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文学的趋势：对现代性的探求，1895—1927年

夏志清教授在一篇论述中国现代中国文学论文中，描述笼罩20世纪前半期整个文学创作的“道德义务”。夏志清教授指出，“中国文学进入现代阶段的特征”，就是“念念不忘对中华民族的危害，使其不能自强，或不能改变其自身所具有不人道的精神疾病的关注”。按夏教授的看法，这种“爱国热忱”激励这一时期所有的主要作家，而且产生“某种爱国主义的地方主义”。“中国作家们把中国的情况，看做是中国所特有的，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正是这种忧国忧民的感情，使得作家们处于社会—政治混乱状况时，关心作品的内容甚于关心形式，特别强调“现实主义”。因此，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离不开中国的现代史；并且除了注意文学本身的特点以外，对历史方法的注意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摆脱不了的中国情”的主题至少包括三个主要方面，甚至可以视其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第一，从道德的观点把中国看做是“一个受精神疾病所困扰的国家”，并由此引发传统与现代性两极尖锐对立。这种疾病扎根于中国传统；而现代性就是破除对传统的迷信，并从精神上寻求新的解决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应视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是大多数研究五四运动的学者所指出的。第二，中国现代文学的反传统立场，更多来源于中国的社会—政治条件，而较少出于精神上或艺术上的考虑（像西方现代文学那样）。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乃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的结果。由于国家未能采取积极行动对国事的改进，知识分子越来越感觉失望，遂抛开了国家，而成为中国社会激进的代言人，现代文学因之成为对社会不满的工具。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扎根于当代社会，反映出作家们对政治环境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态度，是五四运动最持久不衰的遗产，其回响一直到今天都能感到。

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三个特点，尽管其反映出极为强烈的社会—政治痛苦意识，但其批判眼光却具有浓厚的主观性。现实是通过作者个人的观点来理解的，同时也表现出作者的自我关注。雅罗斯拉夫·普鲁舍克教授称其为“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普遍倾向——着眼于作者“自己的命运与生活的倾向”，着眼于作者“本人和性格”，使现代中国作家对自我和社会的理解，具有深化了的矛盾心理；对中国的关注和对其弊病的厌恶情绪同时存在，既对之希望和参与而憧憬，又因对之失落感与孤独感而烦恼。正是这种无法解决的矛盾心情所引起的紧张心态，既要区别于传统文学，又要区别于共产主义文学，为20世纪最初30年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运动提供了基本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