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理解的言论史是什么？
我为什么要提出“言论史”这个说法。以往，我们总是讲思想史、学术史，我刻意提出“言论史”这个说法，目的不是为了标新立异。
其实，早在民国时期，我们曾经把舆论界又称为言论界，也就是现在说的公共空间。我之所以提出言论史这个说法首先是要把它与思想史区别开来。在我看来，言论史关注的是当下，而思想史可以事后挖掘。比如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张中晓、顾准、林昭这些先驱者，他们当年的那些思想都是属于抽屉、档案柜，属于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文字，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没有一定的载体能够公开发表出来，所以他们只属于思想史，而无法进入言论史的视野。言论史当中的言论，必须通过某一载体，包括报纸、杂志或后来的广播、电视、互联网，乃至学校的讲台、公共集会上的演讲，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报刊这样的公共平台，通过这些载体表达出来的思想，我们可以把它称作言论，而没有表达出来的，只是自己放在抽屉里，写给自己看的，无法进入公众的视野，就不能成为言论史关注的话题。所以在中国言论史上，我们可能找不到顾准的身影，听不到张中晓的声音，更看不到林昭用鲜血写下的那些文字，这是言论史与思想史的不同。
其次，言论史和我们往常习惯所说的新闻史、报刊史、报业史也有很大的不同。言论史所涵盖的面要比新闻史、报刊史、报业史更大、更宽。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新闻史是讲到鲁迅的，为什么会讲到鲁迅呢？不是因为鲁迅在新闻史或者报业史上有多么重要，或者他办过什么重要的报刊杂志，他是经手办过一些杂志，但那主要是一些文学期刊。在新闻史的格局中，鲁迅其实并不重要，我们之所以在新闻史上会讲到鲁迅，那是因为在鲁迅身后，他的地位被拔高了、被神化了，用三个“伟大”、七个“最”给鲁迅下的定语，就标志着鲁迅的地位已经不是与他身前实际身份相符的地位了。所以不论我们讲什么史——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乃至新闻史，都要把鲁迅写进去，甚至一章一节地写。实际上，讲新闻史是未必要讲鲁迅的。
那么言论史与新闻史的区分到底在哪儿呢？我想，比如说胡适办过《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等，你要把他写进新闻史、报刊史也是可以的，但他算不上一个重量级的人物。而放在言论史上，胡适就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的一生，始终恪守一句话，叫作“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八个字是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的名言。范仲淹还讲过一句比这更有名的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实际上它的这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在宋以来一千多年里，在中国读书人当中一直是十分重要的。胡适一生给他的朋友、学生留墨宝时，经常会写“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八字箴言，胡适的一生是与言论史分不开的。
还有一个人物，傅斯年，他是“五四”的学生领袖，但是在报刊史、新闻史上我们是找不到他的位置的——他虽然年轻时办过《新潮》，在新闻史上并不重要。但在言论史上，傅斯年就是一个重要的人物，特别是在1947年，他在中国言论界所产生的影响是其他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无法比拟的。他在《世纪评论》《观察》《大公报》这些当时非常重要的报刊上发表了炮轰皇亲国戚、行政院长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大文章，当时影响之大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他的文章发表不久，宋子文就鞠躬下台了。当然历史研究表明，宋子文的下台，不仅仅是因为傅斯年写了几篇文章，另外一些知识分子发出的呼吁，还有其他一些政治上错综复杂的内耗、内斗的因素。但是，当中也确实包含了傅斯年、胡适等知识分子的努力在内。所以，放在言论史上，傅斯年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人物。不仅是1947年，在1947年前，他在《新潮》上的言论，在《大公报》执笔的“星期评论”以及《独立评论》上的文章，都曾经影响了几代人。如果我们把视野局限在报刊史、新闻史，那么傅斯年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所以，我们要重新审视中华民族近百年来优秀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怀抱文章报国的理想，和推动中国文明进步所做出的努力，用言论史这个说法可能更能涵盖。
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过很多的梦想。他们试图以实业报国，以教育报国，以科学报国，以乡村建设报国，这当中贯穿始终、影响巨大并形成了文人论政传统的，就是言论报国的理想。自1874年王韬先生在香港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家具有评论性质的独立报纸《循环日报》，到1948年12月蒋介石下令关闭上海《观察》周刊，75年间，几代知识分子耿耿于怀的是他们的文章报国之志、言论报国之志。其中，涌现出了张季鸾、邵飘萍、林白水、胡适、鲁迅、傅斯年、王芸生、胡政之、储安平等一系列重要的知识分子。所以，我提出言论史这个说法来代替以往习惯的新闻史、报业史等说法，也为了与思想史这个说法有所不同。
我为什么重视百年言论史？
在我看来，言论是一个民族生命的根系所在，是世界的公法，是文明进步的主要尺度之一。衡量一个社会是不是文明社会有一些基本的尺度，其中，有没有言论的空间，有没有言论的自由就是主要的标准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遭受着法西斯极权主义的威胁，在大西洋上，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有一次世界性的会晤。这次会晤产生了著名的《大西洋宪章》，而且我们知道，罗斯福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说法，那就是“四大自由”。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接受记者的书面采访时，就曾说过，我们所要建立的新中国就是要实现罗斯福所讲的四大自由，这“四大自由”就是：信仰的自由，表达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四大自由”中缺了一个，这个社会恐怕就算不上是一个文明的社会。中国自有宪法以来（如果我们把第一部宪法上溯到1912年的《临时约法》的话），已经有90多年的历史了。从90多年前我们的第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开始，每一部宪法中一定都会把言论自由写进去。无论是袁世凯，还是蒋介石，一定都不会在嘴巴上否认“言论自由”这四个字。我们现行的宪法是1982年通过的，其中第35条就庄严地写入了“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从世界范围内来看，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里第19条就确立了人类享有不分空间、不分时间，寻求自由表达的权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联合国通过的，现在中国政府已经签署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庄重地承诺了：所有人享有不可剥夺的表达的权利。
所以，无论从我们的历史来看，还是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这个尺度——言论的尺度都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准之一。如何表达我们的心声，说出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感受？言论的尺度是首要的。我之所以花费时间、心思去寻找百年历史上那么多先辈们走过的带着鲜血、带着汗水的足迹，就是因为这件事实在是太重要了。换一句话说，没有表达的自由，没有在公共载体上说出我们意愿的自由，那么一个民族的生机就会被斫丧，一个民族的活力就会荡然无存。什么时候我们没有表达的自由，什么时候我们的权利就是不完整的，我们的社会就是有缺陷的。所以我想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来展开我们追求美好未来的历程。
百年言论史的几个时代及其主要特征
在我看来，百年言论史是从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开始的。王韬卒于1897年，在王韬去世的那一年，梁启超主笔的上海《时务报》已经风行一时。但是王韬本身，还没有构成一个时代。那是中国百年言论史的萌芽时期，在这个萌芽时期，王韬在香港执笔论政，呼唤改良，呼唤变法，直接启蒙和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这些后来变法维新的主角，但是由于他的报纸远在香港，虽然经常被上海的一些报纸转载，如外国人办的《申报》，但他的影响还不足以构成一个时代，真正在百年言论史上（第一个）可以构成一个时代的在我看来是“梁启超时代”，甚至可以把梁启超的名字作为时代来命名。
梁启超，严格地说，他办的第一本杂志是1895年在北京创办的《万国公报》，但是这个杂志的名字和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的一本很有名的杂志重名。后来，因为版权问题，美国人提出重名问题，就像原来的《读者文摘》和美国的《读者文摘》重名，官司打输了，改成《读者》一样，当年梁启超他们也是主动改成了《中外纪闻》。这个杂志为期很短，办了不到1年，而且销量有限，每期印3000份，免费赠阅，对象是达官贵人，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沿门丐阅”之时——那是要和邸报一起免费赠阅的。
到了1896年，“梁启超时代”正式拉开序幕，梁启超、汪康年这些中国转型时期第一代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其实这是一本杂志，一本旬刊，10天一期，正是通过这本杂志，变法维新的声音成了时代的最强音。24岁的梁启超以他的言论登上了历史大舞台，影响之大，一时甚至盖过了他的老师康有为。但是由于汪康年与康梁之间的矛盾，1897年梁启超离开上海《时务报》，到了湖南时务学堂当教师去了。当然，做教师他也有成绩，教出了像蔡锷、范源濂这样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蔡锷这个人，虽然是个军人，但却是个有知识分子气质的军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他拿着枪说出了“为国民争人格”这样的话。
梁启超在《时务报》到《新民丛报》之间还办过《清议报》，后面还办了《国风报》《政论》杂志，还有辛亥革命后办《庸言》杂志。在他一生中，至少与22家报刊有密切的联系，其中，10种以上的报刊是他亲自参与的，7种是他亲自主编的。影响最广、最深的是他在日本创办的《新民丛报》《新民丛报》与《时务报》一样，也是一本杂志，而非报纸，是一本月刊，《新民丛报》从1902年到1907年，只生存了5年，但是它的影响之大，远不是时间所能涵盖的。在《新民丛报》停刊之后，人们还把《新民丛报》的旧杂志拿来，当作自己启蒙的材料。包括很多与梁启超在政治立场上并不一致的人，很多倾向革命而非改良的人，比如辛亥革命时期非常活跃的湖南人，同盟会的元老，谭人凤先生。据他回忆，当年之所以要走上反对满清政府的道路，要走上革命的道路，并不是因为受了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影响，而是读了梁启超编的那些杂志，看了《新民丛报》《时务报》，心中觉得有一股不平之气，有一种对文明世界的向往，所以他要走出来，就这样走到了革命之路。
梁启超的影响不只是对一代人，包括毛泽东、邹韬奋、王芸生在内，中国几代的历史人物都曾经受到过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那些文字，被人们称为“新民体”。那么，他到底有什么魅力打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读书人？用梁启超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他的文章笔锋常带感情，别有一种魔力。但是，我觉得，仅仅用文字上的感染力来谈论梁启超对一个时代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梁启超对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最大的影响还是那三个字：开风气。梁启超在一首诗中说过“但开风气不为师，十年之后当知我”，他觉得自己走在时代的前面，他所提出的东西人家往往要10年以后才能理解。
我把“梁启超时代”大致界定为从他创办《时务报》到《新民丛报》停刊这10年间。这10年是“梁启超时代”的黄金时代，是它的最高潮，从1907年《新民丛报》停刊以后，梁启超的时代就在走下坡，新的人物、新的报刊在崛起。包括上海租界里出现了于右任先生创办的三个“民”报，三张报纸，前后延续——《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后来那张直接呼唤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诞生的著名报纸——《民立报》。
但是梁启超的影响始终存在，1912年12月梁启超回到中国，马上创办了《庸言》杂志，发行量很快超过1万份，在当时的中国，民智未开，受教育的人口相当少，一份新办的杂志，销量可以超过1万份，这不是我们今天一般的杂志所能想象的。现在国内读书界比较有影响力的杂志，像《书屋》杂志，发行量也不过2万5千份。那么在90多年前，民国初年，梁启超在国外流亡了16年之后回国，一创办杂志，发行量就能突破1万份，这在当时无疑是个很大的发行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