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美国现代基金会的发轫

在全世界，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简称NGOs，中国现在统称社会组织）已成为现代社会一种重要的治理组织机制，从自然灾害救助到环保运动，从战区粮食、医药供应到控制艾滋病的传播，到处都有NGOs的身影。而世界上将非营利组织运用到极致的，美国可算数一数二。“美国人百分之百的有组织的宗教活动、为数极多的文化艺术、人文服务、教育研究，都是通过民间非营利组织进行的。”著名的法国政治思想家兼历史学家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于1831年至1832年在美国进行了为期九个月的访问。在此期间，美国活跃的民间团体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以致他在《美国的民主》（1835年）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将结社原则应用于这样广泛大量的目的而如此成功的。”

在形形色色的NGO组织中，基金会是最有实力和影响力的。据一份2008年的统计，美国共有112000个私人基金会，拥有6270亿美元的资金。基金会不但对这些资金的支配有很大的自主权，其本金投资所得还享受2%的低税。正因如此，从二十世纪初卡内基（Andrew Carnegie,1835—1919）、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Sr.,1839—1937）建立大型现代基金会起，公共舆论和学术界对这些机构的作用及影响力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有的学者甚至批评大基金会对文化的控制权和影响力不逊于国家权力。尽管如此，基金会的发展却有如后浪推前浪。过去的二十年是美国基金会发展的高峰，最新如美国亿万富翁比尔·盖茨和他太太梅琳达成立的盖茨基金会。在股神巴菲特的加盟下，该基金会的资产高达数百亿美元。这些基金会不但能在国内政治与社会事务中呼风唤雨，而且在国际舞台上也是一个无所不在的角色。比如，福特基金会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NGOs兴起的影响就不可低估。NGO研究领域著名美国学者安海尔和哈迈克在2010年发表了《美国基金会：角色与贡献》，书中宣称，在所有的工业国中，美国早已赢得拥有最大规模慈善事业的名声，与欧洲和亚洲的同行相比，美国慈善基金会的历史更加长远和连绵不断。

为什么基金会能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它们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其动机、资助领域和运作原则对民间组织的整体发展和社会进步又有着怎样的影响？为什么从社会进步运动到当代第三部门研究对此种组织持批判态度？这些极为重要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本书主题：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什么到中国来？又是怎样利用它的所谓“科学医学”和“科学慈善”来影响中国的？简言之，研究洛克菲勒人的在华经历，美国基金会的兴起是重要的历史背景。

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被有些学者视为“美国慈善事业的黄金英雄时代”。由卡内基和洛克菲勒领军，私人资本建立起一系列与十九世纪慈善组织迥异的大型基金会和慈善机构，由此启动了后人所称的美国“慈善革命”。二十年间这些有远见卓识的人确立了自成一体的现代慈善事业，在其后的一个世纪中，虽有大量的新基金会出现，但是现代慈善机构的基本模式却已在开创时代就确立了。本章主要以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建立为例，来介绍美国现代基金会的发轫。第一部分首先解释一下现代基金会在美国问世并得以形成气候的三个历史文化因素：一、十九世纪后半期美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化的大背景；二、美国文化中不信任、不喜欢大政府的政治传统和民间组织活跃的社会特点；三、美国人以宗教和文艺复兴时代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为基础的慈善传统。三者的结合，成为卡内基、洛克菲勒等人创造时势、成就一番慈善事业的前提。第二部分通过洛克菲勒的个人成长经历和当时的社会、宗教和经济思潮来深入探讨现代慈善出现的文化背景。第三部分解释现代慈善与传统慈善的分野，并概述美国社会与学术界对基金会的批判。

研究洛克菲勒慈善事业二十世纪前半叶在中国的事业，首先应该了解它当时的总体规模和机构体系。本书之所以在故事尚未展开时就列出下面这一大堆数字，是要为后面的文字叙述提供一种直观而量化的参照系。今天人们所说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实际上是老洛克菲勒当年建立的几家大慈善机构之一。代表其现代慈善的第一家机构是他1901年出资建立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the Rockefeller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 RIM）。两年后，他又建立了普遍教育委员会（the General Education Board）。1909年，洛克菲勒拿出72000股美孚石油的股份（相当于1990年的9亿美元）建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1913年基金会正式得到纽约州政府的执照。为了纪念他的妻子，洛克菲勒又于1918年建立了劳拉·司佩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Laura Spelman Rockefeller Memorial）。老洛克菲勒早期给这些慈善机构的捐款总额如下：

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 60673409.45美元

普遍教育委员会： 129209167.10美元

洛克菲勒基金会： 182851480.90美元

劳拉·司佩曼·洛克菲勒基金：73985313.77美元

—— — — — —

总计：446719371.22美元

根据美国劳工部基于通货膨胀所进行的折算，1913年的1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1美元。也就是说，洛克菲勒在当年捐出的近4.5亿美元相当于2010年的近94亿美元。1923年，洛克菲勒的儿子约翰·洛克菲勒第二建立了国际教育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Board）并为此捐了2000万美元。

以上是洛克菲勒的捐款总额。下边是这些慈善机构从建立到1950年底为支持大量项目和其他机构所支付的善款总额：

洛克菲勒基金会

从利息：325754751.35美元

从本金：125773613.93美元

—— — — — —

总计：451528365.28美元

普遍教育委员会

从利息：132339912.86美元

从本金：164427148.34美元

—— — — — —

总计：296767061.20美元

劳拉·司佩曼·洛克菲勒基金（止于1929年1月）

从利息： 27839809.74美元

从本金： 27500000.00美元

—— — — — —

总计： 55339809.74美元

国际教育委员会

从利息： 6495807.82美元

从本金： 11837482.00美元

—— — — — —

总计： 18333289.82美元

按当年美元计算，洛克菲勒慈善事业支付善款总额达821968526.04美元。

同样，按照美国劳工部对通货膨胀的折算，1950年的1美元相当于2010年的9.06美元。那么，到1950年洛克菲勒慈善事业用于项目的8.22亿美元至少相当于今天的74.5亿美元。无论是洛克菲勒当年为这些慈善机构所捐的本金，还是这些机构后来为各种项目支付的开支，这些数字都显示出其慈善事业的雄厚实力和巨大规模，用当年或者今天的标准衡量都是如此。当我们解释洛克菲勒所做的一切善举时，当我们分析这类慈善机构对公共利益和公共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力时，当我们讨论大基金会发展的利与弊时，这些量化的事实会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这些问题的分量。

一、现代基金会问世的社会文化背景

内战后的美国经济在经历了1870年的危机之后，迅速起飞。横跨大陆的四条铁路的修筑带动了钢铁、运输、制造等行业，工业化全方位展开，并与美国历史上独特的“西进运动”互相刺激，齐头并进。前所未有的社会膨胀和经济扩张不但为美国人带来了大量的工作和发展机会，也使财富的空前积累成为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那些能够看准并把握时机的人们脱颖而出，“一夜致富”。当时洛克菲勒是如此成功，以致到1880年，美孚石油竟然控制了全美炼油业95%的份额。在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建立以前，摩根（J. P. Morgan, 1837—1913）在美国金融业的地位就相当于中央银行。在1893年经济恐慌时期，联邦政府居然请摩根银行出面稳定和提升美国货币。据统计，美国在1880年只有一百个“百万富翁”，到1916年剧增为四万人。如此之多的人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积累了如此惊人的私人财富，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当然更令人震惊的是一些大富翁所拥有的绝对财产数额。马歇尔·福尔德（Marshall Field,1834—1906）的私家财产估计为1.5亿美元，卡内基在把他的钢铁业卖给摩根以后，身家大约值3—4亿美元，有人说其实更多。摩根去世时的净资产是6800万美元。洛克菲勒在其事业的峰巅时期，拥有9亿资产。而1902—1906年美国的平均国民总产值（GNP）仅为242亿美元，当我们把大资本的出现放在这一时期美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前提下来分析，这种私人财富的高度集中就更加令人吃惊了。

当然，伴随着百万富翁出现的是无数人“美国梦”的幻灭。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1870年之后的几十年是动荡的时代。工业化使美国建国以来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文化分崩离析，随之而来的是阶级分化与文化错位。美国著名史学家威比在他的《寻求秩序，1877—1920》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在这种社会“失序”的大背景下人们文化和价值观的急速变化，与此同时，“寻求秩序”则成为对那个时代政治文化潮流的最好概括。由于开通了横跨北美大陆的铁路，大量的美国人第一次用大陆这个概念来理解美国，他们感到，从一个大洋伸展到另一个大洋，实实在在地连接在一起的一个新美国奇迹般出现了。而这个新国家的内涵，就是成长、发展和进取精神。一方面是成千上万的乡村小镇人涌入纽约、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或是建设丹佛、堪萨斯这样的新兴城市。1860年纽约只有70万人，到1900年增长到300万。内战爆发后的五十年间，将近1200万人移居到城市。另一方面，机械化和专业化革命性地改变了美国农业，使独立小农场被迅速分解合并为大型公司化的农场。越来越多的人要么变成挣工资的农业工人，要么离开家乡到城市去寻找更好的机会。结果，人们失去了在原有社区的地位和认同，却又无法在城市中找到自己希望的位置。

在这个经济大扩张的时代，所有的人都认为发家致富是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都希望闯荡一番。然而，在188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大量小生意破产，人们的发财梦很快就被无情地打碎了。整个经济的运转就像是一架巨大的筛选机，涌入城市的人很快地被分为三个阶级。“在顶端的是那些握有巨大资产与权力的人，中小生意人、医生、律师和其他职业白领形成中层，而下端则是挣工资的大众。”在那个时代，靠工资吃饭的人，日子并不好过。在工厂，无论是工人的工作条件还是劳资关系都充满问题。由于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劳动力随时可以得到补充，厂方只关心如何尽快地生产出更多的产品。管理工人的权力几乎全部落在工头的手里，而后者简直就是独裁者，“生杀予夺”全凭其喜怒了。劳工们的普遍不满是很自然的，他们感到不论是经济机会还是社会体系都正在向他们关闭。人们希望重新得到以往在社区文化中的那种价值和权利，而在陌生的城市中寻找以本阶级作为社会支持网的倾向也在不断增长。这种阶级冲突和潜在的政治危机引起了社会统治阶层的警觉。约西亚·斯特朗（Josiah Strong,1847—1916），这位后来因主张美国在新世界秩序中追求无限扩张和攫取在华利益而出名的牧师，在1884年出版了一本极有煽动性和影响力的小书，题为《我们的国家：其可能的前途和当下的危机》（Our Country:Its Possible Future and Present Crisis）。在此，他号召新教徒们要准备迎接“威胁我们基督徒和美国文明的危险”。他警告说，从缅因的船厂到得克萨斯的铁路，一场巨大的劳工骚动正席卷美国，而劳工骑士团的人数已经从1884年的5万迅速膨胀到1886年的40万。这本书一下子销售了五十万册。对于美国经济和文化精英来说，这些言辞可不是耸人听闻，他们真的感到了山雨欲来。

斯特朗说的这个对基督教和美国文明的威胁是特有所指的。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自殖民时代起，其移民主要来自欧洲的西部和北部，这些移民带来的盎格鲁-萨克逊文明成了美国宗教、文化和价值观的核心和主流。然而自十九世纪后期，移民成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量来自东南欧的移民进入了美国东部大城市，从1890年到1919年，其总数达到了1800万之多。当时的主流文化认为这些人带来的是外国文化、异族社会和与工业社会不协调的习惯。不仅如此，这些新来的移民充斥于大城市的现代工厂和血汗小厂中，其经济和社会地位都处于最底层。他们聚居的一个个“民族村”（ethnic pockets）成了疾病和社会问题繁衍的天然土壤。大量的疾病和社会问题似乎证实了美国主流文化所持有的歧视观念：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优于其他民族。著名社会学家、优生学的鼓吹者查尔斯·汉德森（Charles R. Henderson）后来曾被洛克菲勒基金会请去参与中国项目论证，他当时就担心外国出生的人天生就没有能力成为民主公民，“除非用一切现有的手段加以抵抗，否则贫穷、愚昧和犯罪浪潮的兴起将席卷并吞没美国”。在这些移民社区中，流行疾病与社会问题互为表里，不断深化蔓延，形成对整个社会的潜在威胁。就是在这个时期，为了寻求秩序，美国出现了以提高社会控制效率为目的的社会组织改革与机构化（institutionalization）。大基金会的问世正是这个大趋势的产物。这也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后旋即介入公共卫生和社会改革的主要原因。

总之，在十九世纪末，美国不但具有了成立大基金会的物质条件，而且产生了对新型治理的社会需求。由于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和文化变动，阶级冲突、社区离析、社会认同错位等一系列新问题迫切要求社会治理阶层找到新的社会控制和社会支持机制。正如下一章将要谈到的，洛克非勒基金会相信，“科学医学”就是这种新的社会控制机制，因为它有能力在治疗疾病的同时，“治疗”和控制社会问题的滋生与蔓延。基金会更进一步相信，“科学医学”的发展有赖于雄厚的资金支持，而这只有政府和大基金会才有条件提供。从美国人反对强大政府的文化传统出发，建立私人慈善机构当然是更理想的选择。而1930年大危机以前美国政府的放任主义政策也与私人资本介入社会福利有很大的关系。

美国人反对强大的联邦政府干预地方和个人事务的传统来自英国工业时代早期的政治信念。当大不列颠政府的第一个强权首相罗伯特·瓦尔普（Sir Robert Walpole,1676—1745）在十八世纪初为有效增加政府岁入而扩张政府权力时，遭到了以乡村地主为主的“辉格党”（Whigs）的强烈反对。辉格党主张政府不应该干扰这些本分的地主绅士，而应让他们安居乐业，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辉格党指责瓦尔普政府腐败，为私人利益而不顾公共美德。按照辉格党的说法，腐败包括了增税、扩大国债、用税收来支付不公正的政府开支，其代表观点见于辉格党人约翰·淳查德（John Trenchard）和托马斯·戈登（Thomas Gordon）发表的一系列关于自由、公民和宗教的论文（Cato's letters），他们不但批判大政府，而且几乎反对所有的政府行为，从扩大军队到赞助艺术。早在美国建国之前，殖民者就把上述论文中的观点奉之为政治经典。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独立后建立起来的合众国根本不具有像英、法等欧洲国家那样强大的政治权力。邦联时期的美国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全国政府无权干涉各州事务，即使1787年通过了《联邦宪法》，美国的联邦政府仍然是一个“小政府”。在独立革命后的一个半世纪中，美国人普遍对征税、扩大政府权力，以及政府介入本属地方或个人的事务持强烈的怀疑态度。这种情况直到1920年代末开始的大萧条才得以改变。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以反大政府为基调的“茶党”仍能在美国“势不可挡”，足见这种传统之根深蒂固。

与反感政府行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人积极参与社区乃至国家事务的热情和普遍性。从独立革命前的秘密政治协会，到每个社区的自助团体，各种类型的民间组织在美国社会的存在可谓源远流长。由于其独特的文化社会条件和政治信仰，美国人更相信自己的力量，更注重保护自己的权利。虽然英、美都有民间组织的传统，但托克维尔认为，英国人把结社看作一种有力的行动方式，而美国人则将其视为唯一的行动方式。托氏有一个在西方影响持久的结论，“只要人类仍要保持文明，或者要走向文明，那么结社的艺术就必须与平等条件的改善携手并进”。正是在这样一种认同下，美国的各种社团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的中心。也正是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二十世纪初卡内基和洛克菲勒都选择建立私人基金会作为参与社会变革的方式。

这种依靠民间自己的组织来解决社会需要和提供社会管理的特点，也反映了美国建国以来的联邦主义传统。这一政治概念强调，由宪法保证的主权是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划分的。在社会福利和社会发展政策上，美国人“不愿意给全国政府权力来建立并推行一个全国性的社会福利标准”。然而，十九世纪中后期，大批移民涌入城市，使得恶劣的卫生和住房条件、贫困、恶习以及犯罪等问题变得更显而易见，那么应该如何遏制、控制和解决这些问题？由谁来承担这些责任？在那个不相信政府干预的时代，城市的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更明确地意识到他们对工薪阶级的社会责任，社会救济多半来自由这些人组织起来的志愿机构。然而，如何才能使这些各自为政的组织免于重复性工作，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更有针对性地给与资助呢？1869年成立的“伦敦慈善组织社会”和1884年之后在英美开始的新住宅区运动，主旨都是要改善分散的志愿组织的机制和运作。一位美国学者认为，这些改革努力最终引起了“科学慈善”运动。

“科学慈善”的真正展开是在大基金会出现之后。1889年，当时五十四岁的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在《北美评论》上发表了题为“财富”的文章，这就是后来对美国富人慈善行为影响深远的所谓“财富福音书”。卡内基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是如何恰当地管理我们的财富，使兄弟般的纽带仍有可能把富人和穷人连接在一种和谐的关系中。”卡内基清楚地看到了工业化和财富集聚带来的贫富不均问题，他难免为自己这一类人辩解：“竞争的法则将拥有成千上万工人的雇主置于最严酷的经济条件下，其中，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率成为[在竞争中生存的]最突出的问题。由此带来了雇主与雇工、资方与劳工、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摩擦，社会则失去了和谐。”“你不可能静止不动”，卡内基形容说，“要么飞速向前，要么被甩到后边”，财富就这样在激烈的竞争中产生了。他一方面笃信竞争法则对于工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要性，虽然其结果之一是将财富集中到了很少的人手中；另一方面，他同样强调正确地管理和运用富人的财富对解决贫富之间的矛盾至关重要。

卡内基认为，富人有三种方式来处理他们的财产：一、留给家人，二、遗赠给社会公益慈善基金，三、在世时就开始把财富捐给公益事业。他完全不赞成前两者，认为将财产留给子孙无异于遗祸后代和社会，而死后才把财产留给慈善基金，这看起来像是因无法将财富带到另一个世界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卡内基指出，最有建设性的办法就是这些百万富翁在生前就将自己的财产捐出，造福社会。在此，他还特别表达了对如何明智地赠予的关切，他认为当时百分之九十五的善款都用之不当，结果慈善带来的恰恰是它所希望治愈的罪恶。这一点与洛克菲勒的观点不谋而合。洛克菲勒认为传统的慈善使人不需努力就可得到施舍，这只能使造成贫穷的那些弱点更加糟糕。同时，他也不赞成广济博施，因为他认为大宗的基金运作所产生的效益要大得多。卡内基相当蔑视传统慈善中那种不加区分的施舍，“捐赠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帮助那些愿意自助的人”。

卡内基深受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认为“不加分别的慈善是提升我们民族的最大障碍”。他主张慈善给与应该像经营企业一样有系统。与其在穷人中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地施舍，不如“建立阶梯，使那些有志气有抱负的人能够据此攀升”。作为一个靠个人奋斗成功的百万富翁，卡内基对于自己这一类人的“超级智慧、经验和管理能力”信心百倍，认为这些人为穷人做的能够比穷人为自己做的还好。坚持有系统地捐赠或曰“科学慈善”，揭示了当时美国文化中迅速兴起的一个重要思潮，那就是我们下文还会谈到的崇尚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在经济迅速膨胀和进步时代乐观主义的同时作用下，社会改革家们认为，减轻穷人痛苦的传统善行不能根本消灭贫穷，应该科学选择并有系统地开发大规模的慈善项目，从根本上解决工业化及城市化所带来的问题。不过，不少人对大基金会的这种野心持激烈的批判态度。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布朗对卡内基的“财富福音”就相当不以为然，他认为卡内基的慈善不是寻求公正，而是要引导人民向上，这不过是“以道德教化大众、冲动的决定和感情用事的混合物”罢了。

卡内基在“财富福音书”中阐述的种种观点，特别是他那“临死时家财万贯，就是死得耻辱”的名言，对于当时美国社会中流行的慈善方式无疑是一种挑战。“财富福音书”清楚地表明卡内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现代慈善观，然而他本人当时并没有实力建立大型的基金会。卡内基继续自1881年就开始的“卡内基慈善”：捐钱为每个城市建立起一家公共图书馆。到1907年他一共捐献了4000万美元，在美国建立起了1600多家图书馆。直到1901年他把卡内基钢铁公司以3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摩根，才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基金会，从事广泛的社会项目。洛克菲勒对很多问题跟卡内基有相同的观点，而且受到后者深刻的影响。他也是卡内基“财富福音”的热情支持者。卡内基的文章发表不久，洛克菲勒即向他写道：“我希望更多的有钱人像你一样，用自己的钱做你正在做的事情。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你的榜样一定会硕果累累。富人们愿意更慷慨地将自己的财富用于利他事业的那一天一定会到来。”他后来赞扬卡内基“热情地用他的钱来帮助比他不幸的人”，并且相信“卡内基献身于自己移居的国家之福祉，他为所有的时代树立了榜样”。

对基金会的批判从富人开始大笔捐款时就出现了，最普遍也最肤浅的批评就是说富人建立基金会，一是为了逃税，二是为了改善形象。当然，这种看法并非全无道理，因为确有这样的例子。但是本章下面关于洛克菲勒办慈善的故事和最后一部分的分析将说明，慈善不但以整个社会的大文化为底蕴，而且就个人而言，投身慈善的原因也远非如此简单和自私。以卡内基和洛克菲勒为例，他们都不是等到挣了大钱、成了富翁才开始捐款的。卡内基在十三岁时已经负责一家小公司，那时他就制定了一个慈善捐赠计划：他要把个人5万美元年收入之外的所有资产捐献给慈善。他认为，如果不是为他人，生意就应该给扔到一边去。洛克菲勒在十六岁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时，他的小帐本上就出现了捐款记录。由此可见，虽然他们做慈善的规模肯定与口袋里的钱数有必然的关系，但是做不做慈善却是由他们的一些基本价值取向决定的。其实，当最早的一批基金会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年出现于美国时，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都没有什么法律来干涉或刺激富人建立基金会。遗产法虽然在1898年作为战争收入法的一部分获得通过，但是三年之后就被推翻了，而慈善捐款的免税法律是1917年才通过的。因此可以说，这些百万富翁捐出大笔财产给基金会的动机并非如后人所批评的是为了逃税。

分析美国当代史上的大基金会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的出现及成长，必须理解美国人从事慈善的文化基础。美国人的慈善传统实际上是在殖民时代从英国带来的。在欧洲，自中世纪以来，提供教育、照顾生老病死基本上是教会的责任。到了英国都铎王朝的社会改革时代，慈善脱离了教会的完全掌控，世俗化了，大部分责任开始由都市富有的商人特权阶层承担。这些富人不但有经济力量来从事某些社会福利，也认为自己有道德义务去帮助穷苦的人。当时被社会普遍接受的观念是，人们被赋予发财致富的机会，这样他们就可以照顾穷人。这种观念在第一批清教徒到北美去的时候就被带到了新大陆。1630年，因其清教信仰而受到迫害的约翰·温斯洛普得到了英国皇家执照，带着700个富有的清教徒前往马萨诸塞定居。在驶往北美的“阿贝拉”号的甲板上，他对这些清教徒说：所有人都有义务帮助每一个有需要和陷于困厄中的人。他敦促说：“我们必须愿意把自己多余的东西拿出来，给那些需要的人。”对于温斯洛普和他的追随者来说，“基督教的教导”和“公民责任”（civic stewardship）是一对孪生的理念，深深地扎根于他们的冒险试验中。研究非政府组织的资深美国学者麦卡锡分析说，美国人认为，给予行为的意义相当于甚至重于馈赠，因为这种行为再次肯定了财富与美德，以及个人兴旺与社区繁荣之间的关系。“公民责任”的信条保证了富人多余的财富回流到社区，一方面保存了富人的道德精神，另一方面对不幸者的需求有所照顾。这种精神有助于在荒野的殖民地定居的人们团结在一起。麦卡锡总结说：美国人普遍认为私人慈善行为是一个人的权利，是一个人所必须做的事情，“这种观点深深地铭刻在美国人的灵魂上”。始于殖民时期朴实的志愿和互助活动，至今已经发展为从地方到全国乃至国际的充分结合的非政府非营利部门。

简言之，十九世纪后期的美国，经济和社会急剧地膨胀和分化，一方面是少数人拥有持续飞快增长的巨额财富，另一方面是原有社区的离析和城市问题的深化、恶化。这一切表明，当时的美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大型基金会的各种条件和迫切需求。

二、洛克菲勒与他的“科学慈善”事业

洛克菲勒慈善事业的发展最能说明美国慈善事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完成，除了前面解释的美国当代历史背景外，也和洛克菲勒本人的信仰、成长经历、能力素质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蓝图的总策划师弗里德里克·盖茨密不可分。他们的个人背景和人生哲学对于我们理解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建立至关重要。从下面所要讲述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洛克菲勒在创办石油帝国时，其经营理念和竞争手段既来自他从小的生活经历，又深受当时流行于美国的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感染。与此同时，洛克菲勒之所以能够开一代风气之先，在成为石油大王后迅速将其巨大财富的大部捐献给慈善事业，与对其一生宗教信仰和慈善观念影响至深的母亲和家乡当时的宗教环境密不可分。最后，洛克菲勒知人善任，委盖茨以发展洛氏慈善大业担纲人之重任，从而给后者一方开创现代慈善的天地。对于洛克菲勒基金会早期模式的确立，没有人比盖茨对洛克菲勒的影响更大了。这样的彼此相得益彰，也算得上是慈善史上的一段佳话了。

约翰D．洛克菲勒出生于上纽约州的一个乡下，是五个孩子中的长子。与同时代发迹的卡内基、摩根等一样，出生于1830年代末，长大后正赶上内战结束带来的工业蓬勃发展，可谓生逢其时。但是他的家庭情况却是差强人意。他的父亲威廉·洛克菲勒一表人材、多才多艺、乐观随和，但却放荡不羁，一事无成。洛克菲勒的母亲伊莱萨·戴维森出生于一个家境殷实的农场主家庭。当年她不顾父亲的反对嫁给了威廉·洛克菲勒。婚后不久，威廉旧习难改，竟然把前女友南茜带回家中一起生活。两年中，伊莱萨和南茜各生了两个孩子，大家同住在一个小小的木屋中。虽然饱受羞辱艰辛，洛克菲勒的母亲却对南茜充满了同情。后来在伊莱萨娘家的干涉下，南茜带着孩子离开了。此后洛克菲勒的父亲长年游荡在外，伊莱萨根本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再回来。他即使在家，也从来不会去田里种地，或做任何会把手弄脏的活计。威廉在四十多岁时干脆与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同居了。可以说他从未对这个家庭和孩子尽到应尽的责任。洛克菲勒的母亲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耕种几十亩地，辛勤劳作却时时担心无力支付柴米油盐。然而，苦难的环境使她坚强起来。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她都镇静地应对。她的邻居后来回忆说，伊莱萨是一个最好的女人，吃苦耐劳，从不抱怨，一个人担起了家庭的全部责任。对John D.（洛克菲勒少年时喜欢这样称呼自己）来说，母亲是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极少数人之一，因为她不仅支撑了这个家，而且是John D．的道德榜样。对母亲的敬爱使得洛克菲勒不同于镀金时代的其他大人物，他一生都十分尊重妇女。

由于丈夫一年到头不在家，伊莱萨和长子的关系很近，很多事情都会信赖和依靠John D．去做。家庭环境使洛克菲勒很早就成熟了，作为长子，John D．从小就要帮助母亲承担家务。冬天，天还黑黑的，伊莱萨就会在楼梯上叫他：“儿子，该起了，该挤奶牛了。”在那个寒冷昏暗的牛棚，John D．只能把自己的脚放到牛刚刚躺过的地上取暖。洛克菲勒从未提及早年的困苦经历，但是从他仅存的早年照片中还是可以看出当时生活的黯淡。在洛克菲勒传记作者切诺的笔下，童年时洛克菲勒的脸是阴沉的、拉长的、毫无表情的，缺少小孩子的欢快，眼睛里也没有欲望。

伊莱萨是一个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乡下妇女，一个虔诚的浸礼会教徒，在她的信件和写的圣经心得中，最常用的字都会写错。但是她却非常注意用基督教信仰和在生活经历中形成的观念来管教孩子。由于内心非常后悔自己在婚姻上的不理智，她总是教育孩子们在做决定的时候要三思而后行。她喜欢说，“咱们让它再炖一会”（意思是不忙着决定）。这句话洛克菲勒重复了、遵守了一辈子。当世界上还不知洛克菲勒是谁的时候，伊莱萨就看到了儿子的潜力，她常常交给John D．一些成年人才能做的事。母亲的信任不但使John D．很自豪，也慢慢培养了他的自信，习惯了承担责任，解决困难。对于弟弟妹妹，他更像是一个家长而不是兄长。当然，这种早熟也让洛克菲勒付出了代价。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是个小大人，不苟言笑，很少有一般孩子那种自然流露的快乐。伊莱萨内在的毅力、平静、智慧和对子女的严格约束，对洛克菲勒后来的品行和价值观有极大的影响。从她那里，John D．学到了精打细算、有秩序、节俭和其他中产阶级的品德，这些对他后来成功创办美孚石油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少年John D．的身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后来成为洛克菲勒的一些素质。他很小的时候就会到市场买一磅糖回来，分成小份卖给邻居来赚几分钱。在母亲的鼓励下，他学着把自己赚的零钱攒起来。在他的自传中，洛克菲勒不无自得地回忆起自己儿时的生意经历：“七八岁时，我在妈妈的帮助下做起了人生的第一笔生意。我养了一群火鸡，妈妈给我一些牛奶的凝乳作为饲料。我自己照顾它们，养大之后把它们卖掉。”第二年，他还扩大了这桩生意。直到晚年，洛克菲勒还会乐此不疲地说到当年自己如何享受经营这样的小生意，喜欢看火鸡优雅地在水边踱步，后来也从不放过任何观察火鸡的机会。从他玩游戏中也可以看出一个未来生意人的素质。下棋时他非常慎重，一定要考虑成熟才走。无论对方如何催促，也绝不轻易出子儿。有时他也会幽对方一默：“你以为我是为了输才来玩儿的吗？”对于任何游戏，他都只有在熟悉了游戏规则以后才会参加。虽然行动谨慎，一旦想好之后，就会毫不犹豫地做出决定。

宗教是洛克菲勒成长中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他的父母都是浸礼会教徒，他从六岁就开始跟母亲去教堂。对于少年时期的他，这不是什么令人讨厌的责任，反而有一种灵魂刷新的感觉。最早的浸礼会于1609年出现在阿姆斯特丹，1639年，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1603—1683）在罗德岛成立了北美第一家浸礼教会。这个新教派别起初默默无闻，直到百年之后的第一次宗教大觉醒运动才有了真正的发展。在这次波及新英格兰和东海岸的宗教狂热中，以相信自愿浸礼和追随者当众宣布信仰为特点的浸礼会有了惊人的增长，仅在新英格兰地区就建立了一百多个浸礼会教堂。浸礼会反对等级制的宗教体系，也不提倡效忠于任何上级主教。他们的组织者都不是专业的神职人员，差会也是自治的。这样的宗教特别适合于新开发的边疆地区和平民性格的殖民者。那些浸礼会牧师是从普通人中选出来的，不拿薪饷，往往也没有受过太多教育，他们愿意深入到其他神职人员不愿意去的内地，也会在任何溪边或空地开设教会。因此，到十八世纪末，浸礼会成了美国一个主要的宗教势力。

洛克菲勒出生和后来移居的地区，上纽约州和俄亥俄州，正是第二次宗教大觉醒的中心。而且这次运动刚好在洛克菲勒出世的前几年达到了高潮。切诺在洛克菲勒的传记中写道，这次的宗教复兴在几个方面惊人地反映了洛克菲勒的生活。首先，在第二次宗教觉醒运动的中心之一罗切斯特，那些最富战斗性的福音派信徒强烈地反对吸烟、跳舞、打牌、玩台球、上戏院，并联合抵制星期天营业的商店。洛克菲勒后来回忆说：“在我从商的早期和童年时代，我认识的浸礼会教徒都会谨守内心的道德意识和宗教教诲。别说不在公共场合跳舞了，在哪儿都不能跳舞，连舞蹈的正当名声都不会承认。戏院被视为堕落之源，一个有觉悟的基督徒会回避那种地方。”从殖民时代起，美国人就大量消费罗姆酒。而这次宗教复兴运动在提高人们宗教热情的同时，酝酿了一场全国性的禁酒运动。酒被看作是撒旦酿造的，浸礼会信徒不能制造、出售，或者用它来招待客人。而禁酒誓约已经成为一个人在接受基督信仰时的标准要求。从孩童时候起，洛克菲勒就铭刻在心，一个立誓信教的人必须全副武装地抵制世俗世界的一切引诱，而且绝不远离虔诚人的圈子。

在教义上，浸礼会脱离了严格的加尔文教派，认为所有的灵魂都是可以拯救的，而不限于一小部分事先预定的选民。他们积极参与传播福音和传教活动，因为他们不相信任何灵魂会不可挽救地堕落，相信人们可以通过自愿的行动来解救自己。这种信仰是传教行为的教义基础。洛克菲勒就是在这种信仰中长大的，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长期给浸礼会传教团捐款。受加尔文教派影响，十九世纪美国文化中极为流行一种“一生追求自我改善”的宗教观念，洛克菲勒从小就先入为主地接受了这种观念，从而影响了他一生的生活方式。1845年，洛克菲勒开始去教堂，而正是在那年浸礼会发生了一件大事。北方和南方的信徒就黑人是否可以做传教士的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北方浸礼会慷慨激昂地宣布，废奴与浸礼会一向反对教会等级制、主张平民精神的言行是一致的。最后南方浸礼会退出而另立旗帜。身处北方浸礼会的洛克菲勒从很小就开始关心黑人。

对于洛克菲勒的成长而言，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将个人的宗教信仰和社区的改革联系在一起。与宗教觉醒运动同期而且相互影响的禁酒运动之所以能蔓延全美，就是因为他们视禁酒为解决经济、社会、家庭问题的关键。一个虔诚的浸理会信徒对社区和社会是负有责任的。后来洛克菲勒基金会将他的慈善事业锁定在改造社会的目标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信念的影响。可以说，在洛克菲勒的少年时代，教会减少了他的“社交生活的机会，可是却给他提供了一个关注更重大的社会问题的桥梁，并为他最终进入慈善世界做好了准备”。

洛克菲勒后来在自传中似乎有意识地常常提到父亲对自己的好的影响。洛克菲勒的父亲在他们小时居住的那个镇子上很活跃，他从事过很多不同的生意，由此向儿子传受了不少经营方面的经验。虽然自己从来不去教堂，却督促儿子们去教堂。他甚至还给了John D．五美元，条件是他必须把《圣经》从头到尾看一遍。用这样的方式，他潜意识地在孩子的头脑中将上帝和金钱联系在了一起。洛克菲勒的父亲在镇上的名声，特别是道德品行可谓臭名昭著，而在母亲的严格管教和教会的影响下，洛克菲勒几乎在每个方面都与父亲相反。很难说John D．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对自己的父亲感到羞耻，但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他对父亲的这种感觉。1854年，十五岁的洛克菲勒陪着母亲和两个妹妹到克里夫兰找地方住，在向别人提到他的母亲时，用的是“我寡居的母亲”。

多年来洛克菲勒一直计划着上大学，然后当一个浸礼会牧师，他母亲也一直在增强他的决心。然而，洛克菲勒十五岁那年，父亲终于决定正式离开母亲，与同居数年的那位女子结婚。父亲的通知信一下把一切梦想都打破了。洛克菲勒后来回忆道：“父亲在信里暗示我不能去[上大学了]。我一下就感到我必须马上在什么地方找个职位，开始工作。”当时离他高中毕业仅差两个月了，但是John D．没做任何说明就突然离开了学校。他感到为了四个弟妹的教育，作为长子的他必须承担起帮助家庭的责任。他打算在接受短期职业训练之后，进入公司。虽然早就对父亲的种种行为深感失望，虽然他后来从不提及父亲行为中的种种负面影响，但是这个打击对于尚未成年的洛克菲勒还是太大了，在他的一生中，这始终是一道难以摆脱的阴影。几十年后，当洛克菲勒的母亲去世时，葬礼上她被说成是一位“寡妇”，虽然洛克菲勒的父亲当时还在世。

就这样，十六岁的洛克菲勒开始找工作。在美国的求职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故事比洛克菲勒在克里夫兰闷热的八月里四处求职的经历更被神化的了。胸怀大志的洛克菲勒，当时一心希望进入铁路、银行或者批发业，然而一个像他那么年轻、没有很多训练和工作经验的人，怎么可能顺利地找到工作呢？挫折一个接一个，但是他却固执地不肯放弃。每天早上他穿上深色西服，打上黑领带，八点准时出门去约好的公司，告诉人家“我懂会计，我希望得到一份工作”，被拒绝后再去下一个。这样的无情行程一天一天地继续着，一个星期六天，一连六个星期。可能是“感动了上帝”吧，六周后的一天傍晚，洛克菲勒终于在克里夫兰一家委托公司得到了一份助理会计的工作，洛克菲勒后来形容他那时的心情是“欣喜若狂”。第二天洛克菲勒就开始工作，月薪是六美元。由于他的勤奋好学和兢兢业业，工作很顺利，收入也很快地提高了。到了第三个年头，他就有了自己的公司。此后便一帆风顺，生意越做越大。

从每个月挣六块钱开始，洛克菲勒就给自己定了规矩，要把收入的6%捐出来给自己教会的周日学校和其他善事。从那时起，在他那个有名的“账簿A”（洛克菲勒早期记录一切收支，包括慈善赠予的小本子）中，记录下了他一笔笔的捐赠。他一生从未停止过慈善行为，而随着收入的剧增，他拿出来的钱也越来越多了。值得一提的是，洛克菲勒一直关心黑人，这在他那个时代也是很突出的。在“账簿A”上，还记录着他为一个黑人赎回妻子自由身份的一笔捐款。此后很多年，他一直在为南方黑人的教育捐款。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前主席福斯代克认为，这种捐赠的责任感与他的宗教信仰是不可分的。洛克菲勒后来自己回忆，从小母亲就向他灌输这样的人生哲理：“工作，攒钱，散财”。

理解洛克菲勒，特别是他的慈善行为，不仅应从他的个人身世和成长经历来分析，更应该与美国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思潮等大背景联系起来。对洛克菲勒一代实业家影响最大的首先是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结合。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曾精辟地指出，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近代欧洲的宗教改革与资本主义兴起是同步进行的。新教伦理从中世纪的禁欲主义中摆脱出来，强调个人应完成其现世在世俗社会中的责任与义务，努力工作，成功发展。这种伦理的变化实际上是在为发财致富正名，为资本主义开路。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的结合深刻地影响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在美国建国初期有影响的政治家和作家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思想中，这种影响一览无余。在“给希望发财的年轻人的忠告”中，富兰克林毫不掩饰地将道德观念和功利主义联系在一起，在他的笔下，无论是诚实、节俭、守时还是勤奋，都是一个人生意成功必备的品德。深受加尔文教影响的富兰克林在自传中引用圣经古训：“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箴言22:29）。他进一步引申道：“在现代经济制度下能挣钱，只要是挣得合法，就是长于、精于某种天职（Calling）的结果和表现。”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迫切需要人们投身于赚钱的事业，中世纪鄙视商人和金钱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资本主义精神“把赚钱看成是人人都必须追求的自身目的”，韦伯下结论说，这些在“冷酷无情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既精打细算又敢作敢为。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人都节制有度、讲究信用、精明强干、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事业中，并且固守着严格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原则”。这简直就是对洛克菲勒惟妙惟肖的刻画。

到了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也就是洛克菲勒、卡内基事业大展宏图的时代，一种以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理论为核心，与反映达尔文进化论的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相混合的社会经济理论逐渐成型。这种理论成为维护美国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最有力的权威。威比不无讽刺地将这个理论概括为：

所有人在追求财富时都会因其能力而获取回报。极少数的人，国人中的佼佼者，能更有效地将土地、劳动力、资本结合在一起，而整个社会在重新组合中追随着这些人的领导而得以向上发展。绝大多数人能力平平，只能从更加有限的资源、土地和资本中，据其自身条件来得到一份固定的资本。而最弱者，则只好消亡。与此同时，政府的作用是维持秩序，提供一些最廉价的公共服务，最重要的是，不要做任何事情来影响自由竞争法则。

美国整个经济体系和工业化就是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运作的，洛克菲勒的发迹及其石油王国的兴起也不例外。

可以说，在洛克菲勒一生中，这种将基督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糅合在一起的美国文化对他经营生意和扩大慈善事业都有至关重大的影响，这也是他矛盾和复杂人格的核心。洛克菲勒的石油王国建立起来以后，人们对于他如何不择手段、冷酷无情地消灭竞争对手以达到垄断目的，有着种种描述和批判。最畅销的洛克菲勒传记《巨人》是这样写的：

对于赞赏洛克菲勒的人而言，1872年是其事业中惊天动地的一年，但是批判他的人却说那一年构成了洛克菲勒生涯中最黑暗的一页。那一年揭示了他作为一个生意人最优秀的和最成问题的品质：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力，有勇气，有毅力，有战略决策，但另一方面，控制欲十足，极端自以为是，对那些不幸挡了他的路、不共戴天而又目光短浅的竞争对手，充满了蔑视。对手认为他的行为是赤裸裸的权力掠夺，而洛克菲勒却自认对石油业是英雄式的拯救。

洛克菲勒的对手们认为自己的生意被洛克菲勒残酷地碾碎了，洛克菲勒却认为这是适者生存，天经地义。对于他来说，在竞争中取胜，在生意中谋取最大的利润，是上帝训诫的一部分。“我的钱是上帝给的……我相信能够赚钱是上帝给我的恩赐，”他在1905年说，“我相信赚钱，多赚钱是我的责任，然后按照良知的指引，把钱用到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上。”他后来回忆说：“我从小得到的训练就是赚钱和攒钱。尽一切可能诚实地赚钱，然后再尽可能[把钱]捐出去，我总是把这看成是我的宗教职责。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牧师就是这样教导我的。”像卡内基一样，洛克菲勒也相信工业资本主义和竞争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他在周日学校的演讲中竟用如此美妙的言辞来解释残酷的资本竞争：“大企业的发展纯粹是适者生存的结果。‘美国美人’[玫瑰品牌]之所以能给种植人带来秀丽辉煌和四溢清香，那是剪除早期花蕾的结果。这在企业界不是一种罪恶，它只是自然法则和上帝法则运行使然。”

在洛克菲勒那里，基督教、资本主义、慈善事业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就像他认为赚钱不择手段是天经地义一样，他也认为把自己的钱用于社会和人类是责无旁贷的。虽然他的石油事业被进步时代的公共舆论所不容，但是他却一直在思考他的人生对世界的价值。弗里德里克·盖茨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后不久，曾这样描述洛克菲勒的慈善理想：

洛克菲勒先生的理想是为人类的进步贡献出他所能给与的全部，不论多么微不足道。……他希望能感到世上会少一点儿痛苦，哪怕只是一点点，少一点儿折磨，少一点儿欲望，少一点儿无知，少一点儿不公平，多一点儿欢快，多一点儿舒适，多一点儿光明与幸福，只是一点点，只因他在世上存在过。

这段描述有些浪漫，因为盖茨的个性如此。但是联想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的宗旨——“促进人类福祉”，盖茨的话不失为对这一宗旨的一种诠释。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洛克菲勒亲手管理自己的慈善事务，虽然手里的钱越来越多，捐款的额度也越来越大，他还是按照自己一贯的一丝不苟作风来处理。这个时期他捐助的方式与对象，与欧美传统的慈善方式并没有什么不同。这种情况的根本变化，是在洛克菲勒认识了盖茨之后。虽然按照盖茨的说法，两个人“亲密而且极为信任的关系”始于1891年，但盖茨因筹建芝加哥大学而向洛克菲勒募捐，两个人其实早已彼此熟悉。1888年，美国浸礼会教育会的一些领导开始计划建立一座有分量的浸礼会大学，他们聘请盖茨做这个计划的执行秘书。三十五岁的盖茨当年正是雄心勃勃、如箭在弦，他刚刚辞去了明尼苏达一个浸礼会的牧师职位，希望进入更有世界性影响的事务。盖茨看到密西西比河流域和大湖区的经济起飞，浸礼会会员在这些地区的迅速增加，便极力主张浸礼会在芝加哥建立这所大学。然而早在1880年代初期，奥古斯塔·斯特朗（Augustus Strong），浸礼会一位地位显要的神学家，就一直在鼓动洛克菲勒在纽约开办一所浸礼会的精英大学。后来的事实证明，洛克菲勒既不愿意这所新大学与东部的大学传统重叠，也担心顽固的斯特朗把事情搞复杂，因此更倾向于芝加哥校址。在争取洛克菲勒捐款的过程中，善于观察的盖茨看准了洛克菲勒谨慎和低调的作风，所以也采取稳重低调的方式去说服他，终于完成了前任未能实现的任务，达到了他们的募捐目标：洛克菲勒的一张60万美元的支票（相当于今天的950万美元）。在此过程中，盖茨也逐渐取得了洛克菲勒的信任。由于洛克菲勒的坚持，芝加哥大学没有任何显著的标志来表示洛克菲勒对该校成立所做的决定性贡献。在十九世纪末美国大学蓬勃发展中，芝加哥大学的建立占有重要地位。“在那些年，没有哪一所大学的建立对塑造美国高等教育的前景和期望比芝加哥大学更重要了……不要忘记这里建立的并非一所学院，而是一个美国大学的楷模。”洛克菲勒捐赠芝加哥大学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因为这一决定象征着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从此开始了由对宗教支派的“零售式”资助而转向对具有全国甚至世界意义的知识机构化的推动。

洛克菲勒成为富人之后，找他来要钱求助的人也越来越多。用盖茨的话说，这些人追着他就像是在猎取野兽。“不论是在家中还是办公桌旁，不论是在路上还是办公室里，不论是上班时间还是任何其他时候，洛克菲勒无法回避人们持续不断的追踪。”虽然洛克菲勒的财产如雪球越滚越大，虽然他的捐款额从1889年的12万美元增长到1892年的130万美元，他还是一如既往地锱铢必较。不管是生意还是捐款的账单，他总是一一仔细过目。例如，当洛克菲勒答应给美国浸礼会教育会10万美元资助时，他问盖茨教育会要如何管理这笔钱。当得知钱会被存入一个不付利息的银行时，他就把这10万美元借了回来并付给教育会六分利息，因为他不能容忍一笔钱放在那里无所事事。还有一次他发现铁路多收了他117美元运输费，他立刻让美孚的财会把钱追回来，“我还要用这117块钱在西部建教堂呢”，他强调说。以这样的风格来管理他的相当零散的慈善捐赠无疑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工作负担。这种情况几乎把他压垮了。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洛克菲勒写道：“我一直调查、工作，都快崩溃了。在这不断扩大的慈善领域中，我一直摸索着我的路，没有指导，没有图表。就像我们的其他生意一样，一切不同的进度全靠我来组织和计划。”

1891年3月，经过反复考虑之后，洛克菲勒终于邀请盖茨来帮助自己管理这份慈善家业。下面是他们的对话：

“我有了很大的麻烦，”洛克菲勒说，“请求慈善帮助的压力大到无法承受。我在生意上的沉重责任使我没有精力和时间来恰当地处理这些要求。我非对这些事业的价值做仔细的评价才能满意自己的赠予，都已经习惯了。现在这些调查花的时间和精力比我用在生意上的还多，这项负担正在损害我的健康。我感到要是不把这些负担转到其他人的肩膀上，就只好全部放弃了。”

“你的确做不了了，洛克菲勒先生。”盖茨回答。

“是的，我需要一位助手，我已经观察你很久了。我认为你就是那个人。我想请你到纽约来，主持一个办公室。你可以在我的慈善事务中帮我面试和调查，报告这些行动的结果。你觉得怎么样？”

就这样，盖茨当月就举家迁往新泽西，并在百老汇离洛克菲勒总部不远的地方选择了办公室。对于盖茨来说，这个决定从此结束了他的神职生涯，却得到一个极为宝贵的机会来实现他为人类成就一番远大事业的梦想。对于洛克菲勒来说，他的慈善事业从此也开始了一个新的历程。自那时起，盖茨和洛克菲勒合作了四十年。盖茨为人热情、浮躁、固执、雄辩，同时对人苛求，性情急躁。与此对照，洛克菲勒则显得内向、沉静、心思缜密，话虽少，却滴水不露，还不失幽默。这两个性格如同水火一般的人，以各自的品行赢得了对方的信任。有了盖茨，洛克菲勒终于如释重负。而盖茨则全副身心地投入了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1923年，当他辞去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的工作时，他一定自认没有辜负洛克菲勒，最重要的是，没有辜负他的上帝。在向董事会致告别辞时，他双手紧握，激动地说：“当你离开人世，到全能的上帝面前接受审判时，能想象他想知道你的什么事情吗？你可能有片刻相信他会关心你那微不足道的过失或者渺小的美德吗？不！他只会问你一个问题：‘你当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的时候，都做了什么？'”

洛克菲勒请盖茨来主持他的慈善事业，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很久以来，洛克菲勒就对自己多年来“随意的”赠予不满意。他认为做慈善事业应该抛弃“感情的冲动”，而有一种更科学的战略。他希望盖茨帮助他来完成这种转变。与此同时，盖茨越来越熟悉洛克菲勒的捐赠之后，他的观点也变得越来越具有批判性。盖茨接手了不计其数的申请和求助，他很快发现，洛克菲勒有个习惯，给很多浸礼会教会捐赠小额资助，以满足它们的各种需要。不但是美国国内的浸礼会，而且包括国外的浸礼会宣教团。日复一日的大量求助申请，个人的、男男女女都有，无休止地涌向洛克菲勒。在盖茨看来，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没有价值，甚至带有欺骗性。盖茨批评说：“这一切都不对，这样做的结果使传教活动非常混乱，无纪律，无效率。而且传教委员会看来也无法控制这些往往是私人的，甚至是自私的和不公正的要求。”

盖茨一面停止了对所有这些他称之为“零售式”慈善（retail charity）的捐赠，一面开始为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做长远规划。他在1905年夏天给洛克菲勒的一封信中说，你的财富现在有如“雪崩一样排山倒海而来”，“你一定得跟上！你的财富得散得比长得快才行。否则，它将碾碎你、你的孩子和你孩子的孩子”。盖茨很清楚，虽然到那时洛克菲勒已经给了并且继续在给芝加哥大学大笔的捐赠，还花了百万美元来建立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并成立了普遍教育委员会，但这些不过是洛克菲勒财产的冰山一角而已。雄心勃勃的盖茨建议洛克菲勒建立几个“永久性的慈善机构……从法律上将目的确定为造福人类”。这就是建立基金会的最初想法。盖茨希望基金会实行科学给与的原则，由此启动了与他的名字相连的著名的“批发式”慈善（wholesale philanthropy）。这种所谓的“批发式”慈善实际上包括一整套的原则和内容，不仅在捐款上排除了对私人的资助，更以所谓的科学慈善为宗旨，将社会改造与慈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它资助的项目将是“根本性的、永久性的和普遍性的，而非地方性的、临时性的和肤浅的”。本书所要讲的故事，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发展医学研究与教育的经历，就是在这种“批发式”“科学慈善”的影响下开始的。对于洛克菲勒和盖茨于1900年前后开始的这种从“零售式”慈善向“批发式”慈善的转变，不少美国学者包括洛克菲勒传记作者都用“革命性”来形容其变化的性质和深度。这场慈善革命为其后美国第三部门的发展确定了基本原则和运作模式。当然这些原则和模式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可以说洛克菲勒建立的几个大慈善机构，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早期的活动都是在摸索试验这些原则。

洛克菲勒的生平是我们理解美国现代慈善发轫的好例子。洛克菲勒从每月拿出几毛钱捐给他认为有意义的宗教活动开始，到半个世纪之后，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慈善机构，推动了一场慈善革命。这一“工作，攒钱，散财”的生活哲理和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经济理念、社会文化和宗教传统融合而成的主流文化。

三、慈善动机与基金会批判

英文中有两个词，“charity”和“philanthropy”，译为中文都是“慈善”。但是在英文中，这两个词的内涵是有区别的。Charity强调个人的慷慨行为或同情心理，指的是一个人在馈赠或对他人情况判断后所表示的关切与爱心。进一步说，这个词指的是一种个人对他人的慈爱行为。与此对照，philanthropy更是指捐助行为对整个社会或人类的关心，它通常意味着捐出大笔财产给有组织的慈善和机构来促进人道事业和社会福利。以现代基金会问世为分界，此前的或类似此前的慈善行为，学者们通常使用charity，而说到此后的现代慈善则用philanthropy。这种选词上的不同，表明学术界希望明确地表达从传统慈善行为到现代慈善行为所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那么，两者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呢？从目的或宗旨上看，charity是要减轻贫困和有需求的人们的苦难，也就是说减轻社会问题的症状，而以大基金会为代表的philanthropy则是要彻底根治社会问题。受十九世纪后期科学发现特别是医学和生物学方面的新知识、新发现的鼓舞，基金会的捐款人乐观地预见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经济“疾病”之治愈的有机联系，他们希望用基金会充裕的资金来促进科学知识、医学科学、教育和公共卫生的发展，从而根除产生人体和社会疾病的病源。同时，宗旨广泛的基金会在选择慈善目标和战略时，能够与时俱进，比传统的慈善组织要主动和有效率得多。就这样，美国慈善从以个人和家庭的善行发展为机构化、专业化、国际化的大规模事业，决策的机制和层次、对社会的影响力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自那时起，美国的现代基金会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在欧洲由政府行使的大量职能。

从基金会的历史来看，美国最早的基金会形式以1867年马萨诸塞富商乔治·皮博迪（George Peabody）建立的皮博迪基金为代表，该基金从1868年到1914年一共捐赠了370万美元。然而，无论是规模还是宗旨，十九世纪的基金会都更接近于传统上的charity，而与二十世纪的现代基金会相当不同。卡内基的“财富福音书”预示着真正现代意义的基金会之来临，与皮博迪基金的地方性和救济性不同，这些现代基金会从一开始就将自己的使命与当时日益严重的阶级矛盾和社会问题紧紧连在了一起。与他们改造社会和改善人类福祉的远大目标相适应，基金会的宗旨一般都定得非常宽泛。1907年，罗素·塞智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成立时，其目的确定为“改善美国社会的和生存的条件”。建于1911年的卡内基基金会（the 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旨在“促进与传播知识和理解”。洛克菲勒基金会1913年成立时宣布其使命为“在全世界范围内促进人类福祉”，其涵盖如此之广而野心如此之大，以至于二十年后不得不重新界定。而最宽泛的宗旨莫过于哈克尼基金（Harkness's Commonwealth Fund,1918）了，它干脆就说要“为人类的幸福做点什么”。如此广泛而一般性地确定他们的使命是有原因的。一方面，在其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蒸蒸日上的二十世纪初，大基金会对自己可以实现这些重要的目的信心十足。另一方面，目的界定得宽泛而灵活，同时又授权董事会依据情况变化来调整使命和工作重点，这样就保证了基金会的可持续性。卡内基曾反复强调：“一个有远见的人是不会把他的捐款栓死在某个一成不变的事业上的。”

“Charity”和“philanthropy”的另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传统慈善的赠予都是地方性的，受益方绝大多数是本教会、本社区；而建立于交通和贸易市场四通八达的时代，现代慈善从一开始就面向全国、面向国际。卡内基在他的祖国苏格兰建立了多项基金，同时也建立了调查国际和平状况的基金。洛克菲勒在美国南部开展的公共卫生项目很快就扩展到南美洲和亚洲。在创办北京协和医学院之前，它就已经开始在中国南方进行关于血吸虫和钩虫的调查。同时，传统慈善与现代慈善的规模也不可同日而语，现代基金会的资金实力从本章开篇时列出的数目可见一斑。这些基金会的巨大捐赠来自私人工业财富，而雄厚的实力使其有能力承担很多传统上属于政府的责任，特别是在高等教育和公共卫生方面。

现代慈善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所谓科学性。现代慈善的规模、对效率的强调，以及资助领域的科学技术性质要求它的运作和管理从一开始就需要有专家的指导。“专家治理”成为科学慈善的重要特色。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伊利奥特（Charles W. Eliot）说过一句有影响的话：“相信专家，决心任用他们并支持他们的决定……任何一个民主国家要想成功，其人口的大多数应该对专家有强烈的尊敬和信心。”基金会大多是由具有某种专门知识和训练的董事组成，以保证更高的效率和更广泛的影响力。大型基金会的建立使慈善事业逐渐专业化和机构化。慈善从此不再是以家庭为基础的个人行为，它脱离了捐款人及其家族的控制，成为由专家和专门管理人员全过程控制的一种“企业”（enterprises），其管理过程更像是企业而不是志愿者的慈善组织。最后，有别于传统的个人慈善组织，基金会是由政府颁发执照的法人机构，因此它们的慈善和公益的目的必须是公开的信息，也说明它们的使命得到了公众的认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美国现代基金会的三位巨头——罗素·塞智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二十世纪初踌躇满志地要改造美国、改造世界的时候，这些高度个性化的慈善机构却遭到了美国进步时代整整一代人的全面反对。进步时代紧跟着美国历史上的“镀金时代”。所谓“镀金”是形容内战结束后到1900年期间美国经济膨胀、社会浮华、表面上一派欣欣向荣的时代特点。然而“镀金时代”飞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巨变带来了各种社会弊病，从而孕育了“进步时代”的到来。顾名思义，不断高涨的社会改造运动、因国家发展而带来的乐观主义情绪，以及倡导社会进步的各种新思潮的汹涌澎湃，给二十世纪的头二十年贴上了“进步”的标签。然而，基金会的问世以及对它们的批判恰恰反映了这个时代自相矛盾的特点。一方面，大基金会的建立本来志在解决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问题，当属进步运动的一个部分，而且它们改造社会的雄心大志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乐观主义基调。但另一方面，垄断资本的崛起与传统经济中的小企业和独立小农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资本的高度集中激化了种种社会不满和对未来的焦虑，结果使身兼垄断资本发展与改造社会使命的洛克菲勒们成为进步运动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

对于美国大基金会的批判，大致可从两个阶段来归纳其发展与主要特点。一个阶段是在“进步时代”，这是洛克菲勒的同时代人带着切身的感受与直接的利益冲突，对刚刚出现的大基金会做出的强烈反应。另一个阶段是在1970年代之后，随着西方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出现，西方政治学界、史学界和社会医学史界开始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理论重新认识基金会的作用。这一阶段的批判是学术性的，同时，由于基金会到那时已经发展了半个多世纪了，因此大量的批判不但是从历史角度来进行的，而且有更多的事实依据。

首先看“进步时代”的批判。在1900年之前，从温斯洛普到卡内基，很少有美国人质疑捐款人的动机和明智。社会视这些人为“上帝的选民”，认为整个社区会得益于他们的发财致富。然而，到二十世纪初社会对富人及其慈善观的看法来了一个急转弯，无论是捐款人的生意运作，还是他们的慈善行为、动机及其道德观念都越来越成为公共舆论批评的目标。在此转变中，一向不容置疑的财富与美德、慈善与公共利益之间的逻辑关系毫无例外地被分解了。社会运动发起了一系列行动，旨在限制捐款人的特权并减少他们对其捐款的控制。人们对如此迅速而残酷的经济竞争所导致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不满，这就为从基督教社会主义到浪漫马克思主义等各种社会福音运动提供了市场。

例如，早期社会福音运动的领导人华盛顿·格莱登（Washington Gladden,1836—1918）称这些富人的捐款是“脏钱”，从而给那时的批判定了调。格莱登说，那些慈善家的财富积蓄是通过对国家法律最大胆的违反而取得的，“他们蔑视法庭公正，向城市官员、立法人员甚至国会行贿，他们的种种行径给政治机体注射了剧毒，直接威胁到国家的健康”。“任何人、任何机构，知道了这些钱的来源后，还能不知羞耻地接受吗？”“教育家和神职人员跟这些腐败者和勒索者共事就是对自己的机构和灵魂的损害。”在美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对慈善行为进行如此深刻的怀疑与激烈的批判。然而由于基金会刚刚建立，批判者没有掌握，也不可能掌握基金会已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批判不过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少数人拥有如此强大的经济势力和社会权力的不满和焦虑。人们不知道大基金会将对自己乃至整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因此感到忧心忡忡。

在批判的浪潮中，洛克菲勒成了众矢之的。由于对美孚石油公司的大量负面报道和批评，特别是让洛克菲勒极为恼火的同时代历史学家塔别尔（Ida Minerva Tarbell）的尖刻批判，洛克菲勒成为当时美国最受人痛恨的实业家。洛克菲勒之所以在这些百万富翁慈善家中遭到最激烈的攻击，还有一个原因。当罗素·塞智基金会成立时，塞智早已离世。卡内基于1901年把美国钢铁公司卖给摩根，退出了经济舞台。之后他才开始从事大规模的慈善活动。但是，洛克菲勒建立各种基金会和慈善机构的时候，父子俩仍然掌控着家族的经济王国，包括后来发生了大规模劳资冲突的科罗拉多矿产。更叫人不放心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最初竟然与洛克菲勒石油公司共用在曼哈顿的办公室，而且上层管理人员亦多有重叠。这就难免让洛氏基金会处在一个相当尴尬的地步。对于批评基金会的人士来说，这种两栖管理体系实际上代表了公与私的利益纠结，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能把家族的经济利益与基金会的公益目的完全分开？难怪不少人直指洛氏基金会为其家族的附属品，说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和延长美国最大的工业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和对资源与权力的控制。

1903年，洛克菲勒普遍教育委员会刚成立不久，一些人就气愤地质问：“我们美国的教育是不是要洛克菲勒化？”在这种气氛下，洛克菲勒向国会申请成立一个全国性基金会的努力一波三折，最后只勉强得到了一个纽约州的执照。这个挫折给了洛克菲勒和盖茨不小的打击。当初，盖茨满怀希望地计划为洛克菲勒基金会争取到一个国会的执照，这样一来，当时的法律就会允许它拥有无限制的资产，成为一个自我永继（self-perpetuate）的全国性和国际性的机构，有权在世界任何地方从事任何慈善所界定的事业。相当讽刺的是，虽然洛克菲勒基金会没有得到国会执照，但它最终还是实现了盖茨最初的所有设想，并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基金会。

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后，各种批判更是接踵而来。当时的一篇文章说：“几年前洛克菲勒基金会居然胆敢申请一个联邦政府的执照，虽然被坚决否决，可它毕竟得到了纽约州的执照。据此，基金会开始了一个巨大的计划，但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它的广度和微妙之处。……基金会拥有的将近十个亿的本金简直就是一种王朝权力。”该文作者拿美孚石油的历史作为证据，激烈地批判道：“没有什么方法比洛克菲勒之流的更残酷无耻了，而他们的财富就是如此积累起来的。因此，我们不会信任他们，不论他们说自己的目的是什么。”最后，作者提出，如果洛克菲勒基金会真是为了教育事业，那就请他们把基金会交出来，交给人民选出来的代表，让人民决定什么样的教育对他们最好，什么样的教育管理机构值得信任。

就在成立的当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就遇到了第一次严重考验。那就是1913年发生的“科罗拉多屠杀”（Massacre in Colorado）。科罗拉多燃料与铁矿公司（CFI）是一家大公司，占有30万英亩矿产丰富的地产，雇佣了六千名矿工——当地总共仅有三万名矿工。洛克菲勒家族控制CFI 40%的股票，洛克菲勒的独子洛克菲勒第二担任公司总经理。自二十世纪初，CFI是科罗拉多矿工工会活动的主要地点。1913年到1914年，当时CFI工人在组织工会的斗争中与矿方多次发生冲突，州政府出动军队来平息工人的斗争。“军队用机枪扫射矿工们的蓬区，那里有数百的妇女和孩子，扫射很快使帐篷燃烧起来，枪击、士兵的冲击和吼声在整个社区延续了十五个小时。”这场屠杀成为科罗拉多工人斗争史上最惨烈的一幕。当时的记者，后来负责威尔逊总统的战时公共信息委员会的乔治·科瑞尔（George Creel）在大雨瓢泼的一次万人集会上，谴责州长和代理州长对事件的处理，但是他特别地谴责了洛克菲勒这个“控制着科罗拉多最大的矿业利益的人”。科瑞尔用宣判的口吻说：“你们背叛了人民，你们是屠杀孩子的工具。”

国会立即成立了由弗兰克·华尔士（Frank Walsh）为首的委员会对此案进行调查。采用委员会进行调查是“进步时代”政府和公司常用的办法，它背后的理念是当时流行的“社会问题实际上就是技术问题”。人们认为，如果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在有争议的事件中找出事实，那么代表公众利益的解决办法自然就会水落石出，而冲突双方也就有可能在此基础上达成一致。听证会上，洛克菲勒第二坚持说，虽然他是CFI的老板，但职权是有限的。他并不介入公司的具体政策，只集中注意它的财政管理。据切诺在《巨人》一书中的揭露，在洛克菲勒的控制下，CFI的管理层不能承认工会的任何合法性。然而洛克菲勒第二却向听证会表示，“我并不反对成立工会。像资方一样，劳工也有权利组织起来谋取他们的利益”。他说，如果工人组织通过集体谈判得到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条件，那“我全心全意地支持他们”。洛克菲勒第二冷静稳重的表现几乎迷住了所有的人，但华尔士却不为所动，他毫不留情，一个接一个地问问题，“洛克菲勒的脸越来越苍白，最后几乎变成灰色”，科瑞尔在他的报道中说，“我虽然[对洛克菲勒]怀恨在心，但此刻却很难不为他感到可怜”。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威尔逊指定的戴维斯·菲尔利（Davis Ferley）委员会对洛克菲勒家族做出极为苛刻的调查结果和建议，让洛克菲勒感到无法接受，因此，刚刚成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亲自对工业和平进行独立研究。在1913—1914年的基金会年度报告中，他们的报告解释说：

特别是针对科罗拉多矿工冲突的问题，对于董事会来说，基金会所能提供的最好服务，就是对工业的动乱和失调进行一次仔细的、彻底的调查。我们不是要对冲突某方的优缺点下判断，而是要用科学的精确性来纯粹客观地将美国和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经历总结出来，这既包括现代工业内部的邪恶，又有迄今已取得的成功经验。

华尔士委员会怀疑洛氏基金会的研究将粉饰真相，因此一面立即传唤基金会的参与官员到委员会听证，一面加紧了自己的调查。在华尔士的听证会上，当七十五岁的老洛克菲勒与卡内基同时出现在会场时，记者和与会者都争着要看一看这两位经济巨亨，会场乱作一团，主席华尔士不得不一再高声要求：秩序！秩序！其实洛克菲勒第二和其他基金会的官员早已为华尔士委员会作证，老洛克菲勒的出席无非是希望提高基金会在这次调查中的可信度。他与华尔士在听证会上的对话很能代表当时社会对成立基金会的一项争议，即富人到底应该如何把私人手里的钱转移到公益事业上去。

华尔士主席：我们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过了，持有大量资产的人，与其将超额利润以特许的慈善或施舍方式捐献出来，不如建立某种机制以工资的形式直接将这些财产分配给工人，或者一开始就让工人得到工业生产力中更大的份额。现在，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捐赠人，洛克菲勒先生，我请你对我的话发表一下看法。

洛克菲勒：如果工人们逐渐成为你所说的这些生意的所有者，我会非常高兴。我将再高兴不过地放弃我拥有的部分的、任何的或者全部的股份，这样工人们可以与企业建立关系，根据他们的所有权在经理委员会有他们的代表，就像所有的持股人一样。

华尔士主席：我要给你读……

洛克菲勒（并不停顿他的发言）：这样就可以给他们你所说的利润，给他们在你脑子里的那份相当可观的利润。我十分高兴让他们得到这些利润而成为我的合伙人。

对于这个问题，哈佛大学校长伊利奥特在华尔士委员会作证时，对用基金会这种形式来转移财富作了相当肯定的评价。他指出，基金会就是用公司的方式将大笔财富用来促进人类福祉。这种有政府执照的法人机构应该与促进社会福利的公共部门同时存在。“我希望这些提供伟大服务的法人组织能够持久，但这有赖于公共政策，在很多方面也有赖于[各方]对他们所作所为进行的报道。”在结束作证时，伊利奥特主动地高度赞扬了刚刚成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称其为“我所知道的最令人钦佩的慈善。我所说的令人钦佩是指它的目的和机构效率”。

美国国会和政府对科罗拉多劳资冲突的调查结果并未导致限制大基金会权力的任何法律或行政行为；同样，各州也未增加福利拨款以平衡这些私立基金会提供的福利。从法律或政府干预上看，这场动用了三个政府委员会和一个国会委员会的调查最终竟然不了了之。与此同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基金会更是通过向政府的战时救济直接捐款而建立了与政府的合作关系。老洛克菲勒个人向政府捐款7000万美元，其中包括基金会的2200万美元。此举不妨看做是洛克菲勒们为改善因“科罗拉多屠杀”而受到严重挫伤的公共形象所做的努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真起了作用。当时卡内基也向欧洲紧急救援捐赠了400万美元。一战中，这些企业家和基金会的官员们直接介入了政府战时动员署的工作。史学家伯里森认为，此后基金会在社会改革中的催化剂作用越来越大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与政府的合作关系更是常规化了。就这样，大基金会终于从困难的襁褓时期生存下来。有学者形容它们是在激烈的批判中几乎毫发无损地走出了“战场”，基金会从此坚定地进入了美国的权力体系。

批判基金会的另一个高潮阶段，始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学术界开始建立起“第三部门学”，研究所有类型的NGOs。对基金会文化的研究是其中最受关注的热门课题之一。大量专著、文章不但介绍了西方特别是美国基金会的历史沿革，更对基金会的运作、特点、涵盖领域以及管理层等加以分析。在这一学术分支中，学者们的主要注意力是在对美国大基金会早期历史的研究上，其中又以对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研究为最多，其次则是卡内基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罗素·塞智基金会。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因为这些大基金会的早期发展成为后起基金会的楷模，甚至为美国后来的非政府部门发展确立了一些基本原则。其中包括慈善行为应以解决根本性社会问题和人类发展为主要目的，慈善给予必须有系统、有战略目的、讲求科学管理，非政府组织必须专业化、注重效率。这样的一些规范实质上确立了大型基金会和NGOs的“话语霸权”和“文化霸权”地位，因为大型专业化的社会组织不但将小型的、草根的、社区的社会组织挤到了非常不利的“边缘”地位，有时甚至排斥后者的存在。

这一阶段早期，一大批研究均采用了“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等理论框架来进行批判。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卡诺（Martin Carnoy）的《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教育》（1974），布朗（Richard Brown）的《洛克菲勒医学人》（1979）和“公共卫生与帝国主义：洛克菲勒早期国内外项目”（1976），阿诺夫（Robert Arnove）的《慈善与文化帝国主义：国内外的基金会》（1982），伯曼（Edward H. Berman）的《卡内基、福特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1983），阿古迪勒（Saul F. Agudelo）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拉丁美洲反疟疾项目：捐献还是控制？”（1983）（英文书名详见书目）。这些学者对国际性慈善的动机做了激烈的批判，他们所定义的帝国主义动机包括：保护美国势力范围内的生产力，扩大美国商品的海外市场，使第三世界的教育殖民化，控制当地的社会精英。一言以蔽之，就是以慈善为手段来为美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

美国内战后二三十年的飞速工业化造就了卡内基、洛克菲勒等一批经济巨人，与此同时，它也酝酿了二十世纪头二十年的进步时代。当社会运动高潮将矛头指向这些“强盗巨富”（robber barons，美国进步时代对洛克菲勒之类富翁的称呼）时，正是洛克菲勒慈善事业开始起步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阶段。这种时间上的同步和利益上的纠结不仅引起洛克菲勒同时代人的焦虑，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后马克思主义时代学者的质疑。正因如此，批判者将洛克菲勒的经济利益与慈善目的联系起来，建立了一种因果逻辑。在对洛克菲勒慈善事业的种种批判中，首先针对的就是他的动机。相当多的人认为老洛克菲勒是在用慈善来改善自己在社会舆论和公众中的恶劣形象。也有人认为他赚够了钱，老之将至，愧对“良心”，才“立地成佛”。从上文讲述的洛克菲勒的故事可以了解，这样的批评并不符合事实。大量研究表明，慈善行为是一种由心理、宗教、社会、文化等因素综合激励的非常复杂的现象，人们出于各种动机拿出自己的钱来帮助他人，帮助社会。有时，那些对慈善基金会持根本性否定态度的立场未免使人困惑。一位当代学者讽刺说：“我们期待富人慷慨，否则就批评他们，而当他们乐善好施时，我们却又开始质问他们的动机。”

当盖茨一心一意地为洛克菲勒打造慈善大业时，那些对基金会的批判在他看来简直就是人类忘恩负义本性的暴露。他难免为洛克菲勒感到愤愤不平。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一天他大胆地对洛克菲勒说，“洛克菲勒先生，如果一个人从行善中得到的快乐有赖于人们的赞美和感激，或者公众的承认，如果追求或期待从这样的反应中得到满足，而不是因自信动机美好而得到良心的默许，那这个人的太阳一定会掉到失望与苦涩的云海尽头了”。对盖茨的一席话，洛克菲勒刻意不寻常地回答说：“难道我不知道这个吗？”实际上，无论卡内基还是洛克菲勒，都常常被人们对其动机的批判感到困扰。直至今日，学者们还在讨论慈善行为到底是出于利他动机还是出于用个人想法去改造世界的野心。或者两者都有？两者并不排他？研究美国慈善基金会的资深学者伯灵格指出：“利他主义并不是界定慈善的唯一动机，它也不一定是理想的运作动机。如果解释慈善行为只强调一种动机（利他）而排除另一种动机（个人野心），那就不会有成果，因为大量的证据已经表明，当慈善行为发生时，两者同时在起作用。”

如本书前言所述，“文化帝国主义论”强调基金会援助项目背后的直接政治经济企图，这样的批判性理论框架对所有基金会一概而论，有很大的局限。历史证明，在进步时代发轫的现代慈善事业和大基金会，虽然当时受到社会进步势力的穷追猛打，其出现却与当时的主流文化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当时，“自由发展主义”（liberal-developmentalism）成为美国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概括说来，它包括五个要点：1．相信其他国家的发展应该重复美国的发展经验；2．信仰私有自由经济（private free enterprises）;3．支持对贸易和信息自由开放；4．促进信息和文化自由流动；5．越来越支持政府在保护私有企业和刺激、管理美国参与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中的行动。美国学者卢森堡在《传播美国梦：美国经济文化扩张，1890—1945》一书中强调，“自由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深植于美国宗教与世俗文化中的“美国使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个时候，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新教基督教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的精神前提。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的时代，宗教狂热、种族优越和美国的“天定命运”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美国人的世界观。例如当时“世界国会”（the World Congress）的组织者查尔斯·邦尼（Charles Bonney）就这样宣布，他的组织的使命就是在全世界推动“进步、繁荣、团结、和平和幸福”。很显然，大基金会在国际国内的所作所为正是这一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

在当时主流文化思潮和世界观的影响下，卡内基、洛克菲勒等基金会的领导层就像十九世纪的传教士一样，深信美国人有能力、有责任去改进和完善其他文化，并愿意以进步主义的法则来提高那些身处“低层”的社会。本书在研究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在华项目时，将提供大量事实来说明基金会创办人的初衷：即用西方文明，包括科学医学和科学精神来改造中国的文化精英，从而推动中国文化与社会的进步。这样的动机与直接获取政治经济利益的帝国主义是有区别的。

近年西方学术界对基金会的研究也非常注意慈善家是如何按照个人的理念和文化去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野心及其长远影响。大基金会从诞生时起就由兼具白人、男性、新教基督徒、经济文化精英、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等特征的管理层掌控，考虑到这一事实，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学术界自然会关注这一群体的社会和文化影响，并对此持有最强烈批判的态度。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在基金会成型的早期阶段，基金会的第一代领导是用他们对社会问题的理解、对科学和医学发展的认同，以及对科学慈善的信心来建立拯救社会和改造世界的宏图的。这一特点在洛克菲勒的中国项目中十分突出，这也是北京协和医学院项目在这些批判文章中常常被提及的主要原因。

随着对基金会研究的深入，19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侵略的思路中走出来，开始注意到大基金会对美国和西方国家自身文化的影响，旨在从更深层的文化角度来看社会中的资源占有阶层——无论这种资源是物质金钱还是知识信息——是如何利用这种占有来建立社会文化霸权的。换句话说，在批判“显而易见”或一般化的经济政治动机的基础上，基金会研究已经深入到分析盘根错节、无所不在的文化因素与基金会行为的相互作用上。

举例来说，1930年至1950年是美国“新生物学”即分子生物学的诞生时期。在这三十年间，对DNA自我复制机制的说明，对其信息编码行为的解释，都达到了高峰，这些发现为基因工程奠定了认知基础。科学家现在可以在最根本的层次来控制和处理基因，并尝试以此控制生物的乃至社会的进化，因为他们自认掌握了“生命的秘密”。莉莉·凯的研究表明，这一新兴学科的确立并非自然科学发展中的一种偶然过程，相反，它的兴起是美国科学界的既成权势集团——科学家和他们的资助人，更具体地说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研究这种赋予生命的现象时，通过有系统的资助和合作，有目的地指导该学科向基于双方共识的科学观与社会观方向发展。她进一步指出，洛克菲勒基金会塑造生命科学的权力实际上超越了它的量化资助。因为通过大量而有系统的研究经费和奖学金，它有效地创造和促进了跨学科的组织机制，从而有系统地培育了一个以项目为主导、以技术为基础的生物学。创造适应于基金会计划的组织机制，其背后的动机是建立合作，这是分子生物学发展的关键。凯批判道，在这里，合作有更深远的含义。在当时放任主义的环境中，合作成为一战后科学、工业和公司合作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生物学的重新改组反映了当时整个科学界乃至美国社会关系的重组。正是通过左右新生物学，洛克菲勒基金会确立了一种“知识和文化的霸权”。洛克菲勒基金会强调，一个学科必须建立在专门技术知识的基础上，它的最终目的是要在美国文化中建立一种当时大基金会和学术精英认同的意识形态，即社会改造应该建立在一种理性的基础上，而科学的发展为这种理性提供了认知基础。

基金会左右文化趋势的行为当然不止于洛克菲勒。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是由卡内基本人建立的最大也是最后的一个慈善组织，在他辞世时拥有13500万美元本金。到1982年，基金会共拿出将近5亿美元用于公益事业。美国学者拉格曼以这个基金会为例，揭示慈善财富如何用它们的巨大影响来左右美国学术界和艺术界的专业化和组织形式、公众对艺术欣赏的趋向，以及在学术界哪些思想和意识形态可以占有特权地位。拉格曼用“知识的政治”这一概念来形容知识的创造、发展、组织和传播如何发展为一种处于美国生活中心的政治。当美国从前工业化发展到工业化，再进而步入后工业化的过程中，知识和土地、资本一样，成为了国家决定性的资源。目前越来越多研究机构的生存有赖于私立和公有基金会的支持，因此，是否给与研究经费或资助、知识的传播方式、培训途径等已成为管理和控制知识发展的重要手段。在经济日益发达，人口、文化和利益日趋多元化，私人资本与各种公共利益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控制知识和它与公共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就成了重要的政治权力。拉格曼指出，美国现在的两难困境在于：一方面，现代社会需要专业知识，而且卡内基基金会也一直在培育知识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民主制度强调平等和普遍参与，而这种强调与大基金会的“知识政治”对立的可能性不断增长。人们对由精英掌握专业知识的性质和运用这种现实提出了越来越大的疑问。

大基金会在其他西方国家的文化项目也支持了这种批判文化霸权的理论。伯里森的研究集中分析了卡内基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如何把他们的巨大资金变为文化权力，来影响加拿大的文化政治与文化经济。二战后加拿大政府对学术和文化的介入非常有限，其他资源也寥寥无几。这两个基金会对加拿大的大学、博物馆、艺术馆、艺术家、知识分子、学术组织和职业协会的大量资助确立了这些文化领域的基本模式，它们的影响是实质性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资金的转移是在加拿大精英与美国基金会官员的合作过程中完成的。前者在建立学术机构、从事研究、界定和组织学术专业和建立自己的文化权威时，指望着曼哈顿的财富与思想支持，他们甚至在申请赞助时就知道什么项目可能会得到批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基金会资助的受益人是加拿大的文化精英，而非广大公众。后者在文化权威结构中并无话语权。

概括来说，二十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学术界批判基金会的要点之一，就是这些私人机构通过自己的捐赠资金“购买”了影响大量本质上属于公共领域事务的权力。通过这种影响力，基金会为英国新左派作家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所说的“习俗、思想、价值的中心体系”提供了主要的和有效的领导机制。大型基金会在文化表达上的权力甚至不逊于国家权力，特别是当国家在发展文化与公共服务上失效或资源不足时。当社会上没有其他利益群体可以与基金会角力时，其文化霸权实际上就已经确立了。不过，问题的另一面是，国家和公共领域的确需要非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参与，非但如此，后者的参与本身也是民主程序的一部分，更何况这种非政府部门的作用本来就是美国的传统。所以，问题不在于基金会是否应该存在，而在于如何制衡它们用经济实力得到的文化乃至政治影响力。

在美国，由耶鲁大学带头，在1970年代开始对所谓的“非政府组织”（NGOs）进行系统的学术研究，由此建立了“第三部门研究”这个新的社会科学分支。这个领域将政府部门、私有经济部门和非政府部门（也就是第三部门）视为现代社会的三大基本政治经济结构，而基金会正是作为第三部门组织中的一类组织被加以分析的。在此，基金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一起，其社会功能、组织结构、可持续性等成为学术分析与批判的课题。那种把基金会与大资本及“帝国主义”政权和经济利益紧紧地绑在一起的思维方式受到了挑战。

总而言之，二十世纪初美国现代基金会的发轫，是当时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直接产物。大型基金会一旦成立，因其经济实力及与文化精英乃至政府的合作，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今天，美国的第一批基金会已步入百年。虽然当年拿出巨额财产成立这些基金会的富豪家族已不再具有对基金会的控制权，但是这些人当年所建立的基金会文化（它的主旨、运作原则、自我永继的能力等）却仍在继续影响着今天的基金会运作。至少在“可持续”这个意义上，基金会当初的设计和原则可算是相当成功的。

在基金会短短的百年历程中，它们始终是社会注视和批判的目标。以“进步时代”为代表，各种社会改革运动对洛克菲勒基金会等采取了相当严厉的否定立场。然而事实却是，美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兴起实际上受到了进步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其中包括用美国模式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愿望，以及对美国“天定命运”的乐观主义情绪。正是这种愿望和情绪引导洛克菲勒走向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