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孩子的天赋从何而来

“一辈子都念三年级”

我躺在浴室里，脸贴在浴室的地板上，等待着欺凌结束。“喂，矬人，你咋又不及格了！”一头金发的胖小孩说道。他又踢了我一脚，他的手下随即大笑起来，笑声中有一丝忐忑。他抓住我的领子把我揪起来，直视着我的眼睛。我瞪大眼睛盯着他。

他的名字突然跃入我的脑海：罗布！怪不得他看着这么眼熟，他也是在特殊教育教室念书的呀。我微微一笑，他歪了一下脑袋，不解地看着我。“你会一辈子都念三年级！”他虚张声势地恐吓道。我不确定他是想用这些话来吓唬我，还是在掩盖自己心里的恐惧。他一把把我推倒，然后转身走了，他的手下紧紧地跟随在他身后。我猜测他们准是去折磨下一个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了。

我拉平了衬衫，摸了摸受伤的肋骨，脑海里反复回想着他的话。他说得没错，这是我第二次读三年级了。学校的心理专家说我需要补补课，可这是什么意思呢？熟悉的忧虑感漫上我的心头，我真的不想一辈子都读三年级。我是不是注定要永远慢人一步？忽然之间，一种无法遏制的冲动涌上心头，我不禁想跑回家藏起来。

我童年生活的常态就是这样，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段，然而内心的痛苦和疑问却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我与别人不一样，我自己知道，我的老师知道，甚至连欺负我的小孩儿也知道。当别的孩子围坐成一个圆圈安安静静地听老师读故事时，我却披了一件超人红斗篷围着圆圈上蹿下跳；我没有和邻居家的小孩儿玩警察抓小偷，而是独自一人在屋里把刚看的电视剧整个演了一遍；在该做数学作业的时候，我却在写关于时间旅行的小故事……我似乎方方面面、时时处处都与同龄人格格不入。我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结果人们把我当成有缺陷的孩子去对待。没有人懂得我的内心世界。

剧院后台的美好时光

我欣喜若狂。世界上最伟大的交响乐团之一——费城交响乐团（Philadelphia Orchestra）就在我的眼前。费城乐团以其饱满灿烂的“费城之声”享誉世界乐坛。一名首席大提琴手朝我眨了眨眼，他是我外公哈里·戈罗德策尔（Harry Gorodetzer）的朋友，几年前我外公还没退休时就在费城乐团担任大提琴手。外公是我最崇拜的人，他身上有一切我想要拥有的品质：有魅力、迷人、友好而且成功。他和很多人都是朋友，包括许多赫赫有名的指挥家和音乐家，比如西蒙·拉特尔（Simon Rattle）、里卡多·穆蒂（Ricardo Muti）和马友友等人。

我扬扬自得、无比骄傲，朝着大提琴组挥手。他们手持琴弓向我打招呼。这时，乐团首席上台了，整个音乐学院掌声雷动。与他们在一起能让我感到特别，好像被带入了一个伟大的世界。

我巴不得音乐会赶紧结束，这样我就可以去后台了。每次和伟大的音乐家见面都会让我感到无比幸福。跟他们在一起能让我暂时忘记学校里的糟糕状况。他们不知道我身上贴着的任何标签，也不知道我被安置在特殊教育中心。他们只知道我是哈里的外孙。他们会时不时地询问我的梦想和愿望，好像我是一个正常的小孩儿，只要下定决心就没有做不了的事。我告诉他们我想成为大提琴手或者医生。他们给了我很多鼓励，似乎由衷地相信我的抱负是可以实现的。

相反，我在学校里的境遇却每况愈下。我被“赶”出了正常的课堂，安置在测验不计时、课业负担更轻的特殊教育教室。尽管新的环境给了我更多的自由，但是大多数时间我都觉得很无聊。我感觉自己能够应付更多的学习任务，可是因为其他人都不相信我，我也很难对自己有信心。我想老师的做法肯定是有道理的。

每次喇叭里宣布让资优生汇报他们的活动情况时我都纳闷：那些经常在资优班出入的小孩儿都是谁？他们身上有什么东西是我没有的？我认为毫无疑问他们拥有更大的潜力，他们天生就有聪明的头脑，注定会卓尔不群。可是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机会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但是今晚，我无须担心这些。我可以尽情迷失在音乐中，享受在后台激动人心的时光。在这样的时刻里，我可以幻想一个存在其他可能的世界，一个超越学校、测验和老师监视的世界，一个让我不再勉强过活而是可以尽情绽放的世界。

一切从这里开始

伟大的源头是什么？关于这一问题，历史上曾有大量的讨论。1在远古时代，人们认为天才是具有超自然或神圣特质的。古希腊神话中的女神缪斯被认为是文学和艺术灵感的源泉。哲学家康德认为，创造具有独创性和典范性事物的能力是天生的，是无法教授的。218世纪颇具影响力的英国画家乔舒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则走了另外一个极端，他对英国皇家美术学院（The Royal Academy）的学生宣称：“凡事皆需目标明确的劳动，否则终将一事无成。”3

虽然围绕这个话题有着太多的观点，但是第一次对其进行科学性的探讨是在1869年，当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发表了著作《遗传的天才》（Hereditary Genius）。4高尔顿是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兄，他对达尔文的观点——遗传变异是自然选择的源头非常着迷，并相信类似的观点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人们的天赋千差万别。

他的证据不是来自遗传学（那时还没有现代基因分析），而是通过考察家族血统得到的。高尔顿通过伦敦《泰晤士报》中的讣告收集欧洲杰出男性的数据，表明“杰出”似乎是流淌在血液中的（至少对男性来说）。他发现这一点在很多领域都适用，包括政治家、军官、科学家、诗人、画家以及音乐家等。

最终，高尔顿不再满足于轶事证据，他决定着手研究人类智力的测量。在1883年伦敦举办的国际健康博览会上，他设立了自己的“人体测量实验室”，人们只需花3便士就可以测量很多方面的能力，包括“视觉和听觉敏锐度、色觉、眼的判断力、呼吸力度、反应时、拉力和握力、击打力、臂展长度、坐姿和站姿身高以及体重”。5

高尔顿的关注重点在于“杰出的本质是什么”，虽然他也承认激情、热忱和坚持的重要性，不过他认为环境固然有影响，但是最重要的莫过于具有遗世独立的天赐才能。6这个观点也颇受争议。1873年，法裔瑞士人、植物学家阿方斯·康多尔（Alphonse de Candolle）指出，西方文明社会里的杰出科学家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背景下往往能最出色地完成工作，从而表明了环境在培养基因表达中的重要性。7

然而个体差异的问题依然存在。虽然康多尔的成果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差异巨大的环境里成长的科学家会彼此不同，但是他的结论不能解释为什么处在同一文化环境中的人们也彼此不同。环境差别是不是这个问题的唯一解释？基因差异到底有没有作用？

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各自为阵激烈争辩，但没有定论。当时严重缺乏的是系统性的调查研究。

风靡一时的双生子研究

1990年，行为遗传学家托马斯·布沙尔（Thomas J.Bouchard Jr.）与明尼苏达大学的同事联合发表了惊人的发现：不在一起生活的双胞胎和三胞胎的智商差异约有70%与遗传变异相关。8更重要的是，尽管被试的同卵双胞胎（他们的基因被认为100%一致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不在一起度过，但是与自幼一起成长的同卵双胞胎一样，他们在性格、职业兴趣、业余爱好以及社会态度等各个方面均非常相似。

这项研究以及其后成百上千的双生子和寄养子研究描绘了一致的画面：遗传变异很重要。9关于遗传变异如何重要以及哪些基因重要，这些研究只字未提。但是他们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表明生物意义上的变异确实很重要。任何群体内，个体的基因均存在差异（甚至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也是如此），这些基因上的差异造成了人们行为上的差异。关于双胞胎的研究成果不应被低估。很多大行其道的观点认为我们降生到这个世界时就如同一张白纸，完全受制于外力，而双生子研究便是对这种观点的一个有力反驳。10

研究人员在长达20多年的双生子研究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几乎每一个可测量的心理特质，包括智商、人格、艺术能力、数学能力、音乐能力、写作能力、幽默风格、创意舞蹈、体育、幸福度、毅力、婚姻状况、爱看电视、女性性高潮、侵略性、同理心、利他行为、领导力、冒险性、追求新奇、政治倾向甚至澳大利亚青少年打电话的频率等，均具有可遗传基础。由于我们的心理特征反映的是大脑的物理结构，而我们的基因有助于这些物理结构的形成，所以完全不受DNA影响的心理特征不太可能存在。11

遗憾的是，人们经常对遗传度（heritability）的意义产生混淆。其中最常见的误解在于对双生子研究目的的认识上。遗传度估值（heritability estimates）的意义在于了解处于某一特定群体中的人们在特质上产生异同的根源，结论仅对这一特定人群适用。其目的并非判定某一个体的特质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因抑或环境。我们所有特质的发展都是先天与后天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这一点，行为遗传学家有着充分的认识。遗传度估值的意义在于解释人们之间的差异，而非个体的发展。遗传学家所面对的问题是：在由一群个体组成的特定人群中，哪些因素使得这些个体相同，而哪些因素又使得他们不同？

所以，双生子研究的出发点并非调查人的发展。近年来，包括托德·罗斯（L.Todd Rose）、库尔特·费希尔（Kurt Fischer）、彼得·莫莱纳（Peter Molenaar）和辛西娅·坎贝尔（Cynthia Campbell）在内的发展心理学家提出了振奋人心的新技术来研究个体内变异（intraindividual variation）。12个体内变异的聚焦点在于个体，研究由行为、情感、认知及其他心理过程组成的动态综合系统如何随时间和情境的变化而变化。通过采用新的个体内变异研究方法，研究人员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一对双生子上，观察先天与后天如何以非线性的方式交互影响，从而解释他们之间的相似点和不同点。13两种不同层面的分析方式——双生子研究和发展性分析均获得了大量有益的成果，但是所得出的结论并不能彼此适用。14

许多人将遗传度与不变性混为一谈。他们一听到“可遗传”这个词便立刻想到“基因”，脑海里随即浮现出“特质是固定的、无法被外力改变的”这样的想法。相反，许多人一听到“环境”这个词便会长吁一口气，心想人的特质是很容易改变的。这么想的人想必对社会工程学很有信心。

仅仅因为一项特质是可遗传的（我们的所有心理特质几乎都是可遗传的），并不能说明这种特质是一成不变或无法发展的。几乎所有特质均受到基因的极大影响，但同时也受环境的影响。尽管爱看电视具有可遗传基础，15但是大多数人并不会认为这件事超出了我们的个人控制范围，父母的确会经常控制（至少试图控制）孩子看电视的时间长度。

另外一个易混淆点是家庭教育在儿童特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所有的双生子实验得到的一个共同结论是：双生子（或任何两个兄弟姐妹）的成长环境几乎不会影响他们成年后在智力和个性上的差异。换言之，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及逐渐脱离父母的影响，特质的遗传度呈现升高的趋势。16

朱迪思·哈里斯（Judith Rich Harris）指出，在造成青少年个性的差异上，同龄人的影响比父母更大。17但这是不是就可以说父母无法帮助孩子发展独一无二的特质呢？绝对不是。不能因为所有的鱼儿都在水里生活，就认为水对鱼儿的成长没有任何影响。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良好的家庭养育环境是儿童茁壮成长的必要条件。

仅仅因为一个变量没有改变并不能说明该变量对特定结果没有影响。在特定的双生子研究中，基因也许能够百分之百地“解释”产生某种特质差异的原因，但是这并不能说明环境因素（包括父母的育儿水平）对这一特质的发展不重要。父母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人们起初认为的那样可以影响基因的表达，相反，父母通过培养孩子积极有益的兴趣，以及疏导孩子将破坏性倾向转化为积极的能量，从而对他们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如果我们着眼于更广泛的环境，则父母养育的重要性会更加凸显。在布沙尔最初的双生子实验中，只有几对双胞胎来自真正的贫困家庭或父母双双文盲的家庭，并且全部实验对象均无心理障碍。这一点不容忽视。

天赋实验

我们来看一下埃里克·特克海默（Eric Turkheimer）与其同事最近所做的一项研究。他们调查了750对美国双胞胎，分别在他们10个月和两岁大的时候为他们做了心理能力测验。18对于10个月大的幼儿，不论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家庭环境似乎是最关键的变量。而等他们稍稍长大一点，同时教育上的差异也变得更加显著时，情形则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贫困家庭的两岁儿童来说，家庭环境对他们的影响最重要，其心理能力差异的80%与家庭相关，遗传学对解释这些孩子认知能力上的差异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富裕家庭的两岁孩子来说，其测验表现上的差异可以更多地通过遗传学来解释，占了所有心理能力差异的近50%。

包括布沙尔在内的著名行为遗传学家最终认识到，我们不能继续满足于仅仅计算遗传度估值，而是时候向前迈进了。

基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有多大

双生子研究曾风靡一时，之后，充满希望的现代基因组学诞生了。我们终于可以直接去考察DNA的差异，能够精确地看到个体之间或群体之间在基因上的差异了。2000年，著名的行为遗传学家罗伯特·普洛明（Robert Plomin）和约翰·克拉布（John Crabbe）做出了乐观的预测：“在未来数年内，心理学的许多领域将充斥着遗传学中对行为产生广泛影响的特定基因的研究。”19

他们的预测成真了，之后关于DNA的研究泛滥成灾。最新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enome Wide Association Studies，简称GWAS）技术使我们能够轻而易举且廉价地通过搜索整个人类的基因组来寻找与不同特质相关联的遗传标记（更具学术性的叫法是单核苷酸多态性，或SNPs）。只需将数百甚至数千人的DNA数据植入芯片、读取信息，然后研究其中造成诸如精神分裂症状轻重、人格、智力等方面差异的部分，似乎十分直截了当。

但事实并非如此。比如身高差异，找到造成其差异的相应基因似乎毫无难度。因为身高往往具有很高的遗传度（多个不同人群的平均值为0.9），20因此人们认为基因必然在造成身高差异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诚然，人们找到了很多相关基因，但问题是，只有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基因发生了复制。21要知道，如果要捕捞一百万条鱼，那注定会捕到不少的海草。

天赋实验

我们发现，对于复杂的心理特质，情况也是一样的。最近伊恩·迪尔瑞（Ian Deary）在苏格兰主持了一项研究，22为了找到决定智商的基因，他们对3 511名成人做了全基因组分析，收集了被试超过500 000个遗传标记的信息。所有这些基因综合起来考虑只能解释智商测验得分差异的40%～50%。然而，任何一个基因单独所能够解释的智商差异实在是微乎其微。

这些研究结果证实了行为遗传学研究已经告诉我们的结论：几乎所有的人类特质都具有多基因特点（即涉及许多相互作用的基因）。23正如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特克海默所说：“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势必会取得一些‘成果’，因为一切都是可遗传的，而遗传度体现在基因组里，这跟说认知体现在人的大脑里一样，没有多大价值。”24

人类行为背后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我们每一个行为的背后都有众多原因，每一个原因的单独作用是微小的，但是放在一起却是巨大的。我们无法看到所有不同的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在人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是如何交互作用的，这为那些寻找人类发展具体原因的科学家带来了麻烦，因为单一的原因根本不存在。对于不同的个体，他们从基因型（DNA）迈向表现型（外在行为）的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千差万别。

真正重要的并非基因是否影响行为，而是我们怎样打好手里拥有的人生之牌。为此，我们需要从发展的视角看问题。

环境与基因的关系

迈克尔·乔丹并不是天生就能从罚球线起跳扣篮的，其卓越的才能和特质并非生来具备。基因编码不是为了塑造特质，而是为了合成蛋白质。虽然蛋白质的确是我们所有行为的物质基础，它是构成细胞的重要物质，有助于元素的运输，也是化学反应的基础，但是蛋白质与我们所认可的心理特质依然相去甚远。25

环境引发基因表达是近年来最重要的发现之一。26遗传学、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的研究结果均表明，先天和后天之争很容易误导我们。我们既不是先天造就，也不是后天养成。环境和我们的基因密不可分，每一种特质都是在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发展出来的。先天和后天并非此消彼长，而是互相补充的。

但是环境究竟存在于何处？你也许认为环境就在“外面”，与你的内在活动相去甚远。而事实上，环境既可以是外在的，也可以是内在的。外在环境包括光线、噪声、热量、食物等；内在环境包括激素、神经冲动和其他基因。27两者均可激活和抑制基因表达。

我们在生活中迈出的每一步都被体内的细胞记录在案，同时改变着我们身体中其他细胞的结构。

正如科普作家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指出的：“‘基因’是从环境中提取信息的设备。每一分每一秒，人脑中的基因表达模式通常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响应身体外部发生的事件，从而发生改变。基因是经验的机制。”28

人类基因组具有内在的可塑性，这一点体现在大量存在的基因冗余上。受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许多基因具有多重功能，可合成多种蛋白质，甚至许多不同的基因还可指导合成同种蛋白质。用科学的语言来讲，特质的发展呈现“轨迹现象”（canalized）。29发展认知神经学家加里·马库斯（Gary Marcus）指出：“‘先天’不是一个不顾环境、拼命建造千篇一律楼房的独裁者，而是一名轻巧灵活、未雨绸缪的童子军。”30

每一个人的每种特质生来就有一个可能的表达范围，科学家称“反应规范”（norms of reaction）。31因为你的基因型（基因构成）不断与环境进行交互作用，所以我们无法得知，在任何时刻，如果一个人被置于全然不同的环境中，其基因型会做出何种反应。一些基因的表达在我们所有人的体内都处于休眠状态，等待完美的环境来触发。这种现象被称为“隐秘遗传变异”（cryptic genetic variation），该现象在近几年受到了相当多的研究关注。32

基因就像是费城交响乐团中的乐手，有许多不同的部分分别负责不同特质的发展。为了让交响乐听上去更美妙，它需要在同步工作上下很多功夫。所有乐器组的乐手必须做到同步演奏，同时所有不同的乐器组之间也必须做到协调。就像打击乐器组可能在节奏的统一性上出现了困难一样，影响某种特质形成的基因可能会比负责其他特质的基因更晚地被激活。因此，一种特质，比如外倾性，也许会提早发展，而另一种特质，比如言语生成，则可能会滞后。在两者达到协调之前，情况可能会有些尴尬。不仅如此，如果乐队在一个完全没有响应的环境中演奏，比如他们面对的观众是一群电子音乐迷，那么乐手将会有很强的挫败感，无法达到更高的水平。

基因交响乐团中的指挥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指挥就好比是所有能为各个乐器组提供指导，并帮助其跟上拍子、奏出美妙乐章的环境影响因素。

特质的发展：基因VS环境

我们到底有没有理解特质发展的希望呢？其中一个关键就是要认识到，微小的遗传优势和环境优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倍增长，即所谓“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33

“乘数效应”的观点可以追溯到社会学里的“马太效应”准则，其命名源自《圣经》里的警句：“因为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马太福音》25：29）。34

即使再微小的遗传或环境优势，环境都可以使其反复放大，这样的交互作用会反复迭代并伴随一个人一生的发展历程。当然，事情的相反面也可能发生，即某种微小的遗传或环境劣势也可以导致一名儿童错失面对可产生某种困境的情形。然而，正是这些情形的出现，能让这名儿童有机会练习相关技能从而弥补其劣势。结果这个孩子错过了登船时间，而他的同伴却早已扬帆起航。

“蝴蝶效应”很好地概括了这一点，即在非线性系统中，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能够导致未来状态的巨大差异。

近年来，人类发展的动态性、非线性和概率性特征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研究表明，在良好的养育环境中，一些与我们最负能量的特性相关的基因，如抑郁、焦虑、无法专注于一项重要任务等，能够导向最正能量的品质，如积极情绪、求知欲和更强的情绪管理能力等。35

托马斯·博伊斯（W.Thomas Boyce）和布鲁斯·埃利斯（Bruce Ellis）借用瑞典的一个惯用表达，将部分儿童归为蒲公英儿童。这类儿童可以在任何环境中生存并茁壮成长，就像蒲公英一样，不论土壤、阳光条件如何，不管天气是干旱还是湿润，它都可以生根发芽。36与此相反的是兰花儿童，这些儿童的生存和发展严重依赖环境。他们用具有诗意的语言写道：“在被忽视的情况下，兰花会迅速衰败，而在受到良好的支持和培育时，它便会开出令人叹为观止的精致、美丽的花朵。”

近几年，有大量研究支持了记者戴维·多布斯（David Dobbs）所谓的“兰花假设”。37可以肯定的是，每个基因突变只能解释一小部分行为，而这些基因中有多少发生了复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同时，简单地将人分成两组——兰花型和蒲公英型的确过于粗略。然而，这些结果强调，我们不但需要考虑基因之间的交互作用，还要考虑基因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这一点对于理解人类的发展非常重要。我们最新的认识是，很多基因编码并不会直接导向积极或消极的结果。基因可导致个体对环境敏感度的提高，其结果可好可坏。38

因此，尽早干预并让儿童的基因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孩子进入学校的第一年，他们所受到的环境支持以及他人投注在他们身上的时间和金钱，就已经开始存在实质性的差别了。39这一点很重要。心理学家基思·斯坦诺维奇（Keith Stanovich）认为，一个孩子若能从一开始就进行良好的阅读或者所处环境便于他积累大量词汇，那么他便能读得更多，学得更多，同时能够与善于阅读的同伴交朋友，他会要求读更多的书，也能得到更多的书籍，并且最终拥有更高超的阅读能力。相反，词汇量低的孩子阅读速度缓慢，从阅读中获得的乐趣更少，也不会建构一个由阅读所充实起来的丰富的成长环境。其结果是，两个孩子的智力差距会越来越大。40

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环境与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环境在一系列与智力功能发展相关的因素上存在显著差别。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估计，由职业父母抚养长大的孩子在3岁时可听到或读到约3 000万个单词，他们的词汇量也更加丰富。41相比较而言，工薪阶层父母养育的孩子3岁时听到的单词为2 000万个左右，而无业非洲裔美国母亲的子女在3岁的时候仅仅能听到约1 000万个单词。父母对待子女的方式也存在显著差别，相对责骂而言，职业父母的子女所受到的鼓励远远超出其他孩子。

高社会经济地位环境和低社会经济地位环境之间还存在其他重要差异。家庭环境观察评定量表（Home Observation for Measurement of the Environment Inventory，简称HOME Inventory）可以测量家庭提供给儿童的智力刺激以及支持的质量和数量。其中的一些指标包括：第一，父母与孩子交谈的多少；第二，能否接触到书籍、杂志、报纸和计算机；第三，父母为孩子朗读的频率；第四，父母带孩子外出（比如去博物馆）的次数；第五，家庭的温暖和友好程度。采用这份量表的各项研究发现，不同的社会阶层在这些指标上呈现显著差异，而由这些差异所导致的智商分差高达9个点。42

批评家指出，也许这些孩子从他们父母身上继承的不仅是低智商的基因，还有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环境。这一评论虽不失公允，然而并非事情的全貌。由基因上毫无关联的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父母收养的来自低社会经济地位背景的儿童，其平均智商相比其他未被收养的兄弟姐妹而言，提高了12～18分。43

这些不同经历的影响会不断累积。本内特·施维茨（Bennett Shaywitz）及其同事发现，“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期间，平均智商为80分的儿童，其智商往往逐年降低约1.1分，而智商高达140分的孩子，其智商则通常逐年增加约4.5分”。44同样，赫伯特·瓦尔贝格（Herbert Walberg）和蔡秀玲（Shiow-Ling Tsai，音译）研究发现，年轻人的科学成就取决于三个因素：之前教育背景（prior educational background）、当前的教育活动（current educational activity）以及动机（motivation）。重要的是，他们发现这三个因素具有累积性：正是之前的教育经历预示了当前的教育活动和动机。45

当然，人也不完全是环境的被动接受者。所有的人每时每刻都在积极地做出影响自身发展的选择，而基因会影响这些选择。1983年，桑德拉·斯卡尔（Sandra Scarr）和凯瑟琳·麦卡特尼（Kathleen McCartney）提出了基因对经验的可能指导作用。46后来，这一前提被纳入了经验生产驱力理论（Experience Producing Drive Theory，简称EPD theory）。47根据这一理论，自然选择改造了我们的基因，使得我们成为环境的积极动因（active agent），从而不断寻求能够使我们的生存和繁衍机会最大化的情形。换言之，我们会通过进化找到适合我们基因组的最佳环境。用达尔文的观点来说，这也许就是生命的意义。

根据这一观点，基因通过控制我们的动机和偏好来影响我们特质的发展。最终，人们将自己置身于可加强其基因驱力（genetic drives）的环境中。在温迪·约翰逊（Wendy Johnson）对这一理论的表述中，这种驱力以及对环境特定方面的敏感性在个体差异的各个方面均适用，包括动机、兴趣、注意力焦点、人格、态度、价值观以及个体独有的古怪特质等。48基因通过控制我们参与世界的倾向，间接地影响我们特质的发展。

想想那些一下子被小提琴吸引的孩子，他们会在没有任何人要求的情况下花费数小时练习演奏。或者一个发现数字很美的小女孩，她愿意花上几个小时在脑海中做数字游戏。对他们来说，这些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奖励。因为他们会不断寻找机会来做这些给他们带来奖励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技能得到了大量的练习，因而他们的技能会得到提升。

基因间接地把我们导向某个方向，并让我们远离其他方向。我们都有一套独特的能够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东西，这一点源于我们的基因。基因激励我们去寻求可促进相关大脑神经结构及生理机能发展的经验，借此来影响我们的特质和能力的发展，而这些大脑结构和生理机能的发展则有助于更高成就的获得。

智商和“伟大”

当我们试图去理解“伟大”（greatness）——兼具独创性和典范性的成就的发展路径时，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49人类包括智商和人格在内的大部分特质在普通人群中均呈现“正态”或钟形曲线分布。这意味着分布是对称的，即钟形曲线两侧的人数相等。在当代大多数的智商测验结果中，大约有68%的普通人群智商分数为85～115，而几乎所有人的分数都介于40～160（见第2章）。

但对于“伟大”来说却并非如此。当你去看“伟大”在普通人群中的分布时，你会看到非常不一样的结果。

天赋实验

“伟大”不符合正态分布，相反，它的分布极其“偏态”，右侧长尾远远地延伸了出去。为了搞清楚它的样子，我们来看看迪恩-基斯·塞蒙顿（Dean Keith Simonton）对两种不同分布所做的计算机模拟：智商和伟大。50在模拟中，他假定有一万人参加测验，并且假定两种分布的平均分均为100分，标准差为16。图1-1显示了塞蒙顿的发现。不难看出，两种分布存在巨大差异。模拟出的正态分布与智商的分布相当契合，该分布是对称的，智商高于和低于平均分的人数是相当的。智商得分最低为37分，最高为155分，变化范围是118分。现在看看另一个分布，这是“伟大”的典型分布。可以看到，该分布根本是不对称的，虽然平均得分仍为100分，但是变化幅度却高达254分！其中最低分为87分，比最高分341分更接近平均分。事实上，在一万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的伟大商数（greatness quotient，简称GQ）为341分。

拿我们同代人中最高的智商测验分数跟这里最高的伟大商数做一比较，智商分数相形见绌。51而这仅仅是针对一万人测验所得出的结果。人群基数越大，伟大商数应该会越高。很明显，很多人的实际成就水平远远超出其仅仅基于智商或其他任何相关的单一特质所做出的预测。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谜题的答案是：伟大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诸多个人特征的发展、人生经验的积累、机遇和偶然性，52而决定智商测验表现的技能只是促成伟大的众多因素中的一部分。理解了这一点便能知道，我们可以通过其他因素来弥补稍显逊色的智商分数。其他因素如机会、毅力、动机等越显著，总体结果越好。这也意味着人们可以通过大相径庭的因素组合而获得相同的伟大商数。

资料来源：D.K.Simonton, Scientifc Genius：A Psychology of Scienc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经许可使用。

这些观点形成了迪恩·塞蒙顿才能模型的核心。53塞蒙顿认为，相加模型（即仅仅将若干不同特质相加以确定一个人的能力水平）过于简单化，相反，他认为必须将才能看作是一个多维和倍增的发展过程。才能的多维性质体现在多个不同的特质联合作用促成了一种才能的形成；其倍增性质则体现在每一种特质背后的基因的影响并非相互独立，而是不断地在彼此之间以及与环境之间进行交互作用上。

不妨这样思考。由社会认可的任何领域的成就——从歌剧到表演、视觉艺术、跳霹雳舞、演奏班卓琴，再到物理、心理学乃至成为美国总统……都有赖于不同的特质集合，我们姑且称这个集合为“X因素”。考虑一下音乐的“X因素”，加里·马库斯在他的著作《吉他白痴》（Guitar Zero）中指出：音乐天赋受到许多不同基因的影响。54涉及的基因有情感记忆、好奇心以及绝对音高的敏感性，还牵扯到与乐曲和即兴创作测试相关的基因（这些基因似乎同时也影响人类以及其他物种的社会互动）。马库斯认为，“音乐是一种建立在众多大脑回路基础上的技能”，而“这种技能会涉及许多不同的基因，每一种基因都可以以某种方式协助音乐才能的形成”。55

当然，个人特质集合的重要性与个体所在领域相关。参加电视歌唱大赛《美国偶像》所需的“X因素”可能包含风格、音质、音高、节奏、个人魅力和坚持不懈。这里的X因素和进行科学探索所需要的X因素一样吗？当然不一样！科学探索往往涉及不同的特质集合，其中一些特质有时可能与流行音乐的X因素是相悖的（比如注重细节的思考、克制和内敛）。

同一领域中的X因素也可能因人而异。马格西·博格斯依靠速度和敏捷的身手打入NBA，而威尔特·张伯伦则更多依赖于自己的身高和力量优势。当然，心理学家可以去探究个体10岁时的身高与其在NBA取得成功之间的紧密联系，但这样做只不过是将身高这个单一特质割裂了开来，而忽略了关于成就最耐人寻味的地方：特质间的组合及最大化开发。

当然，最大化开发往往比较困难。例如，一个没有声带的人不会成为一名著名的歌手，不管他在与该能力相关的其他特质（比如情感表达）上得分多高。关于才能的简单乘法等式表明，其他特质（比如极高的情感表现力）的值无论高低，只要有任意一项特质（比如声带缺失）的值为零，则乘积永远为零。虽然这一点在理论上没错，但在现实世界中很少有特质分值为零的情形，即使像鲍勃·迪伦这样声音沙哑的歌手也依然会被人们尊为超级歌手——他的特质组合相当独特。

总之，涉及的不同特质很多，每种特质都处在一个连续统一体上。持续终生的发展历程和先天因素共同影响了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在这个连续体上所处的位置。想要理解“伟大”的发展特点，关键要认识到基因和环境初始的微弱优势如何导致了个体自主选择与其自身最佳匹配的环境，以及环境又如何反过来强化或抑制了这些优势。伟大不是天生的，它需要时间来发展，通向伟大的道路有很多条。在我们接下来分块探讨智力的各个组成部分时，请大家记住这个大前提。

那么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智力的最传统衡量方式：智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