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自序:引子与回旋(1)

——自我互文与意识推进

在编定这本新的文集之前,我要先写出一篇简短的序文来,以解释自己写作的一个原本是微不足道的特点,——然而它却既构成了这些文章的某种标志,从中也可以见出我自己平生的一点追求。

就在最近,又有一位爱读我这些文章的朋友写信过来,谬奖我是“最会也最敢”进行“自我引证”的。——不过,说“最会”我自是不敢当,说“最敢”却又太自负了吧?所以照我说,只是养成了一种改不掉的积习:只要能回想起在哪个问题上,自己早已白纸黑字地、心劳日拙地论述过了,那么,哪怕那段话只是藏在往日的电邮中,我也很想再把它寻找和引证出来,说明这个问题已被自己认真思考过了。

这种无意间留下的积习,好像还形成得相当之早。记得那还是在1980年代,周国平想让我写篇有关叔本华的文章,收到他那本《诗人哲学家》中去,此兄就曾专门写信来提示我,注意少引点儿自己的“经典著作”。——这当然只是一句玩笑话,因为他这里所讲的“经典著作”,只不过是我早年的那本“处女作”,其中正好也讨论过叔本华的思想。由此回想起来,朋友们对于我的这种习惯,大概在几十年前就有了解吧?

陈来兄也就此跟我交换过看法,委婉提出我这种写法至少是“不合常规”的,而我对此当然也坦率地予以承认。只不过,再等碰到了某个旧有的节点,它既构成了哪篇新作的学术环节,而眼下却又不能把它论述得更好,那么,除了把以往的思考老老实实地引证出来,我还是不知道如何是好。虽则说,既然这些文字原是自己写的,那么,即使再把它依样复述一遍,不去打上引人注意或授人以柄的“引号”,也并不算违反任何学术的纪律,可是,我偏偏不愿随这样的大流,——因为我几乎是从一开始,就从这里边看出了不无可怕之处的,会让思想疏懒甚至堕落下去的危险。

事实上,已经有太多的人早在这么做了!跟那些公然的剽窃行为不同,这些人大概还不致去抄袭别人;可他们千真万确、切切实实地,就是在不断地重复着自己,甚至只凭着同一种人所共知的意思,就能不厌其烦地生产出大批论文来,以掩饰自身创造力的减退乃至枯竭,也顺便来应付一下好大喜功的上峰,以便再从那里讨得皇粮和封赏。——既已置身在如此恶劣的世风中,我就更要把以往的思考都给标示出来了,以便在新的作品中可以和盘托出,让读者们知道哪些想法是自己新近萌生的,而哪些想法则只是以前想起来的。

当然,这种“不合常规”也未必就能普遍适用,不然的话,只怕它又要变成一种新的“常规”了。我无非是觉得,如果不考虑太多外在的清规戒律,那么,它至少还是适于我本人的内心状态的,尤其是,它适于我现在这种越来越放松且越来越流利的写作状态。我甚至觉得,实则孔子所讲的“学而时习之”和“温故以知新”,大约也就应当是这种样子,——也就是说,每次阅读都必须要有所突进,每次思索又必须要有所回顾,而这种在意识深处的回环往复,也正好意味着心智开展的健康过程。

难免遇到尴尬的是,在这类的回味与反刍中,尽管每一次惊喜的发现,都曾经在认识上有所推进,可过些时日再来不经意地回看,却又总会难免遗憾地发现,其中仍然留下了很多未尽之意。不过反过来说,也正是在这片新打开的天地中,自己以往所发出的那些思考,偏又意外地获取了新颖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自己所进行的每一次自我回顾,以及在这个基础上的自我引证,都是要在新开的知识疆土中,赋予那些引文以更多的、以往未曾包含的意义;而这种解释学意义上的自我阐释,也正说明心灵要在“必要的张力”中,保持着可控和可欲的开放。

既然这样,也不管人们是否要“知我罪我”,为了预先就提出某种借以搪责的理由,我都要把这种别有考虑的“自我引证”,形容为我已讲过的所谓“自我互文性”——

我就此给出的自我辩解是:就算从消极的角度来讲,这样做也是在希望,这种跟自己昔日作品之间的特殊的互文性,至少也可以作为具体的人生轨迹,记录下一个坚持思考了几十年的、活生生的生命;而若从积极的角度来讲,这样做更是在希望:那些被援引过来的旧有的段落,一旦被拉进更上一层的构思之中,也便可以在崭新的语境与框架下,获得它始料未及的新颖意义。[1]

而进一步来反思,暗中在推动着这种意识发展的,当然还在于潜藏在自己心底的,肯定只能是到死方休的求知欲,——也就是说,正由于童年遭逢了“文革”的赤焰,难得能碰得到值得一读的好书,我便养成了作为心理反弹的,对于阅读活动的饥渴要求。虽然读到了现在的份上,已经有人在网上夸张地表扬,说跟我聊聊天会感觉我是“没有死角”的,可我仍然是“自家有病自家知”,深知自己在学识上的各种局限,并且一直都在引这一点为耻。——实际上,也正是部分地为了雪耻,尽管已经把书读了几十年,而且也已经读过了60岁,我每天仍要夜读到更深时分,还经常会在万籁俱寂之时,为了自己刚刚弄懂了某种道理,而它看起来又是如此重要,惊出了一脑门子的冷汗!

由此说来,如果以那句“狐狸知道很多事,刺猬知道一件事”为标准,那么,至少从我个人的本意出发,我是想要当一只思想“狐狸”的。也正因为这样,我才会在以往的文章中写道:

伯林正是借助于这么个比喻,向我们活灵活现地展示了某种精神性格的丰富侧面,它好奇、博学、贪心、试探、存疑、机敏、善感、警觉、胆小、惊悸、易变、随兴、温和、节制、妥协、退让、散漫、慵懒、讨巧、饶舌、幽默、嘲讽、现实、现世、世俗、人文……而且唯其如此,这才是一只既有复杂内涵又有难逾局限的正在思想着的狐狸。[2]

很显然,在对于狐狸的这许多形容语中,有不少应属于我自家体贴到的。

可有意思的是,无意间我竟又从网上胡乱读到,有人反把我说成了思想的“刺猬”,尽管又只是一只所谓“狐疑的刺猬”,或者用那位作者的原话来讲,是“一只小心翼翼行进在平衡木上、始终保持狐疑态度的刺猬”[3]。对于此语,我先是感到有点愕然,可过后再仔细寻思一下,又觉得如果在“无论知道多少事,还是为了一件事”的意义上,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对此表示认同。——也就是说,无论自己这辈子读过多少书,写过多少书,编过多少书,毕竟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那就是在不断的阅读与反思中,去步步为营、渐入佳境地打开自己的心智。

不待言,凡是只能照这样子去发展心智的人,即使还不算什么“天资愚钝”之辈,也绝不会是凡事都能“生而知之”的吧?所以让人沮丧的是,要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只怕自己还是当不成那只“刺猬”的。我觉得,那样的学者简直都不必再学习什么了,甚至也不必再去知道“很多事”,就能自信已经一把抓准了“一件事”。正因为这样,我才明确地区分过两种阅读的方式,而其中的一种,正属于——

学究式的钻牛角尖,它坚持以还原主义的固执态度,沿着文明的脉络去反向寻踪,以为准保能找到最本源的解答,而忘却了历史从来都充满偶然,根本就不可能命令它重演一次。[4]

当然无论如何,敢于这样做也会有它的优点,那就是能够“以不变应万变”,从而避免了内心的杂音与纷乱。

相形之下,作为内心充满“狐疑”的狐狸,就没那么幸运了,而必须在“坐拥书城”的同时,也去接纳由那些砌起城墙的书本所发出的、彼此间又并不合拍的信息,正如我紧接着上文又写出的、也同样有过亲身经历的描述:

它基于现存语境的麻烦与问题,向着内心原本已很复杂的意识,又不断叠加刚刚获得的文化信号:“哈——!这个看法很有点儿意思,值得记下来去慢慢回味,看看跟以往的想法能否合拍……”在这样的阅读心态中,当然也就要容忍一定的杂乱、脱节与朦胧,绝不可能只根据一个新加的片段,便马上就对以往的知识全盘洗牌,否则就只能表现为一种“思想的洁癖”——经由冒失的一洗再洗,把自家头脑不断地“格式化”,直至单薄和偏激得近乎白痴。[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