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这本日记只涵盖了他人生中一段极短的时间，分别从1914年9月初至1915年8月初，和1917年10月末至1918年7月中旬，合计约十九个月。这本日记由马林诺夫斯基用波兰语写就，本属私人文件，并从未计划过公开出版。那么它的重要性在于何处？马林诺夫斯基是一名伟大的社会科学家，是现代社会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一个试图将自己关于人性和人类社会的观点与身处其中的世界的诸多问题联系起来思考的思想家。这本日记正是他的职业生涯最重要时期的参照。这段时期，在对经验调查进行理论学习后，他开始在新几内亚展开田野调查。日记的第一部分包括他在迈鲁的早期调查；第二部分则包括了他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最后一年的情况。不幸的是，这两部分之间有两年的空缺。如今，我们意识到，纵使一个科学家的性格对他选择怎样的问题及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未必有直接的影响，也肯定在更多细微之处影响了他的工作。虽然日记的时间跨度非常短暂，也没有在专业层面上提供大量的细节，但这本日记确实生动地反映了马林诺夫斯基思考问题和人的方式——或者，它至少反映了当他只为自己一个人写作的时候表述自己的方式。

马林诺夫斯基去新几内亚是由于他同英国人类学的关系。而到底是什么让他远离了自己的祖国波兰而到英国，现在原因已不得而知。尽管他经常对英格兰和英国绅士有着不太善意的评论，但他似乎一直对英国的理性传统及英国的生活方式保有最基本的尊重，并且有可能早在职业生涯的初期阶段，他就已经被这两者所吸引。（我们注意到他在日记中对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有这样一段具有启示意义的描述“他在很多方面都与我很像：一个英国人，却有着完整的欧洲式心智以及欧洲式问题”。）他自己也曾经告诉我们，早在克拉考（Cracow）亚捷隆大学的时候，因为健康状况，他被要求暂时放弃物理和化学领域的研究，但被允许进行一项自己热爱的“副业研究”，也因此，他开始阅读弗雷泽英文原版的《金枝》——当时仅有三卷。马林诺夫斯基在1908年获得了物理学和数学博士学位，在莱比锡进修两年后，他来到伦敦，投在塞里格曼和爱德华·韦斯特马克门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开始系统地学习人类学。与此同时，他建立起与剑桥的哈顿（A. C. Haddon）和里弗斯（W. H. R. Rivers）之间的长期联系，这些人在他的日记里都有所提及。他的第一部重要出版物是一项文献研究：《澳大利亚土著家庭》，此书于1913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波兰语著作《原始宗教与社会结构的形式》（Primitive Religion and Forms of Social Structure）在1914年早期完成，于1915年在波兰出版发行。马林诺夫斯基深受塞里格曼和哈顿的影响，塞里格曼曾试图帮他申请赴苏丹调研的资助，这次申请失败后，他就一直在为西太平洋的田野调查作准备。当时，申请一项人类学田野调查资助的难度远甚于今日。马林诺夫斯基是靠着自己的奖学金，还有一笔来自实业家罗伯特·蒙德（Robert Mond）的资助才完成调查的，而获得这项资助也主要靠塞里格曼的活动。1914年，马林诺夫斯基作为马瑞特（R. R. Marett）的助理参加了英国协会在墨尔本举办的会议，马瑞特当时是英国协会H部分即人类学部分的记录员，这让马林诺夫斯基毫无阻碍地到达了澳大利亚。马林诺夫斯基当时面临的情况是缺少田野材料，而二战的爆发使得这一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因为严格地说，他是奥地利公民。但是，通过朋友的帮助，他得以继续在新几内亚进行研究，在这个问题上澳大利亚当局表现得非常开明，澳大利亚国土管理部门（Home and Territories Department of the Commonwealth）还慷慨出资增补他的调研经费。在莫尔斯比港（Port Moresby）做短暂停留后，马林诺夫斯基在新几内亚南部的迈鲁待了将近六个月。其间，一次对东南沿海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短暂探访激起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极大兴趣，之后他又两次返回这里进行考察，时间分别是1915—1916年和1917—1918年。

马林诺夫斯基对社会人类学的突出贡献之一，是他发展出的——相较于这个领域中之前那种通用的方式而言——一套更为细致和成熟的田野调查方法。日记中对自己民族志材料的大量引用亦显示出他的勤勉。到达新几内亚的第二天，他就找到了一个报道人，第三天就开始着手搜集关于社会结构的田野材料。短短两周后，他就注意到自己调查方法上的两个致命缺陷：他对当地人的观察还不够充分，以及不会当地语言。这两方面的缺憾他都尽力弥补，这种努力也贯穿在他日后的全部工作中。这本日记的民族志资料由他所访谈或观察主题的相关方面构成——禁忌、葬礼、石斧、巫术、舞蹈等，却不包括他对田野或理论问题的思考过程。但是，一条容易让人忽略的记录表明这不过是表面现象：“我询问了土地划分的问题。如果能够找到旧的土地分配系统，并将今天的土地分配方式作为一种调适的结果来研究，肯定能得到有用的结果。”这是他对社会变迁问题感兴趣的较早表现，此后社会变迁成为了他著作中的一个主题。而真正在第一本日记中表露无遗的，是马林诺夫斯基对尽早写出前期材料以便出版的急切愿望，事实上，他关于《迈鲁的土著》（The Natives of Mailu）的报告早在1915年中期之前就已经完成。我们有理由认为，正是在写作这些材料的过程中（“事实上，当我整理笔记时”），马林诺夫斯基逐渐体会到许多田野调查方法要点的意义，之后他将这些观点加以组合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的论述。他对特罗布里恩德的描述更为鲜活：为搭建帐篷选址；和老熟人碰面，包括酋长To'uluwa、还有那个“经常给我送鸡蛋，穿着女士睡衣”的男人；制定对村落和人口普查的计划；收集关于baloma和milamila，以及gimwali和sagali的材料。对于那些一直关注他研究的人而言，日记中与“库拉”——这样有着经济、政治和仪式意涵的以代表社会等级的贝壳为基础的复杂交换系统——相关的内容更是具有魅力。

专业的人类学者在阅读这本日记时尤其容易忽略一些细节，即马林诺夫斯基如何提出田野问题，为何在一些特定时期他选择了某个研究题目而非其他，或者全新的例证是否导致他重新构建理论假设。而日记里有一些蛛丝马迹：例如他提到读里弗斯的作品将他的注意力引向“里弗斯式的问题”上（这很可能是关于亲属关系的问题）。但是总体而言，这种方法论问题也不是这本记录他每天思绪的日记想要处理的。更为有趣的是马林诺夫斯基不时的关于理论思考的灵光突闪，例如他关于语言的论述，认为语言无论在手段还是客观造物的意义上都是社会的思想系统，或者关于历史的论述，认为它是“遵循某一理论的对事实的观察记录”。这些想法体现出他对这些当时较新颖问题的关注，而这些问题后来都成为了学术界普遍话语的一部分。如果说这些日记并非关于田野调查方法或人类学理论的问题，那它至少真切地传达出一个人类学家身处异邦的感受。在那里，他必须同时是记录者和分析者，也正因如此，他不能完全认同当地人的习俗和观念，也不能任意崇拜或厌恶他们。那种憋闷的感觉，那种哪怕能回到自己的文化环境中稍息片刻的无法摆脱的强烈冲动，以及对自己所做工作之正当性的沮丧和怀疑，想逃进小说的虚幻世界或白日梦中的愿望，将自己拽回到田野观察这项任务的道德压力等等——许多敏锐的田野工作者都或多或少经历过这些感受，但他们从未将它们像这本日记这样表述出来。诚然，有一些情绪被马林诺夫斯基表达出来时，比其他人类学家感受到的——或至少陈述的——要更为激烈。大多数田野工作者在某些时刻都会对他们的调查感到厌烦，而且意识到自己即使对田野中最亲密的朋友都产生了沮丧和恼怒的情绪。不过，愿意公开承认这一点的人是极少数，即便对他们自己。而像马林诺夫斯基一样容易情绪激动地尽情诅咒自己的研究对象的人就更少了。需要注意的是，日记所揭示出的人类学家与其活人材料之间关系的阴暗面不应该误导我们。马林诺夫斯基也常常用同样猛烈的语言评论其他族群和人，包括欧洲人和美国人。他必须以这种情感迸发的方式来释放他的愤怒，而不压抑自己的情感或不管住自己舌头的做法对他而言几乎是一种美德。同样的，这些揭示也不能掩盖马林诺夫斯基对与特罗布里恩德人之间友情的珍惜，这在日记中亦有所提及。还有，也几乎没有人类学家敢于像马林诺夫斯基这样自在地描述他们的情感欲望和感受，即便只是写给自己看；也不会放下姿态——更不用说忘情地做一些看似粗俗的事情，例如用瓦格纳（Wagner）交响乐的曲调和着“见鬼去吧”的歌词，以赶走会飞的女巫（flying witches）！

作为一个民族志学者，在一定程度上，马林诺夫斯基和当时新几内亚由政府官员、传教士和商人组成的白人社会较为疏离。结果反而——尽管只是一笔带过——是我们从他那里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有时甚至是出乎意料的某些人物的侧面，而这些人物通常只能从更为正式的文学作品中才能了解。他对如今几乎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的简略勾画让我觉得很恰当，比如对地方长官及政府官员金字塔最顶端的人物休伯特·默里爵士（Sir Hubert Murray）的描写，但是他对另一些点头之交，比如帮助他的传教士萨维尔（Saville）的描写则可能有失公允。马林诺夫斯基所拥有的获得有意义经历的本领非同一般，不但让他接触到了白人社会较官方的那一部分，还让他认识了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上的珍珠收购商贩们，特别是后来与他一起在巴黎待过的拉斐尔·布鲁多（Raffael Brudo）。虽然他对半世纪前新几内亚的情况着墨不多，但这些评论却是非常有用的社会学佐证。不过，马林诺夫斯基的日记更应该作为一种人类档案来评估，而非科学上的贡献。

普通意义上的日记可以是按时间顺序对每天发生的事情的记录。很多人也是这样写，或者尽量这样写，以此将日记作为一种他们对往事的回忆录，或者作为一种辩解的依据以证明他们并未虚度光阴。这种日记发展出的形式，比如一些将军、大使或其他公众人物的回忆录，或许能提供一些重大公共事件如何得以发生的或有趣或关键的证据。如果涉及有争议的问题，或者与丑闻相关，那这种揭露名人言行的记录对大众而言会更具吸引力。然而，要心怀诚意地书写另一种日记则比较困难，即通过评论每天的事件来展现自身性格，而且这些事件至少要同时关乎内心和外部世界。那种关于历史的伟大日记，它们要么对公共事件有所阐释，要么凸显了那些名人不为人知的侧面，后者对于研究人性的学生而言或许具有普遍意义。它们的意义在于性情和环境的互动，在于写作它们的男人或女人们怎样在智识上、情感上和道德上挣扎着表达自身、保持自我以及面对社会中的挑战、诱惑及种种阿谀逢迎，从而开辟出一条道路。这种日记若要具有意义和影响，文字技巧可能不如表达的力度来得重要，朴实恐怕亦没有浮华来得有效，懦弱和坚强也要同等地呈现，另外某种毫无掩饰的坦诚也非常重要。一旦它得以面向大众读者出版，作者必然会同时招致批评与赞赏；所以公正地来讲，他即使不被同情，至少也应该被理解。

在这些标准下，虽然单纯地从民族志的意义上来讲，马林诺夫斯基的这本日记只能被算作人类学史的一个注脚，但它无疑展现了这位对社会科学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魅力十足又耐人寻味的复杂个性。因此在阅读本日记时，读者必须牢记它的初衷。我认为，很明显，与其说这本日记是为了记录马林诺夫斯基的科学研究过程和意图，记下在田野研究中每日发生的事件，毋宁说是对他私人生活、情感世界和思想轨迹的详细描绘。在日记最开始的部分，马林诺夫斯基似乎将这种及时按顺序记录自己的思想和感觉的做法当作了一种管理人生和更深入地认识其意义的方式。而在后面的部分，他则将日记作为一个手段和参照；将它作为引导乃至完善自己人格的工具。另外一个需要将这本日记作为规诫加以强调的理由，显然是他在日记里写到的与一名女子——即他后来的妻子——之间的爱情。关于日记中描写的E. R. M．的人品，后来认识她的人都可以确证，而在字里行间折射出的，还有马林诺夫斯基对她诚挚而深刻的爱意，和为了避免让他所珍视的这种纯洁的情感纽带受到玷污所做的不懈努力。这份感情对于马林诺夫斯基的意义——无论在当时还是在我们所知的二人的日后生活中——被优美地表达在了这样的语句中：对他而言，她拥有“无尽的宝藏来馈赠，还有着涤荡罪孽的神奇力量（treasures to give and the miraculous power to absolve sins）”。他似乎对她无话不讲；而日记在后面部分中的坦诚，也至少有一部分得归功于二人的关系。真诚地面对她和自己是马林诺夫斯基的首要目标。不过，他并未从始至终地履行这点，也正是那段与另一个女人间藕断丝连的情感纠葛，导致了他无尽的自省与自责。

日记中对一些景致的描述，其鲜活的程度令人叹为观止，显示了马林诺夫斯基富有洞察力的眼中新几内亚景色的妖娆及他对海洋和航海的热爱。了解他性格的这些侧面非常有趣。但是，他内心最私密的感觉到底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该被暴露，必然一直都是个问题。无论答案如何，我们可以确认的是，这本日记是一个动人的、富含人性的文献，其作者一直期望完全地认识自己，摒弃对自身性格的错误幻想。日记中的一些章节展现了他的真实情感，在另一些章节中他又对这种情感进行嘲讽。有的章节则表现了他的疑病症，和不断通过运动和药物调节来寻求健康的过程。还有一些个别的章节，即使在今天读来，也可能会冒犯或震撼到很多读者，而且一些读者可能还会对文中偶尔出现的粗鲁甚至堕落的内容感到惊愕。我对此的建议是：任何想要对此日记中一些章节进行讽刺挖苦的人，首先应该以同样的坦白对待自己的思想和写作，之后再来做评判。马林诺夫斯基的性格是复杂的，在这本日记中，他的一些不甚令人钦佩的品性可能会比他的那些美德出现的次数多，但这也正是他的意图所在，因为他在日记中想要理解和警戒的正是自己的缺点，而非美德。无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否愿意去效仿他的坦诚，我们至少应该承认他的勇气。

 

雷蒙德·弗斯

1966年3月，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