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有一则故事，记孙子荆年纪轻轻，就想归隐山林。他告诉王武子的时候，本来要说“当枕石漱流”。也就是想在林野间枕着山石，闲听松风吹起天籁，走下溪涧，以清澈的流水漱口，汰洗尘世的烦忧纷扰。没想到一开口，说错了，说成“漱石枕流”。王武子问：“流可枕，石可漱乎？”孙子荆回答：“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
这个孙子荆，可谓“死不改悔”派。不小心说错话，改正过来，不就行了？他偏不，偏要死咬着歪理，说“枕流”没错，因为要效法许由，听到有违清高的世间贪念，赶紧跑到河边去洗耳，算是袪除污秽。又说“漱石”也没错，因为要在林野隐居了，必需磨砺自己的牙齿，好吃粗粮。现代政治人物不讲诚信，不顾脸面，时常使用的手段是“硬拗”，颠倒是非黑白，还解说得振振有词，大概会引孙子荆为同志。台湾领导人自吹自擂，说执政以来做了不少好事，多到“罄竹难书”，被人指出用典有误，因为约定俗成的说法，是坏事做尽才“罄竹难书”。居然就有研究古代史出身的“教育部长”跳出来硬拗，说语出《吕氏春秋》，本来是好坏不分，都可以用的。
然而，我相信孙子荆一定会耻与为伍，说“漱石枕流”只是戏谑调笑的风雅话，并非颠倒黑白，不问是非，指鹿为马。我们也会接受这样的撇清，和《世说新语》的作者刘义庆一样，把孙子荆的言谈列在“排调”门，也就是调笑、开玩笑之类，甚至觉得特别有趣味，有境界。为什么？
因为文学艺术不同于政治。文学创作所展现的艺术思维，可以超越现实，可以让王维画雪地芭蕉，可以让杜甫写出《古柏行》的句子：“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偶尔会有人，像沈括那样在《梦溪笔谈》提出疑问，说四十围是直径七尺，树高二千尺，柏树岂不太为细长，不合情理吧？我们听了，会一笑置之。也不知富有科学精神的沈括，是在那里“排调”，还是发挥科学实证精神？总之，大多数人会觉得，艺术上不合情理的“硬拗”，有其特殊的想象趣味，拆除了惯性想象的樊篱，让我们的心灵任意翱翔，海阔天空，鸢飞鱼跃。
政治话语则不同，因为牵涉的是国计民生，是具体真实的现实生活。来一个充满激情想象的“亩产万斤”，“一天等于二十年”，所造成的天灾人祸，真是罄竹难书，一点也“排调”不得。政治人物最好老老实实，是非分明，廉洁自守，不要天天想着做诗。下焉者也不要乱引古典，颠倒黑白，说错了就承认，做错了更该承认，鞠躬下台，不要硬拗。
因此，还是文学艺术领域好，说错了，还可硬拗。其实，“枕石漱流”是魏晋时人常用的话，形容隐逸的行为。但是，说成“漱石枕流”，不合常情，反倒成了千古佳句，连近代日本文豪夏目金之助都因此改名，成了夏目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