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消失的距离

“距离已经消失，要么创新，要么死亡。”

——［美］托马斯·彼得斯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距今已有8年，尽管一张张药方不断开出来，一剂剂猛药接连吃下去，可是各国政府和学术界无奈地看到，经济增长的新旧动能转换机制迟迟未能实现交接，世界经济仍处于后危机时期的全面深度调整阶段，危机对全球实体经济及国际贸易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其后遗症正在拖延为“慢性病”。由于总体需求持续不振，2013~2015年，全球贸易一改“二战”后延续几十年的大势，已连续3年出现增速低于同期世界GDP（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速的情况。而由危机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余波不断，贸易摩擦此起彼伏，以WTO（世界贸易组织）为主导的多边贸易体系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陷入了改革僵局。

在危机阴霾弥久不散，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跌跌撞撞、一波三折的同时，近年来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力推再工业化战略，对经济结构过度虚拟化进行纠偏，旨在以创新激发制造业活力，重振实体经济。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战略举措的效果确已逐步显现，放眼望去，颠覆性创新下的世界沧桑陵谷，科学技术和商业模式的新一轮创新浪潮与新工业革命深度交互，一批“未来产业”已初现端倪，并正在改变国际分工的基础和方式，全球价值链面临着新的重塑、调整期，人们或欢呼、或惊叹：全球工业发展开启了4.0时代。

在这个曙色微茫的时点上，如蝶破茧壳，智慧的彩翼即将为人类再次舞动斑斓绚美的科技和产业春天。对于国家、企业乃至个人而言，抉择的方向从未像今天这么明晰。因为创新的结局非生即死，已经没有可以犹豫的时间和选择的余地。数字鸿沟依然存在，甚至越来越难以逾越，但不创新就意味着自动出局，传统意义上的可供观望、追随的距离正在加快消失。

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的“纠缠”

长期以来，工业一直致力于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而且迄今为止，在科技革命引发的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工业很好地肩负着这一历史使命。资本助力的人类创新活动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消费需求膨胀，眼花缭乱的物质产品点燃了人们对物质生活难以控制的欲望，也使得众多工业化国家一度甚至是至今仍被归类为物欲横流之地。同时，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快速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大量排放自然界无法承载的废物，人与自然的关系势必失衡。一种观点将全球能源短缺、资源枯竭、物种灭失、环境恶化、生态破坏、气候变化、灾害频发等重大问题归结为工业化的直接后果。然而，工业文明固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值得肯定的是，工业生产是现代物质财富的主要来源，也是物质文明的基础。在过去300余年的工业文明进程中，在工业技术、组织、制度创新的激发下，人类的创造力得以深度开发和充分释放，而人类生存的条件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人均寿命大幅度延长，实物产品和无形服务更加丰富，交通越来越便利，信息快捷、畅通，工业文明对人类生存发展的贡献不容置喙。

过去20余年中，由于ICT（信息、通信和技术三个英文单词的词头组合而成）技术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全球科技发展相对平缓，实体经济也因此渐失活力。与实体经济发展新动能不足形成反差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其金融部门理念、技术和机制创新十分活跃，直接推动了虚拟经济的繁荣。但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世界各国反思经济增长方式和结构升级路径。发达国家在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去工业化”发展后，开始意识到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对经济增长所造成的危害。近年来，发达国家对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结构转型新一轮密集投入的效果已初步显现，科技界波澜不惊的形势似乎正在发生令人惊喜的变化。大数据、深度学习、工业物联网、虚拟现实/增强现实（VR/AR）、可穿戴设备、3D打印、无人驾驶汽车、石墨烯、基因测序（精准医疗）、量子通信、高端机器人、云服务等一批前沿科技成果纷纷走出实验室，相继步入产业化阶段。同时，不仅由颠覆性技术支撑的新产业层见叠出，而且科技改变产业形态和要素组织方式的趋势也日益明朗。

纠缠，这个原本在汉语传统语境下带有些许贬义的词汇，因为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的飞跃发展转而成为一个引人入胜的热词。以往，用这个热度十足的词形容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的关系似乎并不十分贴切。然而，有别于历史上人类经历的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之间存在的时滞性，今天我们面对的科技创新与新产业发展甚至是同步的、叠加的。因此，两者之间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量子态不相互独立”的“纠缠态”来描述。

应该看到，在人类永无止境的创新激励下，实体经济领域革命性变革的一般规律在初露峥嵘的所谓“新工业革命”中再一次被验证。在上述标志性前沿技术的支撑下，全球化、个性化制造方式将取代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定制模式，成为新工业革命的主流生产范式。同时，产业融合不断深化，制造业服务化、智能化、绿色化趋势日益明朗。面对21世纪以来能源和矿产资源领域的激烈竞争，技术和组织变革带动的新兴制造模式和商业模式又一次强有力地宣示了人类以创新突破资源桎梏的能力，以及工业领域自我调整、自我发展的内在机制。可以预见，未来的智能工厂，在更加“柔软”、开放、多元、低碳的制造网络中，个体和小微企业的创造力和活力将得以更充分地彰显和释放。“工业革命独一无二的特点，也就是说其可持续性……”从这一角度来看，新工业革命有可能成为工业文明进一步升华的有利契机。

也许可以进一步做出大胆判断，新工业革命的主导技术和产业不再是“一元”的，更像云团般地越界与纠缠，由此推动的实体经济组织形态变革将呈现出凯文·凯利在《失控》中所描绘的“去工业化”趋势。由于新科技产业化的盲点和雷区仍然较多，核心创新的定型与关键要素的迭代似乎并不一定伴随着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的剧烈变化，而会在价值实现上取得趋于多元化的进展，包括更具活力的市场主体、更为包容的全球价值链、更有弹性的商业模式、更趋开放的产业生态系统，以及更加“共享”的生活方式。

新工业革命为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重振实体经济”带来了新的机遇，但使发展中国家凭借低成本资源、环境和劳动力所获得的传统比较优势被进一步削弱。20世纪后发国家普遍采用大量消耗资源、不计环境成本的赶超式战略，其实施效果必将受到抑制。

面对科技创新大潮和新工业革命的影响，对于中国现阶段的工业化而言，一个更为现实的命题是如何依靠转变发展方式，以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为主要抓手，加快产业升级，将中国实体经济推向精致化、高端化、信息化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从而以崭新的面貌迈向“制造强国”。

无论是前沿科技还是新兴产业领域，我们习惯于强调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起点并没有太大差距，甚至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从某些层面考量，这的确是事实。可是，即使同时出发，也并不意味着必然能够同步到达终点。而且说到创新，亦如熊彼特所喻：“不管把多少条驿路、马车或邮车连续相加，也绝不能得出一条铁路。”因此，虽不排除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部分新兴领域与发达国家齐头并进，进而成为这些领域中世界领跑者的可能性，但是当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处于“纠缠”式、革命性的状态下，能否把握新科技、新产业、新市场的发展路径和范式，却是后发国家面临的又一次大考。

在此番大考中，改革开放近40年所积累的经验，未必能够一如既往地对要素配置效率产生吹糠见米、令人振奋的效果。顶层设计的前瞻性和引领性、制度创新的宽度和深度、体制机制的弹性和透明度、高端要素的供给，甚至文化的进取性、先进性和包容性，这些软硬实力的塑造显然需要动员全民、全要素投入，开启新一轮一往无前的改革创新。然而，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改革动员的难度和障碍有目共睹，这不仅挑战决策者的信心和智慧，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命运：是在工业化的中后期落入经济增长长期徘徊不前、收入分配矛盾持续激化的“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能够以昂扬的姿态引领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迈入工业化、现代化强国，创造人类历史上无可复制的发展奇迹？

经济学家的角色：失语还是积淀

近年来，不难观察到一个现象：面对渐呈群体式爆发的新科技、新产业、新市场，经济学家对此的解读却并没有太多“新意”。其中，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依然是学术界应对科技变革和新工业革命的“本钱”，而事实上这一理论毕竟已提出了百年。对于这一轮科技创新及其成果，毋庸置疑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体系仍然显现出很强的学术生命力，具备公认的基础性解释力，但令人失望的是，即使这样一个华贵的“旧瓶”，经济学家们也没能装进多少滋味醇厚的“新酒”。我们不无尴尬地看到，对于传统创新理论的延展和工具量化，经济学家们并未拿出多少有分量的成果。而对于管理学的一些代表性成果，如克里斯坦森创立的“破坏性创新”的概念和理论，经济学家们虽然屡屡将其用作诠释创新活动的关键词，但是如何将这一概念纳入经济学分析的逻辑框架，相关研究的进展尚有提升空间。再就是针对政府在新工业革命下角色和作用的问题，基于产业政策层面的讨论，虽然表面上争议不绝于耳，热闹非凡，但争议的依据更多的却是老调重弹，政策工具创新乏善可陈。

尽管哈耶克早就指出：“在谈论市场和社会结构时，有许多事实是无法计算的……”但经济学的量化工具还是越玩越精致。不少学者都注意到，在学科方法论建设日臻完善，被“包装”得更像是一门科学的同时，经济学似乎已逐渐偏离了思想性和问题导向的“初心”，正在快速沦为自说自话、几近闭合的圈子，这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其“无用化”的印象。也许这一判断有失客观全面，但笔者认为，面对持续高涨的科技大潮和日新月异的产业变革，特别是科技与产业的“纠缠态”，主流经济学开创性理论研究的步伐即便不是明显滞后，也难免表现出一定的“无力感”。长此以往，恐有话语权弱化之忧。

当然，新科技中涉及的很多知识及对其的评判，都超越了技术、产业甚至纯粹意义上经济行为的层面，现有经济学理论已经很难独立做出解读。主流经济学“失语”，在某种程度上给经济学的多样化发展提供了空间和机遇，尽管这种多样化的探索能否固化为真正意义上的体系性知识，学术界仍存疑。目前，开展多样化尝试并取得成功最为典型的例证便是“横空出世”的《21世纪资本论》。这部在业内外皆吸足眼球和赚够人气的“鸿篇巨著”，试图还原经济活动中资本、技术与劳动的本来面目以及经济学方法论的初始逻辑，进而论证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经济学需要解决却被主流经济学长期忽略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从皮凯蒂这本颇为扎实的著作引发各界的热烈反响来看，经济学研究的发散性有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这种令经济学家们感到汗颜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到其“下游产业”。其实，自互联网对传统商业模式产生“破坏性”影响以来，由于对一些前沿科技及其产业化模式的走向错失引领性的分析，以“四大”为代表的咨询业，其头顶上的光环在近年呈现出略显“暗淡”的迹象，主要表现为顶级咨询公司的薪资水平高位徘徊，对精英人才的吸引力亦不如之前。互联网对传统咨询行业的冲击还表现为：改变了其客户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成本，使以往的专业化知识积累及相关服务提供的门槛随之降低，进而导致专业咨询服务的价值弱化。当然，这种现状也与咨询业大公司随着业务规模扩张，特别是将业务触角不断伸向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而不得不吸收更加多样化的人才有关。

本质上讲，以演绎为基本逻辑特征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及其成果在先导性上似乎先天不足，但这并不妨碍经济学成为“显学”。自凯恩斯以来，主流经济学家创立的理论体系和分析工具，已被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预测和政策制定。尽管预测结果背离经济运行实际几乎已成为“常态”，且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在很多情况下都备受诟病，却仍无法撼动主流经济学家的地位和权威。究其原因，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创新的进程虽有起伏，但经济活动的复杂多变却始终有力地支撑着这一学科的活跃度，而且大多数学者和政府官员仍然深信根据经济学理论，通过对经济周期实施调控，能够解决就业、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的基本问题。然而，面对迟迟走不出危机阴影的全球宏观经济以及主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首尾难顾的局面，即使是主流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现状也深感失望和忧虑，认为宏观经济学遭遇了“Trouble”。（麻烦）。

关于经济学实用性的最近一次正向检验结果发生在华尔街，也“终结”在华尔街。20世纪60~90年代，30余年金融理论的持续创新及其在资产估值、期权定价、投资组合等方面做出的突破性贡献，不仅成就了夏普、马科维茨、米勒、斯科尔斯、默顿、阿克尔洛夫等一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而且引爆了所谓的“第一次华尔街革命”，为美国金融业乃至整个虚拟经济缔造了近20年的繁荣。如今，浮华渐散，被金融危机重重捅了一刀的华尔街失血过多，而“女王之问”也使经济学家无言以对，但不能因此就全盘否定经济学理论的应用价值。即使受到了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以理论创新为引领的金融业依旧是美国最具竞争力和活力的部门，其理念、技术、规模、人才等方面的综合实力，在未来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只能望其项背。

由此，似乎不应过于悲观，而是有理由相信暂时性的“失语”可能只是经济学的蛰伏或积淀，“补妆”只为更精彩地“返场”。当新科技助力消费行为由传统的“拥有+消耗”转变为“使用+体验”，当物联网重塑生产要素和市场的关联方式，当区块链的理念和技术架构描绘出最接近完全市场化的图景，当“机器取代人类”演绎又一场资本盛宴、冲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当大数据改变着企业的资产结构以及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构成，经济学的不少分支学科都将迎来丰富的创新素材和重大的理论命题。一方面，有关新科技、新产业、新市场的竞争范式、组织结构、市场势力形成与分配等问题，仍可以期待经典产业组织理论做出拓展性的解析；另一方面，对于人工智能、量子通信、无人驾驶、虚拟现实、物联网、区块链等领域的标准制定、市场规范以及政策目标方向等更为现实的问题，则需要经济学家能尽快跳脱看客的角色，适当修正过度工具化的“清高”，踏踏实实地深入研究、发现规律，创立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用以指导工业4.0时代风云际会的经济实践。

美国占据全球创新创业的高地

美国创新霸主的地位是否会旁落

19世纪末，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科技和产业革命中心。一百多年来，美国一直是全球科技创新最活跃的国家，也是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最高的国家。近几年，美国创新创业重点领域、创业生态发育、风险投资理念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变化。尽管在2015年以来的一波资本“寒流”中，美国约有3成以上的“科技独角兽”没能躲过严冬的侵袭，创新型企业首次公开募股（IPO）步伐有所放缓，一批昨天还招摇过市的科技“高竿”转眼见弃于资本，回归寂寞如雪，但这并不能遮蔽硅谷作为全球创新高地的夺目光彩。而在国家层面，以曾经诞育了互联网、GPS（全球定位系统）、隐形飞机等革命性技术，手握年度30亿美元科研经费的美国国防部先进项目研究局（DARPA）为代表的创新“巨无霸”，不仅支撑起了美军傲世的战斗力，而且凭借其军民深度融合机制，为美国积累着最具前沿性和领导力的科技资源。创新创业的巨大活力及丰硕成果共同构筑了美国可持续的国家核心竞争力，确保其始终占据新科技、新产业的制高点。在新工业革命下，如果说是德国率先提出工业4.0的构想，并致力于主导工业4.0时代的标准体系等制度性话语权，那么美国则是始终站立科技创新潮头，源源不断地为新工业革命输送原创成果。这些新科技几乎无一例外地带有鲜明的颠覆性特征，而更为值得高度关注的是，美国优异的创新机制和完善的市场经济对于新科技及其商业化所造成的“破坏”，通常能够较好地包容、消化，在这方面集中彰显了其超级大国的真实力。此般真实力所铸就的美国科技霸主地位在未来20~30年虽然会受到更多挑战，但难以从根本上被撼动和全面超越，少数几个追赶者对这种局面心知肚明。

新硬件技术引领美国创新活动

美国创新活动始终紧跟科技发展和市场需求变化的步伐，不断推陈出新。近年来，美国创新创业进入所谓的“新硬件时代”，热点领域开始转向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支撑的新硬件设备及相关服务，主要集中在三大领域：一是基于传统互联网技术的延伸和拓展，包括移动互联、TMT（Technology、Media、Telecom，数字新媒体）、移动支付、O2O平台等。二是智能硬件。从新型可穿戴设备到机器人、智能电视、智能家居、无人驾驶汽车、医疗健康、智能玩具等。智能硬件不仅成为美国创新创业最热的领域，而且越来越多的技术和产品正在加快产业化，其中一些智能装备如多轴无人机、四足机器人（Big Dog）等用于美军的装备升级。三是生物（医疗）科技。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从政府到各类风险投资机构，对基于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基础科学研发成果的生物医药领域投入了极大的热情。然而，由于新药从实验室到产业化周期漫长、投资巨大，不确定性导致很多投入生物医药的政府项目和风投项目均以失败告终，欧盟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尤为深刻。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美国生物（医疗）科技与大数据、微型智能传感器等新型软硬件技术设备成功嫁接，重新焕发出创新活力，成为风险投资的新宠。目前，美国约50%的风险投资都流向了基于终端医疗需求的创新产品和服务。与上一轮以生物医药为核心的创新明显不同，此轮生物科技创新的重点由制药转向了医疗服务及产品，推出了即时无痛验血、糖尿病随身监测、基因测序等一批影响较大的创新成果，找准了美国消费者医疗需求的最痛点，很快催生出巨大的市场潜力。在基因测序、定制医疗等领域，备受资本市场追捧的创业新星随之脱颖而出，虽然资本的盲目性也扼杀了其中一些技术和业态不成熟的项目。需要强调的是，这三大创新创业领域实际上在技术和硬件层面兼容互通，关键技术都是大数据等超强计算功能以及高性能传感器等智能硬件，集中体现了美国新一轮依托互联网的硬件技术研发的群体性突破。与此同时，由于这三大领域与应用层面结合得甚是紧密，使产业化周期大大缩短，所以带动商业模式重构和消费升级的作用更为显著。

美国创新活动的“马太效应”强化

由于创新创业对多样化人才、研发体系、中介组织、风险资金、信息渠道等高端要素乃至居住环境、气候条件等外部环境有着较高的要求，使得“集聚”成为创新活动的一般规律和典型特征。目前，美国创新创业资源高度集中在以硅谷为中心的加利福尼亚州西海岸以及波士顿周边地区。其中，美国有40%以上的风险投资流向了硅谷及其辐射区。近年来，美国创新创业的“马太效应”有进一步强化的态势，硅谷等极少数的创新创业核心区对高端要素形成了磁石般的强大吸引力。而与硅谷热火朝天的“全民”创业潮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尽管美国不少州和市政府也在借鉴硅谷的经验，出台税收减免等力度更大的优惠措施，试图在当地复制硅谷模式，但迄今为止绝大部分美国城市的创新创业活动仍起色不大。这种“马太效应”，一方面推高了硅谷等创新集聚地的要素价格，以及房地产等消费价格；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地区不平衡，未来美国创新创业差距拉大、两极分化的趋势将难以逆转。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创新创业高度集中抬高了房地产价格及其他消费支出的水平，但硅谷地区并未采取任何抑制房价的措施。实际上，创新创业将大量含金量很高的就业岗位持续投放到就业市场，有效地消化了房价飙升的冲击，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创新创业活动的扩散和转移。同时，尽管创新创业活动两极分化，但就其创新效率和质量而言，硅谷、波士顿等为数不多的亮点地区目前来看足以支撑美国制造业对新技术、新产品的需求。由此可见，政府推动的遍地开花式的创新创业有悖于创新活动固有的“马太效应”，有可能导致高端要素配置分散化，影响创新的整体效率。

硅谷升级为更具内生活力和自我发育功能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回溯硅谷的成长历程，可以发现其演进过程是一个复杂而独特的链式反应，既不是由政策制定者主导，也绝非仅是一般意义上研发活动的产物。美国内外无数失败的案例表明，硅谷不是模仿追随的对象，而是提供了学习和解析的机会。应该看到，创业和创新属于高风险的事业。即使在硅谷，大学生创业团队中也有近95%是不成功的，而且约5%的成功创业团队中有很多团队在成功之前经历过多次失败，是硅谷的整体氛围和生态系统很好地接纳了各种各样的创新创业团队，并包容了其失败和调整。今天，显然已不能用“创新集群”来简单地总结硅谷创新创业的现状及其特征。围绕着前述的三大新领域，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大学和科研机构在持续为其输送最新研发成果和顶尖创新人才的同时，硅谷创新创业的发动机中更多地融入了一些非技术元素，特别是所谓的“第三方元素”，包括成熟的风险投资机制、不断涌入的天使投资人、高水平的法律服务等。这些机构的参与，降低了硅谷创新创业的信息成本和整体风险，大大提高了创业成功率，促使硅谷逐步由创新集群升级为具有内生的激励模式、可持续优选机制以及自我修复能力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近年来，随着创新创业活动对生产制造环节等所谓“场地”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硅谷开始向北部地区（旧金山城区）加速扩容，明显改变了旧金山的城市功能，在以金融区、商业区和生活区为核心定位的城市功能基础上，又被赋予了高端孵化器、创业加速器（Rocketspce等）、集成第三方等新角色，吸引了诸如Uber（优步）、Zappos（美国鞋类BOC网站）、Spotify（全球最大的正版流媒体音乐服务平台）等一批轻资产的创业团队，并在较短时期内将其成功地推向市场。

创业企业IPO催生的新型天使基金推动了创新活动的自我强化

谷歌、脸书（Facebook）等一批创业企业被资本市场接纳，不仅对这些公司而言是提升影响力、降低风险的重大契机，同时也给这些公司中一些原创者和元老级员工带来了巨大财富。满足物质需求之余，在获得了财务自由的股东中很快孕育出了一批数量可观的天使投资人。这类天使投资人对创业项目的选择标准明显有别于投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作为曾经的“技术控”，他们大都对创业团队的财务目标不敏感，几乎不掌握通行的财务估值方法和技术，但具有更强的技术偏好和独特的市场眼光，对创新失败的宽容度也更高。在一些特定案例中，甚至是个人情怀等非商业因素促使这类天使投资人关注潜在商业价值大，却不被传统风投看好的创业项目，并以较高的决策效率帮助创业团队快速填平了资金鸿沟。目前，由创新企业IPO催生的天使基金在美国硅谷等地扮演着创业价值挖掘机的角色，缩短了创业企业发育周期。这些新型天使投资基金投资企业的IPO又进一步孵化出更多的天使投资基金，形成硅谷创新的自我加强机制。近年来，中国的北京、杭州、深圳等创业创新集聚城市也显现出与美国这一趋势类似的动向，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公司的一批创业元老开始加入天使投资行列，初步形成了以技术和商业模式为核心的创业项目评估导向。

美国创新机制虽然难以复制，但提供了学习机会和跟随目标

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中国制造2025》。这不仅是对工业4.0时代全球竞争的战略应对，更是借力“互联网+”、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加快推动中国迈上制造强国之路的大国宣言。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制造2025》更具战略高度和全局性、长远性，也是中国产业政策运用的一次新探索。然而，旗帜式、纲领性的战略影响力并不能掩盖《中国制造2025》的视野局限性及其在产业政策改革方面的不到位。总体来看，《中国制造2025》所提出的十大重点领域立足于既有优势，依托中国制造能够占据国际市场的强势领域，以装备制造等硬件设备和产品为主，更多地体现出中国制造以技术集成和终端产品为支撑的核心能力。这种思路对传统规划范式突破力度不够，重点领域选择的现实性、本土化较强，前瞻性、革命性偏弱，更多的是照顾到产业现有优势和市场需求，而缺少着眼于制造强国建设的先导性理念。同时，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旨在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新动力和新机制，并与美国新一轮创新创业在某种程度上形成战略呼应。2016年7月，国务院发布《“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提出在信息、制造、生物、新材料、能源等重点方向形成突破，加快部署一批能够改变科技、经济、社会、生态格局的颠覆性技术，此举战略“盯住与赶超”的导向更为清晰。尽管现阶段创新的总体水平仍有差距，重点领域有所不同，但美国创新文化及其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体制机制，为我国加快落实《中国制造2025》和《“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和启示。应该看到，新常态下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前提是，要对中国能够具备什么样的核心能力做出更清醒、客观的判断，并据此导入更有利于核心能力建设的要素条件、制度环境和文化特质。而在以“大众创业”唤醒国民创新精神方面，软环境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我国多地“创新工场”和“车库咖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甚至成为不少城市或高新区的“新标配”。然而，照猫画虎式的借鉴，并不能学到美国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机制和产业化模式的精髓，流于形式的投入方式造成了大量资源浪费。从机制建设的可操作性出发，在科技人才资源丰富的城市建设创业创新社区不仅要提供工作场所，同时要成为吸引天使投资人的平台，缩短创新成果和创业团队的育化周期，从而使社区逐步发育为充满内生活力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形成可持续的高端要素凝聚能力、房价等消费成本攀升的自我消化能力。针对国内现阶段创业创新项目的退出成本高，影响创新者信心以及市场、投资方认可程度等一系列突出问题，要积极倡导鼓励创新、包容失败、肯定创业创新失败者的舆论氛围，形成开放包容、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创业文化。

创新“折叠”与包容性全球价值链

创新与分化如影随形

从科技史和工业史的角度观察，技术创新虽然在很少情况下如卢梭所指单纯“是为了证明一些人要比另外一些人更有才华……”但科技活动在特定阶段难免“带来不平等”的结果。21世纪，日益全球化的研发分工不一定会使世界各国受益，新工业革命下，“技术民族主义”有可能重新抬头，新科技、新产业发展的未来或许只能依靠少数国家的创新活动来支撑。放眼当今世界，一边是如火如荼的、改变人类未来的创新活动，而另一边，在地球的很多角落，至今没有网络，智能手机远未普及，那里甚至不时弥漫着战争硝烟，人们饱受饥饿和流离之苦，日益被大数据和智能化的现代社会边缘化。创新与分化并行、竞争多于合作的后果注定是新动能、新财富重塑国际格局，不少国家和地区可能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身处这个“折叠”地球的第几层空间。对于企业而言，创新“折叠”导致的撕裂更是时刻上演。面对一度估值缩水9成的小米，曾经抛出“飞猪”理论的雷军不知是否有所觉悟：猪就是猪，站在经济上升期、行业成长期和资本蜜月期“三期叠加”的风口，猪是可以飞起来的，但这阵风吹过，势必跌落在地。原因很简单：猪，不会飞翔！“互联网+资本”的大风固然提供了各层“空间”翻转的机会，但同时也强化了翻转的破坏力。因此，即使赌对了赛道，也未必就能决胜千里。在未来科技和产业的竞技场上，还会有一众“飞猪”在“等风来”，但最终的赢家依然会被锁定为潜龙鸣凤、骏马苍鹰。

数据成为全球价值链上配置的重要资源

在大数据时代，谁掌握优质的数据资产，谁就更有可能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一些学者将新工业革命下的“数据”比作工业化时代的石油，而实际上，数据对于企业和投资者的价值与农耕时代土地的属性更为接近。目前，谷歌（Google）、脸书（Facebook）、亚马逊（Amazon）这三家互联网巨头均已储备了海量的数据资源，并正在加快将这些数据资产化的进程。其中，谷歌为全世界的公开网页建立了最为庞大的索引系统，脸书拥有的社交网络聚集了全球一流的商品数据库，而亚马逊则沉淀了巨大规模的商品信息。数据资产决定了未来领军企业的战略选择和商业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企业凭借数据资产优势，将会分流甚至取代IBM虽然不清楚出版的具体要求，但IBM这类英文，认为没必要加括号翻译。等传统巨头对全球价值链的掌控力，从而改变全球价值链上不同环节的战略性及其增值率。为应对大数据时代的挑战，传统跨国公司自是不甘就此没落，同样开始了新一轮的转型。如2016年6月，IBM宣布放弃曾为其带来丰厚收益的全球业务咨询（GBS）和技术服务（GTS）两大业务板块，而专注于发展为一家认知解决方案和云平台公司（Cognitive Solution and Cloud Platform Company），这标志着其由硬件设备制造商成功转型为企业软件公司。IBM实力超群的研发团队还在人工智能、碳纳米管以及量子计算机等前沿科技领域加紧突破，以确保未来20~25年的全球价值链领导地位，力图再造一骑绝尘的工业物联网新帝国。实际上，在新科技、新产业、新市场领域，不仅活跃着像特斯拉这样的一批“小鲜肉”，而且转型也是近年来传统大跨国公司发展战略的关键词。惠普不断扩展服务型制造和云计算平台，施耐德公司提供最先进的能源解决方案，TDK（日本东京电气化学公司）早已成为最具竞争力的新材料公司之一，松下在新能源电池领域砸下重金……“To be or not to be”，已经不是“一个问题”，归根结底，这是一个不创新、不转型就等于自掘坟墓的时代！

新兴产业全球价值链开启深度纵向整合

传统互联网公司不断向上游渗透，加入新型智能硬件设备和服务型制造等新兴领域的竞争，是发达国家产业发展的另一新趋势。随着苹果进军汽车领域，微软、谷歌、脸书等ICT和互联网公司布局新型智能硬件制造环节，一些掌握尖端技术的企业更加注重研发的内部化，以便将附加值最高的环节牢牢控制在企业内部。这些企业充分利用在下游收集的客户信息和消费者偏好，为市场带来“体验为王、大道至简”的新一代一体化产品，带动了行业的深度纵向整合。有别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10年国际分工中产业内部企业之间链条式的分工深化以及由大规模外包支撑的网络状全球一体化分工体系，当今新产业的分工触角进一步向企业内部伸展。应该看到，现阶段新兴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尚未发育完全，产业链延展及分工仍带有碎片化的局限性。因此，这种类似“合工”式的纵向整合，能否成为国际分工中不可逆转的态势，还仅仅是新兴产业全球竞争的阶段性表现，尚有待观察，但这一趋势对全球高端科技要素配置的影响不可忽视。在新工业革命下，中国依靠比较优势确立的制造业生产和出口规模优势有可能被进一步削弱，拉大在尖端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在工业4.0时代的国家竞争中，发达国家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

近年来，美、德、日三国相继推出了国家战略，积极布局新工业革命。对于美国而言，尽管一直有学者质疑美国复兴制造业的动机及其制造业回流的实际效果，但应该看到，即使美国部分制造业环节出现回流，但在中间产品和终端产品的制造环节，美国仍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倚仗海外供给。当我们一度把更多关注的目光投向TPP，却大都忽略了早在2012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已签署的《全球供应链安全的国家战略》。这份纲领性文件将供应链安全列为美国的国家战略，进一步凸显出要素流动和商品服务交易的安全性、高效性对维护美国核心利益至关重要。德国的强势领域集中在高端装备、机器人等方面，主导工业4.0的意义在于掌控国际标准制定的话语权，进而从推广工业4.0范式和服务型制造中获得新的盈利点。而对于日本来说，工业4.0时代的国际竞争形势同样加剧了其强烈的紧迫感，在新兴领域“不掉队”是其最低纲领。为此，日本确立了以机器人技术创新带动制造业、医疗、护理、农业、交通等领域结构变革的战略导向。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于2016年正式提出“社会5.0”（Society 5.0）的构想，强化官民互动机制，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ICT技术，通过网络空间与物理（现实）空间的融合，以智能化的精准技术和服务营造更有活力和舒适度的日本，共享给人人带来富裕的‘智慧社会’”。社会5.0可以视为日本应对国内制造业空心化和人口老龄化，以及全球新工业革命共同挑战的一次有力的战略“二次创新”，其落脚在增进日本后工业化时期全民福利的目标导向颇具现代感和倡导力。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日本政府一再强调要缩小与美国、德国在应用软件开发等方面的差距，但产业界运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手段改造生产流程、管理系统和商业模式，更多的是“自下而上”的自主行为，而且日本企业的创新活动，更倾向于围绕产业链延展和基于核心业务的深度开发。这说明日本产业政策已与传统形式渐行渐远，其作用方式不再是由政府指定优胜企业、选择技术路线，而是转向了以服务和支援为主的功能型措施。由此可见，尽管重点领域和政策工具存在差别，但工业强国的战略主旨都需要通过实施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强化优势、弥补短板、全面参与，意在主导新科技、新产业的规则制定，从而打赢工业4.0时代的全球竞争之役。

发展中国家深陷“数字鸿沟”和开放困境

在全球经济艰难复苏、增长乏力的局面下，不得不承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科技研发、产业创新、贸易规则重构等方面的差距有所拉大。以金砖国家为代表，21世纪前10年一度活跃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成为拉动全球贸易增长重要力量的新兴经济体，相继陷入结构性减速与周期性放缓的叠加期。结构调整举步维艰、国内宏观经济风险增大，导致新兴经济体贸易和投资政策导向的利己主义与保护主义交织。不无遗憾地看到，与美国、欧盟推出实体经济转型发展的重大战略，以及高标准、高层级的新型区域贸易协定的深远布局相比，处于结构性减速与周期性放缓叠加期的新兴经济体，其对外开放部门普遍出现“开倒车”的迹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相继收紧了各自的贸易政策，南非于2012年终止了与欧盟13国的双边投资协定，印度尼西亚则计划终止全部67项双边投资协定，拉美、非洲发展中国家不断爆出的债务违约、国际合作项目搁浅等问题为新兴市场的全球化进程蒙上了一层阴影。而在前沿科技和新兴产业领域，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以资源禀赋和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的比较优势，在短期内很难找到对接新兴产业全球价值链的点位，新“数字鸿沟”将进一步挤压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填平数字鸿沟所需的资金投入，包括BCG（波士顿咨询公司）等不少机构都持乐观态度，但要想建立一个真正“互联互通”的新世界，远不止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数字基础设施“补短板”那么简单。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可以将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项目的生命周期成本削减近20%，但理念冲突、制度对立、人才缺失仍在加剧创新的“折叠”效应。

艰难复苏的世界经济呼唤包容性全球价值链

面对后危机时期错综复杂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形势，现行WTO主导的多边贸易体制已经难以适应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化以及不同成员的多元化利益诉求。鉴于现行多边贸易体制的局限性，发达国家的实用主义再次占了上风。凭借其掌控全球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战略能力，美欧等发达国家推出了新型高标准、高层级的区域贸易协定，意图在未来全球治理中抢占先机。这些新兴区域一体化安排固然在议题设置、组织架构和决策机制优化等方面做出了一些积极尝试，吸纳了一些发展中成员加入，但由发达国家主推的新兴区域一体化平台不仅有可能放大WTO的碎片化风险，还为众多中小企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参与GVC（全球价值链）设置了更高的技术和法规门槛。这会直接影响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机会，进而对亚太等地区的区域价值链造成一定损害。

重振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是各国新的历史使命，呼唤更加开放、包容、协调的全球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这对诞生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最紧要关头的二十国集团（以下简称G20）峰会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其发挥影响力带来了新的机遇。在G20安塔利亚峰会上，成员国倡导“包容的全球价值链”，意在构建新型全球价值链治理体系。关于全球价值链包容性的界定，现阶段仍存在争议，而对包容性的测度，则至今鲜有被学术界和各国政策制定部门广泛接受的重要成果。未来全球价值链的包容性至少应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微观主体层面来看，包容、协调的全球价值链要能够为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规模、不同技术水平、不同所有制结构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青年创业者，提供接入全球价值链的公平而开放的通道，为其扫除开展贸易和投资、跨越新数字鸿沟，进而升级到价值链更高环节的技术壁垒和各种障碍，营造公平竞争、信息畅通的价值链微观生态，并能够充分保障后发国家的企业获得合理分工收益，实现全球价值链治理地位提升的机会。二是从产业层面来看，需要推行更加开放、包容的理念。全球价值链的包容性绝不应仅体现在对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的包容，而是既要理解新兴产业全球价值链生成、改进和优化的客观规律，尊重并保护新兴领域领军企业研发、创新的成果，又要为传统产业全球价值链的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打造能够提供多样化就业岗位、共融共生的全球产业生态。三是从全球价值链宏观治理和规则体系层面来看，要坚定支持、维护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抵制一切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歧视；加强政策协调和能力建设，完善WTO、G20等全球经济治理平台，激发世界各国制度创新的主动性，广泛接纳不同国家和地区为重塑包容、协调的全球价值链所做的建设性努力。

“中国药方”贡献中国智慧

2016年的G20峰会由中国主办，此次峰会将协调、包容作为重塑全球价值链规则体系的目标方向，为推动中国制度性话语权能力的建设提供了有利契机。就创新增长方式、更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强劲的贸易和投资、包容和联动四大峰会重点议题的推进情况而言，中国日益国际化的视野和大国责任得以不断彰显，并实现了阶段性的议题突破。其中，在贸易和投资议题方面，G20杭州峰会尝试为重建世界经济秩序开出“中国药方”，并赢得了国际社会普遍关注。

不可否认，以英国“脱欧”为标志性事件，当前世界范围内全球化进程进入了一个退潮期，遇到了一些阻碍。全球价值链分工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同时也蕴含着整合提升的空间，而重塑全球价值链的前提则要有足够协调、包容的治理体系为支撑。作为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应正视在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中的地位变化，加强顶层设计；主动践行经济和贸易大国的国际责任，不断提升整合全球资源的综合能力；逐步发挥国际经济协调和全球治理议题设置及合作推进等方面的引领作用，在增强自身制度性话语权能力的同时，为复苏世界经济、重振全球贸易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新兴领域的规则建设，为构建更加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贡献中国智慧。

激发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动能

不论是历史地看还是辩证地看，一国（地区）经济运行中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都是长期存在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供给和需求都有可能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过去30余年中，针对各个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中国经济改革也曾在供给侧或需求侧轮番发力，集中解决阻碍生产力进步的突出问题。数轮改革对中国经济的积极作用有目共睹，但就供给与需求之间矛盾的绝对性而言，渐进式的改革不可能一劳永逸，而需要通过高强度、高质量的制度创新不断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21世纪前10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轮主要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高增长，将经济总量推上世界第二的高位，赢得了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和货物贸易大国的地位。然而，伴随着压缩式的加速工业化和持续的规模扩张，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低水平的产能大面积过剩，库存不断累积，综合要素成本快速攀升。同时，高杠杆化导致了银行业资产质量下降的风险加剧，实体经济的整体脆弱性进一步被放大。而这些经济运行中的“负能量”使得供给侧再度演化为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继而成为中央做出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依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转型升级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正向作用，在很短时间内就在决策层和理论界达成了共识。毋庸置疑，中国经济的确需要来自供给侧的变革，特别是在实体经济领域，近年来由于传统领域逐渐失去了投资吸引力，新兴产业市场前景不明朗、发展存在不确定性，“低端锁定、资本抽离、成本攀升、人才缺失、要素分流”成为“中国制造”转型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化解这些难题既要下定“打赢一场优化供给攻坚战”的决心，也要有“开展消除结构性顽疾持久战”的耐心。在“三去一降一补”的改革重点任务中，“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短期压力显然更大，中央已确定了具体到各个行业的指标分解和明确的时间表，而“一降一补”则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从通常意义上来讲，“实行结构性减税、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政策工具和目标方向，很难做到立竿见影，更具有长效的作用机制和特质。从这一角度出发，如何促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长期、可持续的成效，是考验政府定力和企业决心的难点所在。

总体来看，对于进入下行通道，供给能力和水平与国内外市场需求严重错配的中国经济而言，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少在决策层面不啻是一剂“强心剂”。找准问题，精准发力，无疑有助于自上而下提振信心。但应引起注意的是，当下对中央实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存在不同的解读。一些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和学者，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作“政策筐”，什么都往里装。部分不符合改革导向的刺激措施，甚至是属于淘汰之列的落后项目，被重新包装后贴上“供给侧改革”的标签，再度投放到各类“十三五规划”之中。这种做法不仅不利于改善供给质量，反而有可能造成新一轮的重复建设和低端产能。因此，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坚持市场化的主基调，毫不动摇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主要采用市场化的手段攻坚克难，破除束缚形成优质供给的桎梏。在经济下行和系统性风险加大的巨大压力下，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更不能自乱阵脚，不该伸的手乱伸，不该出的招乱出，而是要冷静下来，等一等市场的判断，看一看市场的手何时伸、会伸向何处。面对结构转型的种种难题和困境，要深刻理解市场调节的规律及其发挥作用的阶段性特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力点落在理顺市场信号传导、释放的管道上，放到清除要素优化配置的障碍和阻力上，要坚决杜绝一切打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旗号干扰市场机制运行，行“计划经济之实”的行为。任何不尊重市场规律的应激措施，都可能演变为中国经济的“不可承受之重”。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应是“自上而下”的单向安排，而需要政府“自上而下”顶层设计与企业“自下而上”主动转型之间的双向配合。令人感到欣喜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最宝贵财富之一是形成了一批初步具备国际竞争意识的市场化企业群体，这一群体对市场变化已经有了一定的敏感度、耐受力和应对手段。随着传统比较优势由逐步弱化再到系统性减失，“中国制造”既受到新兴市场低成本出口的挤压，又要迎接美国、德国等制造强国主导的工业4.0的挑战。在这种“双重钳制”下，企业自主转型意愿普遍增强，正在为挣脱低端锁定和路径依赖的束缚而砥砺前行。

现实情况是，在部分地区、部分行业的低端产能屡“去”不止、“僵尸”遍野的同时，已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悄然转型，一批“隐形冠军”羽翼渐丰，在转型升级的道路上已经踏出了坚实有力的脚步。在广东、浙江等一些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的地区，如今一边是服装厂、制鞋厂、玩具厂空空荡荡的厂房，昔日的繁盛渐行渐远；另一边则是机器人大规模替代劳动力，更多企业开始通过技术创新和设备更新投资重塑成本结构，努力开拓新产业、新市场，依靠科技和模式创新实现转型的亮点不断涌现。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情况表明实体经济内部加速分化，而这并不单纯是中国经济固有的“二元结构”的映射，更是转型和创新势力对旧体制的宣战。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坚持企业的主体地位，尊重企业所选择的升级方向，相信企业的转型能力。尽管在新常态下由点到面铺开仍面临着诸多障碍，但强化新科技、新产业支撑是中国结构转型的必由之路。唯有形成政府与企业之间、各类市场主体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切实扩大有效供给，进而使供给体系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对于优化供给侧的效果而言，“三去一降一补”更多地应该是具有“治病疗伤”的功效。长远来看，创造新的高质量供给才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方向，这需要将新科技、新产业、新市场有序地纳入中国经济的供给体系，同时必须有优质要素提供配套。实际上，要想从根本上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全面提升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制度在内的各类要素的整体素质是重中之重。因此，从大的方向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对中国经济增长长期过度依赖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一般性生产要素的投入，技术、知识、信息、专业人才等高端要素投入比重偏低的路径和模式进行纠偏，逐步将供给结构优化建立在创新驱动、绿色发展上，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跃升。但应该看到，把被锁定在低端供给的要素配置到新的供给体系之中绝非易事，这不仅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更需要大规模、高效率的投入，甚至要付出一定的社会代价。其中，劳动力要素提质的任务尤为复杂而艰巨，不可能一蹴而就。东部沿海地区服装厂、制鞋厂、玩具厂的农民工默默收拾行装，或返乡或转到其他地区的工厂试工，不想给政府“添乱”，甚至不知如何给政府添乱的他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拉低了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转型的社会成本，而这种社会成本放到整个中国经济的供给侧改革下，却很难忽略不计。从主要发达国家产业转型的经验来看，开展形式多样的转岗培训以满足优质供给所需的职业技能、薪资水平是重要步骤，今后应由政府、企业和劳动者共同投入和承担。

理论上讲，如果市场机制能够真正发挥决定性的资源配置作用，落后产能中的“僵尸企业”绝不会残喘至今。但必须承认，只要涉及人的问题，必然会有一定的复杂性，这也成为一些资源型产业高度集中地区的地方政府推动“僵尸企业”退出市场、落实去产能目标的最大顾虑和障碍。因此，应高度重视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在做好中央财政资金安排和投放的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创新工作思路和解决方案。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新的接续替代产业，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尽快形成发展的新动能，这恰恰是本书所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清除要素跨区域流动的障碍，为转岗分流和再就业提供更大的空间，进而有效降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社会成本和风险。

另一个决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败的重要步骤则是如何同步设计与之匹配的需求侧政策。中央将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作为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之一。201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创下新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6%。考虑到经济下行对就业和消费的影响有一定时滞，消费对经济贡献持续攀升的局面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仍存在争议。但未来如果不能适时、适度、有效地刺激消费，那么可以预见，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将很难消纳因中国供给侧升级所释放出的又一波产能巨浪，更难以为新科技、新产业、新市场提供规模化的需求支撑。一旦形成只开花不结果或者空中楼阁式的供给架构，对中国经济乃至全球市场的危害，则有可能远超此轮低成本过剩产能这柄尚能称为“双刃剑”的威力。因此，切不可忽视需求侧自身的深度调整以及供求之间的匹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同步对投资、出口、消费这“三驾马车”做出相应的政策安排，丰富制度供给，通过深化投资体制改革，促进外贸创新发展，引导消费升级，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有力的政策呼应。

本书的架构和重要结论

对于作者而言，写作本书是一个很有进益的学习和积累过程。通过对普遍带有碎片化知识特质的新科技、新产业、新市场做出基于产业经济学视角的初步观察，尝试思考并理解正在同步颠覆人类认知系统和传统产业体系的新科技及其对生产、消费、投资以及企业行为的影响，梳理并提炼其创新机制、产业技术演进以及产业化模式的规律性特征，从而为后续开展针对新产业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甄选素材，发掘更具延展性的理论创新点。

本书的研究认为，“颠覆”并不是创新的持续性常态，人类更多的创新活动是对既有技术进行渐进式改进、完善和修补。颠覆性创新成果的影响是一个由点到面、荆棘密布的过程，但近年来这一过程呈明显“加速”的态势，“未来产业”群的肖像正不断清晰。同时，处于“纠缠态”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其“越界”的特征进一步凸显。随着知识深度分解和不断融合，由于通用技术（GPT）支持力增强，建立在新技术之上的产业群以及由新技术实施改造的传统产业，其边界趋于模糊，产业之间的技术和市场重叠性日益突出。在新兴领域中，制造和服务正在加快融为一体，二者的关联程度不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关键点实现了突破，就有可能引领整个产业群的发展。一方面，掌握某一共性技术或专利的企业可以承接来自不同行业的外包业务，服务于多个相关行业或整个产业群，大数据领域这一特点已经相当鲜明；另一方面，产业融合对原有以单一知识或技术作为产业划分依据的规则带来了挑战。另外，技术创新虽然刺激了产业群外延的扩展，但同时也缩短了产业群内部一些产业的生命周期。为应对快速变化、持续纠缠的产业生态，企业需要在特定时期内更加专注于核心业务，提高战略资源的掌控能力。

还应该看到，尽管现阶段的新科技同属新兴领域，普遍具有颠覆性和应用前景广的特点，并且多数新科技在国防军事领域有重要的应用，但其产业化程度、未来的市场潜力、资本接入方式、政府政策跟进等方面参差不齐，仍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在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各路热钱对一些新科技概念的炒作高烧不退，致使其产业化前景蛮烟瘴雨，即便专业人士也如坠云雾。其中，机器人行业虽有不少技术难关尚待攻克，但工业机器人无论是规模总量、增长速度还是领军企业的市场势力等方面，都正在加快向成熟产业演进，成为柔性制造、智能工程、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的支撑性硬件产业。同样，凭借“互联网+”战略导航，国内大数据产业的发展似乎一日千里，超出了此前的一些预判。再如市场上主流VR产品的体验难称完美，但由于资本力量的充分参与，在短短两三年时间内也已初成规模，产业组织特点初步显现。相比之下，人工智能、量子通信、脑科学、区块链等技术或产品的市场化、规模化应用，显然还有较长的路要走。而在各地政府的力推之下，石墨烯等领域提前预热，今后能否避免重蹈产业规模低水平快速扩张的覆辙，应引起高度重视。

由此可见，当今世界科技、资本与产业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深入。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资本将科技创新成果的泡沫吹大并不可怕。其实，从泡沫生成再到破灭的洗牌甚至已成为市场经济下新产业兴起和演进必须要经历的阵痛，但这种盲目挤出造成的浪费往往不会比政府直接配置创新资源导致的问题更严重。企业家和投资者应该对这一规律有清醒的认识和精确的判断，相信“独孤求败”除了仰仗变通的实力，还要拥有坚守的定力。

面对纷繁的未知世界，本书可以肯定的结论是，尽管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机器人在解放人类头脑的同时，也给人类的智能和体能甚至情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人才是决定“创新”这场生死之战的“奇点”，未来的全球竞争始终是人的竞争。科技和制度作为人类智慧的延展，其意义和复杂程度将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具有现实性和战略性。而且颠覆性创新从来都只是“少数派”的“游戏”，本书涉及的前沿领域和未来产业无一不是大国深度布局、巨头激烈角力的“重竞技场”，他们既是新竞赛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又是规则和标准的制定者。在这一结论下，中国所面临的形势尤为严峻。“李约瑟之谜”考问着中华民族对现代人类社会科技创新、知识积累、财富创造、文明传播的贡献。更为严峻的现实是，撇开生产环节，仅仅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至今鲜见13亿人口大国的原创理念、技术和产品。在过去30余年的压缩式工业化实践中，中国人在学习和模仿之路上走得又快又远，但在新科技、新产业巨浪的涤荡下，跟随战略的效果势必大打折扣，是时候面对并攀越“原创”这座横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嵯峨高山了。

从西方科学史和工业史的角度来看，物质财富的膨胀终将使人们摆脱生计之困，获得能够专注于原始创新的“财务自由”。因此，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愿景，无疑为中国开创属于自己的“原创时代”提供了可以期许的物质条件。然而，正如保罗·罗默所论证的，经济增长长期依赖于人的行为及其对经济利益的决策，只有利益才能支撑知识创造。事实上，人类以“利益”为导向的发明创造，终使自身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既然创新是可以且必须获利的，那么可持续创新的首要前提就是在法律层面清晰界定并有效保障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所有者权益，这成为中国制造面向新时期全球竞争的关键问题。为此，中国显然需要思想领域的深刻变革，而迈出这一步，难度更大、成本更高、风险更多。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常态，这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心理回旋空间，但同时也形成了硬件投入和优化的压力。“盯住和追赶”不足以应对这场新科技、新产业的决赛并最终胜出，须有“任子垂沧海之钓”的韬略，方可获得“吞舟大鱼”般的战果。

对于从事行业研究的机构、学者、政策制定者以及意欲进入相关领域的投资者来说，本书所提供的较为系统的信息和前瞻性判断，同样具有参考价值。作者追求既严谨又轻快的文风，着意体现新科技、新产业特有的活力，力图激发普通读者与作者共同探求新知识的兴致，并带给他们更多阅读乐趣。

本书另外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各章之间并没有循着通常意义上的逻辑次序对研究内容进行串联，而是按照作为研究对象的新产业主导技术的英文首字母排序，并尝试拼画出一幅展现未来人类智慧、科技能量和产业生态的真实图景。需要强调的是，在此番科技创新大潮中，人类仍有众多“根问题”尚待求索。因此，本书关注的焦点不得不从中做出艰难的取舍，甚至对部分领域仅作浅尝辄止的评判。同时，书中选择性研究的对象，由于其发展前景和市场化进展或多或少地存在不确定的因素，未来技术路线也处于相对较为频繁的变动之中，故而争议颇多。这既是我们这项研究的难点所在，也为连续跟进和深度研判确立了目标对象。今后，不断完善分析框架、开展可持续研究、推出逐步深化的成果是作者的期待。

杨丹辉执笔
2016年9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