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气节

宋云彬

翻开一部《二十四史》来看，所谓“忠臣义士”大抵出现在改朝易姓或内乱外患的时候，这便是所谓“疾风知劲草”。

那些忠臣义士，有的为辨是非，有的为明顺逆，有的为反对暴君专制，有的为抵抗异族侵略……不顾一身的利害，全家的性命，英勇地、坚韧地干下去，有杀身成仁的，也有被驱逐，被追捕，隐姓埋名，遁迹山林以没世的。他们在生前虽享受不到什么势位富厚，然而名垂竹帛，彪炳千秋；中华民族也赖以维系不坠，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远的且不说，明清之际，就有许多忠臣义士凭藉一隅之地，与外来异族作殊死战。到了最后，海上漂泊，落日狂涛，君臣对泣。他们虽没有能够挽回颓势，复兴明室，然而史迹流传，已足使后人闻风兴起。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二百年后还是“光复中华”的绝好宣传资料。假使当时的武将均是吴三桂之流，文臣都是阮大铖、马士英之流，那么，大家安心做奴隶，做下去，做下去，满清王朝永远不会推翻了。

在封建社会里，还谈不到什么“主义”，这些忠臣义士是凭藉什么来成就他们的志愿的呢？就是气节。

气节，宋朝的文天祥称之为“正气”。他作《正气歌》说：“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他在这首歌里列举了历史上许多气节之士：有秉笔直书的史官，有志切复仇的壮士，有不辱君命的使臣，有不怕斫头的将军，有以血肉之躯膏贼斧的忠臣，有困守孤城战死不屈的义士，有骂贼而死的颜杲卿，有隐遁终身的管幼安，有认定“汉贼不两立”的诸葛亮，有高呼“不清中原，誓不复渡大江”的祖士雅，有用朝笏痛击叛将的段秀实，这些人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也是后人的模范；文天祥就以这些古人为模范而成就他的志愿的。

对于气节，东汉的光武帝曾特别表彰过。他对于不受公孙述胁诱的谯玄、李业等，都加褒扬，对于立志不做官的庄光（严子陵）、周党、王霸等，都曲加优容，不去强迫他们。所以东汉的士大夫大都把气节看得很重，后来的史家也极口称赞东汉风俗的淳美。然而那时候是封建社会，又没有强悍的异族来侵凌我们（那时候，北方的匈奴内部分裂，势力已经衰微了），所以士大夫都抱的个人主义，还谈不到民族意识。到了东汉末年，士大夫只借气节来高自标榜，沽名钓誉。那时候的士大夫虽也曾和“口含天宪，手握王爵”的宦官作过一番轰轰烈烈的斗争，然而一部分人却只知道明哲保身。例如有名的郭林宗，他尽有资格领导当时的士大夫从事政治斗争，可是他连“危言激论”都不敢说一句，而徐孺子还规劝他道：“大厦将倾，非一木所能维，何为栖栖皇皇，不遑宁处！”这成什么话！这类士大夫就像现在蛰居平津或远遁香港的学者文人，或高谈学问，或大呼“为艺术而艺术”，或要求“抗战以外的文艺”，他们不敢正视现实，不敢颂赞抗战，充满着悲观情绪，只知道远祸避害。这些人就根本谈不到气节。

东汉表彰气节的结果，反被士大夫借此来作标榜，到了曹操就来个反动，他全不看重气节。他曾下过诏书说，有像盗嫂的陈平那样的人才吗？我将重用他。这就是说，我只问才不才，品行倒在其次。然而这究竟是不行的，我们只要看魏晋禅代之际，就很少有忠臣义士来替曹家抱不平了。

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中原长时期地受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力侵略，汉族之间，也篡夺相寻，士大夫过惯了乱离生活，看惯了篡夺把戏，民族意识渐渐淡漠，志操节概更不重视。固然也有“渡江击楫”的志士，然而汉人在北朝做官的，没有人以“汉奸”的恶谥加到他们身上。就像庚信，他身仕北朝，不忘南国，然而他不能效学苏武持节牧羊，只在《哀江南赋》里说些“鹤讶今年之雪，龟言此地之寒”的可怜话。后人说他“暮年哀感动江关”。只是哀感而已，谈不到气节。到“五代十国”时候更糟了，像冯道一流人，只知道做官，无论来的是沙陀后裔，突厥别种，他一律欢迎，照例称臣，到老还要写自传，以“长乐老”自傲。你说他有气节吗？那时候的士大夫本来就不大懂得什么叫气节的。金元之际的元好问是被推为一代儒宗的，然而他曾替叛帅崔立撰功德碑，又曾和郑德辉去觐见元世祖，真可谓气节扫地了。直到宋朝末年，陆秀夫、文天祥等以百折不回的精神，领导汉族作抵抗侵略的战争，不但提高了一般民众的意识，连久已消沉了的气节也重新为士大夫所重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种高风亮节，谁能不受感动呢？

像前面说过的明朝末年士大夫气节的表见，并不比宋朝末年减色。记得黄梨洲说过这样沉痛的话：历代亡国，没能比明朝更可想念的了，忠臣义士，前仆后继，事虽不成，精神却长留于天地间。清朝初年，许多逊朝遗民坚持不受朝廷的征辟。王夫之为了不肯剪发，宁愿遁迹深山穷谷。吴梅村受清廷逼迫，不得已做了国子祭酒，临死时遗嘱在墓碑上但题“诗人吴梅村之墓”，可见他内心的苦痛。稍后的学者如全祖望辈，还隐然以明遗民自居。虽经乾隆大兴文字狱，严厉检查书籍（修《四库全书》），终不能掩没他们的光辉。

清朝末年，康有为以“今文学派”的立场，主张保全清室，变法维新。他数典忘祖，更忘记了今文学派的家法，不去劝德衰祚薄的清帝让位，反而呶呶不休地说什么“保皇”，所以他经不起同是经学家而站在“古文学派”立场上的章太炎的一击。那时候，明末时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和那些不为威屈利诱的气节之士，又被一般人记起，鼓吹，颂赞，无所不至。辛亥前后，许多革命志士赴汤蹈火，甘之如饴，可以说完全受的这种影响。

清朝亡后，许多遗老中，有死不肯剪去辫子的，有投水自杀的（如梁鼎芬），他们自以为“不事二姓”是保持气节。可惜他们读了“圣贤书”，连“夷夏之辨”都没能懂得。然而对于这些人，我们只能可怜他们时代错误，认识不清；就人格而论，他们和现在甘心出卖民族的汪精卫之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我引证了许多历史上的事迹，无非想证明气节的可贵而已。无论在什么社会里，封建制度也好，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气节总是应当宝贵，应当提倡的；尤其是知识分子，应当担负起这个责任来。

（一）这一篇中称引历史事迹特别多，好像不太容易理解；可是读者对于本国史的修习如果相当用心，该早已熟悉那些事迹了。

（二）现代政治和社会的情形，与古代不同；现代人要保持气节，该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