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无论孙中山与黄兴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与不足，但他们一辞总统，一辞留守，主动放弃主角地位，都显示了人格的纯洁与高贵，比那些蝇营狗苟之徒不知高出多少。谭人凤对他们一让总统、一辞留守的行为虽然有大为不满，认为这是“放弃责任”“博功成身退之虚名”，但他也肯定“孙、黄欲挽官僚窃权怙势之积习，准身作则，专为公家谋幸福，不为一己便私图”“光明俊伟，敝屣尊荣，百折不挠，尽忠主义，求之世界人物，又岂多得者哉？然则孙、黄之手段虽劣，其胸襟气概，固自高出寻常万万也”。[20]
同时必须指出，在民国告成的时代转型之际，陶成章之死、宋教仁之死无疑开启了极为恶劣的暗杀政敌的先例。前者是革命阵营内部的污秽（而不是误会），有着复杂的政治文化心理和现实政治的原因，如陈其美所言，就是要确定“谁是革命的正统”，也即要分清革命的主角，或者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迄今为止，由于同盟会被视为独一无二的革命正统，孙中山被看作辛亥革命的主角，陈其美是孙的忠实追随者，这些光环几乎遮没了陶成章之死的全部不幸，把一幕主角之争的悲剧轻描淡写地包裹了起来。孙中山曾一再说，革命本来不难，纷乱往往是“同为革命党各欲自树一帜，大有不相下之势”所致，简单而言，他就是希望革命者都聚到他的大旗之外，不要另树一帜，以求得革命的成功，他恐怕永生难忘辛亥革命之前章太炎、陶成章等发起的反对他的风潮。
后者则清楚地表明，在近代中国的舞台上还容不下阳光一般的人物，以阳光下的规则解决主角之争，还不能成为时代的共识。
袁世凯称帝、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更是让一部百年史充满了苦涩的意味。在近代文明阳光开始投射到古老东方的上空时，旧的帝王文化仍有如此深厚的土壤。不过，袁、张的迅速失败（闹剧不过是83天和12天）也证明，老调子已经唱完了。但接踵而来的军阀混战使近代中国陷入了更加痛苦的深渊，也无非见证了曹操那句话：如果没有我，“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孙中山也曾痛陈大大小小的皇帝，有兵便是王的祸害（当然，在缔造一支新的武力之外，他晚年也想不出新的方案）。
华年早凋的蔡锷假如活着不知会作何感想。举世滔滔，手握兵柄者又有几人能像他和黄兴那样，坚定地守护共和理想，从无军阀自为的打算。这是近代的曙光，是超越了陈旧的“主角与配角”意识、超越了舞台之争的品质。这种品质与以往曾国藩削平太平天国之后拒绝黄袍加身的选择迥然已不可同日而语。
五、如何进入“依和平秩序竞争之轨道”？
对于纷乱的民初政治，赵秉钧在回答黄远生的提问时说：“……黄克强等计划亦有可观，但无奈材料不齐，现在中国政治不怕没有人开出好菜单，但任凭你菜单开得如何好法，无奈没有材料，也做不出好菜来。”[21]
所谓“材料不齐”，不过是身子进入了近代、脑子还停留在古代的官僚欺人之言。但中国固有的政治文化与共和观念确有许多不相容处，如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说：“事实上，中国人如果出现两个政党的情形，就是内战。在帝制终结以后的‘共和’时代，在中国境内出现的西式政党，实质上多半是‘天下大乱’时期的‘打天下集团’”。他认为中国“不容许有多党存在的文化心理”，民国初年，“宋教仁以为可以移植美国式的两党政治，结果以身殉之。这个事件固然有其政治上的原因，但仍不失其文化上的象征意义”。[22]
“宋案”包含了更深层的文化原因，即根深蒂固的主角意识，当时多数人都只知道夺舞台、争主角，并不懂得在民主的轨道上、宪政的框架下展开合法的主角竞争，确立健全的角色意识，调整主角、配角的关系等。但政治文化也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重要的是引进新的思维方法、新的价值观念、新的文明模式，在宋教仁的时代，正是一个重造民族性格、重塑政治文化心理的大好契机。当时，不仅宋教仁代表的新型力量，包括与他对立的梁启超也有许多相同的认识。
辛亥以来，梁启超先后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中国立国大方针》《敬告政党及政党员》等文，他不赞成美国式的总统制，主张法国式的内阁制、英国式的两党制，“内阁必由国会下院多数党之领袖组织之”“政党内阁者，民权之极轨也”“我国非采政党内阁制，无以善治”。《进步党宣言书》中提出：“又政党政治以两大党对峙为原则，必有一党焉能以独立制多数于国会，然后起而执政，失多数则引退以避贤路，而自立于监督之地位。两党嬗代，以多数民意之向背为进退，则民视民听之实克举而政象即于良。若小党林立，无论何党皆不能以独力制多数，则必缘感情以生离合，运权术以行操纵，或迁就提携而政策不成系统，或要挟结合而政局易起动摇。”[23]
这些观点和宋教仁几乎是一致的，他一直有两大党对峙、和平竞争的想法，1912年8月13日，《国民党宣言》就明确表示“且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峙，不宜小群分立”。9月，他在致北京各报馆书中说得更明白：“方今时事艰难，非有强大真正之政党作中流之砥柱，何能挽回危局？而强大真正之政党，尤非社会扶持，各党互相奖励，不能成立。关于政见，各党即互有不同，然总不宜猜忌离间，日望敌党之不发达。吾人改组国民党时，宣言政党宜二大对峙，希望自党发达，同时并希望反对党亦发达，能至旗鼓相当而后已，诚以政党须有道德，其态度固应如是也。”[24]组织政党内阁更是他的主要政见之一。
梁漱溟晚年回忆民初往事，称宋教仁曾专程到天津去密访梁启超这个过去的政敌，他对梁表示彼此应以英美式的两党轮流执政相勉励。“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梁若当政则他愿在野相助；否则，他出来时请梁善意监督。这原亦是梁的梦想，对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所以其后宋被刺身死，梁真是痛惜不已。”[25]
虽然细究两人的思想，确有不少相吻合之处。宋教仁的死，使梁启超失去了一个最好的对手，民国失去了走向健康的两党政治的可能性。不过，当梁回国之时，宋已南下省亲，从时间上说不太可能，而且从梁启超回国后写给女儿的信中看来，他对国民党和宋的态度都是强硬的，梁漱溟的这一回忆并不可靠。
不过，作为国民党的实际领袖，宋教仁的确和其他政党的领袖关系比较良好，尤其和民主党的领袖汤化龙、林长民私交更厚。他们对宋之惨死无不悲痛不已，汤的挽联说：
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
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
对宋教仁推崇备至，对主谋刺杀者，词意之间极为愤慨，一时争相传诵。林长民的挽联中有“政举人存，人亡政熄”的句子，对宋被暗杀的严峻后果也看得很清楚。民主党创建人之一、后来进步党骨干刘以芬在《民国政史拾遗》笔记中有一则“宋教仁一死所关”，认为假如宋教仁活着，“定能调和各政党间，消除偏见，共循轨道，以进入宪政之途”，宋不幸惨遭非命之后，其他人既无他之风度，又缺乏他那样的见识，“致使当时国民、进步两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而政局遂不复问矣。”所以他认为宋之死不仅是一身存亡，而是国运所关。[26]
作为亲历民初政争的当事人，刘以芬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的，宋教仁的选择表明有可能把传统的主角之争纳入程序化、法治化的轨道，也就是运用阳光下的规则来解决谁为主角、谁为配角的问题，即使成了主角，也只是暂时的、有限的，是阳光下的主角，旁边时刻都有合法的监督者、觊觎者，随时准备登场取而代之，成为新的主角。
没有绝对的不受约束的主角，不再是赢家通吃，竞争失败，暂时居于配角，堂堂正正地以政见、主张、主义争取在新一轮的竞争中获胜上台。宋教仁最有代表性的说法就是他的“进而在野”“退而在朝”说等观点，弥满了灿烂的阳光，在近代的天幕上光华四射。称宋教仁有着健全角色意识并不过誉，正是他为幽暗的中世纪中国提供了全新的阳光模式。
1913年2月4日，新闻记者黄远生《少年中国周刊》发表评论《政局之险恶》，开宗明义提出“一国之大患，莫大于其全国之有力分子不能依和平秩序竞争之轨道以相与进行，而各含有不平之意思以相齮龁”。[27]宋教仁正是为了把中国政治纳入“依和平秩序竞争之轨道”而死的。
六、需要健全的角色意识
在主角意识畸形发达的土壤里不可能自行产生出近代文明背景下的角色意识。
本来，每个个体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的价值都无可取代，人与人尽管有先天和后天的差异，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人格上的平等，无论他们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都应该同样受到尊敬。
然而自古以来，我们这个民族只有两种极端化倾向，要么逆来顺受，窝囊透顶，跪着做顺民、做奴才、做奴隶，什么角色意识也没有，要么总想着有朝一日成为舞台的主角，从陈胜、吴广、刘邦、项羽到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想当主角的人从来都史不绝书，在康有为等近代人物身上我们也看到他拖着一根主角意识的尾巴。这种要么什么角色都不当，要么就当主角的观念可谓根深蒂固，自觉追求做一个合格的配角、甚至做个称职的群众演员的人从来都太少。
所以漫长的历史中并没有孕育出配角意识、群众演员意识（即权利当头的公民意识），当然也没有健康的主角意识。
即使到了近代，配角意识也只是在黄兴等极个别具备相当文明气质、人品高尚的人身上才隐约闪现。建立在具有独立人格基础上的配角意识乃是独断专横的主角意识最好的解毒剂，黄兴在革命阵营中主动扮演配角，从不想取代孙中山，即使这样的机会一再出现，他也是坚决拒绝。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孙中山唯唯诺诺、低声下气，他们之间更没有任何人身依附关系，一旦有了原则性的分歧，黄兴也照样光明正大地拒绝接受孙中山的意见。这些作为表明他已具备较为健全的配角意识，他和宋教仁身上体现出来的近代型角色意识都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榜样。
传统型的主角之争之所以难以转化成近代意义上的主角之争，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从来都只是为帝王服务的文化，一切都是围绕着世俗化的帝王这个轴心转动的，从儒家的“仁政”到法家的御人术，乃至道家的“无为而治”，无不如此。这一切都和配角意识、群众演员角色意识风马牛不相及。
几千年来我们不乏“苟富贵，勿相忘”“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或“彼可取而代也”“大丈夫当如是也”）之类的豪言壮语，想当皇帝、做主角的遍地皆是，总是梦想着把自己凌驾在万民、万物之上，居于“神”一般的超人地位，而不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普通人的地位。活跃在社会进程中的人们，一旦缺乏在人的意义上的自觉，就不可能做出恰如其分的角色定位，就不可能以宋教仁提出的“进而在朝，退而在野”论为导向，主动地将舞台之争变成剧本之争。
在近代中国转型之际，不论是官僚，军阀，还是改良者、革命者，几乎任何集团都想扮演权力舞台上的主角，都很难在民主的原则下容忍对方，他们之间的分歧不仅是因为政治见解、主张的不同，更要命的还有一个谁是正统、谁为主角的问题。在人身依附的纽带没有割断之前，健全的配角意识也是难产的，更何况那种甘为群众演员、以做群众演员为荣的角色意识。
一个浮躁的民族往往缺乏平常心，也就很难产生出配角意识，循环往复的总还是抢舞台、争主角那一套。真正的主角常常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并不是处心积虑、刻意追求的结果，古人就有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的说法。华盛顿在打赢了独立战争之后，选择的不是黄袍加身，去做主宰新大陆的“主角”，而是回到了自己的田园，但是他最后不仅成为新大陆政治舞台的主角，还成了历史的主角。
从这一个角度看，到底谁是历史的主角？他与权势的大小常常不成正比，有时还成反比。君不见有些人生前显赫一时，独霸舞台，俨然主角，主宰了无数人的生死，而身后早已化为尘埃。谁是历史的真正主角？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说。
雷震是一位自信的、有历史感的政治人物，他认为自己是真正创造历史的人。纵览历史的长河，权力舞台的主角往往并不是历史的主角，古往今来，多少大大小小多少的帝王，如今都已灰飞烟灭，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姓名，而许多生前失败告终的悲剧人物，后人却传诵着他们的英名和事迹，包括他们不幸的下场。“未必青史尽成灰”，就是如此。
从前苏联解秘的档案可知，当年苏联曾试图利用秀才出身的军阀吴佩孚，扶植他为中国政坛的主角，而他竟然不干。历史的复杂性来自人性的复杂性，人性在特定环境中形成的民族性更是决定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近代转型进程的艰难、曲折远不是一本书所能言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