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清晨(1)

第一部 约翰·米希尔之死

三年过去了。克利斯朵夫快满十一岁。他继续受他的音乐教育。他跟圣·马丁寺的管风琴师弗洛李昂·霍才学和声，那是祖父的朋友，非常博学的。老师告诉他，凡是他最喜欢的和弦，他听了身心陶醉，禁不住要打寒噤的和声是不好的，不能用的。孩子追问理由的时候，老师说就是这么回事，和声学的规则是这样的。但因他天性倔强，倒反更喜欢那些和声。他最高兴在人人佩服的大音乐家的作品中找出这一类例子，拿去给祖父或老师看。祖父回答说，那在大音乐家是了不起的，对贝多芬或巴赫是百无禁忌的。老师可不这么迁就，他生气了，挺不高兴的说那不是他们所作的最好的东西。

现在克利斯朵夫可以随便到音乐会和戏院里去；同时他每样乐器都学一点，小提琴已经拉得很好，父亲想替他在乐队里谋个位置。他实习了几个月，居然非常称职，便正式被任为宫廷音乐联合会的第二小提琴手。他就这样的开始挣钱；而这也正是时候了，因为家里的情形一天不如一天。曼希沃的酗酒更厉害，而祖父也更老了。

克利斯朵夫体会到家里凄惨的境况，已经有了少年老成和心事重重的神气。他打起精神干他的差事，虽然觉得毫无兴趣，晚上不免在乐队里打瞌睡。戏院再也引不其他小时候那样的情绪了。那时，——四年以前，——他最大的野心是爬到他现在这个位置。但人家要他演奏的音乐，一大半是他不喜欢的；尽管还不敢下断语，他暗中认为它们无聊；要是偶然演奏些美丽的乐曲，他又看不上别人那种颟顸的态度；他最爱的作品，结果也象乐队里的同事们一样令人生厌：他们在幕下之后喘喘气，搔搔痒，然后笑嘻嘻的抹着汗，消消停停的讲些废话，好似才做了一小时的健身运动。他从前锺情的人物，那个金发赤足的歌女，此刻又从近处看到了；幕间休息的时候，他常常在餐厅里碰到她。她知道他小时候喜欢她，就很乐意拥抱他；可是他一点不感到愉快：她的化装，身上的气味，粗大的胳膊，狼吞虎咽的胃口，都招他厌；现在他简直恨她了。

大公爵没有忘记他的钢琴师：这并不是说，以钢琴师的名义应有的一点儿月俸会准起支付，那是永远要去催讨的；但克利斯朵夫常常被召进府去，或者因为有什么贵宾到了，或者因为爵爷们兴之所至要听他弹琴了，差不多老是在晚上，正当克利斯朵夫想独自清静一会的时候。那就得丢下一切，急急忙忙赶去。有时，人家教他在穿堂里等着，因为晚餐没有终席。仆役们为了常常看到他，和他说话的口气挺随便。然后他被带进一间灯烛辉煌，很多镜子的客厅，那些酒醉饭饱的人毫无礼貌的用好奇的眼睛瞧着他。他得走过上足油蜡的地板去亲吻爵爷们的手；他可是越大越笨拙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可笑，而自尊心也受了伤害。

随后他坐上钢琴，不得不替那些笨蛋演奏（他认为他们是笨蛋）。有时候，人家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简直使他受不了，几乎要停下来。他缺乏空气，好象快闷死了。奏完以后大家随便夸奖一阵，介绍他见这个见那个。他觉得被人当做古怪的动物，跟亲王动物园里的珍禽异兽一样，所有赞美的话多半是对主人而不是对他说的。他自以为受了羞辱，因之他的多心几乎成了一种病态，而且因为不敢表现出来，所以愈加痛苦。哪怕是人家最无心的行动，他也看出有侮辱的成分：有人在客厅的一角笑，那一定是笑他，可不知笑他什么，是笑他的举动呢还是笑他的服装，笑他的面貌呢还是笑他的手足。一切都使他感到屈辱：人家不跟他谈话他觉得屈辱，跟他谈话也觉得屈辱，把他当做小孩子般给他糖果也觉得屈辱，要是大公爵用着贵人们那种不拘小节的态度，给他一块金洋把他打发走，他尤其难堪。他因为穷，因为被人看做穷而苦恼。有一天晚上回家的时候，他手里拿的钱使他心里难过到极点，甚至把它扔在地窖的风洞里。可是过了一忽儿，他不得不压着傲气去捡回来，因为家里积欠肉店的账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他的家长可想不到这些为了自尊心所受的痛苦，倒还因为他受到亲王的代遇而很高兴呢。儿子能在爵府里跟那些漂亮人物一起消磨夜晚，老实的鲁意莎简直想不出还有什么更美的事。至于曼希沃，那更是向朋友们经常夸耀的资料。但最快乐的还是老祖父。他表面上装做独往独来，说话毫无忌讳，瞧不起名衔地位，骨子里却是挺天真的仰慕金钱，权势，荣誉，声望；看见孙儿能接近那些有财有势的人，他真得意极了，仿佛孩子的光荣能直接反射到自己身上；他虽然装做若无其事，总掩不住脸上的光彩。凡是克利斯朵夫进爵府的晚上，老约翰·米希尔就得借端待在媳妇那里。他等孙儿回来的心情，竟象小孩子一样的不耐烦。克利斯朵夫一回家，他先装着漫不经心的神气，提出些无关紧要的问句，好比：

“嗯，今儿弹得不坏罢？”

或者是亲热的暗示，例如：

“哦，我们的小克利斯朵夫回来了，一定有些新闻讲给我们听了。”

再不然便用一句巧妙的恭维话捧捧他：

“公子在上，我们这厢有礼了！”

可是克利斯朵夫沉着脸，心绪恶劣，冷冷的回答了一声“您好”，就去坐在一旁生气。老人家继续问下去，提到些比较实际的事，孩子的回答只有唯唯否否。家里别的人也插进来问长问短：克利斯朵夫可愈来愈拧着眉头，一字一句差不多全得从他嘴里硬逼出来，终于约翰·米希尔发脾气了，说出难听的话。克利斯朵夫也不大客气的顶回去，结果闹得不欢而散。老人砰的一声带上了门，走了。这些可怜虫所有的乐趣都给克利斯朵夫破坏了，而他们也完全不了解他恶劣的心绪。他们奴颜屈膝的精神，可并非他们的过失！他们根本没想到另有一套做人的方法。

于是克利斯朵夫变得深藏了；虽然对家人不下什么判断，他总觉得自己跟他们隔着一道鸿沟。当然，他也夸张这种隔膜的情形；因为即使思想不同，要是他能推心置腹的跟他们谈一谈，他们也不见得不了解他。然而父母与子女之间要能彻底的推心置腹，哪怕彼此都十二分的相亲相爱，也极不容易办到：因为一方面，尊敬的心理使孩子不敢把胸臆完全吐露；另一方面，有自恃年长与富有经验那种错误的观念从中作梗，使父母轻视儿童的心情，殊不知他们的心情有时和成人的一样值得注意，而且差不多永远比成人的更真。

克利斯朵夫在家里看到的客人，听到的谈话，使他和家人隔离得更远了。

上他们家来的有曼希沃的朋友，多数是乐队里的乐师，喜欢喝酒的单身汉，并不是坏人，但俗不可耐；他们的笑声和脚声使屋子都为之震动。他们爱好音乐，但议论音乐时的胡说八道的确令人品恼。孩子的感情是含蓄的，那些大人兴高采烈的恶俗的表现把他伤害了。遇到他们用这种态度来称赞他心爱的乐曲，他仿佛连自己也受了侮辱，便浑身发僵，脸都气白了，装出一副冰冷的神气，好似对音乐全无兴趣；要是可能，他竟要恨音乐了。曼希沃说他：

“这家伙没有心肝，没有感觉。不知他这种性格象谁。”

有时他们一起唱着四部合唱的日耳曼歌，和声极平板，速度极慢，又笨重，又一本正经，跟那些唱的人一样。克利斯朵夫便躲在最远的一间房里对着墙壁咒骂。

祖父也有他的朋友：管风琴师，地毯匠，钟表匠，低音提琴手，全是些多嘴的老头儿，永远说着同样的笑话，无休无歇的讨论艺术，政治，或是当地世家的家谱，——他们的兴趣并不在于所讲的题目，只要能说话，能找到说话的对手就高兴了。

至于鲁意莎，她只跟几个邻居的妇女来往，听些街坊上的闲言闲语；每隔相当时候，也有些“好心的太太”，说是关切她，跑来约她在下次宴会中帮忙，同时还越俎代庖，过问孩子们的宗教教育。

所有的客人中，克利斯朵夫最讨厌丹奥陶伯伯。他是约翰·米希尔前妻克拉拉祖母的前夫之子，跟人家合开一个做非洲与远东贸易的商号。他可以说是新派德国人中的一个典型：一方面对民族古老的理想主义冷嘲热讽的表示唾弃，一方面因为国家打了胜仗，特别崇拜强权与成功，而那种崇拜，正显出他们是暴发户，最近才领略到强权与成功的滋味。但要改换上百年的民族性是不能一下子办到的，所以被压制的理想主义，随时会在言语，举动，道德习惯，和日常生活中动不动引用歌德的名句等等上面流露出来。那真是良心与利害观念很古怪的混合起，也是一种很古怪的努力，想把旧时德国中产阶级的道德，和新式商人的不顾廉耻加以调和：这种混合，老带着不可向迩的虚伪的气息，因为它结果把德国的强权，贪心，利益，作为一切权利，一切正义，一切真理的象征。

克利斯朵夫耿直的天性受不了这一套。他不能判断伯父是否有理；可是他瞧不其他，觉得他是敌人。祖父也不喜欢那种观念，反对那些理论；但他要不了三言两语就被驳倒了，因为丹奥陶口齿伶俐，老人品度宽宏的天真，在他嘴里马上会变得幼稚可笑。结果约翰·米希尔也对自己的好心肠引以为羞了；甚至为表示他并不象人们所想的那么落伍，也学着丹奥陶的口吻，但他说来总不是味儿，连自己都觉得别扭。可是不管他心里怎么想，丹奥陶毕竟威风得很；而老人对一个在实际事务上能干的人素来很尊敬，尤其因为自己绝对没有这等才具，所以更羡慕不止。他巴望孙儿之中也有一个能爬到那种地位。曼希沃也有这意思，决心要洛陶夫走伯父的路。因此全家都奉承这位有钱的亲戚，希望他将来帮忙。他知道人家少不了他，便借此机会大模大样的摆架子：什么都得过问，什么都要批评，毫不隐瞒他轻视艺术和艺术家的心理，甚至故意摆在脸上，羞辱那些当乐师的亲戚。他嘴里肆无忌惮的刻薄他们，他们居然厚着脸跟着他笑。

克利斯朵夫尤其被伯父作为嘲笑的目标；他可是不能忍耐的。他一声不出，咬着牙，沉着脸。伯父又拿他这种不声不响的气愤开玩笑。有一天丹奥陶在饭桌上把他折磨得太不象话了，克利斯朵夫不由得心头火起，对他脸上唾了一口。那可真是件骇人听闻的事了。伯父先是愣了一愣，然后气势汹汹的破口大骂。克利斯朵夫也给自己的行为吓呆了，连雨点般打在他身上的拳头都不觉得；可是人家要拉他跪在伯父前面的时候，他就拚命挣扎，推开母亲，逃到屋外去了。他在田野里乱窜，直跑到气都喘不过来方始停下。他听见远远的有叫唤他的声音；他心里盘算：既不能把敌人摔在河里，要不要自己跳下去。他在田里睡了一夜。天亮的时候，他去敲祖父的门。老人为了克利斯朵夫的失踪急坏了，一夜不曾阖眼，再没勇气埋怨他。他送他回家；大家看他那么紧张，便绝口不提昨天的事；而且还得敷衍他，因为晚上要到爵府里去弹琴。可是曼希沃唠叨了几个星期，口气之间并不指定谁，只抱怨着说，要希望那些没出息的、教你丢脸的人，看到品行端方、循礼守法的好榜样而觉悟，真是太难了。至于丹奥陶伯伯，在街上碰到克利斯朵夫的时候，便掉过头去，掩着鼻子，表示痛心疾首。

在家里既得不到什么同情，他便尽量的不待在家里。人家不断加在他身上的约束使他非常痛苦：要他尊重的人物跟事情太多了，又不许他追问理由；克利斯朵夫可是生来不知忌惮的。人家越想要他驯服，做个循规蹈矩的德国小布尔乔亚，他越觉得需要摆脱羁绊。在乐队里或爵府里，一本正经的，无聊透顶的受够了罪，他只想和小马一样在草里打滚，也不管什么新短裤，就从绿草如茵的山坡上滑下来，或是跟街坊上的野孩子摔着石头打架。他不常常这么玩，倒并非为了怕挨骂或挨打，而是因为没有同伴。他和别的孩子老是格格不入，连街上的野孩子也不喜欢跟他玩儿，因为他对游戏太认真，下手也太重。而他也孤独惯了，和那些年纪相仿的孩子离得远远的；他为了自己游戏玩得不高明很难为情，不敢加入他们的伙。于是他假装不感兴趣，虽然心里极希望人家邀他参加。可是谁也不跟他说一句话，他就做出满不在乎的神气，好不难过的走开了。

他的安慰只有在高脱弗烈特舅舅来的时候和他出去闲逛。他越来越接近他了，认为舅舅独往独来的性格是对的。高脱弗烈特到处流浪，不肯住定一个地方的乐趣，现在他完全懂得了。他们俩常常在黄昏时到田野去散步，漫无目的，只是一味望前走，因为高脱弗烈特老想不平时间，回去总是很晚，给家里人埋怨。最快活的是趁夜里大家睡熟的时候溜出去。高脱弗烈特明知那是不应当的，可禁不住克利斯朵夫苦苦哀求，而他自己也舍不得放弃这种乐趣。半夜前后，他到屋子前面照着约定的暗号吹一声唿哨。和衣睡着的克利斯朵夫便偷偷的下床，手里拿着鞋子，屏着气，象野人一样巧妙的爬到临街的厨房窗下。他爬上桌子；舅舅在外边用肩头接应他。于是他们俩出发了，快活得象小学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