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第二学期开始后几个礼拜，我才比较确定耳朵听到的大致无误，而且能够分辨英语和美式英语发音法的差异。说发音差异，不如说是表情不同。夏培特太太带我们这一班大一英文，一个学期下来，已经把我们调教得和其他四班很不一样，英文系的老师都注意到了，常常有一种忍俊不禁的反应，或可能也是不以为然的意思吧，因为他们几乎全都是美国人，包括一位加拿大人。夏培特太太是英国人，和她先生同来台湾也已经四年了，应该是东海创校那一年就到了。她开口说话一定显著地将嘴唇维持一种岸然的形状，使得这样发出的声音就有些被压抑而略呈扁平的效果，在整齐的句法里一一穿梭，甚至有时是深浅弹跳的，但不妨害其从容与优游本色。我对这整个发音过程并无反感，或许应该说是颇为好奇的，遂也就尝试模仿，即使只为了增加美国男女老师们的挫折感。不错，说“你能”，我说你“坎”；说“你不能”，我说你“康”，改入声，且辅之以少许鼻音。周围的人不得不为之倾耳侧目。
但我还是很怀疑我是不是真喜欢学英文，可能并不见得，所以就有点犬儒的或至少是戏谑的心理作祟。中学六年遭遇到的英语老师不少，但印象大都很模糊；只记得其中一个讲上海话的先生有时上课到中途，居然会要我们坐在位子上稍候：“老师去买一块糖吃。”他说，就施施然穿过校园去福利社买糖吃。又有一位比较老的姓左，也是上海或者那一带的绅士人，一年到头都在发讲义，教我们怎么解题应付考试；我倒记得他尖锐的口音，和那永远不见笑容的，忧郁的脸。然后，不知道确实哪一年，总之就在我差不多已经完全放弃英语课，也不再捧着小簿子和别人一样在草地里走来走去背生字了，有一天上课铃响，进来的不再是那忧郁的绅士，却换了一位穿着白衬衫，卡其裤，看起来就是非常干净的年轻人，我们的新老师。他姓朱，自我介绍，他说，温文尔雅地注视着我，其实是看见了全班每一个人，这样注意的关照，从眼镜后面投射过来。我大概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决定重拾英文，为了报答朱老师那样温煦和蔼的眼光，那种友爱的神色。我记得我花了些时间自己温习老早教过的文法教材，先把整个虚设语气的各种法则弄清楚。什么虚设不虚设，其实并不难，我对自己说，这其中还是有道理可讲的，不一定纯属死背；甚至生字拼音也不该硬记，必须找到字根和它变化的脉络，连有些成语亦复如此。英文并不可怕。或许迟迟寻不到把柄的应该只剩下冠词和介系词吧，我想。
夏培特太太并不讲文法。她坐在黑板前的矮桌上，手持那本红皮的大一课本，只选些范文朗读，随时停下来找人问问题，然后从那单纯的问与答发展出交叉繁衍的讨论，看得出来屡次都在想办法将全班人一一卷入情况，才肯罢休。可是要我们将近二十个男女学生都开口参与讨论谈何容易，大半都宁可安静坐在那里，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希望可以不被点到。多窗户的小教室被山坡外明亮的朝阳无声倾注发光，点缀着闪耀跳动的影像，或许就是初初长得和我们等高的相思树，柔软的枝丫上稀疏的叶序在风中摇曳，一整个秋天，就这样延续下来并且进入暖冬，让午前年轻的太阳肆意喜悦地照满，游戏。
现在，我感觉到阳光的厚度一天比一天在增强，而且每一匹布帛似的投射都像电钻迫击过透明的玻璃窗，用力飞洒在我身上。冬天随着越来越杳无讯息的寒流消匿无踪迹。有时山头一阵小雨，在断续小雷后，但是太阳又出来了，一样穿过相思树叶，无预警地将吸光的丝帛耀眼辉煌切入小教室，如明快的刀刃，照亮地上水渍，和一把一把撑开了摆在那里的，华丽的女伞。
这一天夏培特太太进教室，师生互道早安罢，她感性地看窗里窗外，从红皮课本里取出一张纸，转身向黑板，停顿一下，又回头对我们轻声说道：“一首诗。”好像是她的秘密：
1
Oh， to be in England
Now that April's there，
And whoever wakes in England
Sees， some morning， unaware，
That the lowest boughs and the brushwood sheaf
Round the elm-tree bole are in tiny leaf，
While the chaffinch sings on the orchard bough
In England-now！
2
And after April， when May follows，
And the whitethroat builds， and all the swallows！
Hark， where my blossomed pear-tree in the hedge
Leans to the field and scatters on the clover
Blossoms and dewdrops-at the bent spray's edge-
That's the wise thrush； he sings each song twice over，
Lest you should think he never could recapture
The first fine careless rapture！
And though the fields look rough with hoary dew，
All will be gay when noontide wakes anew
The buttercups， the little children's dower
-Far brighter than this gaudy melon-flower！
夏培特太太退后一大步，对着黑板朗诵，不时眼睛看窗外，显然非常感动。劳勃特·白朗宁（Robert Browning）的诗，她说：《海外思乡》（Home-Thoughts， from Abroad）。接着就热切地提出各种诱因，希望我们有所反应，可是教室里一片沉默，无人发言。谁要是说这些大一的孩子们对诗都不感兴趣，我誓死否认；但诗似乎不应该是这样的，他们心里想必和我一样求饶地这样说，只是夏培特太太听不见，反而越来越沮丧踱着她的步子，在黑板前，偶尔眼睛看到窗外，却不像先前那样感动。至少你们当中有人可以看出这诗指涉的季节吧，她说。春天，我说。你怎么断言一定是春天？“四月已经到了，”我说：“五月跟踪而至。”这应该就是春天吧。似乎我这样蒙混的读法为夏培特太太解了围，重燃了她热切的诗情，就接下去说起海外思乡的严重性，对英国人而言，尤其当春天终于来到。她解说树木发芽，果林着花，尤其是满地金凤花亭午盛放的景象，一转看见枝头更有白颈雀筑巢，就计算起鸟类何其多而忙碌且喜悦喧哗啊，在英格兰；你听见雀唱歌，燕子衔草衔泥，画眉啭喉。这些，她的意思好像是说：都是别的地方没有的。
“那无非就是因为思乡的缘故，人在海外，就以为别的地方没有。”快毕业前有一天和夏培特太太与她先生喝下午茶，差不多也是四五月之交吧，我望着她们家纱窗外盛开的各种台湾亚热带花朵，和树上累累的木瓜，这样不怀好意地说。“是的，”夏培特先生说：“现在，四月就在那里。”然后又过了许多年，我人也在海外，无意间又翻到这首诗，可能是为了检验一八四〇年前后欧洲人心里到底在思考些什么，尤其是英国人，维多利亚时代骄矜的英国人。年轻的赫胥黎，或者马克思，福楼拜在想什么？爱尔兰发生惨绝人寰的马铃薯灾荒。鸦片战争在遥远的中国。卡莱尔，安诺德，丁尼生。一八四五年旅次欧洲大陆，白朗宁写了那首海外思乡的诗。夏培特夫妇来自剑桥，负有传教士的任务，但他们对教英文的兴趣恐怕远高于传教，从来不曾对我传过教。他们请我喝下午茶，听我使用他们的语言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好奇地，容忍地修正我的论点和资料。我离校已经够久了，当我再度遭遇白朗宁的时候。也是为了思念吧，为了牢记的思念，我顺手把《海外思乡》翻译成中文。
1
啊若是在英格兰
现在，四月已经到了，
而无论谁早晨醒来
在英格兰，不知不觉，都看到
低低的枝头和丛生的灌木
正迸生嫩小的叶芽，榆树边
橘红雀飞上果园枝头歌唱
在英格兰——现在。
2
然则四月过去，五月跟踪而至
白颈雀筑巢，成群的燕子！
听，就在我围篱旁那开花的李树
低低俯向地面并且将苜蓿洒上
花瓣和露珠——在那曲枝尽头——
听慧心的画眉：他唱歌一定重复，
深怕你以为他不会将刚才
无心发出的至乐好音再来一次。
而纵使四野因为白露显得多么荒芜，
当金凤仙午间陆续醒转，一切都将
欣然，天赋孩子们独享的璀璨好花
远胜此地蓓蕾炫耀的瓜。
似乎就在这工作过程中，专心于翻译，何尝不再一次勾回那焦灼的记忆，坐在春天的教室里对着黑板上一首维多利亚朝名诗感觉沮丧，束手无策？夏培特太太也沮丧。或许我已经透过翻译检验了这样一首诗与我的美学认知和伦理判断，是如何相距不可以道里计——难怪那时我就只能坐在那里，最多也只能指出那是春天，为夏培特太太解围。但这到底是美学和伦理，还是文法呢？我不免怀疑。甚至鸟鸣声和淡淡花香，那时，随雨后的轻风飘进屋里，也使我微微颤抖。敏感，不安的岁月。是一颗探索的心没错，我认得，奈何如此犹豫。
这是记忆里第一首英诗。
诗可以用“啊”破题起头吗？我现在怀疑，纵使熟读“噫吁嚱危乎高哉”以后，还是不能接受“啊若是在英格兰”，感叹词继之以虚设语气的写法，尤其紧接着竟是直截指涉的“现在，四月已经到了”。四月的讯息本来可以提示春之踪迹，亦差强人意，但当诗转入第二章时，竟有“四月过去，五月跟踪而至”的句法，何尝是诗的表达方式？第一章其余字里行间都说鸟在树上唱歌，毫不出奇，至多交代些妥当的意象语字罢了。但说它妥当也不尽然，第五行既用“枝头”，奈何第七行再来一次。难道白朗宁也想和他“慧心的画眉”较量修辞重复的技巧？隔行即听任一重要的意象语字毫不掩饰地突兀再现，显然犯重，殊不可取；反观末行承袭首二行之感叹与虚设语气，多少带有歌咏复沓的策略性效果，犹有可说——但这也可能只是我强自振作以观诗始产生的意念，一种与人为善的解说罢，仍然是可疑的。如此结尾，其实正可乘机收笔就好，但白朗宁竟另起一章以“四月过去，五月跟踪而至”之历算语法，沉着道来，像电视上的气象播报员一样，于是就通篇细数这季节里英格兰的花木种类，和最活跃的飞禽等等，其密集详尽对诗的译者说来，真属无妄之灾，盖鸟类的学名或俗名在我们学习外国语过程里，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至于一首诗先有八行，继之以十二行赓而续之，也是毫无章法的事。作者似乎是一觉醒来发觉四月到了，就想象倘非身处海外，则在英格兰家乡便如何如何；八行写完辄止，稿置箧中不再理会。有一天他忽然又发觉是五月了，不如将诗续完，春天就有一个完整的交代，所以毫无灵感地写下“四月过去，五月跟踪而至”这样的句子，而且实之以花木与鸟类等专有名词，在双行体随手调整的脚韵支持之下，终于发现了故国英格兰金凤花亭午盛开之美，论光彩远胜此地俗艳的瓜开花。什么瓜开花竟使白朗宁如此不屑，借之为他一首獭祭诗作的结尾，以提升他思念中的金凤花的地位？我不得不觉得很奇怪。反而字典上所谓金凤花，原文实作“牛油杯”，其实也够俗艳的。然则，如此错乱的维多利亚文化论述，莫非就是它自身的典型？但对我说来，也可以说是不知所云了。
喝下午茶的时候，我们没有深入细节。夏培特先生新蓄好一脸络腮胡子，轻松地坐在他的藤椅上。大二时他教英国文学史，在黑板最高处写英诗历代体式的演变，写到无韵体blank verse，我坐在窗下眯起眼睛端详：黑体？英诗居然还有黑体，不知道有没有白体？我把它看成black verse了。以后多少年，我一边自嘲地记忆着这个错误，一边却沉稳体认着知识成长，确定天下是有一种诗体，是伟大的无韵体：
The quality of mercy is not strained.
It droppeth as the gentle rain from heaven
Upon the place beneath. It is twice blest：
It blesseth him that gives and him that takes.
慈悲本不是强制始有。
它像雨水温煦自天降落
到下界，同时庇佑双重：
赐福给授予，和收受的人。
窗外是蓬勃有力的植物竞生，此刻，当太阳早已偏西。而更忙碌的是那许多苟活过春天将尽，而夏日正毫无拘束地提早纵容它们，那各种各类的昆虫在甜蜜的空气里交叉旋飞，偶尔甚至也迫近屋壁，贴在纱窗上，蠕动，又鼓翼而起，消逝在年轻的快绿和大红里。
夏天外文系的学生留在校园里上暑期班。有女生开始唱歌，许多人跟着唱，起初都是些民谣之类，各国的都有，但暑期班规定学生进入文学院后就只能以英语交谈，唱歌也一样只能唱英文歌。女生开始集中唱着几首特定的歌，黄昏当鸟雀在学生中心的方场庭除喧噪的时候，晚霞肆意平铺遥远的山冈，一种深邃的，仿佛完全静止的色彩：夏天里生活多安逸，鱼跃鳞，棉花长高。声音传到上处，翻过寂寂泛红的屋顶，纳入逐渐成荫的树林，不见了。又听到同样的歌声降八度自河谷那一边传来，从宿舍的窗口：夏天里生活多安逸，鱼跃鳞，棉花长高……
Summertime
And the livin' is easy
Fish are jumpin'
And the cotton is high
有一位叫盖瑞·马丁的英文教师忽然对我产生好奇，会话课屡次点我的名来大声念：雨在西班牙主要都下在平原上。我嗫嚅应付，故意将嘴唇压迫成为一种抑郁的形状，模仿夏培特太太的声调。马丁起先都耐心修正我的发音，后来终于发现我是故意的，就有点不高兴。有一天早上他带一面小镜子来，要我对着镜子再三说：雨在西班牙主要都下在平原上，凡有母音处必须尽量把唇齿张开。马丁来自普林士顿，后来我们也变成朋友了。他对我说起一些未来的学业抱负，包括研究神学等等十分严肃的话题；但他那时虽然还年轻，却是少数结了婚，而且可能是全校惟一已经有小孩的美国教师。我时常看到他们夫妇在邮局附近徜徉，推着小儿车，传阅刚拆开的航空邮简。我想，这样的生活情调能不能为未来的神学研究做预备？
马丁回美国前一年还兼教一门德文。谈起来我才知道他多年学德文当然不是为了在台湾教德文，而是为了未来的神学研究。我写了一首比较长的诗《异乡》。不但篇幅长，可能是到那一阶段为止写过的最长的一首诗，而且主题沉重，尝试去探讨人之本体和外界的互动等等，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问题。我急着想把遮望眼的浓雾拨开，正视个人自我。这首诗就是有意使用意象语，通过比喻和象征，在曲折反复的音响效果支援下，展示精神成长的历程，无限的犹豫，延宕，不安，而终于觉悟，开启疑窦，重拾自我。那时我才读完尼采的《札拉图士特拉如是说》，从英文本里掌握到如此动人的呼声：“看啊！这杯即将再度空虚，而札拉图士特拉即将又一次回归为人。”我把《异乡》的企图重点说给马丁听，并且告诉他，我要把尼采的句子录在诗前为引言，如艾略特在《荒原》之诗前录了佩忒洛尼厄士：“我实在曾亲眼看见库昧的昔婆被悬在一架槛笼里，而当那些男童问她：‘昔婆，你要什么？’她就回答道：‘我要死。’”过了几天，马丁递给我一张纸，上面写了尼采那句子的原文：
Siehe！ Dieser Becher will wieder leer werden， und
Zarathustra will wieder Mensch werden.
另外一位从普林士顿来的是蒲彼得。他从小在中西部爱荷华州的德摩以长大，很内向，不爱说话。的确，蒲彼得惟一欢喜的话题就是新闻报业，从《纽约时报》谈到《德摩以论坛报》，甚至他在普林士顿大学课外参与的校刊，都津津乐道。我出国后与他重逢于芝加哥，那时他正在《华尔街日报》当记者，已经写了几篇颇有分量的专访，都与东亚有关，有一篇是和吴国桢的对谈，听吴破口大骂那时统治台湾的国民党当权人物。我问蒲彼得为什么选择这个人访问，他说吴是普林士顿校友的关系。蒲彼得很重视文笔好坏，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把英文写好；同理，中文也一样。我提到回台湾以后也许找一个记者的工作，设法让报社把我派到比较惊险刺激的地区去，难道不是很有意思？“对你的创作也很好，”他严肃地说道：“海明威就是一个记者；他站在那里写稿，用两只手指头敲打他的打字机，练就他独特，简洁的文体。”
我离开爱荷华到加州后，和蒲彼得断断续续通了一阵子信。有一次他说他失业了，回德摩以靠父母亲过日子，打临时工帮贝尔公司送电话簿；后来又说，他太太和他离婚，带着原先在芝加哥领养的孩子走了。最后一次看到蒲彼得是在普林士顿，但那已经是七十年代末了，我正在普大任客座教授。有一天我坐在研究室里处理些文稿之类的东西，午前的阳光从右边三张美丽的椭圆长窗射进来，而研究室的门只是虚掩而已。有人敲门，我随便喊了一声，抬起头，只见那人极端犹豫似的推门进来，正是十五年未见的蒲彼得。他害羞地笑着，但可能因为回到母校他熟悉的环境，少年立志的起点，神情很好。我们坐下来叙旧，才讲了几句话，他说他又失业了，而且这次失业已经很久，都不好意思回德摩以了，虽然那里还有亲人在。蒲彼得满脸涨得通红：“他们绝不会相信我怎么会把生涯搞得这么糟，一个普林士顿人，胸怀大志的政治系荣誉毕业生。”他又加了一句：“写得一手上乘好英文，还通法文，懂得不少中文。到底怎么回事？”太阳光反射到我们脸部的高度。这时我才注意到蒲彼得缺了一颗门牙，居然这样就出来找工作，回母校探望昔日最赏识他的老师，就在走廊尽头那古老的研究室里等他一起吃中饭的白发教授。唉，到底怎么一回事了？我不忍心正眼看他的笑容，如此牵强；转眼朝窗外望去，看到一棵灿烂的辛夷在正午阳光下招展，无数的花朵把庭院照得通明，透亮。
苻豪生的名字不知道谁帮他取的——有可能是中文系那位教词选的苏教授，因为他有时讲笑话会说自己略识鲜卑语，能办夷务，包括为美国人取汉名。但大家都知道苻并不是汉名，反而就是氐族本色，标准的夷名。苻豪生自己倒不在乎，只要有人提起来，他就笑笑说：看我的头发，又黄又鬈，我本来就是胡人啊，姓氐正好。很多年以后，我认识一位美国汉学家，黑头发黑胡子，常说自己是突厥后代，即取了一个鲜卑名叫宇文，非常得意。其实苻豪生的原名一看就知道是德裔，惟祖先移民北美洲盖有年矣。他凡事认真，因此说话就有点口吃，不适合教普通英文，但可以带我们阅读文学名著。有一次一个德州来的语言学教员突然当众宣布英文脚踏车这个字bicycle第一个母音应该发短音，而我们学的发长音都错。苻豪生站起来驳斥，引经据典用训诂的道理加以分析，但因为口吃的关系，效果不彰，反而显得有点气急败坏的样子。
我和苻豪生又见面时，离当年他为短音长音辩论激动已经又过了许多年，而且是在柏克莱。原来，苻豪生离开台湾回美国后，就是到柏克莱进研究所攻读东亚研究，然后从那里继续到哈佛念法学院。在这之前，他本来曾经和我们一位女同学订婚，听说，而且是秘密在只有少数亲朋好友见证下订了婚，当他们都还在东海的时候，因为这样的事情过分张扬可能引起校里长者龃龉或甚至横加阻挠。事实就是如此，这些人当中最反对异国通婚的往往有中国人也有美国人，包括终生奉献在中国传教的牧师之类人物。但长者也有乐观同情的，所以他们就能在一对美国夫妇家里举行订婚的仪式。可是，这些都过去了，苻豪生对我说：我们分手了，没有了。苻豪生后来和一位脸圆圆的韩国小姐结婚，不久生了一个女娃。那一年我在麻萨诸塞大学教书，曾经和他们一家相约到鳕岬半岛度假。记得是一个初夏的黄昏，我们坐在面海的阳台上，落日在背后慢慢下沉，不久就用反光将万顷波浪染上异样的颜色。我们闲散地谈一些工作计划，以及栩栩犹若实存的梦，例如写一系列戏剧独白的诗的构想，怎样为下曼哈顿的亚裔社区成立法律咨询辅导等等，有时就又提到过去的台湾，以及如何把刚开始的这样的企图心和现在的台湾连起来。苻豪生是一个年轻的纽约律师，而我刚完成学位论文，正式被聘为麻萨诸塞大学的助理教授。
苻豪生的小女儿在木梯那边学走路，有时跌跤，在清洁的沙地上，又站起来向前走。
太阳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没入西边那漠漠的丘陵，只余满天紫红幽明交织的彩霞。晚风从海上来，恍惚间似乎还看到了乍现的天狼星在迢遥远处发光。
“还记得我们的工作营吗？在山顶上。”他忽然问。
“记得，当然，还有那一群恐怖的大苍蝇。我记得你背了一个睡袋走路的样子。”我们都笑了。
这时小女儿又跌了一跤。苻豪生走到沙地里扶她，让她的韩国妈妈后退几步，在那一边等她走过去也能接应。然后他说：“Marie， Marie， hold on tight”，抬头看我一眼说：“T.S.Eliot”，就放手让她摇着摇着向前走，直到妈妈探前把她接住，才开心地发出惊呼的声音。苻豪生说：
And down we went.
In the mountains， there you feel free.
I read， much of the night， and go south in the winter…
“我们往下滑落，”我默诵：“在群山之中，你就感觉到自由；我阅读，大半的夜里，等冬天来了就到南方去。”
苻豪生晚年为帕金森症折磨得很辛苦。两年前他死了，在纽约。
帮苻豪生和我们女同学在家里举行订婚的是勒夫鸠埃，一对比较年长的美国夫妇，先生是大学的会计长，太太本来只在教会团契做义工，但有一天被外文系请来教高年级的英文作文，正好教到我。据我所知，他们也多少负有传教的任务，早年的工作在上海；四十年代中国内战，解放军渡江前仓皇离去，回到美国。勒夫鸠埃太太对我说：那时我们很不开心，想念中国。过了几年终于找到机会被派到台湾来，任务是为纽约的联合董事会在台湾全盘负责大学的会计，管钱。勒夫鸠埃太太特别留意我的英文，常把我辞藻堆砌起来的习作一篇又一篇拿到课堂上朗诵，使我觉得很难为情。她和勒夫鸠埃先生一样凡事都很有意见，包括校内的工程建设和宗教活动，以及政治。有一次她约我上她家去见他们一个来自美国的朋友，因为那人想听听台湾青年学生对政治的看法。原来勒夫鸠埃太太和她先生，或许全校的美国老师以及传教士等等，早就对台湾的政治社会保有尖锐的意见。这是我从我们和那来客交谈中很快就发现的。她一直怂恿我多讲话，“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她强调：“这是你的权利。”显然对我很有信心，超过我自忖的估量；但她可能没想到，白色恐怖的空气弥漫台湾，早已将一个大学生腐蚀得动辄设限，很不容易畅所欲言。
那人问我：“可是我知道你是台湾人。难道你不觉得眼前这社会凡事分配不均。”
我点头：“是，我觉得。”
原来他是一个记者，好像是《纽约时报》。他年纪并不大，手里却握着一根烟斗，不时忙着点火，抽一口，拿笔在一本黄色绿线的纸上慢慢写着。他写字慢到近乎无礼的地步，我们就沉默地等他，在袅袅烟气里。我觉得很奇怪，勒夫鸠埃先生怎么会容许那人在他家客厅这样大模大样抽烟。勒夫鸠埃他们属于一个很在地，保守的美国教会，当然是不抽烟的。这个记者在为他一个专题计划旅行亚洲收集资料，路过台湾，就随兴做些访问。他们这种人做访问并不见得就是来求知，发掘什么新的讯息，虚心是不可能的；通常一个自信满满的像他那样的记者做访问，心中先横有许多半生不熟的假设，与你一问一答，目的是检验他的假设，找些可以用来印证他的成见的发言，用来将他的主题包装，强化，或至少可以记下作为他行文的注脚。我离开勒夫鸠埃家的时候，心情非常沉重。起先我怪那个记者，横七竖八问了我一大堆令人不快的问题；接着就怪勒夫鸠埃他们，何必帮我找这样的现实来面对，承受别人不必承受的痛苦；然后有一天我就开始责备自己，居然能为这样的事连续好久都在怪别人，难道从来没想到，若是一个人每次遭遇那一类的质疑，都以逃避落荒的策略对付，无非懦夫行径，而且当别人给你机会思考，反省，表达意见的时候，就只因为那些摊开的问题果然敏感，尖锐，你就责怪他们，反而不敢试探自己判别问题的勇气，或智慧，尤其更糟的是，居然想抹杀事实，掉头而去吗？
勒夫鸠埃夫妇年轻时就到中国，一方面因为教会的关系，也就是凭借了上帝之名，但更多的是他们自己共同攀附的一种浪漫思维，她说，总觉得天下就应该有一个地方是像理想世界那样安详，富足，以传统智慧孕育善良的政治伦理和社会秩序，人民喜爱诗歌，音乐和数学。我听到这里不禁动容，在温和的灯光下，看那钢琴上方滴答不停的黑森林老钟在夸耀地报时。“就好像史威夫特的一个孤悬天外的海岛，一个乌何有之乡——是的，人民喜爱诗歌，音乐，数学。”我叹息。勒夫鸠埃太太露出微笑。“那是Alan和我多年的梦想啊。”她说：“与其说是为了传上帝的福音，不如说是为了体验那个东方传统智慧的梦。”然后他们轻易就在其中感受到，和西方一样，这理想世界也横行着动乱，无穷的物欲，看到贪婪的心颠覆了谦虚，于是和平随之荡然，公理和正义不再值得依恃，伪善抬头，口是而心非。和西方一样，他重复又说了一遍。我天真地问：有这么糟吗？我不但相信史威夫特描写的海岛王国应当存在，也相信基督教的乐园终有复得的一天，虽然不确定什么时候；至于东方中国，天下还将回归伦理秩序，而终极的智慧是永远不曾毁坏的。
“我喜欢你单纯的理想主义，”勒夫鸠埃先生说。
“孔门弟子也强调虚心和谦让，以惕厉人格修养。”我说。
“但是，”勒夫鸠埃先生说：“我个人体会的是这其中的矛盾。有一位儒学教授上星期才在我的办公室里大发雷霆，因为我不能答应他把薪水破格提升到比别人都高，因为制度不允许，而他始终拒绝了解。”
圣诞节未到天就逐渐转寒冷。大风自西边吹到山头，木麻黄和相思树纷纷葳蕤，文学院的钟声漠然产生了一种凄厉的情调，只有当低年级的英文课堂里传出圣诞歌声的时候，才将那种迥远迢遥的失落感化解，代之以若有若无的喜悦，并且相信悔改可能为你带来快乐。
悔改可能带来快乐。
执拗只会使你沉沦，永劫不复。
勒夫鸠埃的大女儿自美国来探亲，趁这圣诞假期。她是一个金发深目的女孩，有一个很合宜的名字叫琳达。这一天勒夫鸠埃太太带她一起进教室，而且说要让琳达帮她上一堂课，和我们认识认识。琳达在美国上研究所，主修英国文学，也是那种很有自信的样子。她早预备了今天的讲义，每一个人两大张紫中透蓝的诗，泛着强烈的油印机气味。第一张上面有这首诗的题目Lapis Lazuli。一种宝石，琳达说，包含了阿拉伯文，拉丁文，法文和英文的字根，西方文明争趋之美，假使阿拉伯也是西方文明的话。石而似玉，岂不就是琅玕？是一种青玉吧：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
Two Chinamen， behind them a third，
Are carved in Lapis Lazuli，
Over them flies a long-legged bird
A symbol of longevity；
The third， doubtless a serving-man，
Carries a musical instrument.
Every discolouration of the stone，
Every accidental crack or dent，
Seems a water-course or an avalanche，
Or lofty slope where it still snows
Though doubtless plum or cherry-branch
Sweetens the little half-way house
Those Chinamen climb towards， and I
Delight to imagine them seated there；
There， on the mountain and the sky，
On all the tragic scene they stare.
One asks for mournful melodies；
Accomplished fingers begin to play.
Their eyes mid many wrinkles， their eyes，
Their ancient， glittering eyes， are gay.
然则，东方也参与这美的追求无疑。叶慈的《青金石雕》：
两个中国人，后面又多出一个，
雕刻在一青金石玉上，
头顶外一只长脚鸟于飞，
乃眉寿之象征也；
多出来那一个无疑就是仆从，
随身携带乐器。
这石上每一处色彩变化，
每一个偶现的罅隙和凹缺
依稀就是水流或雪崩纷沓，
或是仍然飘着白雪的高冈
虽则无疑那梅花和樱枝
正把小小的半山屋渲染熏香，
那几个中国人朝它登临，而我
欣然想象他们终于就深坐其中；
从那里，对高山和远天
对着全部悲剧景观，他们逼视。
一个点明要求些许悲怆之曲；
精湛的十指于是乎开始调理。
他们的眼睛夹在皱纹里，眼睛，
他们古老发亮的眼睛精神奕奕。
这首诗写于一九三八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诗分成五段，但前三段琳达都略过了。按前三段叶慈说他听到举世滔滔，尤其一些“歇斯底里的仕女”总在夸张因为世变日亟，美术和音乐，以及诗，都不值得作了，都在禁绝之列云云。但叶慈的意思是说，时代的危机确实存在，可是艺术和人文的思索，创作，和表现势不可废，例如悲剧崇高而深入，乃是不可切割，不可中断的，此于实际人生如此，于舞台之模拟演出亦复如此，不能因为外在条件变化，遽尔取消。盖戏梦人生都有其不可让步，不可妥协的本分，必须坚持到底，自古皆然；所以我们看到西方文明史中，江山代出颖悟灵感的天才，他们使用各种不同的技巧，手段，繁复的材质，创造艺术之绝美于层出无穷的形式，并且让它在时间的寒暑风雨摧折之下一一倾覆，灰飞且烟灭，随又继起赓续，绵绵不断，“而肇造兴废的人无不精神奕奕”。
于西方文明我们看到这悠远，坚固的传承，于东方何独不然？一九三五年夏天叶慈七十岁生日，青年诗人克里夫顿持一颗乾隆时代的青金石雕相赠；过了三年，他才从这石雕品中寻到一种人生哲学的线索，化为艺术慰藉，在战火即将燃烧的欧洲社会忽然喧嚣升腾的反知识反艺术口号冲击之下，完成他精美的譬喻结构，诗的对照。
青金石之形状与色彩本属偶然，或者说是自然，正如苏东坡所谓“天机之动，忽焉而成”，匠人因其形色深浅趋势雕出富有启示的形象，是为艺术品，所以匠人就像卡利玛库之制作大理石簾帘一样，是我们心目中艺术的创造者。叶慈在石雕上看到两个中国老者在登山，后面一个书僮胁下抱着弦琴跟着。头顶外怎样就有一只鸟在飞，脚特别长，不是西方美术史上常见之物，原来是仙鹤一类，眉寿的象征——最后这个意念想必是诗人向汉学家请教得来的讯息，说不定是庞德告诉他的。这时他们一行刚离开陂陀翠微，前路只见陵壑森然，有溪涧雪谷的痕迹，甚至有梅花或樱树宛然在一间半山小屋附近开放。诗人于精微小地方放纵想象，设身处地，于是就察觉到花树氤氲的气味正足以把小屋熏香。视觉敏锐而能过渡，发现嗅觉的效果，这是诗的“感官交融”（synaesthesia），乃是通过艺术想象力最蓬勃有力的运作始导出的新思维，亦即一全新命题的起点。熏香的小屋在半山腰静立。我们也参与想象那可能就是一座通风的凉亭，在那里无声有情地等候。如此，则诗人再度让他的想象力为这一静态的人物山水构图发展出一部完整的叙事情节。二老一小虽则还在山脚下，方才起程登山而已，属于静态的平铺的场面，诗人却“欣然想象”他们一路向上，终于就登临高处，并且进入小屋，坐下，眺望对面的岭表和远天，因而大为宇宙之深邃不可蠡测而感慨，并且了悟福祸相倚，否泰交替，非常人所能逆知。这是诗人用心以艺术之元气蹶生一件静态的石雕，赋之以活血与动力，提升其表达形式，直到一个新的艺术层次，而不再停留于平凡的描摹体式，最好的例子。
这个新发展无疑就扶济了一首本来可以流为简单，传统的“咏物诗”，为它超越地开出一全新的境界。然则，诗到这里看似无可再续；不然，叶慈创造出的场景正好让那三人产生主题之对应。老者之一感慨之余，想听些许悲怆之曲，用以试探天人的奥秘吧——更在那音乐声中体认大哀和至乐，老去的眼睛夹在皱纹里犹闪闪发亮，心定气闲，所以就“精神奕奕”，如哈姆雷特，李尔王，奥菲丽亚和柯德丽亚他（她）们，各自演出分内的悲剧，奕奕的精神适足以把愁惨一切变形；如历代的艺术工匠专致于智慧绝技，肇造兴废的人无不精神奕奕。
我记得琳达将诗朗读一遍，提到创作的时代背景，因为诗成第二年叶慈就去世了，在欧洲大陆。她问大家那二老一少的象征意义；然后她自己答道：自由，智慧，和大自然打成一片的人生哲学，单纯的理想主义，正如勒夫鸠埃先生在听到我说天下还将回归伦理秩序，在中国，终极的智慧永远不曾毁坏时一样的反应。她和她的父母一样，对东方文明是有梦的，在那个时代，或者不仅止于一个时代，或许永远。然而，就在这样充满无限向往的情绪里，对我而言，最震撼的并不是那些角色，那二老一少的象征，也不是那只仙鹤，其实是诗本身的自由，坚实，深厚，字里行间紧绷的张力使我深深感动。很多年后我重读它，并且动手翻译它的时候，我断定这样一首诗里有些讯息是超越哲学或伦理之慰藉的，直接而全面地提示了诗艺本质的奥秘。一个平庸的诗人获赠青金石雕，遂赋咏物诗一首，因物起兴，感慨系之，极可能完篇而了无新意。我才发觉，叶慈摩挲这工艺的创造时，想到文明的兴起和毁灭，落笔反而并无视手心之物，却于时代的限制，干预，和艺术的超越诸课题参差阐扬，以首三章交付抽象理念之辩证，直到第四段开始才切入该物，则青金石雕虽属吟咏对象，并未被借以起兴；青金石雕乃是全篇最晚出的意象，适足以收束诗人的思索方向，戛然而止。原来诗法屡迁，并不一致；古今如彼，中外如此。前人说“起情者依微以拟议；”又说：“起情故兴体以立。”我们知道事实恐不尽如此，于叶慈作《青金石雕》时，反而是逆向进行的。至于懵懂少时读白朗宁而无所得，现在回想，岂不就是多昧乎旧诗因循所以如此。我在叶慈诗中认知诗人创新的意志，惟陈言之务去，扬弃惯性嗫嚅和浮夸的程式书写，庶几接近现代诗的理念，超越的憧憬目标。
我断定诗的成立应当如此。
我也断定，当二老者之一坐在花香的小屋里看远山苍穹，思惟人间世界层出不穷的悲剧，于是想起也只有音乐的调节和升华可以洗涤心神吧，这时叶慈显然以为一路抱琴上山的仆从即应命舞动他精湛的十指鼓弹。但这不可能。书僮当下应该将琴捧置老者跟前，一边垂手侍立，于是我们就听到琴声自老者指下悠然扬起。这其中有另外一种讯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