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的法律源自皇帝的命令，法典就是皇帝给地方官员的指令，指示他们如何去惩处一切违背皇帝利益的行为。明代开国皇帝在1368年登基时颁布了一批命令，明代的法律开始存在。成文法的形式是详细说明对具体罪行进行具体惩罚的规定和汇编。规定和汇编由皇帝下令颁布。明太祖在位的初期就小心翼翼地确保他的王朝会得益于称之为律的成文法。他如此密切注意编制法典（律）的行为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在此之前蒙古人统治中国期间的元朝，因为缺乏一部正式的法典而弊病百出。明代开国皇帝认为一部法典是有价值的，因为它能协助他维持以他的世系为中心的官僚的纪律、公众的秩序和固定下来的制度。此外，一部法典是他统治的合法性的象征。

由于明太祖花了相当精力致力于编制一部正式的法典，在他在位时期出现了一批版本。明代的第一部法典化的法律在1368年以律令的标题颁布。虽然合并的版本已经佚失，但我们仍有令的1368年版本，它包括令145条。佚失的1368年版的律有285条。这些命令和条款被归并成与中央政府六部（吏、户、礼、兵、刑和工）相应的类别。

在明朝建立之年的年终前，皇帝命令几名学者审定653年版的《唐律疏议》的条款，其用意是要修订明代的律。他命令朝中的学者从唐律中每天约选20条条款在他面前详细分析，从中他选出适合在他的王朝中继续使用的条款，不过它们规定的惩罚的性质和力度在认为必要时被改动了。

在明太祖在位的几乎整个时期，中央成文法审定和编制的工作一直在进行。1373年，他命令其官员修订律。令没有包括在这次修订工作中，事实上，令在明代的法律制度中从来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它们作为辅助性立法的作用已被明太祖自己的“大诰”和“榜文”代替了。修订后的成果在1374年颁布，其内容结构与第一个版本完全不同。新版的内容沿用唐律的12类（总则〈名例〉、御用卫队〈禁卫〉及禁忌〈杂律〉、行政规定〈职制〉、户和婚姻〈户婚〉、公用马厩和粮仓〈厩库〉、未授权的征用〈擅兴〉、暴行和抢劫〈贼盗〉、侵犯和控告〈斗讼、诈伪〉、拘捕和逃逸〈捕亡〉、审判和监狱〈断狱〉）。这版明律共有606条，而过去的唐律只有502条。这606条中，有的是从1368年版照搬过来；有的条是被并成律的原来的令；有的条或是对旧律作了修改，或是新定的。

在1376年、1383年和1389年又对1374年的法律进行了修改，而最后一次又对内容作了重大的改动。每次修订条数都有变动，但到1389年，其数被固定为460条。1389年的最后版本称《大明律》，它又按照原来的1368年框架进行编排。它由与六部相应的六大部分组成，再加上来自唐律的第七部分。第七部分为名例，被置于新法典之首，这样，内容共有七大部分。在以六部命名的六部分中，其内容又根据基本法律的分类进一步被细分成若干小类（见表3-1）。

作为王朝的奠基人，朱元璋把自己树立为帝国惟一合法的法典制定者和最高法官。他有惊人精力，他在漫长的在位期间亲自审讯数百人。在消灭政府弊病的运动中，他觉察到蒙古人疏于行政管理的缺点，所以乘机颁布了他自己特定的司法裁决和规定。这个过程中有针对性的主要产物是1385年、1386年颁布和1387年两次颁布的《大诰》。在这四份有意识的以简明易懂的文字写成的《大诰》中，皇帝亲自选登了他审讯贪污官员、胥吏、军官和普通老百姓的记录。在判决时，他常常应用在律令中都未批准的惩罚。相反，他选择的惩罚是专断和想入非非的，而且常常是任性和吓人的。产生《大诰》的方式从来没有被以后的皇帝再次采用过，因为只有开国皇帝才有当场制定法律而不顾正规的法律文本的特权。后来的皇帝受王朝家法的束缚，必须遵守体现在大明律中的定制。

在他去世前一年的1397年，明太祖连同他从《大诰》中选出的材料一起，再次颁布了他的法典。这部文献称《大明律诰》，它由《大明律》本身、有关以钱赎免死罪规定的律诰，以及从前四份《大诰》中选收的约36项内容组成。

明太祖还以“榜文”形式颁布法令和他个人的谕旨。根据他的命令，榜文张贴在全帝国的公开场所。例如，1389年的一张榜文规定，凡以欺诈行为提出诉讼的人，应公开处以凌迟。犯人的首级在其家门前示众，家中成员被发配到边境以外。这些榜文没有被官僚机构载入法典，所以只有少数流传至今。但它们的确真实地反映了开国皇帝统治中个人的怪异的特性。

明代法律的特点

由于明太祖经常用在《大诰》和榜文中见到的形式宣布他自己的特定的命令和惩罚，明代法律的特点是，它不能算是正式法典的简单产物。在开国皇帝治理期间，他正在设法巩固他的权力，并采用了这些临时性的手段，以记录和推行他的意志。

对比之下，以后的皇帝，特别是在永乐帝显然非法地取得皇位以后，需要通过坚持开国皇帝的合法秩序的门面，来支撑他们的合法地位。这意味着，他们不能按照自己的兴致来颁布成文法。相反，他们必须支持一种神话，即《大明律》是王朝长期不变的法律基础。他们在这样行事时，却不必受此法典的束缚，因为他们与开国皇帝一样置身于法典之上。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能像开国皇帝那样继续修订法典。这部法典必须保持长期不变，从而提供一块合法、公平、公正统治的神话赖以存在的坚实的基石。

结果，这部法典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观察。它可以被看成是集法律教义之大成，任何时候都生效。它也可被视为一批高度具体的规定，它们制约着官员，并规定了一些条件，官员在这些条件下必须得到皇帝的批准才能进行治理。在后一个方面，法典因与社会和经济情况的步调不一致而失效了，因为在王朝史的276年间，这些情况发生了激烈的变化。

为了应付这些变化的情况，后来的皇帝在对来自官员的奏议时就事论事地作出反应，官员们在提出请求时则以法典和皇帝的告示为指导方针，这种就事论事的决定称例。作为一种未列入法典和未成体系的法，这些日益增多的例构成了一种次要的立法。在一开始，这些裁决是作为对具体情况作出的特殊反应，并不被视作事后的法律。但是，这些事例无意中就成了后来出现的情况的既定先例，以致它们被官员们以条例的标题随时地收集起来。

在明代开始进行这种活动时相对地说是非正式的，皇帝也没有主持。但在1500年，孝宗皇帝颁布了《问刑条例》。这是明代把存在的例条理化的第一个全面和正式的企图。孝宗朝曾被人称作明智统治的“中兴期”，而他颁布的《问刑条例》的出台的确是他培养的几名优秀官员积极游说的结果。而这次游说又是可追溯到太祖时期的历史争论的结果，那时他把法典和不断发展的法律需要之间的矛盾具体化了。太祖曾宣称：律令乃护民工具、辅助施政之方法，内有经（标准的条款）与权（特殊的规定）。律为固定不变的条款，条例为应急的特殊措施。

关于固定不变的法典和不断变化的世界之间的矛盾的争论在宪宗时期出现了。登基不久，他取消了已在前一代进行的编订条例的工作。学者丘浚在他著名的《大学衍义补》中也强烈主张，这种情况应通过系统地审查突出的条例来解决这一矛盾。在孝宗登基后不久，他力主翰林学士应选出必须永远维护的条例，简明其文字，归纳其要旨，编成专书颁发，使之与法典一起通行。其他在孝宗面前参加这一辩论的有记录可查的官员有刑部尚书何乔新（1427—1503年）和彭韶（1430—1495年）。

法律被主要理解为一种威慑手段。古代中国的理想，即“刑期于无刑”，就总结了这一目的。法被视为惩处错误行为的一整套界说。作为这一理想的结果，前近代时代的中国司法的主要问题是为犯罪行为订出惩处办法。法典就专门为犯罪行为概括出惩处办法，但由于法典都不能预想到一切非法行为，所以它们被视为定罪的有限的但又是必要的司法程序的主体。认定的坏事的范围包括官员行政管理上的渎职、贵族的胡作非为和平民做的坏事。当胡作非为涉及不同身份的群体时，惩处的力度按照做坏事的人的身份及其受害人的身份而有所不同。

结果，法典宣称的主要司法行为就是判决的行为。审判官在初步判决一名罪犯时，需要引用法典的有关条款。当一条特定的律不适用于在审的犯罪行为，主审官获准通过比照，或间接地引用另一条律，从而为提议的惩处找出合理的根据。但在通过比照的办法断案时，法典要求所提出的惩处须直接取得皇帝的批准。因此，对中国的法官来说，“无律不刑”的信条已经生效。

西方民事法中“无律不刑”的信条在19世纪充分表现出来。它在阻止国家独断地行使权力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在中国，这个信条似乎只被用来限制官员的权力，因为在涉及皇帝的权力时，这个信条显然就会被置之不理。

由于《大明律》作为前近代的中国法典，它并不打算界定犯罪行为，我们可从明律的条款中了解到这点。乍一看，这一条款似乎是认定在法典颁布前所犯的事是犯罪：“凡律自颁降日为始，若犯在前者，并依新律拟断。”法典并不打算追溯以前的行动是否为犯罪行为，而是要改变对原来就被认定为犯罪的行为的惩处。

另一条款专门提出了法典的有限的权力的问题：“凡律令该载不尽事理，若断而无正条者，引律比例，应加应减定拟罪名，转达刑部，议定奏闻。若辄断决致，罪有出失者，以故失论。”

这部法典提供了可供分析的基础，主审官应比照其他案例把法典应用于无直接联系的案例上。他还应有高标准的审判水平，因为如果他的初步判决被发现断案不当，他本人就会因“故失”而面临惩处。换句话说，就断案错误而言，它可以假设为是出于隐蔽的或有预谋的动机，而不仅仅是断案失误的结果。

上述关于判决的讨论内容在明代法律制度中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因为用比照性地参考法典的做法，在唐代甚至更早就已存在了。

明律并不讨论犯罪行为的专门定义。人们通过对儒学常识的理解，去考虑哪种行为属于犯罪。这就是明法典中“泛论”的律的理论根据，以下就是一例：任何人若行为不当，应处以轻杖责打40下；若情节严重，应重杖责打80下。这种“泛论”的条例自很早以前就有，至少可以追溯到唐典。它假定公众对“行为不当”有了共识，并在惩处较轻的罪行给司法当局以有限的便宜行事的处理权。

这些关于法的观念表达了对法的传统的基本了解，这种法正是支撑明太祖制定他自己法典的基础。

明代与其以前朝代不同的是，明代开国皇帝坚定地希望法在他的天下广为流传。他在位初期，就命令其官员对这部与平民百姓最有直接关系的法典中的条文编写白话文注释。这部作品名《律令直解》，于1368年颁布，现已佚失，但皇帝对法典的广为流传的关心却是十分明显的。他宣称，任何犯有一项罪行的人如果拥有一份《大诰》，就可减轻惩处。此外，法典中有一款要求官员们都要通晓法典，并责令都察院对官员每年进行考核。这些条款是明代的创新。

后来的皇帝偶尔也强调传播法律的重要性。例如，1404年永乐帝收到大理寺一份奏折，控诉一名商人在他交易中使用不合标准的提秤。大理寺通过参照律中“违反一条令”的条文要惩办这名商人。皇帝询问禁止使用不合标准量器这一规定的榜文是否已经张贴。答复是：这条规定发给主管官员时，榜文尚未张贴。皇帝说道：“民知令，则不犯令；不从，则加刑。不令而刑之，不仁甚，释之。”我们不禁怀疑这些记载，因为它们把皇帝打扮成保护平民福利的卫士。明太祖的实录毕竟至少被精心编辑和修订了两次。这一主题思想经常出现在形形色色的材料中，以致我们可以放心地相信，是皇帝亲自炮制了这一场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