让撒旦说出哈姆莱特那样的讽喻性独白，就会经历重大失败，因为他是完全没有喜剧才华的史诗诗人。藏拙、隐藏原型，就是弥尔顿对影响的强力反应。

更进一步，布鲁姆把影响和防御这对矛盾扩大到了作者和他的创造之间。按照这个逻辑，《失乐园》的主题实际上是撒旦和弥尔顿之间的争斗，就好像《哈姆莱特》的中心实际上是哈姆莱特与莎士比亚之间的斗争。哈姆莱特所反抗的是莎士比亚所用的陈旧的复仇剧的形式，而撒旦对弥尔顿的反抗在于要证明自己配得上悲剧这个壮烈的形式，自己不只是不可救药的唯我主义者。这种争斗与弥尔顿掩盖性的防御机制纠结在一起，使得撒旦变成了一个特别容易引起各种互不兼容的解读的人物。

就这样，布鲁姆超越了新批评的细读方法。新批评对诗歌的解析局限于字词层面，而布鲁姆使用的是传统古老的解读方法，以一种神启式的猜测为基础。这样的猜测披着灵光，但也很难证实。在此基础上，布鲁姆很耐心地拆解诗歌的辞藻、修辞、情感深度和“境界”（布鲁姆认为诗的最高境界就是无一字不为“必然”）方面的特征，以期说明传世杰作是如何获得崇高感和奇异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