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我的祖辈
汤姆和米妮·福莱特
亚瑟和贝茜·埃文斯】
卡拉知道父母快要吵架了。走进厨房，她就感受到一股刺骨的敌意，如同二月暴风雪前刮过柏林街道的寒风。她真想转身就走。
卡拉的父母很少吵架。他们大多数时候如胶似漆，好得有点过了头。每当他们在人前亲吻的时候，卡拉都觉得浑身不自在。她的朋友们觉得这很奇怪——他们的父母从来不这样。她曾经问过母亲一次。母亲笑着对她说：“我们刚结婚，你父亲就参战了。”尽管操着一口流利的德语，但卡拉的母亲出生在英国，“我留在伦敦，你父亲回德国参了军。”这件事卡拉听了无数遍了，但母亲不厌其烦地讲，“我们本以为战争最多会持续三个月，结果我却五年没见到他。那时我老是在想，只要能摸一下他，我就满足了。现在，我就是喜欢和他亲热。”
父亲也好不到哪里去。“你母亲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女人，”几天前，他就在这间厨房里告诉卡拉，“所以我娶了她，这和……没有关系。”他的声音变小，和母亲鬼鬼祟祟地笑着，就像十一岁的卡拉根本不懂性事。这太让人尴尬了。
不过，他们偶尔还是会吵架。卡拉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吵。现在，两人眼看就要起冲突了。
他们坐在餐桌的两头。父亲穿着灰色西装、浆白衬衫，戴着黑色的丝绸领带，和以往一样神情严峻。尽管发际有些后移，马甲下面的小腹有些微微隆起，但他的外表还是一如既往的整洁。可以看得出，他正尽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卡拉很熟悉这种表情。当家人们做了触怒他的事情时，他总是这种表情。
父亲手里拿着一份母亲供稿的杂志。她在《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社工作，以“茉黛女士”的笔名为杂志撰写政治和外交方面的闲话专栏。父亲大声朗读起来：“德国新总理阿道夫·希特勒阁下在兴登堡总统[1]的招待会上完成了外交舞台上的首秀。”
卡拉知道，总统是一国之尊。但他超然于日常的政务之上，只是扮演裁判官的角色。总理是政府的实际掌控者。尽管希特勒已经当选为总理，但他的纳粹党还没有在议会取得多数席位——因此，至少现在，其他党派还能控制纳粹的倒行逆施。
父亲像被人强迫谈论下水道里的污物般语带反感：“他穿着燕尾服正装，似乎非常难受。”
卡拉的母亲一边啜饮着咖啡，一边看着窗外，似乎对大街上戴着手套和围巾匆匆上班的行人很感兴趣。和父亲一样，她也在强装镇定。卡拉很清楚，母亲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而已。
女仆艾达穿着围裙，正在料理台前切奶酪。她把一个装着奶酪的盘子放在卡拉父亲的面前，但他看也不看。“希特勒先生显然对身着粉红天鹅绒礼服、品位高雅的意大利大使夫人伊丽莎白·塞鲁蒂非常感兴趣。”
母亲总喜欢对别人的穿着评头论足。她说这有助于读者想象出笔下人物的形象。她也有一些非常不错的衣服，但时世艰难，母亲已经有好几年没买新衣服了。这天，她穿着一件大约在卡拉出生时买的天蓝色羊绒长裙，看上去非常苗条。
“身为一名犹太人，塞鲁蒂夫人是个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和希特勒相谈甚欢。她乞求希特勒停止煽动对犹太人的仇恨了吗？”读到这里，父亲把杂志往餐桌上狠狠一摔。
好戏就要开始了，卡拉心想。
“你知道这会惹恼纳粹。”他说。
“这正是我要的效果，”母亲冷冷地说，“我情愿封笔也不写讨好他们的东西。”
“别把他们惹毛了，那群人非常危险。”
母亲的眼里满是怒火。“沃尔特，不要对我发号施令。我知道他们很危险——这正是我要和那群人对着干的原因。”
“我只是觉得没有惹恼他们的必要。”
“你应该在议会向他们发起攻击。”父亲是社会民主党的议员。
“我只做理性的讨论。”
又搞这套，卡拉心想。父亲理性、谨慎，同时遵纪守法，而母亲激进，且我行我素。父亲沉静地坚守着自己的原则，母亲则咄咄逼人地宣扬自己的主张。他们永远无法取得一致。
父亲补充道：“我不会故意惹那些纳粹党人发狂。”
“可能因为你根本不能对他们造成任何伤害。”
父亲被母亲的快速反击惹怒了，他高声说道：“用这种闲聊式的专栏文章就能摧毁他们了吗？”
“我在嘲笑他们。”
“你是在攻击他们。”
“这两种我们都需要。”
父亲越发生气了。“茉黛，难道你不知道这样做是在把自己和家人置于危险中吗？”
“正相反，不嘲笑才是真正的危险。你难道没有想过，如果德国变成一个法西斯主义国家，我们的下一代会是什么样吗？”
这类争论总让卡拉觉得不舒服。她不愿去想家人会陷入危险。生活应该一如既往。她希望每天早晨都能坐在厨房里，和分坐在餐桌两边的父母，以及在料理台前忙碌的艾达待在一起，当然还有她匆匆下楼的哥哥埃里克，他又起晚了。生活为什么要改变呢？
每天早饭时，父母都会讨论一些政治问题。卡拉觉得自己能理解父母正在干些什么，知道他们正计划着让德国变得更好。但最近这种交谈有点变味了，他们似乎认为德国正被一种可怕的危险笼罩，卡拉却想象不出这种危险是什么。
父亲说：“为了压制希特勒和他的党羽，我真的已经做了一切我能做的。”
“我也一样。但你总以为自己做的事情才是明智的，”母亲的脸因愤怒而变得铁青，“而当我有所行动时，你却谴责我把这个家置于险境。”
“我这样说是有理由的。”父亲说。争吵刚刚开始，但这时埃里克晃荡着书包像小马驹一样冲下楼梯，奔进了餐厅。他比卡拉大两岁，今年十三岁，上嘴唇已经长出了淡淡的黑色胡须。前些年，埃里克和卡拉成天在一起玩。但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自从长个儿以后，他就装出一副认为卡拉幼稚和不懂事的样子，不跟她一起玩了。事实上，卡拉比埃里克聪明得多，知道很多他无法理解的事情，比如什么是月经。
“你刚才弹的是哪首曲子？”埃里克问母亲。
兄妹俩时常被母亲的钢琴声吵醒。这架施坦威钢琴和这栋房子都是他们的父亲从自己的父母那里继承来的。母亲说白天太忙，晚上又太累，所以只能早晨弹一会儿琴。这天，母亲弹了一首莫扎特的奏鸣曲和一首爵士乐。“这首爵士乐叫《猛虎》。”她告诉埃里克，“你想来点奶酪吗？”
“爵士乐是颓废的音乐。”埃里克说。
“别瞎说。”
艾达把一盘奶酪和切碎的香肠放在埃里克面前，他把食物塞进嘴里。卡拉觉得埃里克的吃相非常难看。
父亲的表情突然变得非常可怕。“埃里克，这些胡说八道是谁教给你的？”
“赫尔曼·布劳恩说爵士乐是黑人发出的噪声，根本不能算是音乐。”赫尔曼是埃里克最好的朋友，而他的父亲是纳粹党的一员。
“赫尔曼应该尝试一下。”父亲看了母亲一眼，神情缓和了些。母亲对他笑了笑。父亲接着说：“多年前你妈妈曾经想教我弹拉格泰姆[2]，可我总是掌握不好节拍。”
妈妈又笑了：“简直是对牛弹琴。”
争执结束了，卡拉不禁松了口气。她感觉好了些，拿了些黑面包浸在牛奶里吃。
但埃里克又不干了。“黑人是劣等民族。”他不服气地说。
“才不是呢，”父亲循循善诱地说，“如果一个黑人孩子在优渥的家庭里长大，上名校接受良好的教育，说不定比你还聪明呢。”
“你胡说。”埃里克有点气急败坏了。
母亲插话进来：“傻孩子，不能和爸爸这样说话。”她的火已经发完了，此时的语调里带着一丝倦意，“你和赫尔曼·布劳恩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埃里克说：“雅利安人是最优秀的人种——我们将统治世界。”
“你的纳粹朋友根本不知道历史，”父亲说，“德国人还生活在洞穴里的时候，埃及人就造出了金字塔。阿拉伯人在中世纪时曾统治世界——那时穆斯林已经学会了算术，而德国的王子们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一个人是不是聪明，和种族无关。”
卡拉皱着眉头问：“那和什么有关系呢？”
父亲慈爱地看着她：“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你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已经很聪明了。”父亲的赞赏让卡拉很开心，“文明兴衰起伏——中国人、阿兹特克人、罗马人都曾经历过——但其中的原因谁都说不清楚。”
“都快点吃完，穿上外套，”母亲说，“你们要迟到了。”
父亲从马甲口袋里拿出怀表，扬起眉毛看了一眼：“还不算晚。”
“我把卡拉送到弗兰克家去，”母亲说，“她们学校停课一天——似乎是要修壁炉——我打算让卡拉和弗里达待上一天。”
弗里达·弗兰克是卡拉最好的朋友，她们的母亲也是密友。弗里达的母亲莫妮卡，年轻时甚至还和卡拉的父亲谈过恋爱——这件好玩的事是弗里达的奶奶某天喝多了香槟后告诉她们的。
父亲问：“为什么不让艾达照看卡拉？”
“艾达要去看医生。”
“哦。”
卡拉希望父亲追问一下艾达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却像早就知道了似的点点头，把表收了起来。卡拉打算开口问，但又觉得不妥。她本想之后再去问母亲，然而卡拉很快就把这事给忘了。
爸爸穿着黑色的长大衣先出了门。埃里克戴上帽子——像他的朋友们一样随意地搭在头上，好像随时会掉下来似的——然后跟着父亲走了。
卡拉和母亲帮艾达收拾餐桌。卡拉和艾达的感情非常好，上学之前，因为母亲需要上班，卡拉一直由艾达看护着。艾达还没结婚，她二十九岁，长相普通，不过笑起来非常美。前年夏天，她和警察保罗·胡贝尔约会过一段日子，但这段感情无果而终。
卡拉和母亲站在走廊的镜子前戴帽子。母亲的动作不紧不慢。她选择了一顶深蓝色窄边圆呢帽，样式很大众，不过她刻意斜戴着，看起来有几分俏皮。卡拉把编织绒线帽戴在头上，寻思将来能否像母亲这般有风格。妈妈看上去像个战争女神，脖子、下巴和颧骨仿佛是用大理石雕刻出来的。她迷人极了，没错，但确实谈不上漂亮。卡拉和母亲一样拥有黑色头发和绿色眼眸，但比起雕像倒更像是个胖娃娃。她曾偶然偷听到奶奶对母亲说：“看着吧，丑小鸭终有一天会长成白天鹅的。”卡拉还在等着那一天的到来。
等母亲打扮好以后，母女二人一起出门了。她们家位于市中心的米特老城区，在一排优雅高大的连栋住宅之中，这些房子是当初为了像卡拉爷爷那样在附近的政府大楼上班的高官和军队官员建造的。
卡拉和母亲先搭乘电车，沿着菩提树下大街往前，然后转乘地铁从弗里德里希大街坐到动物园站。弗兰克一家住在柏林西南市郊的勋伯格。
卡拉盼望着见到弗里达的哥哥，十四岁的沃纳。她喜欢沃纳。有时卡拉和弗里达会想象着嫁给对方的兄长，做邻居，彼此的孩子也成为好朋友。弗里达认为这只是个游戏，但卡拉暗自当真了。沃纳英俊成熟，一点儿不像埃里克那么蠢。卡拉卧室的玩具小屋里放了张迷你床，床上并排睡着一对玩偶夫妇，卡拉私下里把他们叫作“卡拉和沃纳”，没人知道这个秘密，连弗里达都不知道。
弗里达还有个七岁的弟弟阿克谢尔，但他生下来就脊柱开裂，必须长年接受治疗。现住在柏林市郊的一所特殊医院里。
一路上，母亲都想着心事。“希望一切都能顺利。”下地铁时她心不在焉地自言自语。
“肯定顺利，”卡拉说，“我和弗里达会玩得很开心。”
“我指的不是这个，我是说那篇关于希特勒的文章。”
“我们会有危险吗？爸爸说的是对的吗？”
“你爸爸通常都是对的。”
“如果惹恼了纳粹，我们会怎么样啊？”
妈妈古怪地盯了她好一会儿，然后说：“老天，我带你来的是个怎样的世界啊！”接着，两人都不说话了。
步行了十分钟以后，她们抵达了一座掩映在大花园里的别墅。弗兰克一家很有钱，弗里达的父亲路德维希，拥有一间生产收音机的工厂。车道上停着两辆车，闪亮的黑色大轿车是弗兰克先生的，已经启动了，排放着一团团尾气。司机瑞特穿着一身制服，裤腿塞在长筒靴里，手拿帽子随时准备为雇主打开车门。他鞠了一躬，说：“早上好，冯·乌尔里希夫人。”
另一辆是只有双人座的绿色小车。一个留着灰白胡子的矮个子男人拎着皮箱从别墅里出来，坐进车里后，碰了碰帽子向母亲致意。“不知道洛特曼医生这么早来干吗。”母亲不安地说。
她们很快就知道了原因。弗里达的母亲，高大的满头红发的莫妮卡走到门口，脸色苍白，神情焦急。她没有招呼母女俩进门，而是像挡着她们似的站在门口。“弗里达出麻疹了。”
“太可怜了！”母亲说，“她怎么样了？”
“她又发烧又咳嗽，病得相当重。不过洛特曼说她会好起来的。但她必须接受隔离。”
“这是自然，你得过麻疹吗？”
“得过，小时候得过。”
“你们家的沃纳也得过——我记得他当时身上满是可怕的疹子。你丈夫得过吗？”母亲问。
“鲁迪[3]小时候也得过。”
两位母亲把目光投向卡拉。卡拉没得过麻疹。她意识到，这意味着自己没法和弗里达一起玩了。
卡拉很失望，但母亲受到的打击更大。“这周的杂志是选举特刊——我可不能请假。”她似乎心烦意乱。大人们非常关心下周举行的大选，卡拉的父母担心纳粹会在选举中获胜，从而取得政府的主导权。“另外，伦敦有个老友今天会来看我。不知道能不能让沃尔特请一天假，照看下卡拉？”
莫妮卡说：“为什么不打个电话给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