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语文作为意指的态度，有时马马虎虎，有时却万分认真，甚至充满了畏惧，而产生很严密的忌讳。汉儒解经，“礼者，履也；义者，宜也”，因谐音就可论断出天经地义，虽然可说是“意必固我”的典范，是硬磞磞的思想封闭与僵化，但从思维的推理来看，态度却自由自在，随便得惊人。靠着谐音就可自由联想，海阔天空，鸢飞鱼跃。要说道理嘛，也有其“民族文化特殊性”的道理：“礼之为言履也，可践履而行。”（《白虎通》）也就是说，礼是双“鞋子”（履），穿上之后，便可循规蹈矩的行动。说得振振有词，也难怪直到今天，当权者给人小鞋穿，还嫌人不懂规矩（礼）。
鲁迅在《阿Q正传》里，说到阿Q的忌讳，反映了中国人对文字谐音认真的一面。大概是从古以来，老百姓就没忘记仓颉造字的传说，“天雨粟，鬼夜哭”，文字的发明泄漏了天机，其中暗藏无数神秘不可知的消息。因此，阿Q头上长癞，“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对谐音忌讳到这个地步，固然可怜又复可笑，却透露了人们心底的畏惧，怕暗藏在天地间的灾难，通过文字谐音的神秘感应，降祸于人。
对文字如此忌讳，又如此容易犯讳，真是动辄得咎。加上冬烘先生之无聊，从谐音再推进一步，努力发展形声音转之说，什么都可以“一音之转”，更是天才创造，不必深思就一切都得有圆满的解释。宋儒解释礼义，“礼者理也，义者谊也”，还会有错吗？当然没有错。如此直截简便的义理，还会有什么错？只是有碍理性思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