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盲窗(7)

这样的遗产来源于一个历史事件，从而出现了我们这个家族的传奇：据说我们的根真的就是那个格里高尔·柯巴尔，托尔敏农民起义的首领。在他被处决以后，他的后人被驱赶出伊松佐河谷地了，其中一支翻过卡拉万肯山脉，流落到克恩滕。因此，第一个儿子都取名为格里高尔。从这个传说中，对我父亲产生影响的，当然不是那个叛乱者或者首领名分，而是处决和驱逐。从此以后，我们成了奴仆族，流浪族，哪儿也没有居住地，注定永远就是这个命运。我们惟一享有的权力就是娱乐，我们在其中可以找到短暂的平静。而在娱乐中，他虽说是个老人了，可是每次都会成为村里的头名。对他来说，驱逐判决的一部分也包括：斯洛文尼亚语本来就是他祖先的语言，可它在自己家里不但得不到重视，而且一定要彻底废除。他虽然也不间断地在心灵深处说这个语言，从他那有规律的，常常声音很大的作坊自言自语就看得出来，可是它不允许再说出口来，而且也不能再传给自己的孩子们——因此，当他娶了敌对民族的一员，一个说德语的女人为妻时，说来无非就是合情合理了。看他的行为举止，仿佛这是一个最高的意志施加给我们这个家族的，比那个当年命令处决我们的祖先格里高尔·柯巴尔的皇上的意志还强大；仿佛他的长子——叫这个名字的最后一个人——失踪以后，他也一定要在家里让那些剩下的斯洛文尼亚语音素沉默起来。这样一来，在别人面前，只有骂人时，他才会情不自禁地说出自己的语言，或者受到感动时脱口而出。惟独在娱乐时，他才会自如地说出这个语言，无论是揭牌，还是投掷保龄球，或者在一边召唤一边督促朝着目标滑去的冰壶：一到这个时候，他就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斯洛文尼亚语了；一到这个时候，平日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跟着唱歌的他，却领着别人唱起来。可在平日里，只要他开口说话就只讲德语，讲的是一种丝毫不带地方腔调的德语，并且感染了整个家庭。后来，就因为这口德语，无论我走到这个国家什么地方，人家都会问我，仿佛那是一种被禁止的外语。（当然，父亲说起德语来怯生，一丝不苟，每个字眼都苦苦思索，都要变成一个图像，而回响在我耳际的，是再清晰不过、纯洁无瑕、地地道道和声如其人的声音，我有生以来在奥地利所能够听到的声音。）

这期间，我父亲当然不会只是对柯巴尔家族打入地狱的惩罚忍气吞声，诸如流亡、奴仆地位、语言禁锢等；他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不过，他并没有通过反抗或者哪怕只是不顺从来寻求拯救，而是通过他特有的方式，那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地遵从那不公正的戒律，也许正因为如此而显得更加激烈，更具讽刺性，更为鄙视。他就是要以这样的方式把那不公正的戒律展现给当局，从而使之最终不得不来对付你。父亲竭尽全力，尤其是凭着他那坚忍不拔的力量，坚持不懈地为自己和他的家人寻求拯救，甚至要迫不及待地强求获得拯救，像对付动物时爆发的狂怒和残暴所表现出的一样。然而，尽管如此，看样子，仿佛这就是那种渴望不可分割的部分，没有希望，没有梦想，没有想像，也没有给我们主意。在这片土地上，拯救这个家庭看上去无非就是如此的处境了。为此，他怪罪于两次世界大战；他几乎完全是在我们那条传奇的家乡河——伊松佐河边上熬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作为一个逃兵，在流放地林肯山村挺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相反，我母亲是娶过来的，是迁到这儿来的，她对这个家族传统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彻头彻尾地转向了。在她看来，这个传统意味的不是徒然的斗争和被迫迁移的悲壮之歌，而可以说是目的和权利的原始见证：一种希望。与寻求拯救的父亲不同，她并不指望从第三者身上获得拯救：她要求我们自己来救自己。父亲总是一再痴迷于信仰，听凭命运的安排，而母亲则坚定不移地不信神，不信鬼，无论什么时候都尽力去行使自己的权利（这也是她从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中体会出来的）。而这个权利表明：她的家庭——她指的是自己的孩子们——的安身之地数百年来就在卡拉万肯山脉的那边，拥有回归故里的权利，并且最终一定要靠自己来实现。望着西南方，奔向西南方，回到西南方去，无论情况怎么样，去收复那块土地吧！这样收复土地也包括洗刷那由于祖先遭到当权者的杀害而让“我们”蒙受的耻辱。（母亲，这个弃儿，这个漂泊而来的人，为那个向她提供避难的氏族用了一个最盛气凌人的称呼“我们”。）我们似乎就要这样来对那个皇帝，对那些贵族，对那帮当权者，一句话，对那些“奥地利人”——对她这个奥地利女人来说，那是蔑视人的无以复加的表现——进行报复。她惯于靠着玩弄字眼，也就是我们的发祥地应该所在的伊松佐河谷地的那个地方名称，将这个报复象征化：等我们回归并且从长达千年之久的奴役中重新站立起来以后，这个在德语中称为“Karfreit”（卡尔弗莱特）的村子，实际上斯洛文尼亚语叫做“Kobarid”（柯巴里德）的，将会改名为“Kobalid”[2]（柯巴利德）。随之，父亲讥讽地回敬她说，这倒也可以翻译成“骑着马离去了”，她最好还是让它保留卡尔弗莱特这个名字吧，像我们这样的人也就这个命了，或者起码保留Kobarid这个名称，其中比如就包含着共生的水晶，或者也包含着一束榛子。接着母亲又惯于应对说，是不是这个如今彻底退化为臣民的他，居然忘记了有关自己的儿子，那个抵抗战士最后的消息就来自那个著名的“柯巴利德共和国”。战争期间，那儿独独一个村子宣告为反法西斯共和国，并且也存在了好些日子。对此，父亲只不过说道，他既不知道什么消息，也不知道什么反抗。

过后，两人自然又一再在我们家里那惟一的相片前碰面（除了我哥哥那张放大的相片之外，它挂在那神圣的收音机暗室里）：相片挂在前厅里，并且有一张斯洛文尼亚地图。就是在这个地方，父母通常也是唇枪舌剑，要争个高下。母亲平日那样不信鬼神，甚至对上帝也不恭不敬，可面对这张地图，在念着一个个名称时却抬高嗓门，吟唱起来，一如既往，有板有眼，忽高忽低。而父亲对她要么直言不讳态度生硬地纠正，要么干脆就对她的外来词发音摇摇头而已。尽管她此时此刻已经咬牙切齿，舌头僵硬，可是也无法使她脱离那斯拉夫语冗长乏味的列举。她一个接一个地吟唱着“Ljubljana”，“Ptuj”，“Kranj”，“Gorica”，“Bistrica”，“Postojna”，“Ajdovscina”（我特别期待着这个音色图像），而不是“Laibach”，“Pettau”，“Krainburg”，“Görz”，“Feistritz”，“Adelsberg”，“Heidenschaft”。[3]奇怪的是，与母亲平日的歌唱相反，我觉得那单调的地名吟唱得很美妙，尽管她的重读错误不断。听起来，仿佛每个名称都是一个祈求，而所有的名称一起联结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高亢而亲切的祈求。而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对此非但没有回绝，反而作为这个民族——很小的民族——的代表唱起了第二部，仿佛这狭小的前厅——铺着木地板，围着栏杆的木楼梯通到地下室，出门就是木走廊——变成了一个神圣的殿堂，比任何乡村教堂的殿堂都要宏大。

再说，母亲从来也没有跨出过国门一步。那些南斯拉夫地名，她首先是从丈夫的叙述中知道的。而对他来说，那些名称体现的仅仅是战争而已，一如既往。这些年里，他对地名也没有什么好讲的，更多总是那同一个布满岩石的高地，被攻克了，又失陷了，再被夺回来，等等。照他的说法，这场世界大战就发生在这样一道光秃秃的、石灰色的山背上，一个接着一个战场的前线仿佛就是向前或向后扔去一块石头划定的。只要你听一听村子里其他老兵的叙述就是了，这曾经是他们所有人的真实所在。父亲本来就抖抖颤颤的。只要一提起山里那些深深的岩体弹坑，他就抖颤得更厉害了。在那些弹坑深处，夏日里积雪还不融化。他有过许许多多的害怕，然而，他主要害怕的是可能会杀死一个人，至今依然如此。他十分镇定自若地给人家看他身上的多处伤口，有胫骨上的，有大腿上的，还有肩上的——只要一提起那个意大利人来，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会非常激动，因为他曾经奉命瞄准他开了枪。“我并没有直接瞄准他，”父亲说，“可是我一扣动扳机，他就飞起来了，两臂伸得开开的。然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见他的影子。”这一瞬间，他总是瞪大眼睛讲来讲去，因为过了三十、四十、五十年之后，那个人依然不断地飞到空中，而且似乎永远也无法让人知道，他是有意躲进战壕里了，还是一头栽下去了。“太卑鄙了！”他一边骂，一边用斯洛文尼亚语重复着这骂声，“Svinjerija！”听起来，仿佛这种语言毕竟是他发泄给这段历史，这个世界和这个人生的愤怒更好的表达。在战争中，他无论如何几乎没有看到过什么村庄，至多是曾经到过“……地方的附近”或者“通往……地方的大路上”。惟独戈尔兹对父亲来说意味着超过了战区：“这是一座城市，”他说，“我们的克拉根福特根本没有什么可以跟它比的！”然而，当你再问下去时，无非就是一句话：“在那些花园里，长满了棕榈树，而在一个修道院陵墓里，埋葬着一个国王。”

父亲重述时，只要一提到那个引起悲痛和愤怒的战场名字，这可给倾听的母亲创造了借题发挥的机会。凡是被他诅咒的——“该死的特诺瓦纳森林！”——，在她那里则变成了一个充满期待的家园。而且她把所有那些地方又在我的面前（这事姐姐是做不到的）整体勾画成一个国家来。这个国家与事实上的斯洛文尼亚并不相干，而纯粹是那些名称，那些由父亲提到的战役和痛苦经历构成的，无论是令人毛骨悚然或者只是顺便说说也罢。这个国家仅仅存在着主要的地方，一个个都有童话般的名称，如Lipica， Temnica， Vipava， Doberdob， Tomaj， Tabor， Kopriva等。[4]在母亲的言谈里，它成了和平之国。在这个国度里，我们这个柯巴尔家族终于能够再现当年了，并且长久地存在下去。这样的魅力蓝图与其说产生于那铿锵的语言或者家族传说，倒不如说出自我哥哥在南斯拉夫的岁月，出自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写给家里的几封信。在那些信里，这个儿子常常在那些同样的地名，也就是父亲借以把这个世界诅咒得一无是处的地名之前加上一个赞美之词：“这座神圣的纳诺斯（山）”，“那条神圣的蒂马沃（河）”。而在我这个晚到人世的次子心里，从一开始，不管母亲的想像与经验世界多么遥远，都比父亲那些战争叙述的影响要强烈。如果我要为此构想出这两个人的图像来，那么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无可奈何和一个分享快乐的叙述者：一个袖手观望，另一个置身其中，主张权利。

不言而喻，现实生存，也就是这个家里平常的日子取决于父亲那闭关自守的行为。恰恰是他的地方陌生感使他成了家庭的暴君。他无论在哪儿都找不到自己的位子，因此他就去折磨其他家庭成员；不是把他们从各自的位子上赶走，至少就是让他们待着不是滋味。只要父亲一进来，大家顿时就变得提心吊胆。即便他只是往窗前一站，我们其他人都会被害得手忙脚乱，让我们无论干什么都不知所措。甚至连正襟危坐的姐姐也捍卫不了自己的权利；气喘吁吁的发愣替代了心灵的平静。他那喜怒无常的行为像瘟疫一样：在大厅里，他是一个绕着圈子走来走去的矮小男人，他这样走的时间越长，围绕着他的一个个眼睛，一个个脑袋，一个个肢体就越发开始闪动、颤抖和抽搐。哪怕是他一个小小的举动，常常都会弄得这样鸡犬不宁。他猛地一下推开门，朝其他家庭成员投射出那遭受到伤害而无望的目光，然后又走开了，或者我们感到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前厅里，仿佛在那儿等待着自己的救星，同样就像等待着那个最终会将他连同这个庄园一起埋葬的山崩地陷一样。只要他一进自己的作坊里，我们才长出一口气，可是从那儿也会传来他愤怒的吼叫。虽然数十年来我们都习惯了，可一听到这吼叫声，我们总是禁不住吓一跳。甚至这个或许会使他真的觉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作坊，也不会被父亲当成家。

就是到了星期天，除了下午玩牌，原本也只有做完弥撒回来时，才会出现那相应的平静。这时，父亲打开每周出版一次的斯洛文尼亚语《教会报》。这是他向来惟一阅读的东西。此时此刻，他戴上眼镜，掠过每个字眼时都无声无息地动起嘴唇，仿佛不但是一行一行地看着，而且也是一字一句地琢磨着。在这段时间里，从他那从容的神态中弥漫出一种宁静，笼罩着他，充满整个屋子。在这阅读的时刻里，父亲终于有机会找到了自己的位子。风和日丽时，他坐在屋外的长凳上，平时都坐在东窗前那张没有扶手的长凳上，他面带着一种充满童稚的研究者的神情，逐字逐句地研读着——一想起这样的情景时，我就觉得好像自己此刻依然和他坐在一起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