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盲窗(6)

在学习群体之外，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无论站在哪儿，都成了碍事的。由于我对每句话都踌躇不定，那些本来进行得如此应对自如的谈话被弄得戛然而止。当其他人都昂头挺胸地从人行道中间走去时，我却弯着身子，紧贴着墙壁和栅栏挪过去；当他们不管在哪儿，比如大门口停下来要让人看看时，我就利用这个瞬间，悄悄地从他们身旁跨过门槛（这样有时反而更加引起他们对我的注意，就像发生在教室里的哄堂大笑所表明的一样）。一句话，与同学们在一起的那些自由时光就是笼罩在我反应迟钝的征兆之下，这无疑只有我一个人心里明白。好些年以后，我似乎在有轨电车里一个男子身上看见了自己当年的影子：那个人坐在一群讲着笑话的同伴圈里。他总是随声附和别人的笑声，然而每次都慢了一点，而且也是笑到一半又一再戛然而止，发起呆，接着又跟着一起笑，声嘶力竭的样子。在他的周围，没有一个人能觉察到让我这个局外人立刻就明白的一切：他肯定听懂了这儿所叙述的东西，可是并没弄明白这笑话的弦外之音。他对双重意义和影射彻底没有感觉，于是，别人讲什么，他就完全当什么。在沉默的瞬间里，我从那简直吃惊的眼神中看得出，他甚至在共同经历着那些叙述的一个个细节，当作某种十分严肃的东西。这时，我就在有轨电车上想着，当时我坐在同学们中间，情形也一模一样，惟有局外人，像我现在一样，似乎才会认识到，有人处在这个圈子里是“不合宜的”。

有一次，我们好几个人坐在一张桌旁聊天。起初，我还跟得上，可是后来，十分突然，我与别人之间就一刀两断了，那儿是交往的人群，这儿是我。我只是听到他们在说话，没有看他们。在我的余光里，最多不过是几个肢体闪来闪去，或者动来动去。因此，这听觉就越发敏锐：让人吃惊的是，无论是每个句子的一字一词还是抑扬顿挫，我似乎都能够立刻清清楚楚地复述出来，比最好的录音机还要真实。人们谈论的无非都是些习以为常的东西，借以消遣。然而，恰恰就是人们谈论的那些事，还有他们谈论那些事的方式使我气愤。这期间，我自己不是也竭力想参与其中吗？是呀，可是此刻我无声无息地坐在一旁，就想着让这一圈人来问一问。在我看来，那些人当然只是谈得越发来劲，旁若无我，无视我，仿佛此间惟独就是要这样做给我看的，他们就是他们，而我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是的，这帮市民子女当着我的面，当着这个一声不吭的人的面，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没了，压根儿连问都不问你一声。他们如此做的目的就是要把像我这样的人，像我们这样的人驱除出去，就连他们说话的方式也是冲着我来的，尽管其中也没有什么恶语相加，像是平平淡淡，容易上口的歌唱。我感到，面对这样的聚会，在孤独的境地中，能量在我的身上聚集——那种总有一天也要说话和叙述的冲动——，在我的脑海里突然变向，一边猛烈地震撼和麻醉了整个大脑，一边弹回我的身体里。那种“孤独”，我不过是把它当成一个字眼：我就是这样感受孤独的。在这一天里，我打定主意，这种形式的交往永远也不会是我的。甚或不能在这儿跟他们一起谈论，充当一个另类，这不也是一种无声的胜利吗？我不告而别，离开那张桌子，他们甚至连片刻都不停顿。后来，当再发生这样的事时，我才听到有人说，我没有过“儿童游戏室”。随之我想起来了，在我们家里，确实没有过孩子们的专用空间。再说，从发生这些事情后，留给我的就是一个后来我自己无论如何非要改掉的不好习惯：在一次争论中，冲着一个对手说出了“你们”，尽管他就一个人而已。

这样一来，我那时的家园就是乘车，在汽车站和火车站等待，一句话，在路途上。每天九十公里路程，或者加上步行，来往于村子和那个城市之间花去的三个钟头构成了一个时间空间。由于各种各样的麻烦，它同样也给予了适合于我的生存空间。每次都会让我深吸一口气，终于又来到这些绝大多数不相识的人之中，我不需要把他们之中的任何人分类，他们也不用将我去分类。在乘车期间，我们既不是穷人，也不是富人，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斯洛文尼亚人，充其量就是年轻和年老而已——而晚上乘车回来时，我甚或觉得，仿佛我们之间压根儿连年龄都不算不上什么了。可是我们到底是什么呢？在这没有等级的客车里，干脆就叫做“旅行者”或者“旅客”，而在汽车里，则更好听些，叫做“乘客”。有时候，由于各种原因，我选择乘汽车：一方面，这样我路途上会长些；另一方面，这时天已经黑了；再说乘坐汽车时，我觉得连那些令人厌烦的熟人一个个都变样了。无论是在村子还是小城里，我哪儿都会把他们和他们的声音、他们走路的姿势、他们的目光，他们胳膊肘撑在窗台上扭头望着过路人的样子，也包括我对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的来历所知道的东西等同起来。可在这儿，他们一上汽车，一下子就变得无法确定。而作为无法确定的人，他们在我的眼里超越了平日：他们被消除了自己的特征，终于表现为独自，惟一和现在。在这飞快行驶摇摇晃晃的汽车里，他们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显得比他们在家乡坚守的教堂固定座位上要真实多了，就像被共同的行程脱胎换骨了。变得无法确定以后，他们才显现出自己的图像。他们这时表明了什么，同时却又是无法阐释的，这也就是实实在在的他们。他们和一个个乘客打招呼毕竟就是招呼；他们的询问毕竟就是想要知道。我虽说没有能够这样坚持，可是我本该如此啊！在这几乎总是零零散散的人堆里，或者由小孩和成人组成的一个个人群里，我感到就像受到保护一样，如同在像我这样的人之中似的。这些人由一个可信任的公职人员（在家乡或许就是个闷闷不乐的邻居）驾驶着穿行在城市和乡间公路上，不是什么郊游，也不是什么娱乐目的把大家联系到一起，而是不得不做的事情使他们离开住地和花园，去看医生，去上学，去逛市场，去当局办事。这种感觉不是什么时候都需要黑暗的保护。有一次，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坐在几个女人后边，她们谈论着自己的亲戚，满车都听得到。她们正好都是去医院方向的路上。她们的病史形成了各种声音清晰的连续，一个扯开嗓门，一个低声低气，一个痛苦抱怨，一个泰然自若，其间各个声部分别加入合唱。于是，这辆行驶的汽车就变成了一个现在单独属于这些女叙述者的舞台，而在这个装着玻璃的保护罩里，最后集结成一个完整的王国的光束，一道驱散一切现实存在和让人透不过气的东西的光束，一道催人振奋的光束。这是一个特殊的，此刻却与这辆汽车一起运行的王国。那些女人的头巾闪闪发光，从她们手提包里闪耀着一束束花园鲜花的绚丽色彩。

我一再看到那些在停车站下了车的乘客以相似的方式匆匆地消失在黑暗里：这些停车站同样也是舞台，一个情节发生的地方。它不外乎就是人们在这里来来往往，首先是等待。有几个人在转身离去之前，还要在灯光圈里停留片刻，仿佛面对回家的路犹豫不决（当时我也属于他们的一员）；其他人几乎刚一下车，就像梦中的孩子们有时候那样，立刻就无影无踪了，仿佛永远消失了。而旁边热乎乎的座位，呼吸时散发在玻璃窗上的雾气、手指和头发的印记充斥着他们留下的空虚。

那时候，市汽车站一带成为我的主舞台。一条位于火车道旁的横街设有临时售票房，街道两旁都是木板搭起的小客店。那儿有汽车开往国内各个方向，甚至在有些日子还开往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在这里，我感觉自己处在事件的中心。要说发生什么事了，当然莫过于临时售票房里油黑闪亮的木地板的气味，铁炉里呼呼燃烧的响声，门扇砰砰的撞击声，外面摊位上广告晃来晃去的样子，一辆辆汽车发动时的颤动，一辆辆汽车停站时噼啪咔嚓的响声，粉尘、碎片、雪花和报纸飘过刮风的大街。在这个地方，出现这些东西，或者说它们本来就存在，大树高处浅黄色的灯，小客店巨大的支梁，标记目的地的锈迹斑斑的金属牌子，这些对我来说，作为情节就足够了，再多也根本用不着发生，这已经很丰富了。一个面孔从黑暗里走出来，变得那样容易认识，那样有个性，这就已经太多了。它不但不碍事，反而使你清醒。在那些我为此不由自主想像出的故事中，那么主人公也同样是一个冒充上帝的人，或者是一个白痴，他在上车时受到了大家的冷眼，而在夜间行驶中充当了复仇者，把汽车开到万丈深渊里。连那个女朋友坐在自己出发的汽车上，从街道另一边向我转过脸时都阻挡住了那望向自由空间的目光。只有当她离开了视线，那个地方又空荡荡时，我才会去回应她的招呼。然后，她自然好像定居在那整个国家里，我和她一起行驶着她的路程，就像她和我一起行驶着我的路程一样。

是的，我的路程，不是坐火车就是乘汽车，火车站和汽车站，这就是我当走读生的岁月里的家。寄宿学校岁月的乡愁一去不复返了。在没有课的日子里，我就被牵引到那条有等待位置的大街上，它不同于村子，无愧于“地方”这个名称。我被迫永不停息地奔波，居无定所，没有落脚的地方。在此间经历的一切痛苦中，当年的乡愁是最残酷的，是一种折磨，不同于平常只袭击一个人的折磨，从天而降，而在你的周围，一切都安然无恙；它也不同于一般的折磨，无可对付，屈服于一种漫不经心，只要这种漫不经心没有目标，我就觉得无聊；可一旦它获得了方向，我才觉得这是对远方的向往：不是折磨，而是兴致。

我乘来乘去的一个认识是，连父母在村子里都是陌生人。并不是同村的人这样看待他们，而是他们本身。一到外面，他们就受到尊敬：父亲被委以不断变化的职务（在林肯山村，几乎只有教堂的职务），母亲被视为与当局和当权者打交道的行家，一句话，打理外务的能手。她像一个乡村文书先生，替邻居写信和申请。然而在家里，只要他们在一起，偏偏在谁都不干事的时候，既笼罩着一种动荡不安和争吵，又充斥着一种不动声色的图谋，看样子，仿佛他们俩都不情愿出现在这里，是被拘禁者或者被驱逐者。

父亲的形象使我想起了一个人，他早就在外面的岗位上毫无希望了，又一次毫无希望地寻求着回归的信号；他踱来踱去，突然跑到那个小收音机前，面带越来越阴郁的神情，打开收音机旋钮。起初我觉得，这是多年来变得空空荡荡的牛棚和谷仓里黯淡沉寂的后果。堆放在那儿的工具不过是陈列品或者破烂。后来我才发现，父亲在他当年屋后的作坊里一再要证明自己，尽管没有订货，他却无愧于一个木匠的手艺，做出了绝对棱边笔直无可挑剔的桌子和椅子，是对不公正无可补救的愤怒和反抗的表现。有时候，我从外面透过玻璃观察，他干活时眼睛看都不看工件：他要么直直地瞪着眼睛无视它，要么就猛地抬起头来，在长久的麻木之后，眼睛里闪现出短暂的挑战。在这个地方，对于他的狂怒有各种各样的传闻，而干活时，它转变成一种稳定而持续的愤怒。不管是画出尽可能粗的木线，还是钉钉子，或者打磨棱边，这愤怒都尽情地发泄在其中。后来我才想到，问题就出在我们家，在我哥哥失踪二十年以后，这个家始终还笼罩在一片哀伤之中。这个失踪的人，不同于一个确定无疑的死者，不但使得家庭成员心无宁日，而且日复一日远离他们而死去，他们却丝毫无能为力。

不过，这也不是症结所在，至少不是惟一的。那个仿佛扭曲了这个庄园的角角落落的意识要古老得多。在这里没有家乡感，甚至说生活在这个地方是一种惩罚。这是一个——惟一的——家庭传统，从父亲的父亲传到父亲，一代接着一代。也许这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在那个世代相传的古训里：“不，我不进去，因为我一进去，里面一个人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