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说，刚认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时候，我一点儿也不觉得他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时至今日，几乎每个人都承认他的伟大。我说的伟大，不像走运的政客或立下战功的军人那样，伟大来自他们所处的地位，而非个人本身。毕竟一旦情势改变，这些人的伟大也随之失色——人们往往发现，一个下了台的首相不过是个耍嘴皮子的演说家，而失去军队的将军也只是市集里的落寞英雄。然而，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伟大是千真万确的，你也许不喜欢他的艺术，却无论如何很难不对他产生兴趣。他扰动你的心神、吸引你的注意，他受尽讥嘲的时代已成过去，为他辩护或赞美也不再是奇行怪癖。他的缺陷成了他艺术成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许他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尚无定论，也许崇拜他的歌颂和诋毁他的贬词皆出于任性，但有件事毋庸置疑——他是个有才华的人。我认为，艺术中最有意思的，是艺术家的个性。如果他的个性确实与众不同，就算他有千般不好，我都可以原谅。我认为委拉斯凯兹[1]的画比埃尔·格列柯好，却只因人们看得腻了，对他的敬仰也有些褪色；而来自克里特岛的格列柯则以他肉欲而悲剧性的笔触，将内在灵魂的奥秘呈现在世人眼前，宛如一件静止的祭品。艺术家，不管是画家、诗人或音乐家，无不以他们宏伟、美丽的作品装点了这个世界，满足了众人的审美观。然而这与人类的性欲本能相似，都有原始残暴的一面。呈现作品的同时，艺术家也把自己最伟大的天赋呈现在你面前。探索艺术家的秘密有点像读侦探小说，让人越挖越入迷，这奥秘如同宇宙，最精妙的地方在于你找不到答案。即使是斯特里克兰最不起眼的作品，都能展现他奇特、纠结而复杂的个人特质，肯定是因为这一点，让人们就算不喜欢他的画，也很难对他漠不关心；也正出于这个原因，让人们对他的生活和性格产生了好奇与浓厚兴趣。
斯特里克兰去世四年之后，莫里斯·许瑞才写了那篇登在《法国信使》[2]上的文章，使这位默默无闻的画家不至于就此湮没。这篇文章也成功照亮了一条路，让多少有些怯于创新的艺术家顺着走了下去。法国已经很久没出现比许瑞更具公信力的评论家，因此很难不被他的意见说服。他对斯特里克兰似乎有些过誉，但之后的评论证实他见解无误，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名声也就此在他的字句上站稳了根基。这段声名鹊起的过程可说是艺术史上最浪漫的一页。
不过，除非和查尔斯·斯特里克兰此人的个性有关，目前我不打算对他的作品多做评论。有些画家傲慢地认为外行人不懂画，如果要表达对画作的欣赏，最好的方式就是静静地掏出支票本。这种想法我不能苟同。把艺术当成只有巧手名匠才能完全理解的技艺，根本是种荒谬的误解。艺术是情感的表现，而情感用的是一种每个人都能理解的语言。但我也承认，评论家要是没有技巧方面的实际知识，很难做出有价值的评论，而我对绘画又无知得可怜。幸运的是，这方面我不需冒任何风险，因为我的朋友爱德华·雷加特已在他的一本小品中，详细探讨了斯特里克兰的作品[3]。雷加特先生是一位文笔极佳的作家，同时也是个出色的画家。这本书的优美文风自成一格，大体说来，在英国使用这种风格写作的不如法国多，总觉得有点可惜。
莫里斯·许瑞在他那篇著名文章中只约略勾勒出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生平，有意藉此勾起众人的好奇。他对艺术的热情不带个人好恶，只真心期待那些有思想的人能注意到这位不世出的天才画家。许瑞本来就是写文章的老手，懂得文章必须引起人们的兴趣，才能更轻易达成他的目的。那些曾和斯特里克兰有过往来的人（无论是在伦敦结识的作家，或在蒙马特咖啡馆畅谈的画家），都突然惊讶地发现一位真正的天才已擦身而过，只是当时他们眼中的斯特里克兰和其他失意画家没有什么不同。法国和美国的杂志开始冒出一连串文章，这个写当年和斯特里克兰的回忆，那个写对他作品的评论，这些文章让斯特里克兰的名声更加水涨船高，好奇心被挑起的读者想知道更多关于他的一切，与斯特里克兰相关的主题开始大受欢迎。在这方面下了许多功夫雨果·维特布雷契特-罗特霍尔兹也写了篇令人印象深刻的专文，他将一些具公信力的文章汇总成一份详尽的列表[4]。
创造神话是人类特有的天赋。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生涯中要是有什么令人惊异或难以解释的事件，人们就会饥渴地抓住，编出各种神话，狂热且盲目地深信不疑；这是人类内心浪漫情怀对单调无趣生活发出的抗议，这些传说故事成了英雄迈向不朽之境最有力的一份护照。爱讽刺的哲学家提到沃尔特·罗利爵士[5]时总会泛出一抹微笑，因为这个人把大英帝国的威名带到未开发国家的功绩，还不如他脱下自己的披风、让维多利亚女王踏着走过去这件事让世人印象深刻。查尔斯·斯特里克兰一生碌碌无名，比起交朋友，他反而更擅长树敌。因此那些写他文章的人得借助丰富想象力来弥补少得可怜的回忆，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对斯特里克兰的生平了解不多，但对浪漫的文字匠而言，拿来想象铺陈显然已绰绰有余——斯特里克兰一生经历了许多离奇可怕的事件，个性有点离经叛道，命运又总是伴随着不幸与悲伤，如此酝酿一段适当时间之后，一个巨细靡遗的传奇由此诞生。即使是睿智的历史学家，想抨击这样的传奇也要思索再三。
只是，罗伯特·斯特里克兰牧师正好不是个睿智的历史学家。他认为，对于他父亲的后半生，世间流传了太多不实说法，他公开表示自己写这本传记[6]是为了“澄清现在到处流传的某些误会”，而这些误会已“给在世家属带来相当大的痛苦”。可以想见，一般人所知的斯特里克兰生平事迹，其中有许多会让一个受人敬重的家族难堪。我读这本传记时忍不住笑了，心里暗自庆幸，还好这本书写得如此枯燥。斯特里克兰牧师在这本传记中塑造出一个好丈夫兼好父亲，一个个性温柔、生活勤奋、品格高尚的男人。现代神职人员在研究学问的过程中（我相信这门学问叫作“圣经注释”），学会了颠倒黑白、睁眼说瞎话的高超本事。身为一个孝顺的儿子，斯特里克兰牧师“阐释”自己父亲一生的事迹时，也许会勾起一些“不便明说”的回忆，而他写书时的那份细心与巧思肯定会让他在教会中步步高升，最终位居要职——我简直已经看见斯特里克兰牧师健壮小腿上包着主教绑腿的模样了[7]。出版这本传记是一件危险、但也称得上勇敢的事，因为大众所熟知的那些传奇故事，也许正是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声名大噪的原因，不管这些人是讨厌他的性格而被他的艺术所吸引，还是对他的死深表同情，但他儿子出于善意的努力仿佛对父亲的仰慕者兜头泼了桶冷水。由此看来，接下来会发生这件事也没什么好意外的——斯特里克兰最重要的画作中，有一幅《撒马里亚的女人》，这幅画九个月前被一位知名收藏家买下，后来因买家猝死，画作又再度回到拍卖场上[8]。这时正逢斯特里克兰牧师的传记出版，市场上议论得沸沸扬扬，不久后，画作在克利斯提画廊卖出，价格竟比九个月前跌了两百三十五英镑。传记里的故事破坏了大众对奇人异事的渴望，若非这件事所造成的焦虑并未影响人类创作神话的才能，否则单靠斯特里克兰作品的影响力与创造力，可能很难挽回颓势。没多久，罗特霍尔兹博士的书出版了，终于平息了所有艺术爱好者的不安。
罗特霍尔兹博士所属的历史学派认为，人性不只是坏，且坏到了底。那些令人败兴的作者老是把传奇人物写成正人君子，相较之下，读者在这个历史学派的书中肯定能获得更多乐趣。在我看来，如果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9]之间什么事都没发生，单纯只是经济上的往来，那就太扼腕了。而要我相信提比略·尼禄[10]是个有如英王亨利五世的一世明君，肯定需要很多证据，万幸的是，这些证据恐怕很难找到。斯特里克兰牧师一厢情愿写出来的传记，遭到罗特霍尔兹博士严厉抨击，读了很难不对这位倒霉的牧师心生怜悯——顾全颜面的保留说法被说成虚伪，婉转的用词被直斥为谎言，规避事件的态度则被扣上背叛的罪名。这本传记的小错误固然是一个作者不该犯的，但从身为人子的角度看倒可以原谅，只是竟然连盎格鲁-撒克逊人也受到了牵连，被批评是假正经、骗子、做作、欺瞒、狡诈，而且还不会做饭。我个人认为，斯特里克兰牧师在面对外界质疑时不够谨慎——由于大众相信他的父母相处得“不太愉快”，他为驳斥这项说法，在书中引用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从巴黎写来的一封信，信中以“贤惠得不得了的女人”来形容自己妻子；然而罗特霍尔兹博士取得了整封信的副本，实际上这句话在信中是这样写的：“该死啊！我的老婆！真是个贤惠得不得了的女人！我真希望她下地狱！”就算在过去教会兴盛的时代，牧师也不该以此手法来处理这类“不讨好”的证据。
罗特霍尔兹博士热烈拥护着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倘若他想为斯特里克兰美化漂白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他目光精准，任何隐藏于纯真外貌下的卑劣动机都逃不过他的法眼。他是个心理暨病理学家，同时也修习艺术，人的潜意识在他面前几乎藏不住秘密。没有一个神秘学家能从寻常万物中看出更深层的意义，神秘学家看见的是不好用言语表达的事物，而心理病理学家看见的却是根本不能表达的东西。每件可能诋毁心中英雄的大小事，这位学有专精的作家都仔细搜罗，而这股热忱有种奇特的魅力，每当他多举出一些例子证明斯特里克兰的无情与卑劣，他内心就对斯特里克兰多一分喜爱；要是找到一个被人遗忘的故事，足以驳斥罗伯特·斯特里克兰牧师的孝心之作，他就会像宗教裁判所里审判官判决异教徒那样狂喜不止。他的勤奋让人惊讶，任何琐碎之事都逃不过他的掌握。可以确定的是，假如查尔斯·斯特里克兰有一笔洗衣账单没付，他一定会把账单明细全列出来；要是斯特里克兰借了半克朗[11]没还，他也绝不会遗漏这件事的任何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