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曾看过那男人的三张照片。
第一张，该说是他幼年时代的相片吧，想必是在十岁前后拍下的。只见这个男孩子被众多的女人簇拥着（估计是他的姐妹，抑或堂姐妹吧），他站在庭院的水池畔，身穿粗条纹的裙裤，将脑袋向左倾斜了近三十度，脸上挂着煞是丑陋的笑容。丑陋？！殊不知，即使感觉迟钝的人（即对美和丑漠不关心的人）摆出一副无趣的表情，随口恭维，一句“是个蛮可爱的男孩子呢”，听起来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的确，在那孩子的笑脸上，并不是就找不到人们常说的可爱的影子，但只要是接受过一丁点儿审美训练的人，也会在一瞥之间颇为不快地嘟哝道：“哎呀，这孩子怪瘆人的！”甚至还会像掸落毛毛虫那样，把照片扔得远远的吧。
说真的，不知为什么，那孩子的笑脸越看越让人毛骨悚然。那原本就算不上一张笑脸。这男孩一点儿也没笑。其证据是，他攥紧了两只拳头站在那儿。人是不可能攥紧拳头微笑的，唯有猴子才会那样。那分明是猴子，是猴子的笑脸。说到底，只是往脸上挤满了丑陋的皱纹而已。照片上的他，一副奇妙的神情，显得猥琐，让人恶心，谁见了都忍不住想说“这是一个皱巴巴的小老头儿”。迄今为止，我还从没看到过哪个孩子的表情有如此诡异。
第二张照片上的他，脸部发生了惊人的巨变。那是一副学生的打扮。尽管很难断定是高中时代还是大学时代的照片，但已经出落为一个青年才俊。但同样让人觉得蹊跷的是，这张照片上的他竟没有半点那种活生生的人的感觉。他穿着学生服，从胸前的口袋处露出白色的手绢，交叉着双腿坐在藤椅上，并且脸上还挂着笑容。然而，这一次的笑容，不再是那种皱巴巴的猴子的笑，而是变成了颇为巧妙的微笑，但不知为何，总与人的笑容大相径庭，缺乏那种可以称之为鲜血的凝重或是生命的涩滞之类的充实感。那笑容不像鸟，而是像鸟的羽毛，轻飘飘的，恰似白纸一张。总之，感觉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人工制品。说他“矫情”，说他“轻薄”，说他“女人气”，都嫌不够，而说他“喜好捯饬”，就更是隔靴搔痒了。仔细打量的话，还会从这个英俊学生身上感受到某种近似于灵异怪谈的阴森氛围。迄今为止，我还从没有看到过如此怪异的英俊青年。
第三张照片是最为古怪的，简直无法判定他的年龄。他头上已早生华发。那是在某个肮脏无比的房间一隅（照片上清晰可见，那房间的墙壁上有三处已经剥落），他把双手伸到小小的火盆上烤火，只是这一次他没有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就那么坐着，把双手伸向火盆，俨然保持着这个姿势，仿佛已经自然地死去了一般。这分明是一张弥漫着不祥气氛的照片。但奇怪的还不止这一点，照片把他的脸拍得比较大，使我得以端详那张脸的结构。不光额头，还有额头上的皱纹，以及眉毛、眼睛、鼻子、嘴巴和下巴，全都平庸无奇。哎呀，这张脸岂止是毫无表情，甚至不能给人留下任何印象。它缺乏特征，比如说，一旦我看过照片后闭上双眼，那张脸便顷刻间被我忘在了九霄云外。尽管我能回忆起那房间的墙壁以及小小的火盆等等，可对于那房间中主人公的印象，却一下子烟消云散，怎么也想不起来了。那是一张构不成画面的脸，甚至连漫画也画不成。睁开眼睛看过后，我甚至没有“哦，原来是这样一张脸哪。想起来了”这样的愉悦感。说得极端点，即使我睁开眼再次端详那张照片，也同样无法回忆起那张脸来，而只会变得越发抑郁焦躁，最后索性挪开视线了事。
即使是所谓的死相，也应该再多一些表情或是印象吧？或许把马首硬安在人的身体上，就是这种感觉吧。总之，那照片无缘无故地让看的人毛骨悚然，心生厌恶。迄今为止，我还从没见过像他这样诡异的脸。
手记之一
我过的是一种充满耻辱的生活。
对于我来说，所谓人的生活是难以捉摸的。因为我出生在东北乡下，所以初次见到火车，还是在长大以后。我在火车站的天桥上爬上爬下，完全没有察觉到，天桥的架设乃是便于人们跨越铁轨，满以为其复杂的结构仅仅是为了把车站建得像外国的游乐场那样又过瘾又时髦。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一直这么想。沿着天桥上上下下，这在我看来，毋宁说是一种超凡脱俗的俏皮游戏，甚至我认为，它是铁路的种种服务中最善解人意的一种。尔后，当我发现它不过是为了方便乘客跨越铁轨而架设的实用性阶梯时，顿时感到大为扫兴。
另外，在孩提时代，我从小人书上看到地铁时，也以为它的设计并非出于实用性的需要，而是缘于另一个好玩的目的：即比起乘坐地面上的车辆，倒是乘坐地下的车辆更显得别出心裁，趣味横生。
从幼年时代起，我就体弱多病，常常卧床不起。我总是一边躺着，一边思忖：这些床单、枕套、被套，全都是无聊的装饰品。直到自己二十岁左右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它们都不过是一些实用品罢了。于是，我对人类的节俭不禁感到黯然神伤。
还有，我也从不知道饥肠辘辘是何等滋味。这倒不是故意炫耀自己生长在不愁吃穿的富贵人家。我还不至于那么愚蠢，只是真的对饥肠辘辘的感觉一无所知。或许这样说有点蹊跷吧，但即便我两腹空空，也真的不会有所察觉。在我上小学和中学时，一旦放学回到家里，周围的人就会七嘴八舌地问：“哎呀，肚子也该饿了吧，咱们也有过类似的体验呢。放学回家时的那种饥饿感，可真要人的命啦。吃点甜纳豆怎么样？家里还有蛋糕和面包哟。”而我则发挥自己与生俱来的喜欢讨好人的禀性，一边嗫嚅着“我饿了我饿了”，一边把十粒甜纳豆一股脑儿塞进嘴巴里。可实际上，我对饥饿感是何等滋味浑然不知。
当然，我也很能吃，但我不记得有哪次是因为饥饿而吃的。我爱吃的，是那些看来很少见的珍馐，或是貌似奢华的食物。还有去别人家时，对于主人端上来的食物，就算不喜欢我也要咽下肚去。在孩提时代的我看来，最痛苦难挨的莫过于在自己家用餐的时候。
在我乡下的家里，全家就餐时，十来个人排成两列，相对而坐。作为最小的孩子，我当然是坐在最靠边的席位上。用餐的房间有些昏暗，午餐时一家十几个人全都一声不响地嚼着饭粒，那情景总是让我不寒而栗。再加上我家是一个古板的旧式乡下家族，每顿端上饭桌的菜肴几乎一成不变，别奢望会出现什么稀奇的山珍，抑或奢华的海味，以致我对用餐的时刻充满了恐惧。我坐在那幽暗房间的末席上，因寒冷而浑身颤抖。我把饭菜一点一点地勉强塞进嘴巴，不住地忖度着：“人为什么要一日三餐呢？大家都板着面孔吃饭，就俨然成了一种仪式。全家老小，一日三餐，在规定的时间内聚集到阴暗的屋子里，井然有序地摆好饭菜，即便没有食欲，也得低着头，一声不吭地嚼着饭粒。这或许是为了向蛰居于家中的神灵们进行祈祷的一种仪式吧。”
“人不吃饭就会饿死”，这句话在我听来，无异于一种讨厌的恐吓，但这种迷信（即使到今天，我依旧觉得这是一种迷信）却总是带给我不安与恐惧。“人因为不吃饭就会饿死，所以才不得不干活，不得不吃饭。”在我看来，没有比这句话更晦涩难懂，更带有威吓性的言辞了。
总之，我对人类的营生仍旧迷惑不解。自己的幸福观与世上所有人的幸福观格格不入，这使我深感不安，并因为这种不安而每夜辗转难眠，呻吟不止，乃至精神发狂。我究竟是不是幸福呢？说实话，尽管打幼小时起，我就常常被人们称为幸福之人，可我却总觉得自己身陷于地狱之中。反倒认为，那些说我幸福的人远比我快乐，让我望尘莫及。
我甚至认为，自己背负着十大灾难，即使将其中的任何一个交给别人来承受，也会将他置于死地。
总之，弄不明白。别人苦恼的性质和程度，都是我琢磨不透的谜。现实生活中的苦恼，仅凭吃饭就能一笔勾销的苦恼，或许才是最强烈的痛苦，是惨烈得足以使我所列举的十大灾难显得无足轻重的阿鼻地狱[1]吧。但对此我却一无所知。尽管这样，他们却能够不思自杀，免于疯狂，纵谈政治也毫不绝望，不屈不挠，继续与生活搏斗，几时痛苦过呢？他们让自己成为彻底的利己主义者，并视其为理所当然，又几时怀疑过自己呢？倘若如此，不是很轻松惬意吗？然而，所谓的人不是全都如此，并引以满足的吗？我确实弄不明白……或许夜里酣然入睡，早晨就会神清气爽吧？他们在夜里都梦见了什么呢？他们一边款款而行，一边思考着什么呢？是金钱吗？绝不可能仅仅如此吧？尽管我曾听说过“人是为了吃饭而活着的”，但却从不曾听说过“人是为了金钱而活着的”。不，或许……不，就连这一点我也没法开窍。……越想越困惑，最终的下场就是被“唯有自己一个人与众不同”的不安和恐惧牢牢地攫住。我与别人几乎无从交谈。该说些什么，该怎么说，我都摸不着头脑。
于是，我想到了一个招数，那就是搞笑。
这是我对人类最后的求爱。尽管我对人类满腹恐惧，但却怎么也没法对人类死心。并且我依靠搞笑这一根细线，保持住了与人类的一丝联系。表面上我不断地强装出笑脸，可在内心却是对人类拼死拼活地服务，命悬一线地服务，汗流浃背地服务。
从孩提时代起，就连家里人，我也猜不透他们活着有多么痛苦，又在想些什么。我只是心怀恐惧，对那种尴尬的氛围不堪忍受，以至于成了搞笑的高手。就是说，我在不知不觉之间变成了一个不说真话来讨好卖乖的孩子。
只要看看当时我与家人们拍下的合影，就会发现：其他人都是一本正经的表情，唯独我总是很奇怪地在歪着头发笑。事实上，这也是我幼稚而可悲的搞笑方式。
而且无论家里人对我说什么，我都从不顶嘴。他们寥寥数语的责备，在我看来就如同晴天霹雳一般，使我几近疯狂，哪里还谈得上以理相争呢？我甚至认为，那些责备之辞乃是万世不变的人间真谛，只是自己无力去实践那种真谛，所以才无法与人们共同相处。正因为如此，我自己既不能抗争，也不能辩解。一旦别人说我坏话，我就觉得他们说得有理，是自己误解了别人的意思，所以只能默默地承受那种攻击，可内心却感到一种近于狂乱的恐惧。
不管是谁，遭到别人的谴责或怒斥，内心都会感到不爽。但我却从人们动怒的面孔中发现了比狮子、鳄鱼、巨龙更可怕的动物本性。平常他们总是隐藏起这种本性，可一旦遇到某个时机，他们就会像那些温驯地躺在草地上歇息的牛，蓦然甩动尾巴抽死肚皮上的牛虻一般，在勃然大怒中暴露出人的这种本性。见此情景，我总是不由得毛骨悚然。可一旦想到这种本性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格之一，便对自身感到一阵绝望。
我一直对人类畏惧不已，并因这种畏惧而战栗。对自己作为人类一员的言行也毫无自信，只好将独自的懊恼深藏进胸中的小匣子里，将精神上的忧郁和过敏封存起来，伪装成天真无邪的乐天外表，把自己一步步地彻底打磨成搞笑的畸人。
无论如何都行，只要能让他们发笑。这样一来，即使我处在人们所谓的“生活”之外，也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吧。总而言之，不能有碍他们的视线。我是“无”，是“风”，是“空”。诸如此类的想法愈演愈烈，我只能用搞笑来逗家人们开心，甚至在比家人更费解更可怕的男佣和女佣面前，也拼命地提供搞笑服务。
夏天，我居然在浴衣里套上一件鲜红的毛衣，沿着走廊走来走去，惹得家里人捧腹大笑，甚至连不苟言笑的长兄也忍俊不禁：
“喂，阿叶，那种穿着不合时宜哟！”
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无限的爱怜。是啊，无论怎么说，我都不是那种不知冷热，以至于会在大热天里裹着毛衣四处乱窜的怪人。其实，我是把姐姐的绑腿缠在两只手臂上，让它们从浴衣的袖口中露出一截，以便在旁人看来，我身上像是穿了一件毛衣。
我父亲在东京有不少的公务，所以他在上野的樱木町购置了一栋别墅，一个月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度过。回到家时，总是给家里人，甚至包括亲戚老表们，都带回很多礼物。这俨然是父亲的一大嗜好。某一次，在上京前夕，父亲把孩子们召集到客厅里，笑着一一问每个小孩，下次他回来时，带什么礼物好，并把孩子们的答复一一写在了记事本上。父亲对孩子们如此和蔼可亲，还是很罕有的事情。
“叶藏呢？”
被父亲一问，我顿时语塞了。
一旦别人问起自己想要什么，那一刹那反倒什么都不想要了。这时，一个念头陡然掠过我的脑海：怎么样都行，反正这世上不可能有什么让我快乐的东西。同时，只要是别人赠予我的东西，无论它多么不合我的口味，也是不能拒绝的。对讨厌的事不能说讨厌，而对喜欢的事呢，也是一样，如同战战兢兢地行窃一般，我只是咀嚼到一种苦涩的滋味，因难以名状的恐惧感而痛苦挣扎。总之，我甚至缺乏力量在喜欢与厌恶之间择取其一。在我看来，多年以后，正是这种性格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导致了我所谓的那种“充满耻辱的人生”。
见我一声不吭、扭扭捏捏的，父亲的脸上泛起了不悦的神色，说：“还是要书吗？……浅草的商店街里，有人卖那种过年跳狮子舞用的面具呢。论大小嘛，正适合小孩子戴在头上。你不想要吗？”
一旦别人问我“你不想要吗”，我就只好举手认输了，再也不可能用搞笑的方式来回答了。作为搞笑的滑稽演员，我已经不够资格。
“还是书好吧。”长兄一副认真的表情。
“是吗？”父亲一脸扫兴的表情，甚至没有记下来就啪的一声关上了记事本。
这是多么惨痛的失败呀！我居然惹恼了父亲。父亲的报复必定是很可怕的。如果不趁现在想想办法，可就不可挽回了。那天夜里，我躺在被窝里打着冷战思忖着，然后蹑手蹑脚地站起身走向客厅。我来到父亲刚才放记事本的桌子旁边，打开抽屉取出记事本，啪啦啪啦地翻开，找到记录着礼物的那一页，用铅笔写下“狮子舞”后，又折回去躺下睡了。对于那跳狮子舞用的面具，我提不起半点兴趣，不如说还宁愿要书。但我察觉到，父亲有意送给我那种狮子面具，为了迎合父亲的意思，讨他高兴，我才胆敢深夜冒险，悄悄溜进了客厅。
果然，我这非同寻常的一招取得了预料中的巨大成功，得到了回报。不久，父亲从东京回来了。我在小孩的房间里听到父亲大声地对母亲说：“在商店街的玩具铺里，我打开记事本一看，咦，上面竟然写着‘狮子舞’。那可不是我的字迹哪。那又是谁写的呢？我想来想去，总算是猜了出来。原来是叶藏那孩子的恶作剧哩。这小子啊，先前我问他时，他只是一个劲儿地哧哧笑着，默不作声，可事后却又想要得不得了。真是个奇怪的孩子呢！他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却自个儿一板一眼地写了上去。既然真的那么想要，直接告诉我不就得了吗？所以呀，我在玩具铺里忍不住笑了。快去把叶藏给我叫来吧。”
还有，我把男女用人们召集到西式房间里，让其中的一个男佣胡乱地敲打着钢琴琴键（虽说是偏僻的乡下，可这个家里却几乎应有尽有）。我随着那乱七八糟的曲调，跳起了印第安舞蹈，逗得众人捧腹大笑。二哥则点上镁光灯，拍下了我的印第安舞蹈。等照片冲洗出来一看，从腰布的合缝处（那腰布不过是一块印花布的包袱皮罢了），竟露出了我的小雀雀。这顿时又引来了满堂的哄笑。或许这也可以称之为意外的成功吧。
每个月我都会订购不下十种新出的少年杂志，此外，还从东京邮购各种书籍，默默地阅读。所以，对“奇问奇答博士”啊，还有“什么东东博士”[2]啊，我都如数家珍。并且对鬼怪故事、评书相声、江户趣谈之类的东西，也门门精通。因此，我常常一本正经地说些笑话，令家人哈哈大笑。
然而，说到学校呢？呜呼！我不禁一声长叹！
在学校里，我也开始受到了众人的尊敬。“受人尊敬”，这概念本身就令我畏惧不已。我对“受人尊敬”这一状态进行了如下定义：近于完美地蒙骗别人，然后又被某一个全智全能之人识破真相，最终原形毕露，被迫当众出丑，以致生不如死。即使通过欺骗赢得了众人的尊敬，也肯定有人会看穿那种伎俩。不久，当人们从那个人口中了解到真相，发觉自己上当受骗之后，那种愤怒和报复将是怎样一种情形呢？即使稍加想象，也不由得毛发竖立。
我在学校里受到众人的拥戴，与其说是因为出身于富贵人家，不如说是得益于那种俗话所说的聪明。我自幼体弱多病，常常休学一两个月，甚至曾经卧床休息过一学年。尽管如此，我还是拖着大病初愈的身子，搭乘人力车来到学校，接受了学年末的考试，殊不知比班上所有人都考得出色。即使在身体健康时，我也毫不用功，即便去上学，也只是在课堂上一直画漫画，等到下课休息时，就把它们拿出来给班上的同学看，讲给他们听，逗得他们哄堂大笑。而上作文课时，我尽写一些滑稽的故事，即使被老师警告，也照写不误。因为我知道，其实老师正悄悄以阅读我的滑稽故事为乐呢。有一天，我按照惯例，用特别凄凉的笔调描写了自己某次丢人现眼的经历。那是在我跟随母亲去东京的途中，我把火车车厢通道上的痰盂当成尿壶，把尿撒在了里面（事实上，在去东京时，我并非不知道那是痰盂才出的丑，而是为了炫耀小孩子的天真无知，故意那么干的）。我深信，这样的写法肯定能逗得老师发笑，所以就轻手轻脚地跟踪在走向教员休息室的老师背后。只见老师一出教室，就随即从班上同学的作文中挑选出我的来，一边走过走廊，一边读了起来。他哧哧地偷笑着，不久便走进了教员休息室。或许是已经读完了吧，只见他满脸通红，大声笑着，还立刻拿给其他老师看。见此情景，我不由得心满意足。
淘气鬼的恶作剧。
我成功地让别人把这视为淘气鬼的恶作剧。我成功地从受人尊敬的恐惧中逃离了出来。成绩单上所有的学科都是十分，唯有品行这一项，要么是七分，要么是六分，而这也成了家里人的笑料之一。
事实上，我的本性与那种淘气鬼的恶作剧是恰恰相反的。那时，我已在男女用人的教唆下做出了可悲的丑事，并遭到了他们的侵犯。如今我认为，对年幼者干出那种事情，无疑是人类所能犯下的罪孽中最丑恶最卑劣的行径。但我还是忍受了这一切，甚至觉得自己仿佛就此洞悉了人类的另一种特质。我只能软弱地苦笑。如果我有说真话的习惯，或许我就能毫不胆怯地向父母控告他们的罪行吧，可是，我却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能完全了解。我一点也不指望那种诉诸于人的方法。无论是诉诸于父亲还是母亲，也不管是诉诸于警察，抑或是政府，最终难道不是照样被那些深谙世故之人的冠冕之辞所打败吗？
不公平是必然存在的，这是明摆着的事实。说到底，诉诸于人就是枉费心机。我只能对真相一言不发，默默忍受，继续搞笑。
或许有人会嘲笑道：“什么呀，你这不是对人类的不信任吗？嘿，你几时成了基督教徒？”事实上，在我看来，对人类的不信任并不一定就会直接通向宗教之路。包括那些嘲笑我的人在内，难道人们不都是在相互怀疑之中，将耶和华和别的一切抛在脑后，若无其事地活着的吗？记得是在自己幼小时发生的事。当时，父亲所属政党的一位名流到我们镇上来发表演说，于是男用人就带着我去剧场听讲。剧场里座无虚席，镇上所有与父亲关系亲近的人都悉数到场，使劲地鼓掌。演讲结束后，听众们三五成群地沿着雪夜的道路踏上了归途，信口开河地说着演讲会的种种不是，其中还掺杂着一个和父亲过从甚密的人的声音。那些所谓的同志用近乎愤怒的声调大肆评头论足，说什么我父亲的开场致辞拙劣无比，那位名人的演讲也让人云里雾里，不得要领等等。更可气的是，那帮人居然顺道拐入我家，走进客厅，脸上一副由衷的喜悦表情，对父亲说今晚的演讲会真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当母亲向男佣们问起今晚的演讲会如何时，他们也大言不惭地回答说：“真是太有趣了。”而正是这些男佣，刚才还在回家途中叹息着说道：“没有比演讲会更无聊的了。”
而这仅仅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例。双方相互欺骗，却又颇为神奇地毫发不伤，相安无事，好像没有察觉到彼此在欺骗似的——这种显得干净利落而又纯洁开朗的不信任案例，在人类生活中可谓比比皆是。不过，我对相互欺骗这类事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就连我自己也是一样，从早到晚都是依靠搞笑来欺骗着人们。对修身教科书上所说的正义呀、道德呀之类的东西，我不可能抱有太大的兴趣。在我看来，倒是那些彼此欺骗，但却纯洁而开朗地活着，抑或是有信心如此活下去的人，才更令人费解。人们最终也没有教给我其中的妙谛。或许，如果明白了那些妙谛，我就不必再如此畏惧人类，不必拼命地讨好他们了吧。也更犯不着再与人们的生活相对立，去遭受每个夜晚的地狱所带来的痛楚了吧。总之，我没向任何人控诉那些男女用人所犯下的可憎罪孽，并不是出于我对人类的不信任，当然更不是缘于基督教的影响，而是因为人们对我这个名叫叶藏的人紧闭了信任的外壳。因为就连父母也不时向我展示出他们令人不解的部分。
然而，众多的女性却依靠本能，嗅出了我无法诉诸于任何人的那种孤独的气味，以至于多年以后，这成了我被女人们乘虚而入的种种诱因之一。
就是说，在女人眼里，我是个能够保守住恋爱秘密的男人。
手记之二
在海岸边被海水侵蚀而成的汀线附近，并排屹立着二十多棵伟岸粗大的山樱树。这些树皮呈黑色的山樱树，每到新学年伊始，便与看似黏稠的褐色嫩叶一起，在蓝色大海的背景映衬下，绽放出格外绚丽的花朵。不久，待到落英缤纷的时节，无数的花瓣便会纷纷落入大海，在海面上随波漂荡，然后又被浪涛冲回到海岸边。东北地区[3]的某所中学，在这长着樱树的沙滩上就势建起了学校的校园。尽管我并没有好好用功备考，却也总算顺利考进了这所中学。无论是这所中学校帽上的徽章，还是校服上的纽扣，都印着盛开的樱花图案。
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就住在那所中学的附近。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父亲为我选择了那所面对大海和开满樱花的中学。我寄宿在那个亲戚家里，因为离学校很近，所以总是在听到学校敲响朝会的钟声之后，才飞快地奔向学校。我就是这样一个懒惰的中学生，但我却依靠自己惯用的搞笑本领，在同学中的人气日益攀升。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远赴他乡生活，但在我眼里，陌生的他乡比起自己出生的故乡，是一个更让我心旷神怡的环境。这也许是因为我当时已把搞笑的本领掌握得天衣无缝，在欺骗他人时显得更加得心应手的缘故。当然，做这样的解释又何尝不可，但更为致命的原因分明还在于另一点：面对亲人和陌生人，身在故乡和他乡，其间难免存在着演技上的难度差异。无论对哪位天才来说，包括圣子耶稣在内，不也同样会遇到这种难度上的差异吗？在演员看来，最难进行表演的场所莫过于故乡的剧场。如果是在五亲六戚聚集一堂的情况下，哪怕再高明的演员，恐怕也施展不出演技来吧。然而我却在那里一路表演过来，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所以像我这样的老油子，来到他乡进行表演，自然是万无一失的。
我对人的恐惧，与先前相比，倒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恐惧在我的内心深处剧烈地蠕动着，而我的演技却日渐长进。我常常在教室里逗得同班同学哄然大笑，连老师也不得不一边在嘴上感叹着“这个班要是没有大庭[4]，该是一个多好的集体呀”，一边用手掩面而笑。甚至那些嗓音如雷贯耳的驻校军官，我也能轻而易举地逗得他们扑哧大笑。
当我正要为彻底掩饰了自己的真实面目而暗自庆幸时，却冷不防被人戳了背脊骨。那个戳我背脊骨的人，竟然是班上身体最羸弱的家伙，面色铁青，五官浮肿。他穿着像是父兄留给他的破烂上衣，过于长大的衣袖让人联想到圣德太子[5]。他的功课更是一塌糊涂，在军事训练和体操课时，总是在旁边观看，俨然就是一个白痴。就连我也从没想到有提防他的必要。
一天上体操课的时候，那个学生（他的姓氏我早已忘了，只记得名字叫竹一），也就是那个竹一，照旧在一旁观看，而我们却被老师吩咐进行单杠练习。我故意尽可能做出一本正经的表情，“啊——”地大叫一声，朝着单杠纵身一跃，就像是跳远那样向前猛扑过去，结果一屁股摔在了沙地上。这纯属是一次事先预谋好的失败，果然引得众人捧腹大笑。我也一边苦笑着，一边爬起来，掸掉裤子上的沙粒。这时，那个竹一不知何时已来到我旁边，捅了捅我的后背，低声咕哝道：“故意的，故意的。”
我感到一阵震惊，做梦也没有想到，竹一竟然识破了我假摔的真相。我仿佛看见世界在刹那间被地狱之火裹挟着，在我眼前熊熊燃烧起来。我哇地大叫着，使出全身的力量来遏制住近于疯狂的心绪。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生活在不安与恐惧之中。
尽管我表面上依旧扮演着可悲的滑稽角色来博取众人一笑，但有时候，也会情不自禁地发出重重的叹息。无论我再干什么，都已被竹一识破真相，并且他还会很快到处透露这一秘密——想到这儿，我的额头上就直冒汗珠，像狂人一般用奇怪的眼神审视着四周。如果可能的话，我巴不得全天候寸步不离地监视竹一，以免他随口泄露了秘密。而且我暗自打着如意算盘，要在我缠着他不放的这期间，想尽一切办法让他相信，我的搞笑并不是刻意为之的“伎俩”，而是自然发生的真实行为。我甚至打定主意，希望一切顺利的话，成为他独一无二的密友。倘若这一切办不到的话，那我便只能祈盼他的死亡。不过，我却并没有要杀死他的念头。在过往的生涯中，我曾无数次祈盼自己被人杀死，却从未动过杀死别人的念头。这是因为我觉得，那样做反而只会造福于可怕的对手。
为了使他驯服就范，我首先在脸上堆满伪基督徒式的“善意”微笑，将脑袋向左倾斜三十度左右，轻轻搂抱住他瘦小的肩膀，用嗲声嗲气的肉麻腔调，三番五次地邀请他到我寄宿的亲戚家中去玩，但他却总是一副发呆的眼神，闷声不响。不过，一个放学后的傍晚，我记得是在初夏时节吧，天上陡然下起了黄昏的骤雨，学生们都为如何回家大伤脑筋。因为我亲戚家离学校很近，所以我并不在意地就要冲出门外。这时，我蓦然看见了竹一，他正满脸颓丧地站在门口木屐箱的后面。“跟我走吧，我把伞借给你。”我说道，一把拽住怯生生的竹一，一起在骤雨中飞跑起来。到家后，我请婶婶替我们俩烘干淋湿的衣服，而我则成功地把竹一领到了自己在二楼的房间里。
我的这家亲戚是一个三口之家，有一个年过五十的婶婶，一个三十岁左右、戴着眼镜、体弱多病的高个子姐姐（她曾出嫁过一次，后来又回到了娘家。我也跟着这个家里的其他人，管她叫阿姐），和一个最近才从女校毕业，名叫节子的妹妹。她和姐姐大不相同，个头娇小，长着一张圆脸。楼下的店铺里，只陈列着少量的文具和运动用品等，其主要收入似乎来源于过世的主人所留下的那五六排房屋的租金。
“耳朵好疼啊。”竹一就那么一直站着。
“雨水灌进耳朵才发疼的吧。”
我一看，发现他的两只耳朵都害了严重的耳漏病，眼看着脓水就要流出耳郭外了。
“这怎么行呢？很疼吧？”我有些夸张地做出惊讶状，“都怪我在大雨中把你拽出来，害你成这样，真是对不起呀。”
我用那种近于女人腔的温柔语调向他道歉，然后跑到楼下拿来棉花和酒精，让竹一的头枕在我的膝盖上，体贴入微地给他清理耳朵。好像就连竹一也没有察觉到，这是一种伪善的诡计。
“你呀，肯定会被女人迷恋上的！”竹一头枕着我的膝盖，说了一句愚蠢的奉承话。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的这句话就像是恶魔的预言一样，其可怕的程度是竹一也没有意识到的。什么“迷恋”“被迷恋”，这些措辞本身就是粗俗不堪而又戏谑的说法，给人一种矫情的感觉。无论多么庄严的场合，只要让这些词语一抛头露面，忧郁的伽蓝[6]就会顷刻间分崩离析，变得平淡无奇。但如果不是使用“被迷恋上的烦恼”之类的俗语，而是使用“被爱的不安”等文学术语，似乎就不至于破坏忧郁的伽蓝了。想来真是很奇妙。
我给竹一清理耳朵里的脓血时，他说了“你呀，肯定会被女人迷恋上的”这句愚蠢的奉承话。当时，我听了之后，只是满脸通红地笑着，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可实际上，我暗地里也认为他的话不无道理。然而，面对“被迷恋”这样一种粗俗说法所产生的矫情氛围，承认“他的话不无道理”，这无异于是在抒发自己愚蠢的感想，就算拿来当作相声里那些白痴少爷的对白也远不够格，所以我是不会抱着那种戏谑的矫情心理来承认“他的话不无道理”的。
在我看来，人世间的女性不知比男性要费解多少倍。在我们家里，女性的数量是男性的好多倍，而且在亲戚家中也是女孩子居多，还有前面提到过的那些“犯罪”的女用人。我想甚至可以说，自幼时起，我便几乎是在女人堆中长大的。尽管如此，我却一直是怀着如履薄冰的心情与女人们打交道的。我对她们的心思一无所知，如同堕入五里雾中[7]，不时会误踩虎尾，遭受重创。这与从男性那儿受到的鞭笞截然不同，恍若内出血一般引人不快，还会铸成内伤，难以治愈。
女人有时和我形影不离，有时又对我弃之不理。当着众人的面她蔑视我、羞辱我，而一旦背着大家，她又拼命地搂紧我。女人像死去般酣睡，让人怀疑她们是为了酣睡而活着的。我从幼年时代起就对女人进行了种种观察，尽管同属于人类，可女人分明是一种与男人迥然相异的生物。而就是这种不可理喻、需要警惕的生物，竟出人意料地呵护着我。无论是“被迷恋”的说法，还是“被喜欢”的说法，都完全不适用于我，或许倒是“被呵护”这一说法更贴近我的实情。
在对待搞笑上，女人似乎比男人更显得游刃有余。当我扮演滑稽角色来搞笑时，男人们从不会哈哈大笑。而且我也知道，如果在男人面前搞笑时过于忘乎所以，肯定会招致失败的，所以总是惦记着见好就收。可女人却压根儿不知道什么叫“适可而止”，总是无休无止地缠着我继续搞笑。为了满足她们那毫无节制的要求，我累得精疲力竭。事实上，她们确实能笑。女人似乎能够比男人更贪婪地吞噬快乐。
在我中学时代寄宿的亲戚家中，一旦那对姐妹闲下来，总爱跑到我二楼的房间里来，每次都吓得我差点儿跳将起来。
“你在用功吗？”
“不，没有啦，”我余惊未了地微笑着，合上书说，“今天学校里一个名叫棍棒的地理老师，他……”
从我嘴里进出的都是一些言不由衷的笑话。
“阿叶，把眼镜戴上给我们看看！”
一天晚上，妹妹节子和阿姐一起到我房间来玩。在逼着我进行了大量的搞笑表演后，她们冷不防提出了这个要求。
“干吗？”
“甭管了，快戴上看看吧。把阿姐的眼镜拿来戴戴看！”
平常她总是用这种粗暴的命令口吻对我说话。于是，我这个滑稽小丑就老老实实地戴上了阿姐的眼镜。刹那间，两个姑娘笑得前仰后合。
“真是一模一样！和劳埃德[8]简直是一模一样！”
当时，哈罗德·劳埃德作为一名外国喜剧电影演员，在日本正风靡一时。
我站起身，举起一只手，说：“诸位，此番我特向日本的影迷们……”
我试着模仿劳埃德的样子发表一通演讲，这更是惹得她们捧腹大笑。那以后，每当劳埃德的电影在这个镇上上演，我都是每部必看，私下里琢磨他的表情举止。
一个秋日的夜晚，我正躺着看书。这时，阿姐像一只鸟儿似的飞快跑进我的房间，猛地倒在我的被子上啜泣起来。
“阿叶，你肯定会救我的，对吧？这种家庭，我们还是一起出走的好，对不？救救我，救救我。”
她嘴里念叨着这些怪吓唬人的话，还一个劲儿地抽噎着。不过我并不是第一次目睹女人的这种模样，所以对阿姐的夸张言辞并不感到惊讶，相反，倒是对她那些话的陈腐和空洞感到格外扫兴。于是，我悄悄从被窝中抽身起来，把桌子上的柿子剥开，递给了她一块。只见她一边啜泣着，一边吃起柿子来了。
“有什么好看的书没有？借给我看看吧。”她说道。
我从书架上给她挑选了一本夏目漱石的《我是猫》。
“谢谢你的款待。”
阿姐有些害羞地笑着，走出了房间。其实不光是阿姐，还有所有的女人，她们到底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活着的呢？思考这种事情，对于我来说，甚至比揣摩蚯蚓的想法还要费事，更让人有一种阴森可怖的感觉。不过，唯有一点是我依靠幼时的经验而明白的——当女人像那样突然哭诉起来时，只要递给她什么甜食，她吃过后就会云开雾散。
节子有时甚至会把她的朋友也带到我房间来。我按照惯例，公平地逗大家发笑。等朋友们离去之后，节子必定会对朋友的不是大肆数落一番，诸如“她是个不良少女，你可得当心哪”之类的。倘若果真如此，不是用不着特意带到这里来吗？也多亏了节子，我房间的来客几乎清一色都是女性。
不过这绝不意味着，竹一那句“你呀，肯定会被女人迷恋上的”的奉承话已经兑现。总之，我不过是日本东北地区的哈罗德·劳埃德罢了。而竹一那句愚蠢的奉承话，作为可憎的预言，活生生地呈现出不祥的兆头，还是在多年以后。
竹一还送给了我另一个重要的礼物。
“这是妖怪的画像哪。”
有一次，当竹一到我楼上的房间来玩时，得意扬扬地拿出一张原色版的卷头插画[9]给我看，这样说道。
“欸？！”我大吃了一惊。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就是在那一瞬间里，决定了我未来的堕落之路。我知道，其实那不过是凡·高的自画像而已。在我们的少年时代，所谓法国印象派的绘画正广为流行，大都是从印象派的绘画开始学习鉴赏西洋绘画的，所以一提起凡·高、高更、塞尚、雷诺阿等人的画，即使是穷乡僻壤的中学生，也大都见识过它们的照相版。凡·高的原色版画作我也见过不少，对其笔法的妙趣和色彩的鲜艳颇感兴趣，但却从没想过，他的自画像是什么妖怪的画像。
“那这种画又怎么样呢？也像妖怪吗？”
我从书架上取下莫迪利亚尼[10]的画册，把其中一幅古铜色肌肤的裸体妇人画像拿给竹一看。
“这可了不得呀。”竹一瞪圆了眼睛感叹道，“就像一匹地狱之马哪。”
“还是像妖怪吧。”
“我也想画画这种妖怪哪。”
对人感到过分恐惧的人，反倒希望亲眼见识更可怕的妖怪；越是对事物感到胆怯的神经质的人，就越是渴望暴风雨降临得更加猛烈……啊，这群画家被人类这种妖怪所伤害所恫吓，最终相信了幻影，在白昼的自然中栩栩如生地目睹了妖怪的存在。他们并没有借助搞笑来掩饰自身的恐惧，而是致力于原封不动地表现自己看见的景象。正如竹一所说的那样，他们勇敢地描绘出了“妖怪的画像”。原来，这里竟然有我未来的同伴，这使我兴奋得热泪盈眶。不知为什么，我压低了嗓音，对竹一说道：
“我也要画，画那种妖怪的画像，画那种地狱之马。”
我从小学时代起就喜欢上了画画和看画，但我的画不像作文那样受到周围人的交口称赞。因为我压根儿就对人类的语言毫不信任，所以作文在我眼里就如同搞笑的寒暄语一般。尽管我的作文在小学和中学都逗得老师们前仰后合，但我自己却并不觉得有趣。只有在绘画（漫画等则另当别论）上，我才按照自己的方式，对对象的表现方式煞费苦心。学校绘画课的画帖实在无聊透顶，而老师的画也拙劣无比，所以我不得不靠自己来胡乱地摸索各种表现形式。进入中学以后，我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油画画具，尽管我试图从印象派的画风中寻找出绘画技巧的范本，可自己画出的东西却俨然像彩色花纸工艺般平板、呆滞，不成样子。不过竹一的一句话却启发了我，使我意识到自己以前对绘画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它表现为一种幼稚和愚蠢，即竭力想把觉得美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描绘为美。而绘画大师们利用主观的力量，对那些平淡无奇的东西加以美的创造，虽说他们对丑恶的东西感到恶心呕吐，却并不隐瞒自己对它们的兴趣，从而沉浸在表现的愉悦之中。换言之，他们丝毫也不为别人的看法所左右。我从竹一那儿获得了这种画法的原始秘籍。于是，我瞒着那些女性来客，开始着手制作自画像了。
一幅阴郁的画诞生了，连我自己都为之震惊。可这就是我隐匿在内心深处的真实面目。表面上我在开怀大笑，并引发人们的欢笑，可事实上，我却背负着如此阴郁的心灵。“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好暗自肯定现状。但那幅画除了竹一之外，我没有给任何人看过。我不愿被人看穿自己搞笑背后的凄凉，也不愿别人突然间小心翼翼地提防起我来。我甚至担心，他们没有发现这便是我的本来面目，而依旧视为一种新近发明的搞笑方式，并把它当作一大笑料。这是最让我痛苦难堪的事情，所以我立刻把那幅画藏进了抽屉的深处。
在学校的绘画课上，我收敛起了那种妖怪式画法，而仍旧采用先前那种平庸的画法，将美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描绘成美的东西。
以前，我一直只是在竹一面前才若无其事地展示出自己动辄受伤的神经，因此，这一次的自画像也放心大胆地拿给了竹一看，结果竟然得到了他的啧啧称赞。于是，我又接连不断地画了第二张、第三张妖怪的画像。竹一又送给了我另一个预言：
“你呀，肯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家哪。”
“肯定会被女人迷恋上”，“肯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家”，这是傻瓜竹一在我的额头上镌刻下的两大预言。随后不久，我便来到了东京。
我本来想进美术学校，但父亲对我说，早就打定主意让我上高中，以便将来做官从政，作为一个天生就不敢跟大人顶嘴的人，我只好茫然地遵从了父命。父亲让我从四年级开始考东京的高中，而我自己也对濒临大海和满是樱花的中学感到了厌倦，所以不等升入五年级，在修完四年的课程后便考入东京的高中，开始了学校的寄宿生活。不料，学校寄宿生活的肮脏和粗暴让我避之唯恐不及，哪里还顾得上搞笑。我请医生开了张“肺浸润”[11]的诊断书，搬出了学生宿舍，移居到上野樱木町的父亲别墅里。我根本过不了那种所谓的集体生活，什么青春的感动、什么年轻人的骄傲，这类豪言壮语只会在我耳膜里唤起一阵凛冽的寒气，使我与“高中生的蓬勃朝气”格格不入。我甚至觉得，不管教室，还是宿舍，都不啻为被扭曲了的性欲的垃圾堆而已。我那近于完美无缺的搞笑本领在这里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父亲在议会休会时，每个月只在别墅里待上一周或两周，所以当父亲不在时，偌大的建筑物便只剩下了作为别墅管家的一对年迈夫妇和我三个人。我时常逃学，也没心思去游览东京（看来，我终究是看不成明治神宫、楠木正成[12]铜像、泉岳寺的四十七志士墓了），成天闷在家里读书画画。等父亲上京之后，我每天早晨都匆匆地赶往学校，但有时去的却是本乡千驮木町的西洋画画家安田新太郎的画塾，在那里连续三四个小时地练习画素描。一旦搬出了高中的学生宿舍，即使我坐在学校的教室里听讲，也会有一种颇为败兴的感觉，仿佛自己是处在旁听生的特殊位置上。尽管这或许只是自己的一种偏见，但我更是懒得去学校了。在我看来，经过小学、中学、高中，我最终也没懂得何谓爱校之心，也从没想过要去记住学校的校歌。
不久，在画塾里，我从一个学画的学生那儿学会了酒、香烟、娼妓、当铺以及左翼思想之类的东西。尽管把这些东西排列在一起，可谓是一种奇妙的组合，但的确是事实。
那个学画的学生名叫堀木正雄，出生在东京的庶民居住区，比我年长六岁。从私立美术学校毕业后，因家里没有画室，他就上这所画塾来继续学习西洋画。
“能借我五元钱吗？”
在此之前，只是有过照面，还从没有说过话。所以我有些张皇失措地掏出了五元钱。
“走哇，喝酒去吧。我请你喝。真是个好孩子啊！”
我无法拒绝他，被他拽进了画塾附近蓬莱町的酒馆中。而这就是我与他交往的开始。
“我早就注意到你了。瞧，你这种腼腆的微笑，正是大有前途的艺术家所特有的表情哪。为了纪念我们的相识，来干杯吧——阿绢，这家伙该算得上是个美男子吧。你可不要被他迷住了哟。自从这小子来了画塾之后，害得我降格成第二号美男子啦。”
堀木长着一张黝黑的端庄面孔，身上穿着像模像样的西装，脖子上系着素雅的领带，这种装束在学画的学生中是颇为罕见的。他还抹了发油，梳了个中分头。
置身于酒馆这种陌生的环境里，我心中只有不安。我局促地把两只胳膊忽而抱紧，忽而松开，露出一脸腼腆的微笑。可就在两三杯啤酒落肚之后，我却有种像是被解放了的莫名轻松感。
“我原本是想进美术学校的，可是……”
“哎呀，可没劲啦，那种地方真是没劲透了！我们的老师乃是存在于自然之中！存在于我们对自然的激情之中！”
但我对他所说的东西却没有感到半点的敬意，只是暗自思忖到：这是个蠢货！他的画肯定蹩脚透顶，但作为一个玩伴，或许倒是最好的人选。这时，我才生平第一次见识了什么是真正的都市痞子。尽管与我的表现形式大相径庭，但在彻底游离于人世的营生之外，不断彷徨这一点上，他和我的确属于同类。他是在无意识中进行搞笑，并对这种搞笑的悲哀浑然不知。而这正是他与我在本质上迥然相异的地方。
仅限于一块儿玩玩，仅限于把他当作玩伴来交往——我总是这样从心眼里蔑视他，耻于与他为伍。但在与他结伴而行的过程中，我却成了他的手下败将。
最初我一直认为他是个大好人，一个难得的大好人。就连对人感到恐惧的我，也彻底放松了警惕性，以为找到了一个领着我见识东京的好向导。说实话，要是我一个人的话，去搭电车时会对售票员犯怵；想去剧场看歌舞伎时，一瞧见大门口铺着红地毯的阶梯两侧站着引座小姐，就会望而却步；进餐厅就餐时，一看到悄悄站在自己身后等着收拾盘子的侍应生，就会胆战心惊。天哪，特别是买单时，就别提我那双颤巍巍的手了！当我买完东西结账时，不是因为吝啬小气，而是因为过度的紧张、过度的害臊、过度的不安与恐惧，我只觉得头晕眼花，世界蓦然变得漆黑一团，神志几近错乱，哪里还顾得上讨价还价，有时甚至忘记了接过找头，或是拿走买下的商品。我根本无法独自一人在东京街头漫步，所以只好整日蜷缩在家中打发光阴。
可一旦把钱包交给堀木再一起出去逛街，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只见堀木大肆砍价，俨然是玩耍的达人，使极少的钱发挥出最大的功效。他对街头昂贵的出租车一概敬而远之，因地制宜地选乘电车、公共汽车，抑或小型汽艇，利用最短的时间来抵达目的地，表现出非同一般的本事。他还对我实施现场示范教育，比如清晨从花街柳巷回家途中，顺路拐到某个餐馆，泡一个晨澡后，再点个豆腐锅配小酒，这不仅划算，还感觉很阔气奢华。他还告诉我，摊贩卖的牛肉盖浇饭和烤鸡肉串不仅价钱便宜，而且富于营养。他还蛮有把握地断言道，在所有的酒中间，要数电气白兰地[13]的酒劲儿上来得最快最猛。交给他来结账买单，我从没感到一星半点的惶恐和不安。
和堀木交往的另一大好处在于：他完全无视谈话对方的想法，只顾自己听凭所谓激情的驱使（或许所谓的“激情”，就是要无视对方的立场），成天到晚地絮叨着种种无聊的话题，所以完全用不着担心，我们俩在逛街疲倦了之后会陷入尴尬的沉默中。在与人交往时，我最介意的，就是唯恐出现那种可怕的沉默局面，所以天生嘴笨的我才会抢先拼命地搞笑。然而，现在堀木这个傻瓜却无意中主动承担起了那种搞笑的角色，所以我才可以对他的话充耳不闻，无须多加搭理，只要适时地笑着敷衍一句“怎么可能”便行了。
不久，我也渐渐地明白了：酒、香烟和妓女，乃是能帮助我暂时忘却对人的恐惧的绝妙手段。我甚至萌发了这样的想法：为了寻求这些手段，我可以不惜变卖自己的所有家当。
在我眼里，妓女这个种类，既不是人，也不是女性，倒像是白痴或者疯子。在她们的怀抱里，我反而能够高枕无忧，安然成眠。她们没有一丁点儿的欲望，简直达到了令人悲哀的地步。或许是从我这里发现了一种同类的亲近感吧，那些妓女常常向我表示出自然天成的好意，而从不让人感到局促不安。毫无算计之心的好意，绝无勉强之嫌的好意，对萍水相逢之人的好意，使我在漫漫黑夜之中，从白痴或疯子式的妓女们那儿，真切地看到了圣母马利亚的神圣光环。
为了摆脱对人的恐惧，寻得一夜的休憩，我前往她们那里。可就在与那些属于自己“同类”的妓女玩乐时，一种无意识的讨厌氛围开始不知不觉地弥漫在四周，这是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所谓后遗症。渐渐地，那后遗症鲜明地浮出了表面。当堀木点穿了其中的玄机后，我不禁在愕然之余，心生厌恶。在旁人看来，说得通俗点，我经由娼妓的历练，近来在女人的修炼上大有长进。据说，通过妓女来磨炼与女人交往的本领，是最为严苛而又最富成效的。我的身上早已散发着“风月场上的老手”的气息，女人们（不仅限于妓女）凭借本能嗅到了这种气息，并趋之若鹜。人们竟把这种猥亵的、极不光彩的氛围当作了我的后遗症，以至于它比我试图获得休憩的本意显得更加醒目。
或许堀木是半带奉承地说出那番话的，但却大有不幸而言中的势头。比如说，我就曾经收到过一个咖啡馆女人写给我的稚拙情书；还有，樱木町邻居将军家那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会在每天早晨专挑我上学时，明明无事可做，却故意略施粉黛，在自己家门前进进出出；还有，当我去吃牛肉饭时，即使我一言不发，那儿的女佣也会……还有，我经常光顾的那家香烟铺子的小姑娘，在递给我的烟盒中竟然也……还有，在去观赏歌舞伎时，那个邻座的女人……还有，当我在深夜的市营电车上因酩酊大醉而酣然入睡时……还有，从乡下亲戚家的姑娘那儿出乎意料地寄来了缱绻缠绵的相思信件……还有，某个不知何许人也的姑娘，在我外出时留给我一个手工制作的偶人……由于我相当消极退避，所以每一次的罗曼史都是蜻蜓点水，停留于一些残缺的断片，没有任何更大的进展。但是，有一点却并非信口雌黄，具有不可否定的真实性，即在我身上的某个地方萦绕着某种可以供女人做梦的氛围。当这一点被堀木那样的家伙一语点破时，我感到一种近于屈辱的痛苦，同时，我对妓女的兴趣也倏然间消失了。
堀木出于爱慕虚荣和追赶时髦的心理（至今我也认为，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理由了），某一天带着我去参加了一个叫作共产主义读书会的秘密研究会（大概是叫R·S吧，可我已记不清了）。也许对堀木这样的人来说，出席共产主义的秘密集会，也只是他领着我“游览东京”的一环罢了。我被介绍给那些所谓的“同志”，还被迫买下了一本宣传册子，听坐在上席的那个长相丑陋的青年讲授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然而，那一切在我看来，却是再明白不过的内容了。或许他的确言之有理，但在人的内心深处，分明存在着一种更加难以言喻的东西。称之为“欲望”吧，又觉得言不尽意；谓之曰“虚荣心”吧，也觉得语不及义。即使统称为“色情与欲望”，也仍旧词不达意。总之，尽管我也是云里雾里的，但我总认为，在人世的底层毕竟存在着某种绝不单纯是经济的、近于怪谈式的东西。我本来就对那种怪谈式的东西充满了恐惧，尽管我对唯物论，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很自然地加以了肯定，却不能仰仗着它来摆脱对人的恐惧，从而放眼绿叶感受到希望的喜悦。不过我却从不缺席地参加R·S（仅凭记忆，可能有误）。“同志”们俨然大事临头似的，紧绷着面孔，沉浸在诸如“一加一等于二”之类的初等算术式的理论研究中。见此情景，我觉得滑稽透顶，于是发挥自己惯用的搞笑本领，以活跃集会上的气氛。或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吧，渐渐地研究会上那种拘谨刻板的氛围被缓解了，以至于我成了那个集会上不可或缺的宠儿。这些貌似单纯的人认为我和他们一样单纯，甚至把我看成一个乐观而诙谐的“同志”。倘若事实果真如此，那我便是从头到尾地彻底欺骗了他们。我并不是他们的“同志”，但我却每次必到，为大家提供作为丑角的搞笑服务。
这是因为我喜欢这样做，喜欢他们，但这未必可以归结为依靠马克思而建立起来的亲密感。
不合法，这带给了我小小的乐趣，不，毋宁说使我心旷神怡。其实，倒是世上称之为合法的那些东西才更加可怕（对此，我有某种无比强烈的预感），其中的复杂构造更是不可理喻。我不可能坐着，死守一个没有门窗的冰冷房间，就算外面是一片不合法的大海，我也要纵身跳进去，直到游得耗尽全力，一命呜呼。对我来说，或许这样还更轻松痛快些。
有个说法叫作“见不得人的人”，指的是那些人世间悲惨的败北者、背德者。我觉得自己打一出生便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人”。所以一旦遇到那些被世人斥为“见不得人的人”，我的心就不由分说地变得善良温柔，而且这种温柔足以使我自己也如痴如醉。
还有一种说法叫作“狂人意识”。身在这个世上，我一生都被这种意识所折磨，但它又是我休戚与共的糟糠之妻。和它厮守在一起，进行凄寂的游戏，已构成了我生存方式的一种。俗话里还有种说法，叫作“腿有伤痕，没脸见人”。当我还在襁褓中时，我的伤痕便已赫然出现在我的一只腿上，随着长大成人，非但没有治愈，反而日渐加剧，甚至扩展到了骨髓深处。每个夜晚，我遭受的痛苦就如同千变万化的地狱，但是（这种说法有些奇怪），那伤口却逐渐变得比自己的血肉还要亲密无间。在我看来，伤口的疼痛就仿佛是它鲜活的情感，甚而爱情的呢喃。对我这样的男人来说，地下运动小组的那种氛围令人出奇地安心和惬意。总之，与其说是那种运动的目的，不如说是那种运动的外壳更符合我的口味。堀木仅仅是出于闹着好玩的心理，把我带到那个集会上，把我介绍给了大家。其实他也就只去过那一次。他曾说过一句拙劣的俏皮话：“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生产的同时，也有必要观察消费嘛。”所以他不去参加集会，而是一门心思拽住我到外面去考察消费状况。回想起来，当时存在着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像堀木那样出于爱慕虚荣、追赶时髦的心理而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有像我一样仅仅因为喜欢那种“不合法”的氛围，便一头扎入其中的人。倘若我们的真实面目被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信徒识破的话，无论是堀木还是我自己，都无疑会遭到他们的愤怒斥责，并作为卑劣的叛徒而受到驱逐吧。但我和堀木却没有遭到开除的处分，特别是我，处在那种不合法的世界中，居然比身在绅士们的合法世界中更显得悠然自得，游刃有余，也更显得所谓的健康，以至于作为前途无量的“同志”，被委派了种种机密工作。他们夸张地给那些工作披上一层过于神秘的面纱，让人着实忍俊不禁。事实上，我对委派的工作从不拒绝，泰然自若地照单全收，也从不曾因举止反常而遭到“狗”（同志们都这样称呼警察）的怀疑或盘问。我总是一边搞笑，一边准确无误地完成他们所谓的危险任务（那帮从事地下运动的家伙常常是如临大敌一般高度紧张，甚至蹩脚地模仿侦探小说，显得过分警惕。他们交给我的任务全都是一些无聊透顶的东西，可却煞有介事地制造出紧张的气氛）。就我当时的心情而言，就算成为共产党员遭到逮捕，一辈子身陷囹圄，也绝不反悔。我甚至认为，与其对世人的真实生活感到恐惧，每个夜晚都在辗转难眠的地狱中呻吟叹息，还不如被关进牢房来得畅快和轻松。
在樱木町的别墅里，父亲忙于接待客人，或是外出有事，所以即使同住一个屋檐之下，我和他有时接连三四天也见不上一面。我总觉得父亲很难接近，严厉而可怕，因此琢磨着是不是该搬出这个家，到外面去租个房子住。就在我还没来得及说出口时，从别墅的老管家那儿听说，父亲有意出售这栋房子。
父亲的议员任期就要届满了，想必其中还有种种理由吧，他无意继续参加选举。他还在老家建了栋养老的舍宅，似乎已对东京不再留恋。而我充其量就是一个高中生而已，或许在他看来，为了我而保留宅邸和用人，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吧（父亲的心思与世上所有人一样，不是我能明白的）。总之，那个家不久便转让给了别人，而我则搬到了一个老旧公寓的阴暗房间里，这个公寓名叫仙游馆，位于本乡的森川町。而没过多久，我便在经济上陷入了窘境。
在此之前，我总是每月从父亲那儿得到固定金额的零花钱。即使这笔钱马上告罄，可烟、酒、芝士、水果等，家里都是应有尽有，而书、文具、衣服等其他东西，也都可以在附近的店铺里赊账，就算款待堀木吃碗荞麦面或者炸虾盖浇饭，只要是这条街上父亲经常光顾的餐馆，我都可以吃完后一声不响地甩手而去。
可现在一下子变成了在宿舍的独居生活，一切的一切都必须在每个月的定额汇款中开销，这让我一时慌了手脚。汇款依旧是在两三天内便花个精光，我感到不寒而栗，因心中无底而变得几近发狂，轮流给父亲、哥哥、姐姐又是打电报，又是写长信，催他们快点寄钱给我（信中所写之事，几乎纯属搞笑的虚构。窃以为，要想求助于他人，其上策乃是逗人发笑）。另外，我在堀木的教唆下，开始频繁地出入当铺，可照样手头拮据。
总而言之，我缺乏那种在无亲无故的宿舍中独立生活的能力。我感到兀自一人待在宿舍房间里是那么可怕，仿佛顷刻间就会遭到谁的袭击或者暗算似的，不由自主地飞奔到大街上，要么去帮助地下运动，要么和堀木一起到处找廉价酒馆喝酒。学业和绘画也给荒废了。在进入高中后翌年的十一月份，发生了我和一个比我年长的有夫之妇的殉情事件，从而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上学经常缺席，学习也毫不用功，但奇怪的是，每次考试都深谙答题的窍门，所以一直瞒过了老家的亲人。然而没过多久，终因旷课太多，学校秘密地通知了身在故乡的父亲。作为父亲的代理人，大哥给我寄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长信。不过比起这封信，倒是经济上的困境和地下运动交给我的任务给我带来了更直接也更剧烈的痛苦，使我无法以半带着游戏的心态来泰然处之。我当上了不知叫中央地区还是什么地区——反正包括了本乡、小石川、下谷、神田那一带——所有学校的马克思学生行动队队长。听说要搞武装暴动，我买了一把小刀（现在想来，那不过是一把纤细得连铅笔都削不好的水果刀），把它塞进雨衣的口袋中四处奔走，以进行所谓的联络。真想喝了酒大睡一场，可手头却没有钱。而且从P那儿（我记得，P就是党的暗语，也可能记忆有误）不断有任务下达而来，使我甚至得不到喘息的机会。凭我这副孱弱多病的身子骨，实在是吃不消了。本来，我就仅仅是因为对“不合法”有兴趣才参与这种小组活动的，如今一旦假戏真做，忙得手忙脚乱，我就禁不住在心中对P内的人嘀咕道：你们有没有搞错呀？那些任务交给你们的嫡系成员，不好吗？——于是，我选择了逃避。逃避果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我决定一死了之。
那时，恰好有三个女人对我表现出特别的关心，其中一个是我寄宿的仙游馆老板娘的女儿。每当我在忙完地下运动后身心疲惫地回到房间，饭也不吃就躺了下来时，那姑娘总是会拿着便笺和钢笔走进我的房间，说道：
“对不起，楼下弟弟妹妹们吵死人了，害得我都没法写信。”
说罢，她就在桌子旁坐下来，一口气写上一个多小时。我原本可以佯装什么都不知道地兀自躺着，可那姑娘的神情好像是希望我开口说点什么似的，所以我又像往常一样发挥了那种被动的服务精神。事实上，我一句话也不想说，可还是让疲惫不堪的身体强打起精神来，趴在那儿一边吸烟，一边嗯嗯地敷衍着。
“听说呀，有个男人，用女人寄来的情书烧水洗澡。”
“哎呀，那可真讨厌哪。是你吧？”
“不，我嘛，只用情书煮过牛奶喝。”
“真是荣幸。那你就喝吧。”
我暗自忖度着：这人怎么还不快点回去？写什么信哪，不是明摆着在撒谎吗？其实，不过就是在那儿鬼画桃符罢了。
“把你写的信给我瞧瞧！”
事实上，我宁死也不想看。谁知这样一说，她竟连声嚷嚷道：“哎呀！真讨厌！哎呀！真讨厌！”她那兴奋的模样真是有失体面，让我大倒胃口。于是，我想打发她去干点事。
“对不起，你能不能去电车道路旁的药店，给我买点安眠药？我太累了，脸上发烫，却反倒睡不着。对不起，钱嘛……”
“行啊，钱好说。”
她愉快地起身走了。打发女人去办事，绝不会惹她不高兴。恰恰相反，如果男人拜托女人去做事，她是会很开心的。对这一点我可是了然在心。
另一个女人则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文科学生，一个所谓的“同志”。因地下运动的关系，就算不愿意，我和她也得每天碰面。等碰头会结束以后，这个女人总是跟在我后面，还不停地买东西给我。
“你就把我当作你的亲姐姐好啦。”
她这种酸溜溜的说法搞得我毛骨悚然。我做出一副不乏忧郁的微笑表情，说道：“我正是这么想的哪。”
总之，我深知，激怒女人是很可怕的。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敷衍过去。因此，我只得好好伺候这个丑陋而讨厌的女人，让她买东西给我（其实，都是些品位粗俗的东西，我大都当即转手送给了烤鸡肉串店的老板），并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开玩笑逗她高兴。一个夏天的夜晚，她缠着我怎么也不肯离去。为了打发她早点回去，在街头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我亲了她。谁知她是那么厚颜无耻，竟然欣喜若狂，当即叫了一辆计程车，把我带到了一个狭窄的西式房间里。这房间是他们为了地下运动而秘密租借的办公室。在那里，我和她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早晨。“真是个荒唐透顶的姐姐。”我不禁暗自苦笑道。
无论是房东家的女儿，还是这个“同志”，都不得不每天见面，所以不可能像从前遇到的那些女人一样巧妙地避开。出于自己惯有的那种不安心理，我反而拼命地讨好这两个女人，结果让自己被束缚得一动也不能动。
在同一时候，我从银座一个大型酒吧的女招待那儿，蒙受了意想不到的恩惠。尽管只是一面之交，但因囿于那种恩惠，我同样感到一种被束缚得无法动弹的忧虑和恐惧。那时，我已无须再借助堀木的向导，就可以摆出一副老油子的架势来了，比如可以一个人去乘坐电车，或是去歌舞伎剧场，抑或穿着碎花布的和服光顾酒吧了。在内心深处，我依旧对人类的自信和暴力深感疑惑、恐惧和苦恼，但至少在表面上，可以和其他人一本正经地进行寒暄了。不，不对，尽管就我的本性而言，如果不伴随着败北的丑角式苦笑，就无法与别人寒暄，但现在我总算好歹磨炼出了一种伎俩，可以忘掉一切，向人结结巴巴地寒暄一气了。莫非这应归功于我为地下运动四处奔波的结果？抑或是归功于女人，或者酒精？或许应该主要归功于经济上的窘境吧。无论在哪儿，我都会感到恐惧。可要是在大型酒吧里，被一大群醉鬼或者女招待、侍应生包围着，能够暂时忘却那种恐惧的话，我这不断遭到追逐的心灵，不是也能获得片刻的宁静吗？我抱着这样的想法，揣上十块钱，一个人走进了银座的大型酒吧里。我笑着对女招待说道：
“我身上只有十块钱，你就看着办吧。”
“你放心好了。”
她的口音里夹杂着一点关西腔。而且她的这句话竟然奇妙地平息了我这颗心的悸动。这倒不是因为她的话化解了我对钱的担忧，而是化解了我待在她身边所感到的担忧。
我喝起酒来。因为我对她相当放心，所以反倒无心扮演小丑来搞笑了，只是不加掩饰地展示出自己沉默寡言和郁悒凄凉的天性，一声不吭地呷着酒。
“这些菜，你喜欢吗？”那女人把各种菜肴摆放在我面前问。
我摇摇头。
“只想喝酒，是吧？那我也陪你喝吧。”
那是一个寒冷的秋夜。按照常子（我记得是叫这个名字，但记忆已经模糊了。瞧，我这人竟然连一起殉情自杀的人叫什么名字都忘记了）吩咐的那样，我在银座背街的一家露天寿司摊上，一边吃着难以下咽的寿司，一边等她。（虽说忘了她的名字，可不知为何，那寿司难以下咽的味道，竟清晰地留在了我记忆里。那家寿司摊的老板长着一副黄颔蛇的脸相，脑袋已经秃顶。他摇头晃脑地捏着寿司，装着手艺高超的样子，那一幕至今仍历历在目。多年以后，好多次我乘坐在电车上，会突然觉得某张面孔似曾相识，想来想去，才想起原来与当时那个寿司摊的老板很像，于是不禁一阵苦笑。在那女人的名字和脸庞都从我的记忆中消隐而去的今天，唯有那寿司摊老板的面孔，我还能记得准确无误，甚至可以轻松地画出一张肖像画来。我想，这无疑是因为当时的寿司实在是难以下咽，甚至给我带来了寒冷与痛苦的缘故。说来，就算有人带我到美味的寿司店去品尝寿司，我也从没觉得好吃过。寿司实在是太大了。我常常想，难道不能捏成大拇指一般大小吗？）
她在本所[14]租借了木匠家二楼的一个房间。在这儿，我可以完全袒露自己阴郁的内心，一边喝茶，一边用单手捂住脸颊，仿佛遭到剧烈牙痛的袭击一般。不料，我的这种姿势似乎反倒赢得了她的欢心。她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完全孤立的女人，周遭刮着凛冽的寒风，只有落叶枯枝在四处飞舞。
我一边躺着休息，一边听她唠叨自己的身世。她比我年长两岁，老家在广岛。她说道：“我是有丈夫的人哪。原本他在广岛开了个理发店。去年夏天，我们一起背井离乡来到了东京，可丈夫在东京却没干什么正经事。不久，被判了诈骗罪，现在还待在监狱里哪。我呀，每天都要去监狱给他送点东西，但从明天起，我就再也不去了。”不知为什么，我这人天生就对女人的身世毫无兴趣，不知是因为女人的叙述方式拙劣，还是因为谈话不得要领，反正对于我来说，她们所说的话都不过是耳旁风。
真是寂寞呀！
比起女人连篇累牍地痛说家世，倒是这样一句短短的喟叹更能引发我的共鸣。尽管我一直期待着，却从没有从这个世上的女人那儿听到过这样的叹息。眼前这个女人尽管没有用语言说过一句“真是寂寞呀”，但她身体的轮廓中却流淌着一种剧烈而无言的寂寞，就宛若一股一寸见方的气流，只要我的身体一靠近她，就会被那股气流牢牢地裹挟住，与我自己身上那种阴郁的气氛，恰到好处地交融在一起，宛若“枯叶落在水底的岩石之上”，使我得以从恐惧和不安中抽身逃遁。
与躺在那些白痴妓女的怀中安然酣睡的感觉截然不同（首先，那些妓女是快活的），跟这个诈骗犯的妻子所度过的一夜，对于我来说，是获得了解放的幸福之夜（不假思索地在肯定意义上使用这样一种夸张的说法，我想，这在我的整篇手记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但也仅仅只有一夜。早晨，我睁眼醒来翻身下床，又变成了原来那个浅薄无知、善于伪装的滑稽角色。胆小鬼甚至会惧怕幸福。碰到棉花也会受伤。有时也会被幸福伤害。趁着还没有受伤，我想就这样赶快分道扬镳。于是，我又放出了惯用的搞笑烟幕弹。
“有句话叫‘金钱耗尽，缘分两清’，其实，对这句话的解释恰好被颠倒了。并不是说钱一用光，男人就会被女人甩掉。而是说男人一旦没钱，就会自个儿意志消沉，变得颓废窝囊，甚至连笑声都软弱无力，性情也变得格外乖戾。最终破罐子破摔，主动甩了女人，近于半疯狂地甩掉一个个女人。据《金泽大辞林》解释，就是这个意思呢。真可怜哪，我也多少懂得点那种心境。”
的确，我记得自己当时说了上述的那些蠢话，把常子逗得哈哈大笑。我觉得不宜久留，脸也没洗就跑了出来，可没想到，我当时胡编的那句“金钱耗尽，缘分两清”这句话，后来竟与我自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关联。
在此后的一个月里，我都没有去见那一夜的恩人。分手之后，随着日子的流逝，我的喜悦之情也逐渐淡漠，倒是蒙受了她恩惠这一点让我隐隐约约倍觉不安，有一种强烈的被束缚感。甚至对酒吧里的所有消费都是由常子买单这种世俗的事情，也开始耿耿于怀了。常子最终也和房东的女儿、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那个女人一样，成了只会胁迫我的女人，所以即便远离了她，也还是对她满怀恐惧，而且我总觉得，如果再遇到那些与自己有过床笫之欢的女人，她们肯定会像烈火般勃然大怒，因此，我对再见到她们倍感劳神。正因为我性格如此，所以我对银座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这种怕劳神费力的性格绝不是源于我的狡黠，而是因为我还不大明白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女人这种生物在生存时，是把前一天晚上的床笫之欢与第二天早晨起床之后严格区分开来的，就像是彻底忘却了其间的关联一样，干净利落地斩断了这两个世界之间的联系。
十一月末，我和堀木在神田的露天摊铺上喝廉价的酒。喝完这一台后，这个恶友坚持要再找另一个地方续摊。我们已经花光了手头的钱，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硬是吵嚷着“喝呀，喝呀”。此时的我早已喝得醉醺醺的，胆子也变大了，说：“好吧，那我就带你去一个梦的国度。可别大惊小怪哟，那真可谓酒池肉林……”
“是一个大酒吧？”
“对。”
“那走吧。”
事情就这样定了，两个人一起坐上了市营电车。堀木兴奋得欢蹦乱跳，说道：
“今夜我好饥渴，好想要个女人哪。在那儿可以亲女招待吗？”
平常我是不大喜欢堀木摆出这种醉态的。堀木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又特意问了一句：“可以吗？我要玩亲亲哟。坐在我旁边的女招待，我一定要亲给你瞧瞧。行不？”
“没问题吧。”
“太谢谢你了！我真的对女人很饥渴哪。”
在银座四丁目下车后，仗着常子的关系，我们身无半文地走进了那家堪称酒池肉林的大酒吧。我和堀木挑了一个空着的包厢相对而坐，只见常子和另一个女招待迅速跑了过来。那个女招待坐在了我身边，而常子则一屁股坐在了堀木身边。我不由得吃了一惊：眼看着常子就要被堀木亲吻了。
我倒并不觉得可惜。我这个人，本来就没有太强的占有欲，即使偶尔也有可惜的感觉，但也没有精力来与人抗争，大胆主张自己的所有权，以致在后来的某一天，我甚至眼睁睁地默默看着与自己同居的女人遭到别人的玷污。
我竭力避免介入人与人之间的芥蒂，害怕被卷入那样的旋涡。常子与我只不过是一夜的交情，她分明并不属于我。我不可能有觉得可惜的欲望，但我毕竟还是吃了一惊。
常子就在我面前接受着堀木猛烈的亲吻，我为常子的境遇感到可怜。这样一来，被堀木玷污过的常子或许就不得不与我分手了吧，而且我也不具备足够的热情来挽留住常子。啊，事情被迫到此结束了。我对常子的不幸涌起了瞬间的惊愕，但随即又如同流水一般，坦然接受了这一切。我来回瞅着堀木与常子的面孔，嗤笑了起来。
但事态却意想不到地恶化了。
“还是得了吧！”堀木撇着嘴说道，“再怎么样，我也不至于和这种穷酸女人……”
他一副很委屈的表情，交叉着双臂，目不转睛地盯着常子，露出了苦笑。
“给我酒。我身上没钱。”我小声地对常子说道。我真想喝个烂醉。从所谓的世俗眼光来看，常子的确是一个丑陋而贫穷的女人，甚至不值得醉汉亲吻。我突然有种五雷轰顶的感觉。我喝呀喝呀，从没喝过这么多酒，直到烂醉如泥，与常子面面相觑，悲哀地微笑着。经堀木那么一说，我真的觉得，她不过是个疲惫不堪而又贫穷下贱的女人，可与此同时，一种同病相怜的亲近感却又油然而生（我至今仍旧认为：贫富之间的矛盾尽管貌似陈腐，但却是戏剧家笔下永恒的主题之一）。我发现常子是那么可爱，以至于我生平第一次觉察到，有种微弱却积极主动的爱情正萌动在心里。我吐了，吐得不省人事。喝酒喝到不省人事，这还是第一次。
醒来一看，常子坐在我枕边。原来，我是睡在了本所木匠家二楼的房间里。
“你说过‘金钱耗尽，缘分两清’，我还以为是开玩笑来着。莫非你是真心说的？要不，你干吗不来了？要断绝缘分也并不那么容易。难道我挣钱给你用，还不行吗？”
“不，那可不行。”
然后，女人也躺下睡了。拂晓时分，从女人口中第一次冒出了“死”这个字眼。她早已被人世的生活折磨得筋疲力尽，而我一想到自己对人世的恐惧和生存的烦忧，还有金钱、女人、学业、地下运动等，似乎就再也无法忍耐着活下去了。于是，我不假思索地赞同了她的提议。
但当时我却并没有真正做好去“死”的心理准备，其中的确隐含着某种游戏的成分。
那天上午，我和她踯躅在浅草的六区，一块儿走进了一家咖啡馆，各自喝了杯牛奶。
“你，先去把账结了吧。”
我站起身，从袖口里掏出小钱包，打开一看，里面仅有三块铜币。一种比羞耻更凄烈的情愫一下子攫住了我。我脑海里一闪而过的，是自己在仙游馆的那个房间，就是那个只剩下学生制服和被褥，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送去典当的荒凉房间。除此之外，我所有的家当就只有穿在身上的碎花布和服与披风了。这便是我的现实。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走投无路。
看见我不知所措的样子，那女人也站了起来，瞅了瞅我的钱包，问道：“欸？！就只有这么多？！”
尽管这句话有口无心，但分明有一种刺痛感穿透了我的骨髓。这是我第一次因爱人的一句话而倍感痛苦。说到底，不是什么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三枚铜币根本就不算是钱，它带给我从未咀嚼过的屈辱感，一种没脸再活下去的屈辱感。归根到底，那时的我还尚未彻底摆脱富家子弟这种属性吧。也就在这时候，我才真正作为一种实感做出了去死的决定。
那天夜里，我们俩一块儿跳进了镰仓的海面。那女人嗫嚅着“这腰带还是从店里朋友那儿借来的哪”，随即解下来叠放在岩石上面。我也脱下披风，放在了同一块岩石上，然后双双纵身跳进了海水里。
女人死掉了，而我却得救了。
或许因为我是一个高中生，再加上家父的名字多少有些所谓的新闻效应吧，情死的事被当作重大事件刊登在报纸上。
我被收容在海滨的医院里，一个亲戚还专程从故乡赶来，处理种种后事。故乡的父亲和一家人都勃然大怒，很可能就此与我断绝关系，那个亲戚告诉我这些后就回去了。但我哪有心思顾及这些，只是想念着死去的常子，禁不住潸然泪下。因为在我迄今为止交往的人中间，我只喜欢那个贫穷下贱的常子。
房东的女儿给我寄来了一封长信，里面是她写下的五十首短歌。这些短歌的开头一句，全都是清一色的“为我活着吧”这样一种奇特的句子。护士们快活地笑着到我病房里来玩，其中有些护士总是在紧握过我的手之后才转身离去。
这所医院检查出我左肺上有毛病。这对我来说，倒是一件好事。不久，我被警察以“协助自杀罪”为名带到了警察局。在那里他们把我当病人对待，收容在特别看守室里。
深夜，在特别看守室旁边的值班室内，一个通宵值班的年迈警察悄悄拉开两个房间中央的门，招呼我道：
“冷吧。到这边来烤烤火吧。”
我故作无精打采地走进值班室，坐在椅子上烤起火来。
“到底还是舍不得那个死去的女人吧。”
“嗯。”我故意用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道。
“这就是所谓的人情吧。”
接着他渐渐摆开了架势，俨然一副法官的样子，装腔作势地问道：“最初和那女人发生关系，是在哪儿？”
他当我是个小孩子，摆出一副审讯主任的派头，为了打发这个秋天的夜晚，企图从我身上套出什么近于猥亵的桃色新闻。我很快察觉到了这一点，拼命强忍住想笑的神经。尽管我也知道，对警察的这种非正式审讯，我有权拒绝做出任何回答，但为了给这漫长的秋夜增添一点兴致，我始终在表面上奇妙地表现出一片诚意，仿佛从不怀疑他是真正的审讯主任，以至于刑罚的轻重都完全取决于他的意志似的。我还进行了一番适当的陈述，以多少满足一下他那颗色眯眯的好奇心。
“嗯，这样我就大体上明白了。如果一切都从实回答，我嘛，自然会酌情从宽处理的。”
“谢谢。还请您多多关照。”
真是出神入化的演技，这是一种对自己毫无益处的卖力表演。
天色已经亮了，我被署长叫了过去。这一次是正式审讯。
就在打开门走进署长室的当口，署长便发话了：“哦，真是个好男儿啊。这倒怪不了你。怪只怪你的母亲，生下了你这样一个好男儿。”
这是一个皮肤微黑，像是从大学毕业的年轻署长。听他突如其来地这样一说，我不禁萌发了一种悲哀的感觉，恍若自己是个半边脸上长满了红斑的丑陋残疾人一样。
这个署长的模样就像是一个柔道选手或者剑道选手，他的审讯方式也显得干练而爽快，与那个老警察在深夜进行的隐秘而执拗的好色审讯相比，真可谓天壤之别。审讯结束后，署长一边整理送往检察局的文件，一边说道：“你得好好爱惜身体哪。你吐血了吧？”
那天早晨我有些反常地咳嗽。一咳嗽，我就用手巾掩住嘴巴，只见手巾上就像是降了红色的霰子一般，沾满了血。但那并不是从喉咙里咯出来的血，而是昨天夜里我抠耳朵下面的小疙瘩时流的血。我突然意识到，不挑明其间的真相或许对我更为有利，所以只是低下头，机敏地回答道：“是的。”
署长写完文件后说道：“至于是否起诉，得由检察官来决定。不过还是得用电报或电话通知你的担保人，让他到横滨检察局来一趟。总该有一个吧，诸如你的担保人或监护人之类的。”
我突然想起，我学校的担保人就是那个曾经经常出入于父亲别墅，名叫涩田的书画古董商。这个叫涩田的人，长得又矮又胖，是个年届四十的独身男人。他和我们是同乡，常常拍我父亲的马屁。他的脸，特别是眼睛，长得很像比目鱼，所以父亲总是叫他比目鱼，而我也跟着这么叫他。
我借助警察的电话簿，查到了比目鱼家的电话号码。我拨通了电话，请他到横滨检察局来一趟。没想到比目鱼活像摇身变了个人似的，说起话来装腔作势的，但还是答应了我的请求。
“喂，那个电话还是消下毒为好。没看见他吐血了吗？”
当我回到特别看守室坐下之后，听见署长正用大嗓门在这样吩咐警察。
午饭以后，我被他们用细麻绳绑住胳膊，与一个年轻警察一起，乘坐电车向横滨出发了。尽管他们准许我用披风遮住捆绑的部位，但麻绳的一端却被年轻警察紧握在手中。
不过我并没有丝毫的不安，倒是对警察署的特别看守室和那个老警察依依不舍。呜呼，我怎么会沦落到这步田地呢？被作为犯人捆绑起来，竟然反而使我如释重负，万般惬意。即使此刻追忆起当时的情形，我也会禁不住变得心旷神怡。
但在那段时期所有令人怀念的往事中，唯有一次悲惨的失败记录。它令我不胜汗颜，终生难忘。我在检察局一个阴暗的房间里接受了检察官简单的审讯。检察官年纪四十岁左右，看起来像是一个性情温和、不乏气度的人（如果说我长得漂亮，那也无疑是一种邪恶淫荡的漂亮，但这个检察官的脸上却始终是一种聪慧而宁静的神情，使你不得不承认，那才是一种真正的漂亮）。所以我情不自禁地彻底放松了警惕，只是心不在焉地叙述着。突然我又咳嗽了起来。我从袖口掏出手巾，蓦地瞥见了那些血迹。顿时，我涌起了一个浅薄的念头，以为或许我能把这咳嗽作为一种筹码来讨价还价。“咯，咯……”我夸张地大声假咳了两下，用手巾捂住嘴巴，顺势悄悄乜斜了检察官一眼。
“你是在真咳吗？”
他的微笑是那么宁静，我直冒冷汗。不，即使现在回想起来，我依旧会紧张得手足无措。中学时代，当竹一那个傻瓜说我是“故意的，故意的”，戳穿了我的把戏时，我就像被一脚踢进了地狱里一样。而如果说我这一次的羞愧远远超过了那一次，也绝非言过其实。那件事和这件事，是我整个生涯中演技惨败的两大记录，我有时甚至想：与其遭受检察官那宁静的侮辱，还不如被判处十年的徒刑。
被予以缓期起诉，我却高兴不起来。我心中满是悲凉，坐在检察局休息室的长凳上，等待担保人比目鱼来领我出去。
透过背后高高的窗户能望见晚霞燃烧的天空，一大群海鸥排成一个“女”字形，朝远处飞去。
手记之三
一
竹一的两大预言，兑现了一个，落空了一个。“被女人迷恋上”这一并不光彩的预言化作了现实，而“肯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家”这一祝福性的预言却归于泡影。
我仅成了一个蹩脚的无名漫画家，负责给不入流的杂志画粗俗的漫画。
由于镰仓的殉情事件，我遭到了学校的除名。于是，我不得不住进比目鱼家二楼一间三铺席大的房子。每月从老家送来极少的生活费，并且不是直接寄给我，而是悄悄送到比目鱼手上（好像是老家的哥哥们瞒着父亲捎来的）。除此之外，我被断绝了与老家之间的所有联系。而比目鱼也总是板着一张脸，无论我怎样对他赔笑，他也一笑也不笑，与过去简直是判若两人，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人翻起脸来，怎么可能如此易如反掌？这令我感到可耻，不，毋宁说是滑稽。比目鱼一改过去的殷勤，只是对我反复叮嘱着同一句话：“不准出去。总之，叫你不要出去。”
看来，比目鱼是认定我有自杀的嫌疑，换言之，认为我有可能追随那个女人投海自尽，所以才对我外出严加禁止的。我既不能喝酒，也不能抽烟，只能从早到晚蛰伏在二楼三铺席房间的被炉里翻翻旧杂志，过着傻瓜一样的生活，连自杀的力气也被销蚀殆尽了。
比目鱼的家位于大久保医专的附近，尽管招牌上堂而皇之地写着“书画古董商”“青龙园”等，可毕竟只占了这栋房子两户人家中的一户。而且店铺的门口也相当狭窄，店内落满了尘埃，堆放着很多的破烂货（本来，比目鱼就不是靠买卖这些破烂货为生的，而是大肆活跃于另一些领域，比如将某个老板的珍藏品转让给另一个老板以从中渔利）。他几乎从不待在店里，而是一大清晨就绷着脸，急匆匆地出门去了，只留下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计守店。当然他也负责看守我。一有闲工夫，他就跑到外面去，和邻近的孩子们一起玩那种传接球游戏，俨然把我这个二楼上的食客当作了傻瓜或是疯子，有时还像大人般对我来一番说教。我天生就是一个不会与人争辩的人，所以只得做出一副疲惫不堪或是感激涕零的表情，聆听并服从他的说教。这小伙计是涩田的私生子，只是其间有些隐情，使得涩田没有和他以父子相称。涩田一直独身未娶，似乎与此也不无关系。我记得过去也从家里人那儿听到过一些有关的传闻，但我对别人的事情本来就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对其中的详情一概不知。但那小伙计的眼神确实让人联想起那些鱼眼珠来，没准儿真的是比目鱼的私生子……设若如此，这倒也的确算得上一对凄凉的父子。夜深人静之时，他们常常瞒着二楼上的我，叫来荞麦面什么的，一声不响地吃着。
在比目鱼家里，一直是由这个小伙计负责主厨的。我这个二楼食客的饭菜，通常是由小伙计盛在托盘里送上来，而比目鱼和小伙计则在楼下四铺半席大的阴湿房间里匆匆忙忙地用餐，还一边把碗碟鼓捣得咔嚓作响。
在三月末的一个黄昏，或许是比目鱼找到了什么意料之外的赚钱门道，抑或是他另有计谋（即使这两种推测都没有错，至少也还有另一些我等之辈所无法推断的琐屑原因吧），他破例把我叫到了楼下的餐桌旁。桌子上竟然很罕见地摆放着酒壶和生鱼片，而且那些生鱼片不是廉价的比目鱼，而是昂贵的金枪鱼。就连款待我的主人家也大受感动，赞叹不已，甚至还向我这个茫然不知所措的食客劝了点酒。
“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这以后？”
我没有回答，只是从桌子上的盘子里夹起了一块干沙丁鱼片。看着那些小鱼身上银白色的眼珠子，酒劲便渐渐上来了。我开始怀念起那些四处游荡的时光，还有堀木。我是那么痛切地渴望起自由来了，以致差一点脆弱得掩面哭泣。
我搬进这个家以后，甚至丧失了逗笑的欲望，只是任凭自己置身于比目鱼和小伙计的蔑视之中。比目鱼似乎也竭力避免与我进行推心置腹的长谈，而我自己也无意跟在他后面向他诉说衷肠，所以我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傻乎乎的食客。
“所谓缓期起诉，今后是不会成为人的前科的。就凭你自己的决心，便可以获得新生。若是你想洗心革面，正经八百地征求我的意见，那我自会加以考虑的。”
比目鱼的说法，不，世上所有人的说法，总是显得转弯抹角，含混不清，其中有一种试图逃避责任似的微妙性和复杂性。对于他们那种近于徒劳无益的防范心理和无数的小小计谋，我总是感到困惑不已，最后只得听之任之，随他而去。要么我以滑稽的玩笑来敷衍塞责，要么我用无言的首肯来得过且过，总之，我采取的是一种败北者的消极态度。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其实当时要是比目鱼像下面这样简明扼要地告诉我，事情就会是另一个样子，可是……我为比目鱼多此一举的用心，不，为世人们那不可理喻的虚荣心和面子观念，感到万般凄凉和阴郁。
比目鱼当时要是这么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就好了：
“不管是官立的学校还是私立的学校，反正从四月开始，你得进一所学校。只要你肯进学校读书，老家就会捎来更充裕的生活费。”
后来我才了解到，事实上，当时情况就是这个样子的。若是那样，我是会言听计从的吧。但是，由于比目鱼那种过分小心翼翼、转弯抹角的说法，我反倒闹起了别扭，以至于我的生活方向也全然改变了。
“如果你没有诚心来征求我的意见，那我就无可奈何了。”
“征求什么意见？”我就像丈二和尚一样摸不着头脑。
“关于你心中想的一些事情罢了。”
“比如说？”
“比如，你自己打算今后怎么办？”
“还是找点活儿来干好吧？”
“不，我是问你自己究竟是怎么想的？”
“不过，即使我想进学校，也……”
“那也需要钱。但问题不在钱上，而在于你的想法。”
他为什么不挑明了说一句“老家会捎钱过来”呢？仅此一句话，我就会下定决心的。可现在我却堕入了五里雾中。
“怎么样？你对未来是否抱有希望之类的东西呢？照顾一个人有多难，这是受人照顾者所无法体会的。”
“对不起您。”
“这确实让我担心哪。我既然答应了照顾你，也就不希望你半途而废。我希望你拿出决心来给我看看，走上一条重新做人的道路。至于你将来的打算，如果你肯诚心诚意地告诉我，征求我的意见，我是愿意与你一同商量着办的。因为我比目鱼是个穷光蛋，能够给你的资助也有限，如果你还奢望过从前那种大手大脚的生活，那你就想错了。不过，要是你的想法切实可行，明确制订出了将来的方案，并愿意找我商量，就算我帮不了多少，也还是愿意助你重整旗鼓的。你明白我的良苦用心吗？说呀，你究竟以后打算怎么办？”
“如果您不愿意收留我，我就出去找工作来干……”
“你是真心那么说的吗？在如今这个世上，就算是帝国大学的毕业生也还……”
“不，我又不是去做什么公司职员。”
“那做什么呢？”
“当画家。”我一咬牙就说了出来。
“嘿？！”
比目鱼缩着脖子一阵嗤笑，他当时那狡黠的面影让我记忆犹新。那嗤笑的面影里，潜藏着一种近于轻蔑却又不同于轻蔑的东西。倘若把人世间比作一片大海，那么在大海的万丈深渊里就分明曳动着那种奇妙的影子。我正是透过那种嗤笑，管窥了成年人生活的深层奥秘。
最后他说道：“如果是这样，那根本就没法谈了。你的想法一点也不靠谱。你再想想看吧，今晚你就好好地想一晚上吧。”听他这样一说，我就像是遭到追撵似的，赶紧爬上了二楼。躺着想啊想啊，也没想出什么别的主意。不久，天开始亮了。黎明时分，我从比目鱼家逃了出来。
“傍晚时我肯定回来。我去找下面这位朋友，商议将来的出路，请您不必为我担心。我保证。”
我用铅笔在便笺上写下上面的一番话。然后，又写下堀木正雄的姓名和在浅草的住址，悄悄地溜出了比目鱼家。
我并不是因为对比目鱼的说教感到懊恼，才偷跑出来的。正如比目鱼所说的，我是个想法一点不靠谱的男人，对将来的愿景完全没有头绪。如果一直待在比目鱼家当食客，未免对不起比目鱼。就算我发愤图强，立下宏志，可一想到每个月都得让并不富裕的比目鱼来资助我，顿时感到黯然神伤，痛苦不堪。
不过我逃离比目鱼家，并不是真的想去找堀木之流商量什么将来的出路。我只是想让比目鱼暂且放下心来，才循着记忆，把堀木的住址和姓名随手写在了便笺的角落上（而我则可以趁机争取时间逃得再远一点，正是出于这种侦探小说式的策略，我才写下了那张留言条。不，不对，尽管不无这种心理，但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我害怕自己冷不防带给比目鱼太大的打击，害得他惊慌失措。尽管事情的真相迟早要败露，但我还是惧怕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所以必须想办法掩饰。这正是我可悲的性格之一，尽管它与世人们斥之为撒谎而百般鄙弃的行径颇为相似，但我却从不曾为了牟取私利而进行掩饰。我只是对气氛骤然变化所带来的扫兴感到窒息般的恐惧，即使明知事后对自己不利，也必定会像往常一样，进行拼死拼活的服务。尽管这种服务是一种被扭曲了的、微不足道而又愚蠢至极的东西，但正是出于这种为人服务的精神，我才在许多场合下不由自主地加上一两句修饰语。然而，这种习惯却常常给世上的所谓正人君子们带来了可乘之机）。
我离开比目鱼家，一直步行着来到新宿，卖掉了揣在身上的书。这下我真是穷途末路了。尽管我对每个朋友都友爱而和善，却从未真正体会过那种所谓的友情。像堀木这样的玩伴另当别论，所有的交往都只给我带来痛楚。为了排遣那种痛楚，我拼命地扮演丑角，累得精疲力竭。只要在大街上看到熟识的面孔，哪怕只是模样相似的面孔，我也会大吃一惊，被那种令人眩晕的痛苦战栗牢牢地攫住。即使知道别人喜欢自己，我也缺乏爱别人的能力（不过，对世人是否真的具备爱别人的能力，我持怀疑态度）。这样的我，不可能拥有所谓的挚友，再说，我甚至不具备走访朋友的能力。于我而言，他人的家门比《神曲》中的地狱之门还要阴森可怕。这并非危言耸听，我真有这样的感觉：某种如可怕的巨龙般散发出腥臭的怪兽，正匍匐在别人家门内蠢蠢欲动。
我和谁都没有往来，我没地方可去。
还是去堀木那儿吧。
这是典型的假戏真做。我决定按照留言条上所写的那样，去走访住在浅草的堀木。在这之前，我从没主动走访过堀木家，大都是打电报叫他过来。可眼下，我连电报费也掏不出来了，更何况凭我这副潦倒之身，光发个电报，堀木恐怕也不会来见我吧。我决定来一次自己并不擅长的走访，叹息着坐上了电车。对于我来说，难道这世上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堀木吗？一想到这儿，一种冷彻脊梁的寒意便蓦地笼罩住了我。
堀木在家。他家是一栋两层的建筑，位于肮脏的胡同深处。堀木住在二楼的房间里，仅有六铺席大小。他年迈的父母和一个年轻的工匠正在楼下敲敲打打、缝缝补补，忙着制作木屐鞋带。
那天，堀木向我展示了他作为都市人的崭新一面，即俗话所说的老奸巨猾的一面。这个冷酷而狡诈的利己主义者，令我这样的乡巴佬瞠目结舌。原来他远不是像我这样不断漂泊流转的男人。
“你真是让我大吃一惊哪。你家老爷子原谅你了吗？还没有？”
我没敢说自己是逃出来的。
我像平常那样搪塞着。尽管马上就会被堀木察觉，但我还是敷衍道：“总会有办法的。”
“喂，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就算是我对你的忠告吧，干傻事也该有个分寸。我嘛，今天还有点事呢，这阵子真是忙得不可开交。”
“有事？什么事？”
“喂，喂，你别扯断坐垫上的绳子好不。”
坐垫的四个角上都带有那种像稻穗般的细线，也不知道该说是线头子，还是绑绳。我一边说话，一边无意识地用指尖鼓捣着其中一根，还不时用劲地拉扯一下。看来，只要是家里的东西，就算是坐垫上的一根细线，堀木也爱惜无比，甚至不惜横眉竖眼地责备我，没有半点害羞。回想起来，在以前与我的交往中，堀木也从没吃过什么亏。
堀木的老母亲把两碗年糕小豆汤放在托盘上，送了上来。
“哎呀，您这是……”
堀木一副十足的孝子模样，在老母亲面前表现得诚惶诚恐，话语中也有几分不自然了：“对不起，是年糕小豆汤吗？这也太奢华了。原本不必这么费心的，因为我们有事得马上出去哪。不过，一想到您特意做了拿手的年糕小豆汤，不吃未免太可惜了。那我们就喝了。你也来一碗。这可是我母亲特意做的哪。啊，这玩意儿真好喝。太奢华啦！”
他兴奋无比，津津有味地喝着，那神情也不完全像是在演戏。我也啜了一口小豆汤，只闻到一股白开水的味道。我又尝了尝年糕，觉得那压根儿就不是年糕，而是一种我所全然不知的莫名物体。当然，我绝对不是在这里蔑视他们家的贫穷（其实当时我并不觉得难吃，而且老母亲的心意也令我大为感动。即使我对贫穷有一种恐惧感，也绝没有什么轻蔑感）。多亏了那年糕小豆汤和因年糕小豆汤而兴高采烈的堀木，我才清楚地看到了都市人那节俭的本性，看到了东京人家庭那种内外有别、惨淡经营的真实面貌。我发现唯有愚蠢的我不分内外，接二连三地从人的生活中四处逃窜，甚至还遭到了堀木这种人的嫌弃。这怎不令我惶恐？我鼓捣着漆面剥落的筷子，一边喝年糕小豆汤，一边感到难以忍受的凄寂。我只想记录下当时的这种心情。
“对不起，我今天有点事，”堀木站起身，边穿上衣边说，“我要先走一步了，真是对不起哦。”
这时，正好有一个女客人来拜访堀木。不料，我的命运也随之急转而下。
堀木一下子精神大振，说道：“哦，真是对不起。我正寻思着要去拜望您哪。可谁知来了个不速之客。不过，没关系，喂，请进吧。”
他一副方寸大乱的样子。我取出自己身下的坐垫，翻个面递给他。他一把夺过去，又翻了个面，然后请那女人就座。房间里除了堀木的坐垫外，就只剩下一个坐垫供客人使用。
女人是一个瘦高个儿。她把坐垫往旁边挪了挪，在门口附近的角落上坐了下来。
我茫然地听着他们俩的谈话。那女人像是某个杂志社的人，貌似不久前约堀木画了什么插图，这一次是来取画稿的。
“因为急着用，所以……”
“已经画好了，而且是早就画好了。这就是，请过过目吧。”
这时，送来了一封电报。
堀木看了看电报，原本兴高采烈的面孔一下子变得阴森起来。
“喂，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比目鱼发来的电报。
“总之，请你赶快回去。能亲自送你回去固然好，可我眼下实在没那工夫。瞧你，明明是从家里逃跑出来的，却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
“您住在哪儿？”
“大久保。”我不由得脱口而出。
“那正好是在敝公司附近。”
那女人出生在甲州，今年二十八岁，带着快满五岁的女儿住在高圆寺的公寓里。据说她丈夫已去世快三年了。
“您一路长大，像是吃了不少苦头哪。怪不得很善解人意。也真够可怜的。”
从此，我第一次过上了男妾似的生活。在静子（这就是那个女记者的名字）去新宿的杂志社上班时，我就和她名叫繁子的五岁女儿一起看家。此前，当母亲外出时，繁子总是在公寓管理员的房间里玩耍，而现在来了个“善解人意”的叔叔陪她玩，她自然是很兴奋。
我在那儿稀里糊涂地待了一周左右。透过公寓的窗户，看见一只风筝绊在了不远处的电线上。裹挟着尘土的春风把风筝吹得七零八落，但它却牢牢地缠在电线上不肯离去，就像是在不停地点头一般。每当看见这一幕，我都忍不住苦笑、脸红，甚至被噩梦魇住。
“我需要钱。”
“……需要多少？”
“需要很多很多……俗话说‘金钱耗尽，缘分两清’，此话一点不假呀。”
“你犯什么傻呀。那不过是句从前的老话而已……”
“是吗？不过你是不会明白的。照这样下去，没准儿我会逃走的。”
“到底是谁穷呢？又是谁要逃走呢？你还真是奇怪哪。”
“我要自己挣钱，用挣来的钱买酒，不，是买烟。就说画画吧，我也自认为比堀木画得好哪。”
这种时候，我脑子里会不由得地浮现出中学时代所画的那几张自画像，也就是竹一所说的妖怪。它们是被散佚的杰作。尽管在多次搬迁中遗落了，但我总觉得，唯有它们才称得上优秀的画作。那以后，我也尝试着画过各种画，但都远远抵不上那记忆中的杰作，以至于我总是被一种空荡荡的失落感所裹挟，恍若整个胸膛快要打开一个窟窿。
一杯喝剩的苦艾酒。
我就这样暗自描述那永远无法弥合的失落感。一提到画，那杯喝剩的苦艾酒就会在我眼前忽隐忽现。我被一种焦虑感搅得心神不宁。啊，真想把那些画拿给她看看。我要让她相信我的绘画才能！
“哼哼，怎么样啊？看你那样作古正经地开玩笑，还真是可爱哪。”
这不是开玩笑，而是真的！啊，我真想把那些画拿给她瞧瞧。我就这样徒劳地焦灼着。突然间，我改变主意，干脆断了那个念头，说道：
“漫画，至少画漫画，我自认为比堀木强。”
不承想，这句用来搪塞的玩笑话，倒让她信以为真了。
“是啊，其实我也蛮佩服你的。你平常给繁子画的那些漫画，让我看了都禁不住扑哧大笑呢。你就试着画画看，怎么样？我也可以帮你拜托一下我们社的总编哦。”
他们杂志社发行的是一种没什么名气的月刊杂志，主要面向儿童。
“……一看到你，大部分女人都巴不得为你做点什么呢……因为你总是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却又是个出色的滑稽人物。……虽然有时候你显得茕茕孑然，郁郁寡欢，但正是那模样才更让女人为之心动哪。”
除此之外，静子还说很多奉承话来抬举我，可一想到那恰恰是属于男妾的可鄙特征，我就变得越发消沉，萎靡不振。我暗地里忖度着，金钱比女人更重要，我迟早会离开静子，去过自食其力的生活。我也为此煞费了苦心，可反倒越来越依赖静子了。包括我从比目鱼家出走的善后事宜等等，几乎全都由这个不让须眉的甲州女人一手操持，让我不得不在静子面前愈发战战兢兢了。
在静子的安排下，比目鱼、堀木以及静子进行了三方会谈，最终达成了协议：我就此与老家彻底决裂，而与静子光明正大地开始同居生活。在静子的多方奔走下，我的漫画也意外地赚了些钱，我就用那些钱来买酒和烟。谁知我的不安和郁悒却反而有增无减。我闷闷不乐，日渐消沉，在我为静子他们杂志画每月的连载漫画《金太郎与小太郎的冒险》时，竟突然想念起故乡的家人来。由于过分落寞，有时我会戛然停下手中的画笔，伏在桌子上泪流满面。
这种时候，能带给我些许安慰的，就只有繁子了。繁子已经毫不忌讳地把我叫作爸爸了。
“爸爸，有人说只要一祈祷，神什么都会答应，这是真的吗？”
说来，我倒是正需要这样的祈祷哪。
啊，请赐给我冷静的意志！请告诉我人的本质！一个人排斥欺侮另一个人，难道也不算罪过？请赐给我愤怒的面具！
“嗯，是的，对繁子嘛，神什么都会答应的。可是对爸爸呢，恐怕就不灵验了。”
我甚至对神也充满了恐惧。我不相信神的宠爱，而只相信神的惩罚。我觉得，所谓的信仰，不过就是为了接受神的鞭笞，而俯首走向审判台。就算可以相信地狱，却怎么也无法相信天国的存在。
“为什么不灵验呢？”
“因为爸爸违抗了父母之言。”
“是吗？可大家都说，爸爸是个大好人哪。”
那是因为我欺骗了他们。我也知道，这公寓里的人都对我表示出好感，可事实上，我是多么畏惧他们哪！我越是畏惧他们，就越是博得他们的喜欢，而越是博得他们的喜欢，我就越是畏惧他们，并不得不远离他们。可是，要向繁子说清我这种不幸的怪癖，显然困难至极。
“繁子，你究竟想向神祈祷什么呢？”我漫不经心地改变了话题。
“繁子我想要一个真正的爸爸呢。”
我吃了一惊，眼前一片晕眩。敌人。我是繁子的敌人？抑或繁子是我的敌人？总之，这里也有一个威胁着我的可怕大人。他人，不可思议的他人，尽是秘密的他人。顷刻间，我从繁子的脸上读出了这一切。
原以为只有繁子属于例外，没想到她身上也隐藏着“无意中抽死牛虻的牛尾巴”。打那以后，我在繁子面前也不得不提心吊胆。
“色魔！在家吗？”
堀木又开始上这儿来找我了。在我从比目鱼家出走的日子里，他曾让我陷入那么孤寂的境地，可现在我却无法拒绝他，而只能笑脸相迎。
“不是听人说，你的漫画很受欢迎吗？像你这样的业余画家，倒很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量啊。真拿你没辙。不过，也别得意忘形。就说你的素描吧，简直惨不忍睹呢！”
他在我面前摆出一副绘画大师的派头。要是把我那些“妖怪的画像”拿给他看，他会是怎样一种表情呢？我又像往常那样开始徒劳地焦躁起来。我说：
“你别那么说我，我都差点儿尖声大叫了。”
堀木越发得意起来：
“如果仅凭为人处世的才能，迟早有一天总会露馅哟。”
为人处世的才能……听他这么一说，我除了苦笑，无以对答。我居然具有为人处世的才能！有句俗话叫作“明哲保身，得过且过”，这似乎成了一种处世训条。莫非我那种畏惧人类，避之不及，只能敷衍蒙混的性格，与遵从这种处世训条的狡猾做法，在表现形式上竟然相同？啊，其实人们彼此互不了解，明明看错了对方，却自以为是对方唯一的挚友，一辈子都对事实真相浑然不觉。等对方死后，不是还要上门吊唁，痛哭流涕吗？
堀木算是我离开比目鱼家之后那些善后事宜的见证人（他肯定是在静子的央求之下，才勉强答应的），所以他摆出一副助我重新做人的大恩人或月下老人的派头，煞有介事地对我说教，或是深更半夜喝得烂醉跑来借宿，或是开口找我借五块钱急用（每次都无一例外是五块钱）。
“不过，你玩女人也该到此为止了吧。再玩下去的话，世间是不会容忍的。”
所谓世间，又是什么呢？是人的复数吗？可哪儿有世间这个东西的实体呢？之前，我认为它是一种苛烈、严酷而且可怕的东西，并一直生活在这种想法中，如今听堀木那么一说，有句话差一点就迸出了我的喉咙口：
“所谓的世间，不就是你吗？”
我害怕激怒堀木，所以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世间是不会容忍你的。）
（不是世间，而是你不会容忍吧。）
（如果那么做，世间会让你头破血流的！）
（不是世间，而是你吧。）
（你不久就会被世间埋葬。）
（不是被世间，而是被你埋葬吧。）
对自己的可怕、怪异、恶毒、狡诈和诡谲，你要有自知之明！——诸如此类的话语在我胸中你来我往。尽管如此，我却只能用手巾揩着汗涔涔的脸，笑着嗫嚅道：
“这是冷汗，冷汗！”
打那时候起，我萌发了一种堪称思想的念头：所谓的世间，不就是个人吗？
自从有了这个念头之后，与以前相比，我多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了。借静子的话来说，我变得有点任性了，不再像以前那样战战兢兢。再借堀木的话来说，我变得出奇地吝啬和小气了。而借繁子的话来说，我不大宠着她了。
我变得不苟言笑，每天一边照看繁子，一边应各家杂志社之约（渐渐地，静子他们以外的出版社也开始向我约稿了，不过都是些比静子他们杂志社还低俗的所谓三流出版社），画《金太郎与小太郎的冒险》，还有明显是模仿《悠闲爸爸》的《悠闲和尚》，以及《急性子小阿平》这类连自己也不知所云的连载漫画，其标题就充满了自暴自弃的意味。我满心忧郁，慢条斯理地画着（我的运笔速度算是相当缓慢的），以此来挣点酒钱。当静子从杂志社回到家里，这下就轮到我外出了。我阴沉着脸走出家门，在高圆寺车站附近的摊铺上，或者是简易的酒馆里，啜饮着廉价的烈性酒，等心情变好之后，才又回到公寓里。我对静子说：
“越看越觉得你的长相怪怪的。其实啊，悠闲和尚的造型就是从你睡觉时的模样中得到灵感的。”
“你睡觉时的模样，也显得苍老了很多。就像个四十岁的男人。”
“还不是都怪你，都被你榨干了。人生无常如水流，河畔柳枝何须愁？”
“别瞎闹了，早点休息吧。要不给你来点饭？”她是那么镇定自若，压根儿不理睬我那一套。
“如果是酒的话，我倒想喝一点……人生无常如水流……无常人生如流水，不……人生无常如水流……”
我一边哼唱着，一边让静子给我脱衣。然后，我把额头埋在静子胸前，睡了过去。这便是我的日常生活。
相同之事也反复发生在明日
只需遵从与昨天同样的惯例
只要避免过度地狂喜
自然不会有悲哀造次
蟾蜍总是会迂回前进
躲开阻挡前方的路石
当我读到这首上田敏[15]翻译的夏尔·克罗[16]的诗时，不禁满脸通红，就像火苗在燃烧。
蟾蜍。
（这就是我。世间对我已无所谓容不容忍，埋不埋葬了。我是比狗和猫更劣等的动物。是蟾蜍，只会趴在地上缓慢蠕动。）
我的酒量越来越大。不仅到高圆寺车站附近，也到新宿、银座一带去喝酒，有时还在外面过夜。为了避免“遵从与昨天同样的惯例”，我在酒吧里装出无赖汉的模样，抱着人乱亲一气，总之，我又回到了殉情之前的状态，不，成了比那时更粗野更卑贱的酒鬼。没钱可花时，还把静子的衣服拿去当掉。
自从我来到这个公寓，望着那破烂风筝露出苦笑后，已经过去了一年多。当樱花树长出嫩叶的时节，我悄悄偷走静子和服上的腰带和衬衫，拿到当铺去典当，然后用换来的钱去银座贪杯。我在外面连续过了两夜，到第三天晚上，毕竟觉得于心不安，无意识中蹑手蹑脚地走回到静子的住处。只听到里面传来静子与繁子的谈话声：“干吗要喝酒？”
“爸爸可不是因为喜欢酒才喝的。只因他人太好了，所以……”
“好人就要喝酒吗？”
“倒也不是那样，不过……”
“爸爸准会大吃一惊的。”
“没准儿会讨厌呢。瞧，瞧，又从箱子里跳出来了。”
“就像漫画里的急性子小阿平一样。”
“说得也是。”
能听到静子那压低了嗓门，但却发自肺腑的幸福笑声。
我把门推开一个缝，朝里瞅了瞅，原来是一只小白兔。只见小白兔在房间里欢蹦乱跳着，而静子母女俩正追着它玩。
（真幸福啊，她们俩。可我这个浑蛋却夹在她们中间，总有一天会毁了她们朴实的幸福。一对好母女。啊，倘若神能听见我这种人的祈求，哪怕一生中只有一次，我也祈求神能赐给她们母女俩幸福。）
我真想原地蹲下，合掌祈祷。我轻轻拉上门，又回银座去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回过那个公寓。
不久，我又寄宿在京桥附近一家小酒馆的二楼上，过起了男妾式的日子。
世间。我开始隐隐约约地明白世间的真相了。它就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争斗，而且是即时即地的争斗。只需要当场取胜即可。人是绝不会服从于他人的。即使是奴隶，也会以奴隶的方式进行卑屈的反击。除了当场一决胜负之外，人不可能有别的生存之道。虽然人们口头上主张大义名分，但努力的目标毕竟属于个人。超越个人之后依旧还是个人。说到底，世间之谜也就是个人之谜。所谓的汪洋大海，实际上并不是世间，而是个人。想到这里，我多少从对世间这一大海之幻影的恐惧中解放了出来，而不再像从前那样，凡事谨小慎微，操心不尽。换言之，我多少学会了要厚颜无耻，以适应眼前的需要。
离开高圆寺的公寓后，我来到了京桥的一家小酒吧。“我和她分手了。”我只对老板娘说了这一句，便足够了。亦是说，一锤子就定了胜负。从那天夜里起，我便毫不客气地住进了那里的二楼。尽管如此，那本该十分可怕的世间却并没有加害于我，而我自己也没有向世间进行任何辩解。只要老板娘不反对，一切便不在话下了。
我既像是店里的顾客，又像是店里的老板，也像个跑腿的侍从，还像是某个亲戚。在旁人眼里，我无疑是个来路不明的人。对此，世间却不足为怪，店里的常客们也“阿叶、阿叶”地叫我，对我充满了善意，还请我喝酒。
慢慢地，我对世间不再小心翼翼了。我渐渐觉得，世间这个地方并非那么可怕了。换言之，此前的那种恐惧感很有点杞人忧天的味道，就好比担心春风里有成千上万的百日咳细菌；担心澡堂里隐藏着成千上万导致人双目失明的真菌；担心理发店里潜伏着秃头病的病菌；担心省线电车的吊环上蠕动着疥癣的幼虫；担心生鱼片和生烤的猪肉牛肉里埋伏着绦虫的幼虫、吸虫的虫卵等等；担心赤脚走路时会有小小的玻璃碴扎破脚心，从而进入体内周身循环，戳破眼珠，使人失明……总之，我就像是被那种所谓的“科学的迷信”吓破了胆似的。的确，从科学的角度看，所谓成千上万的细菌在那儿蠕动，或许确有其事吧。但同时我也开始懂得了：只要我彻底无视它们的存在，那么它们也就成了与我毫无关联，并转瞬即逝的“科学的幽灵”。人们常说，如果饭盒里吃剩三粒米饭，一千万人一天都剩下三粒，那就等于白白浪费了好几袋大米；还有，如果一千万人一天都节约一张擤鼻涕的纸，那么将会汇聚成多大的一池纸浆啊。这种科学的统计曾让我多么害怕呀。每当我吃剩一粒米饭，或是擤一次鼻涕时，我就觉得自己白白浪费了堆积如山的大米和纸浆。这种错觉死死地攫住我，使我黯然神伤，仿佛自己正犯下重大的罪孽一样。但这恰恰是“科学的谎言”“统计的谎言”“数学的谎言”。在黑灯瞎火的厕所里，人们踩虚脚掉进粪坑里，这种事的概率有多大呢？还有，乘客不小心跌进电车门与月台外缘的缝隙中，这种人的概率又是多少呢？统计这种概率性是愚蠢可笑的，同样，三粒米饭也不可能被汇集到一处。即使作为乘法和除法的应用题，这也是过于原始而低能的题目。尽管它的确有可能发生，但真正在厕所的茅坑茅坑上因踩虚脚而受伤的事例，却从没有听说过。然而，那样一种假设却作为“科学的事实”灌输进了我的大脑里，直到昨天为止，我还完全把它作为现实来加以接受，并担惊受怕。我觉得自己是那么天真可爱，忍不住想笑。我开始一点点地了解世间的实体了。
尽管如此，人这种东西在我眼里仍旧十分可怕，要从楼上下去见店里的顾客，我必须先喝杯酒给自己壮胆。可俗话说，越是害怕越想看，所以我每天晚上都去店堂里，像小孩子总是把自己害怕的小动物紧攥在手中一样，我开始在喝醉之后，向店里的客人吹嘘拙劣的艺术论。
漫画家。啊，我只是一个既无大悲亦无大喜的无名漫画家。我渴望着狂暴而巨大的欢乐，即使再大的悲哀接踵而至，我也在所不惜。尽管我心急如焚，但眼下的乐趣却不外乎与客人闲聊神侃，喝客人请我喝的酒。
来到京桥以后，我已过了近一年这样无聊的生活。我的漫画也不再仅限于儿童杂志，而开始刊登在车站贩卖的猥亵杂志上。我以上司几太（情死未遂）[17]这个谐谑的笔名，画了一些下流的裸体画，并在其中插入了《鲁拜集》[18]中的诗句：
停止做那种徒劳的祈祷。
抛弃那诱发眼泪的一切。
来，干一杯吧，只想美妙的事物，
忘记一切多余的烦恼。
那用不安和恐怖威胁人的家伙，
惧怕自己制造的弥天罪恶，
为防备死者愤然复仇，
终日算计，不得安卧。
昨夜，我的心因醉意而充满欢欣，
今早醒来，却徒留一片凄清。
真是怪哉，相隔一夜，
我的心竟然判若两人！
别再想什么恶有恶报！
如同远方喧闹的鼓声，
那家伙莫名地不安和烦恼。
又怎能得救，倘若放屁也算罪行？
难道正义是人生的指针？
那么在血迹斑斑的战壕
那暗杀者的刀锋上
又是何种正义在喧嚣？
哪里有指导我们的原理？
又是何种睿智之光在闪烁？
美丽与恐惧并存于浮世，
软弱的人子背负起不堪的重荷。
因为我们被播撒了无奈的情欲种子，
所以总听到善与恶、罪与罚的咒语。
我们只能束手无策、彷徨踯躅，
因为神没有赐给我们力量和意志。
你在哪里徘徊游荡？
你在对什么进行批判、思索和重新考量？
是并不存在的幻觉，还是空虚的梦乡？
哎，忘了喝酒，那全都成了虚假的思量！
不妨遥望那漫无边际的天空，
我们不啻其中浮现的一个黑点。
岂能知道，这地球是凭什么自转？！
自转，公转，反转，与我们有何相干？！
到处都有至高无上的力量，
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
无不具有相同的人性。
难道只有我是异端之徒？
人们都误读了先知的圣训，
要不就是缺乏常识和智慧。
竟然忌讳肉体之乐，还禁止喝酒，
够了，穆斯塔法，我最讨厌那种虚伪！
（摘自堀井梁步译《鲁拜集》）
但那时，却有一个少女劝我戒酒。
她说：“那可不行啊，每天一到中午，你就喝得醉醺醺的。”
她是酒吧对面那家香烟铺老板的女儿，年纪有十七八岁，名字叫良子。她长得肌玉肤白，还有一颗虎牙。每当我去买香烟时，她总会笑着给我忠告。
“为什么不行呢？有什么不好？有多少酒就放开喝。‘人子啊，消除你心中的憎恨吧！’这是古代波斯人的名言——算了，我甭说这么复杂了。还有呢，‘给悲哀疲惫的心灵带来希望的，正是那带来微醺的玉杯’。这，你懂吗？”
“不懂。”
“傻丫头，当心我亲你哟。”
“亲就亲呗。”她毫不胆怯地噘起了下嘴唇。
“傻丫头，居然没有一点贞操观念。”
但良子的表情中，却分明散发着一种没有被任何人玷污过的处女气息。
在开年后的一个严寒之夜，我喝得醉醺醺地出去买香烟。不料掉进了香烟铺前面的下水道洞口里，我连声叫着：“良子，救救我，救救我。”良子使劲把我拽了上来，还帮我处置右手上的伤口。这时，她收起笑容，一本正经地说道：“你喝得太多了。”
我对死倒是满不在乎，但若是受伤出血导致身体残废，那我死活也不干。我一边让良子给我处置手上的伤口，一边寻思着，是不是真的该戒酒了。
“我戒酒。从明天起一滴不沾。”
“真的？！”
“我一定戒。如果我戒了，良子愿意嫁给我吗？”
关于她嫁给我的事，其实只是一句玩笑话而已。
“当啰。”
所谓“当啰”，是“当然啰”的省略语。当时流行着各种各样的省略语，比如“时男”（时髦男子）、“时女”（时髦女子）等等。
“那好哇。我们就拉拉钩，一言为定了。我一定戒酒。”
可第二天，我从中午起又开始喝酒了。
傍晚时分，我踉踉跄跄地走到外面，站在良子的店铺前面，高喊道：
“良子，对不起，我又喝了。”
“哎呀，真讨厌，故意装着醉了的样子。”
她的话让我吃了一惊，仿佛酒也醒了。
“不，是真的。我真喝了。才不是故意装醉呢。”
“别作弄我，你真坏。”
她一点也不怀疑我。
“你一看不就明白了吗？我今天又是从中午起就喝酒了，原谅我吧。”
“你可真会演戏哪。”
“不是演戏，你这个傻丫头。当心我亲你哟。”
“你亲呀！”
“不，我没有资格。娶你的事，也只有死心了。瞧我的脸，该是通红吧。我喝了酒哪。”
“那是因为夕阳照着脸上呢。你想耍弄我可不行。昨天不是说定了吗？你不可能去喝酒的。因为我们拉了钩的。说你喝了酒，肯定是在骗人，骗人，骗人！”
良子坐在昏暗的店铺里微笑着，她那白皙的脸孔，啊，还有她那不知污秽为何物的童贞，是多么弥足尊贵。迄今为止，我还从没和比我年少的处女一起睡过觉。那就和她结婚吧，即使因此而有再大的悲哀降临吾身，我也在所不惜。我要体验那近于狂暴的巨大欢乐，哪怕一生中仅有一次也行。尽管我曾认为，童贞的美丽不过是愚蠢诗人所抱有的甜美而悲伤的幻觉，可我现在却发现，它确实真真切切地存在于这个世上。那就结婚吧，等到春天来临，我就和她一起骑着自行车，去看绿叶掩映的瀑布吧！我当即下定了决心，也就是抱着所谓一决胜负的心理，毫不犹豫地偷摘这朵美丽的鲜花。
不久，我们便结婚了。从中得到的快乐未必如预期的巨大，但其后降临的悲哀却堪称凄烈之至，超乎想象。对于我来说，世间的确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可怕之地，也绝非依靠一决胜负便可以轻易解决一切的场所。
二
堀木与我。
相互蔑视，却又彼此来往，并一起自我作践——倘若这就是世上所谓朋友的真实面目，那么我和堀木的关系无疑正好属于朋友的范畴。
多亏了京桥那家酒吧老板娘的侠义之心（所谓女人的侠义之心，乃是一种奇妙的措辞，但据我的经验而言，至少在都市男女中，女人比男人更富有侠义之心。男人们大都心虚胆怯，只知道装点门面，实则吝啬无比），我和香烟铺的良子开始了同居生活。我们看中了筑地[19]靠近隅田川的一栋木制两层公寓，租下一楼的一个房间居住。我把酒也戒掉了，开始拼命从事日渐成为我固定职业的漫画创作。晚饭后我们俩一起去看电影，在回家路上顺道踅进咖啡馆坐坐，或是买下一个花钵。不，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我最大的乐趣乃是和这个由衷信赖自己的小新娘子厮守在一起，倾听她说的每一句话，欣赏她做的每一个动作。我甚至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一个正常人，不至于以悲惨的死法终其一生。可就在我心中隐约萌动起这种甘美的想法时，堀木又出现在了我面前。
“哟，色魔！哎呀，从你的表情看，像是多少懂点人情世故了。今天我是高圆寺那位女士派来的使者哪。”说着，他又突然降低了嗓门，朝正在厨房里沏茶的良子那边翘起下巴，问我道，“不要紧吧？”
“没事，尽管说吧。”我平静地回答道。
事实上，良子真算得上信赖的天才。京桥那家酒吧的老板娘和我之间的关系自不用说，就算我告诉她在镰仓发生的那起事件，她也对我和常子之间的事毫不怀疑。这倒并不是因为我善于撒谎，事实上，有时候我是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可良子却只是当作笑话来听。
“你还是那么自命不凡哪。说来，也没什么要紧事，她托我转告你，偶尔也去高圆寺那边玩玩吧。”
就在我刚要忘却之际，一只怪鸟又扑打着翅膀飞过来，用鸟喙啄破了我记忆的伤口。于是，转眼之间，过去那些耻辱与罪恶的记忆又在脑海里再度复苏，让我感到一种想高声呐喊的恐惧，不由得坐立不安。
“去喝一杯吧。”我说。
“好的。”堀木回答道。
我和堀木。我们俩在外表上是那么相似，甚至被误认为是一模一样的人。当然这也仅限于四处游荡着喝廉价酒的时候。总之，两个人一碰面，就顷刻间变成了外表相同、毛色相同的两条狗，一起在下着雪的小巷里来回窜动。
打那天起，我们又开始重温起过去的交情，还结伴去了京桥的那家酒吧。最后，两条醉成烂泥的狗还造访了高圆寺静子的公寓，在那里过夜留宿。
那是一个无法遗忘的闷热夏夜。黄昏时分，堀木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浴衣来到我在筑地的公寓。他说，他今天有急用当掉了夏天的衣服，但倘若这事被他老母亲知道了，那事情可就麻烦了，所以想马上用钱赎回来，让我借点钱给他。不巧我手头上也没钱，所以就照老办法，让良子拿她的衣服去典当。不过，借给堀木后还剩了点余钱，于是就让良子去买来了烧酒。我们来到屋顶上，吹着隅田川上夹杂着臭水沟味的凉风，摆了一桌略显不净的纳凉晚宴。
这时，我们开始玩起了喜剧名词和悲剧名词的字谜游戏。这是我发明的一种游戏。所有的名词都有阴性名词、阳性名词、中性名词之分，同样，也应该有喜剧名词与悲剧名词之分。比如说，轮船和火车就属于悲剧名词，而市营电车和公共汽车就属于喜剧名词。如果不懂得如此划分的缘由，那是无权奢谈什么艺术的。作为一个剧作家，哪怕在喜剧中只掺杂了一个悲剧名词，也会因此而丧失资格。当然，悲剧亦然。
“准备好了没有？香烟是什么名词？”我问道。
“悲剧（悲剧名词的略称）。”堀木立即回答道。
“药品呢？”
“药粉还是药丸？”
“针剂。”
“悲剧。”
“是吗？可还有荷尔蒙针剂哪。”
“不。绝对是悲剧。你说，注射用的针头不就是一个大悲剧吗？”
“好吧，就算是我输给你了吧。不过我告诉你，奇怪的是，药品和医生都属于喜剧（喜剧名词）哪。那么死亡呢？”
“喜剧。牧师与和尚也一样。”
“棒极了！那么生存就该是悲剧了吧。”
“不，生存也是喜剧。”
“这样一来，不是什么都变成了喜剧吗？我再问你一个，漫画家呢？总不能说是喜剧了吧？”
“悲剧，悲剧，一个大悲剧名词。”
“你说的什么呀！你自己才是一个大悲剧哪。”
一旦演变成这样一种低俗的谐谑，的确很无聊了，但我们却自命不凡地认为，这是世界上所有沙龙中都没人玩过的机智游戏。
当时我还发明了另一个类似的游戏，那就是反义词的字谜游戏。比如，黑色的反义（反义词的略称）是白色，白色的反义却是红色，而红色的反义则是黑色。
“花的反义词呢？”我问道。
堀木撇着嘴巴，想了想说道：“哎，有一个餐馆的名字叫花月，这样说来，就该是月亮吧。”
“不，那可不能称其为反义词哪，毋宁说是同义词。星星和紫罗兰，不就是同义词吗？那绝对不是反义词。”
“我明白了。那就是蜜蜂。”
“蜜蜂？！”
“莫非牡丹与蚂蚁相配？”
“什么呀，那是画题呀。你可别想蒙混过关。”
“我明白了。不是有句话叫花逢烟云吗？”
“不，应该是月逢烟云吧？”
“有了，有了，花与风。是风。花的反义词是风。”
“这可是太蹩脚了。那不是浪花节[20]中的句子吗？你这下真是露了老底儿哪。”
“要不，就是琵琶。”
“这就更离谱了。关于花的反义词嘛，应该是举这世上最不像花的东西才对。”
“所以……等一等，什么呀，莫非是女人？”
“顺便问一句，女人的同义词是什么？”
“内脏呗。”
“你真是个对诗一窍不通的人。那么内脏的反义词呢？”
“是牛奶。”
“这倒是有点精彩。就照这样子再来一个。羞耻的反义词是什么？”
“是无耻。是流行漫画家上司几太。”
“那堀木正雄呢？”
说到这里，我们俩却再也笑不起来了。一种阴郁的气氛笼罩住了我们，仿佛满脑袋都是玻璃碎片似的，俨然那种喝多了烧酒后特有的感觉。
“你别出言不逊！我还没像你那样遭受过被关押的耻辱哪。”
这让我大吃一惊。原来在堀木心中，并没有把我当作真正的人来看待，而只是视为一个自杀未遂的、不知廉耻的愚蠢怪物，即所谓“活着的僵尸”。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快乐而在最大程度上利用我罢了。一想到我和他的交情仅止于此，我不禁耿耿于怀。但转念一想，堀木那样待我也在所难免，我一开始就是个没资格做人的小男孩。遭到堀木的蔑视，也实属理所当然。
“罪。罪的反义词是什么呢？这可是一道大难题哟。”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说道。
“法律。”堀木平静地回答道。
我不由得再次审视着堀木的面孔。附近那栋大楼的霓虹灯闪烁着，照射在堀木身上，使他的脸看起来就像是魔鬼刑警一般，显得威风凛凛。我不禁更加惊讶，说道：
“你说什么呀？罪的反义词，该不会是那种东西吧。”
他竟然说罪的反义词是法律！没准儿世上的人们都是抱着这种简单的想法，而满不在乎地活着，以为罪恶只是在没有警察的地方蠢蠢欲动。
“那么你说是什么呢？是神吧？因为在你身上就有种基督教徒式的味道，让人恶心。”
“别那么轻易下结论，让我们俩再想想看吧。这不是一个有趣的题目吗？我觉得，单凭对这个题目的回答，就可以知晓那个人的全部秘密。”
“未必吧。……罪的反义词是善。善良的市民，也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
“别再开那种玩笑了。不过，善是恶的反义词，而不是罪的反义词哪。”
“恶与罪，难道有什么不同？”
“我想是不同的。善恶的概念是由人创造出来的，是人随意创造出的道德词语。”
“你还真啰唆哪。那么就还是神吧。神，神，把什么都归结为神，总不会有错吧。哎呀，我的肚子都饿了哪。”
“良子正在楼下煮蚕豆哪。”
“那太棒了。那可是我爱吃的好东西。”
他双手交叉着，枕在脑袋后面，仰躺在地上。
“你好像对罪一点兴趣也没有。”
“说来也是，因为我不像你是个罪人。就算玩女人，我也决不会害死女人，或是卷走女人的钱财。”
并不是我害死女人的，我也没有卷走女人的钱财。只听见我内心的某个角落里，回荡着这微弱但却竭尽全力的抗议之声。但随即我又转念想到，那一切皆是我的错。而这正是我奇特的习性。
我怎么也无法与人当面抗辩。我拼命地克制着，以免自己的心情因烧酒阴郁的醉意而变得更加阴森可怕。我几乎是在自言自语似的嗫嚅道：
“不过，唯独被关进监狱这一点，不算是我的罪。我觉得，只要弄清了罪的反义词，那么也就把握住了罪的实体。神……救赎……爱……光明……但是，神本身有撒旦这个反义词，而救赎的反义词是苦恼，爱的反义词是恨，光明的反义词是黑暗，善的反义词是恶。罪与祈祷，罪与忏悔，罪与告白，罪与……呜呼，全都是同义词。那，罪的反义词究竟是什么？”
“罪的反义词是蜜，如蜂蜜般甘甜。哎呀，我肚子都咕咕叫了，快去拿点吃的来吧。”
“你自己下去拿，不就得了吗？”
我用生平从未有过的愤怒声音说道。
“好吧，那我就到楼下去，和良子一起犯罪吧。与其空谈大论，还不如实地考察呢。罪的反义词是蜜豆，不，莫非是蚕豆？”
他已经酩酊大醉，语无伦次了。
“随你的便，随你滚到哪儿去都行！”
“罪与饥饿，饥饿与蚕豆，不对，这是同义词吧？”
他一边信口雌黄，一边起身站了起来。
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念头蓦然掠过大脑的某个角落，使我大为震惊。没准儿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把罪与罚当作同义词，而是当作反义词排列在一起的……罪与罚，两者绝无相通之处，水火般互不相容。把罪与罚视为反义词的陀氏，其笔下的绿藻、腐烂的水池、一团乱麻的内心世界……啊，我总算有点开窍了，不，还没有……这一个个念头如走马灯一般，闪过我的脑海。这时，突然传来了堀木的叫声：
“喂，他妈的，这蚕豆也离谱了！快来看！”
他的声音和脸色都恍若变了个人。他刚才是蹒跚着起身下楼去的，没想到马上就踅了回来。
“什么事？！”
倏然间，周围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我和他从楼顶下到二楼，又从二楼往下走。在中途的楼梯上堀木停下脚步，用手指着什么说道：“瞧！”
我房间上方的小窗户敞开着，可以看到房间里面。只见房间里亮着电灯，有两只动物正干着什么。
我感到头晕目眩，呼吸急促。“这也不失为人间景象之一。也是人类的面目之一。大可不必大惊小怪。”我在心里嘀咕着，甚至忘了快去救良子，而只是呆立在楼梯上。
堀木大声咳嗽着。我就像是一个人在逃命似的，又跑回到屋顶，躺在地上，仰望着布满水汽的夏日夜空。此时，席卷我心灵的情感既不是愤懑，也不是厌恶，更不是悲哀，而是剧烈的恐惧。它并非那种对墓地幽灵的恐惧，而是在神社的杉树林中，撞上身着白衣的神体时所感到的恐惧，它仿佛来自远古，不容你分说。从那天夜里起，我的头上出现了白发，对所有的一切越来越丧失信心，对其他人也越来越怀疑，永久地远离了对人世生活所抱有的全部期待、喜悦与共鸣。事实上，这在我的整个生涯中都是一件具有决定性的事件，如同有人迎面砍伤了我前额的正中部位，使我无论与任何人接近时，都会感到那道伤口正隐隐作痛。
“尽管我很同情你，但你也多少得了点教训吧。我再也不到这儿来了。这儿完全是一座地狱。……不过，关于良子嘛，你可得原谅她哟。因为你自己也不是什么好汉哪。我这就告辞了。”
堀木绝不是那种傻瓜蛋，会甘愿久留在一个令人尴尬的地方。
我站起身来，兀自喝着烧酒，然后开始号啕大哭，泪水不断地向外奔涌。
不知不觉之间，良子已怔怔地站在我身后，手里端着盛满蚕豆的盘子。
“要是我说，我什么都没干……”
“好啦好啦，什么都别说了。你是一个不知道怀疑别人的人。来，坐下一起吃蚕豆吧。”
我们并排坐下，吃着蚕豆。呜呼，难道信赖别人也是罪过？！那男人三十岁左右，个子矮小，是个不学无术的商人。每次来找我给他画漫画，离开时总是会煞有介事地搁下点钱，然后才离开。
此后，那商人就再也没有来过。不知为什么，比起那个商人，我倒是更加痛恨堀木。在他第一时间看到时，原本他可以用大声咳嗽来加以阻止，可他却什么也没做，就径直回到屋顶上来通知了我。对堀木的憎恶和愤怒时常会在不眠之夜席卷而来，使我呜呜呻吟。
不存在着什么原谅与不原谅的问题。良子是一个信赖的天才，她不知道怀疑他人。也正因为如此，才愈加悲惨。
我不禁问神灵：难道信赖他人也是罪过吗？
在我看来，比起良子的身体遭到玷污，倒是良子对他人的信赖遭到玷污这件事，在日后埋下了我无法活下去的苦恼种子。我是一个畏畏缩缩、总看别人脸色行事、对他人的信赖感早已布满裂纹的人。对于这样的我来说，良子那种纯洁无瑕的信赖之心，就恰如绿叶掩映的瀑布般赏心悦目。谁知它却在一夜之间蜕变为浑黄的污水。这不，从那天夜里起，良子甚至对我的一颦一笑也十分在意了。
“喂——”每次我叫她，她都会被惊吓到，不知道该把视线投向哪里。无论我多么想逗她笑，她都一直是那么战战兢兢、惶恐不安，甚至对我说话也滥用敬语。
纯真无瑕的信赖之心，难道真是罪恶之源？
我四处搜罗那些描写妻子被人侵犯的故事书来看，但我认为，没有一个女人遭到像良子那样悲惨的侵犯。她的遭遇是成不了故事的。在那个小个子商人与良子之间，倘若还有哪怕是一丁点儿近似于恋爱的情感，或许我的心境反而会得到拯救。然而，就是在某个夏日的夜晚，良子相信了那个家伙。事情仅此而已，却害得我被人迎面砍伤了额头，声音变得嘶哑，白发陡然出现，而良子也不得不一辈子战战兢兢。大部分的故事都把重点放在丈夫是否原谅妻子的行为上，但这一点对我来说，并未构成太大的苦恼。至于原谅与否，拥有这种权利的丈夫无疑是幸运的，倘若认为自己无法原谅妻子，那么也无须大声喧哗，只要立刻与她分道扬镳，然后再娶一个新娘，也就一了百了了。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只好原谅对方，默默忍受。不管怎么说，只要丈夫自己心态好，就能平息八方事态。总之，在我看来，即使那种事是对丈夫的一个巨大打击，但也仅限于打击而已。与那种永不休止地冲击海岸的波涛不同，拥有权利的丈夫是可以借助愤怒来处置和化解这种纠葛的。而我的情形又如何呢？作为丈夫却不具备任何权利，一想到这里，愈发觉得一切皆是自己的错，不用说发怒，就连一句怨言也不能说。而妻子恰恰是被她那种罕见的美好品质给残酷地侵犯了，并且那种美好的品质正好是丈夫久已向往的、被称为“纯洁无瑕的信赖之心”这样一种可怜之物。
纯洁无瑕的信赖之心，难道也是一种罪过吗？
我甚至对这种唯一值得倚傍的美好品质也产生了疑惑，一切的一切都变得越发不可理喻，以至于我的前方只剩下了酒精。我脸上的表情变得极度卑微，一大早就喝开了烧酒，而牙齿也落得残缺不全，手头上画的漫画也几近于春宫淫画。不，还是让我坦白吧。那时候，我开始临摹春画来偷偷贩卖了，因为我急需酒钱。每当我看到良子不敢正眼看我，一副惴惴不安的模样时，我忍不住会胡思乱想：她是一个完全不知道防备别人的女人，没准儿和那个商人有过不止一次瓜葛吧？还有，和堀木呢？不，或许还有某个我所不知道的人吧？——结果，疑心再生疑心，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但我却没有勇气去加以证实，以至于被惯有的不安与恐惧所纠缠着，只有在喝得烂醉之后，才敢小心翼翼地试着进行卑屈的诱导性发问。尽管内心忽喜忽忧，可表面上却拼命地搞笑，在对良子施以地狱般可憎的爱抚后，如同一摊烂泥似的酣然大睡。
那一年末，夜深人静之后我才酩酊大醉地回到家里。当时我很想喝一杯糖开水，可良子却貌似已经睡着了，我只好自个儿去厨房找糖罐。打开盖子一看，里面却没有半点白糖，而只有一个细长的黑色纸盒。我漫不经心地拿在手里，看了看盒子上贴的标签，顿时目瞪口呆。尽管那标签被人用指甲抠去了一大半，但却留下了标有洋文的部分，上面一目了然地写着：DIAL。
巴比妥酸[21]。那时我全靠烧酒帮助睡眠，并没有服用安眠药。不过不眠症似乎成了我的宿疴[22]，所以对大部分安眠药都相当了解。单凭这一盒巴比妥酸，就足以置人于死地。盒子还尚未开封，想必她曾涌起过轻生的念头，才会撕掉上面的标签，把药盒子藏在这种地方的吧。说来也真够可怜的，这孩子因为读不懂标签上的洋文，所以只用指甲抠掉了一半，以为这样一来就不会暴露了。（你是无辜的。）
我没有出声，只是悄悄地倒满一杯水，然后慢慢给盒子开了封，把药全部塞进嘴里，冷静地喝完杯中的水，随即关掉电灯，躺下睡了。
据说整整三个昼夜，我就跟死掉了没什么两样。医生认为是过失所致，所以一直犹豫着没有报警。据说我苏醒过来时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回家”。所谓的家，究竟是指的哪儿，就连我自己也不得而知。总之，据说我那么说完后，号啕大哭了一场。
渐渐地，眼前的雾散开了。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比目鱼绷着脸，坐在我枕边。
“上一次也是发生在年末。这种时候谁不是忙得团团转哪。可他偏偏挑准年末来干这种事，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在一旁听着比目鱼发牢骚的，是京桥那家酒吧的老板娘。
“夫人。”我叫道。
“嗯，什么事？你醒过来了？”
老板娘俯身对着我说道，仿佛要把她的那张笑脸贴在我脸上。
我不由得泪如泉涌。
“就让我和良子分手吧。”
我脱口而出的，竟然是这句连自己也意想不到的话。
老板娘欠起身，发出了轻声的叹息。
接下来，我又失言了，而且更加唐突，不知该说是滑稽还是愚蠢。
“我要到没有女人的地方去。”
“哈哈哈……”先是比目鱼咧嘴大笑，随即老板娘也偷偷笑了。最后，我自己也流着泪，红着脸，苦笑起来。
“嗯，那样倒是好哇。”比目鱼一直吊儿郎当地笑着，“你最好是去没有女人的地方。只要有女人在，你就彻底没治。到没有女人的地方去，这倒是个好主意哪。”
没有女人的地方。不料，我这近于痴人说梦般的胡言乱语，不久竟悲惨地化作了现实。
良子似乎一直认定，我是作为她的替身而吞下毒品的，因此，在我面前更加手足无措了。无论我说什么，她都不苟言笑，所以只要待在公寓的房间中，我就会觉得胸闷气短，忍不住跑到外面去酗酒。但自从巴比妥酸事件以后，我的身体明显消瘦了，手脚也变得软弱无力，画漫画时也懒洋洋的。那时，比目鱼来看我，留下了一笔慰问金（比目鱼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随即递过那笔钱，俨然是从他的荷包里掏出来似的。可事实上，这也是老家的哥哥们托人捎来的钱。这时，我已不再是当初逃离比目鱼家时的我了，能够隐隐约约地看穿比目鱼那套装腔作势的把戏了，所以我也就狡猾地装出不知情的样子，向比目鱼道了谢。不过比目鱼干吗要弃简从繁，不直接说出真相呢？对其中的缘由我似懂非懂，好生奇怪）。我打定主意，用那笔钱独自到南伊豆温泉去看看。不过我不属于那种能长时间畅享温泉之旅的人，一想到良子，我就感到无限的悲凉。而我与那种透过旅馆窗户，眺望山峦的平和心境更是相距甚远，在那里我既没换上棉和服，也没有泡温泉澡，而是跑到外面，钻进一家肮脏的茶馆，猛喝烧酒，直到把身体糟蹋得更加孱弱后就回到了东京。
那是在一场大雪降临东京的某个夜晚。我醉醺醺地走在银座的小巷里，小声地反复哼唱着“这儿离故乡几百里，这儿离故乡几百里”。我边唱边用鞋尖踹开街头的积雪，突然间我吐了。这是我第一次吐血。只见雪地上出现了一面硕大的太阳旗。好一阵子，我都蹲在原地，然后用双手捧起没有弄脏的白雪，边洗脸边哭了起来。
这儿是何方的小道？
这儿是何方的小道？
一个女孩哀婉的歌声恍若幻听一般，隐隐约约地从远处传了过来。不幸。在这个世上不乏各种不幸之人，不，即便说尽是不幸之人，也绝不为过。但他们的不幸却可以堂而皇之地向世间发出抗议，而世间也很容易理解和同情他们的抗议。可是，我的不幸却全部源于自身的罪恶，所以不可能向任何人抗议。假如我敢结结巴巴说出某句近于抗议的话，则不仅比目鱼，甚至连所有的世人都肯定会因我口出狂言而深感讶异。我果真像俗话所说的那样刚愎自用吗？还是恰好相反，显得过于唯唯诺诺？对此连我自己都蒙在鼓里。总之，我是罪孽的集合体，所以我只可能变得愈发不幸，无从找到防范的具体对策。
我站起身来，心想应该先随便吃点什么药。于是，我走进了附近的一家药店。就在我与老板娘四目交汇的瞬间，就像被闪光灯射花了眼睛似的，她抬起头瞪大了双眼，呆然伫立在原地。但她瞪大的眼睛里既没有惊愕的神色，也没有厌恶的感觉，而是流露出像是在求救，又像是充满了渴慕的表情。啊，这也肯定是个不幸之人，因为不幸之人总是对别人的不幸也万分敏感。正当我这样想着时，我发现，那女人是拄着拐杖，颤巍巍地站立着的。我遏制住冲过去的念头，和她面面相觑。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而此时，泪水也从她睁大的眼睛里潸然而下。
也仅此而已。我一言不发地走出了那家药店，踉踉跄跄地回到了公寓，让良子化了杯盐水给我喝，然后默默地睡下了。第二天，我谎称感冒，昏睡了一整天。晚上，我对自己吐血的秘密感到很是不安，便起身去了那家药店。这一次我微笑着对老板娘坦诉了自己的身体状况，向她咨询治疗方法。
“你必须戒酒。”
我们就像是至亲的骨肉一般。
“或许是酒精中毒吧。我到现在都还想喝哪。”
“那可不行。我丈夫得了肺结核，却偏说酒可以杀菌，整天泡在酒坛里，结果是自己缩短了自己的寿命。”
“我真是好担心。我已经害怕得不行。”
“我这就给你开药。不过，唯独酒这一样东西，你必须戒掉哟。”
老板娘（她是一个寡妇，膝下有一个男孩，考上了千叶或是什么地方的医科大学，但不久就患上了与父亲相同的病，现在正休学住院。家里还躺着一个中风的公公，而她自己在五岁时因患小儿麻痹症，有只脚已经没有知觉）拄着松树的拐杖，翻箱倒柜地找出各种药品来。
这是造血剂。
这是维生素注射液，这是注射器。
这是钙片。这是淀粉酶，可以治疗肠胃病。
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她充满爱心地给我介绍了五六种药品。但对于我来说，这个不幸女人的爱情，委实太过沉重了。最后她说：“这药是在你实在忍不住想喝酒时才用的。”说罢迅速将那种药品包在了一个纸盒里。
原来，这是吗啡注射液。
夫人说：“这药至少比酒的危害要小。”我也就听信了她的话，再说当时正好我自己也觉得，酗酒是很丢人现眼的行为，所以暗自庆幸终于能摆脱酒精这个恶魔的纠缠了，于是不假思索地将吗啡注射进自己的手臂。不安、焦躁、害羞等等，一下子全都被扫荡一空，我甚至变成了一个开朗阳光的雄辩家。而且每当注射吗啡以后，我就会忘却自己身体的虚弱，而拼命地工作，一边创作漫画，一边构思出令人忍俊不禁的绝妙方案。
本打算一天注射一针的，没想到一天增加到了两针，最后再增加到一天四针。到了这时，一旦缺了那玩意儿，我就简直无法工作了。
“那可不行哟。一旦中了毒，可就要命了。”
经药店老板娘一提醒，我才发现，自己已严重上瘾（我这人天性脆弱，动辄就听信别人的暗示。比如有人说，这笔钱是不能花的，可既然是你嘛，那就……一听这话，我就会陷入一种奇怪的错觉：仿佛不花掉那笔钱，反倒会辜负对方的期待，所以肯定会马上把它花掉）。出于对上瘾的担忧，我反倒加大了对那种药品的需求。
“拜托，再给我一盒吧，月底我一定会付你钱的。”
“钱嘛，什么时候付都没关系，倒是警察查起来很麻烦。”
啊，我周围总是笼罩着某种浑浊而灰暗的、见不得人的可疑气氛。
“请你想办法帮我搪塞过去，求你了，夫人。我亲你一下吧。”
夫人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我趁势央求道：
“如果没有药的话，工作就一点也进展不了。对于我来说，那就像是强精剂一样。”
“那样的话，还不如注射荷尔蒙吧。”
“开什么玩笑哇。要么靠酒，要么靠那种药，否则我是没法工作的。”
“酒可不行。”
“对吧？自从我用那种药以后，就一直滴酒未沾哪。多亏了这样，我的身体状况好着哩。我也不想永远画那种蹩脚的漫画，从今以后，我要把酒戒掉，养好身体，努力学习，当一个伟大的画家给你们瞧瞧。眼下正处在节骨眼上，所以我求求你啦。让我亲你一下吧。”
夫人扑哧笑了起来：
“真拿你没辙。你上瘾了，我可不管哟。”
她咯吱咯吱地拄着拐杖，从药品架上取下那种药，说道：
“不能给你一整盒，你马上就会用完的。给你一半吧。”
“真小气，哎，没办法呀。”
回到家以后，我立刻打了一针。
“不疼吗？”良子战战兢兢地问我。
“那当然疼啦。不过，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即使不愿意也只能这样啊。这阵子我很精神，对吧？好，我这就开始工作。工作，工作。”我兴奋地嚷嚷道。
我甚至还在夜深人静时敲过药店门。老板娘裹着睡衣，咯吱咯吱地拄着拐杖走了出来。我扑上去抱住她，一边亲她，一边做出一副痛哭流涕的样子。
她只是一声不吭地递给我一盒药。
药品与烧酒一样，不，甚至是更讨厌更可恶的东西——当我深切地体会到这点时，已经彻底染上了毒瘾。那真可谓无耻至极。为了得到药品，我又开始临摹春画，并与药店的残疾女老板发生了丑恶的关系。
我想死，索性死掉算了。事态已不可挽回。无论做什么，都是徒劳一场，只会丢人现眼，雪上加霜。骑自行车去观赏绿叶掩映的瀑布，已是我难以企及的奢望。只会在污秽的罪恶上叠加可耻的罪恶，让烦恼变得更多更强烈。我想死，我必须死。活着便是罪恶的种子。尽管我这样左思右想，但却依旧近于疯狂地来回穿梭于公寓与药店之间。
无论我多么拼命工作，因药品用量随之递增，所以积欠的药费已高得惊人。老板娘一看到我，就会泪流满面，而我也禁不住潸然泪下。
地狱。
为了逃出地狱，只剩下了最后一招。若是这一招也归于失败，那么日后便只有勒颈自尽了。我不惜把神的存在与否作为赌注，斗胆给老家的父亲写了一封长信，向他坦白了我的一切实情（有关女人的事，最终还是没能忝书纸上）。
没想到结局更加糟糕。无论我怎么等待，都一直杳无音信。等待的焦灼与不安反而使我加大了药量。
今夜，索性一口气注射十针，然后跳进大海里一死方休。就在我暗下决心的那天下午，比目鱼就像是用恶魔的直觉嗅到了什么似的，带着堀木出现在我面前。
“听说你咯血了。”
堀木说着，在我面前盘腿坐下。他脸上的微笑荡漾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温柔。那温柔的微笑使我感激涕零，兴奋不已，以至于我不由得背过身子，潸然落泪。仅仅因为他那温柔的微笑，我便被彻底打碎了，被一下子埋葬了。
他们把我强行送上了汽车。“无论如何你必须住院治疗，剩下的事就全部交给我们吧。”比目鱼用平静的语气规劝着我（那是一种平静得甚至可以形容为大慈大悲的口吻）。我就俨然是一个没有意志和判断力的人，只是抽抽搭搭地哭着，唯唯诺诺地服从于他们俩的指示。加上良子，我们一共四个人在汽车上颠簸了许久，直到周围变得有些昏暗时，才抵达了森林中一家大医院的门口。
我以为这是一家结核病疗养院。
我接受了一个年轻医生温柔而周到的检查。然后，他有些腼腆地笑着说道：
“那就在这里静养一阵子吧。”
比目鱼、堀木和良子撂下我一个人回去了。临走时良子递给我一个装有换洗衣服的包袱，然后一声不响地从腰带中取出注射器和没有用完的药品交给我。她还蒙在鼓里，以为那是强精剂吧。
“不，我已经不需要它了。”
这可是很难得的事。在我迄今为止的生涯中，敢于斗胆拒绝别人的劝诱，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例外。是的，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我的不幸乃是一个人缺乏拒绝能力所带来的不幸。我时常陷入一种恐惧中，以为一旦拒绝别人的劝诱，就会在对方和自己心灵中剜开一道永远无法修复的裂痕。可是，当良子递给我药品时，我却很自然地拒绝了自己曾四处疯狂寻求的吗啡。或许是我被良子那种“神一般的无知”所打动了吧。在那一瞬间，难道我不是还没有染上毒瘾吗？
在那个腼腆微笑着的年轻医生带领下，我进了某一栋病房。随即大门咔嚓一声挂上了大锁。原来这是一所精神病医院。
“到一个没有女人的地方去。”我在服用巴比妥酸时的胡言乱语竟奇妙地化作了现实。在这栋病房里，全部是发疯的男人。甚至连护士也是男的，没有一个女人。
如今我已算不上罪人，而是狂人。不，我绝对没有发狂。哪怕是一瞬间，我也不曾疯狂过。但据说，大部分狂人都是这么说的。换言之，被关进这所医院的人全都是狂人，而逍遥在外的全都是正常人。
我问神灵：难道不反抗也是一种罪过吗？
面对堀木那不可思议的美丽微笑，我曾经感激涕零，甚至忘记了做出判断和反抗，便搭上了汽车，被他们带到这儿，变成了一个狂人。即使重新从这里出去，我的额头上也会被打上狂人，不，是废人的烙印。
我已丧失了做人的资格。
我已彻底变得不是人了。
来到这儿时，还是初夏时节。从铁窗向外望去，能看见庭院内的小小池塘里盛开着红色的睡莲花。又是三个月过去了，庭院里开始绽放波斯菊了。这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老家的大哥带着比目鱼前来接我出院。大哥像过往一样，用略带紧张的严肃口吻说道：“父亲在上个月末因患胃溃疡去世了。我们对你既往不咎，也不想让你为生活操心劳神。你可以什么都做。不过有一个前提条件是，虽说知道你肯定依依不舍，但还是必须离开东京，回老家去好好疗养。至于你在东京闯的祸，涩田先生已大致帮你解决了，你不必记挂在心。”
蓦然间，故乡的山水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已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废人。
得知父亲病故以后，我愈发萎靡颓废了。父亲已经去了。父亲片刻也不曾离开我心际，他作为一种可亲而又可怕的存在，已经消失而去，我觉得自己那收容苦恼的器皿也陡然变得空空荡荡。我甚至觉得，自己那苦恼的器皿之所以如此沉重，也完全是因为父亲的缘故。如今，我顷刻间变成了一只泄气的气球，甚至丧失了苦恼的能力。
大哥不折不扣地履行了对我的诺言。从我生长的城镇坐火车南下四五个小时，那儿有一处东北地区少有的温暖海滨温泉。村边有五间破旧的茅屋，墙壁已经剥落，房柱也遭到了虫蛀，几乎已经无法修缮。大哥为我买下了那些房子，还为我雇了一个年近六旬、一头红发的丑陋女佣。
那以后又过去了三年的光阴。其间，我多次遭到那个名叫阿铁的老女佣奇妙的侵犯。有时我和她甚至像一对夫妻似的拌嘴。我肺上的毛病时好时坏，忽而胖了，忽而又瘦了，甚至还咯出了血痰。昨天，我让阿铁去村里的药铺买点卡尔莫钦[23]，谁知她买回来后我一看，其药盒子的形状和平常的大为不同。对此我也没有特别在意，可睡觉前我连吃了十粒也无法入睡。正当我觉得蹊跷时，肚子开始七上八下，就急忙跑进了厕所，结果腹泻得厉害。那以后又接连上了三次。我觉得好生奇怪，于是仔细看了药盒上的名字，原来是一种名叫海诺莫钦的泻药。
我仰面躺在床上，把热水袋放在腹部上，恨不得对阿铁发一通牢骚。
“你呀，这不是卡尔莫钦，而是海诺莫钦哪。”
我刚一开口，就哈哈地笑了。“废人”，这的确像是一个喜剧名词。本来想入睡，却错吃了泻药，而那泻药的名字又正好叫海诺莫钦。
对于我来说，如今已不再有什么幸福与不幸了。
只是一切都将逝去。
在我一直过着地狱般生活的这个所谓人的世界里，这或许是唯一可以视为真理的一句话。
只是一切都将逝去。
今年我才将满二十七岁。因为头发花白的缘故，人们大都认为我已经四十有余。
后记
我与写下上述手记的狂人，其实并不直接相识，但我却与另一个人略有交情，她可能就是上述手记中所出现的京桥那家酒吧的老板娘。她身材娇小，脸色苍白，有着细长的丹凤眼和高挺的鼻梁，给人一种硬派的感觉，与其说是一个美人，不如说更像一个英俊青年。这三篇手记主要描写了昭和五至七年间的东京风情。有两三次，我曾在朋友的带领下，顺道去京桥的酒吧喝过Highball[24]，当时正是昭和十年前后，恰逢日本军部越来越露骨地猖獗于世之时。所以我不可能见到过写下这些手记的那个男人。
然而今年二月，我去拜访了疏散在千叶县船桥的一位朋友。他是我大学时代的校友，现在是某女子大学的讲师。事实上，我曾拜托这位朋友给我一个亲戚说媒，也因为有这层原因，再加上我打算顺道采购一些新鲜的海产品给家里人尝尝，所以就背上帆布包往船桥出发了。
船桥是一个濒临泥海的大城市。因为这位朋友是新近搬过去的，尽管我拿着他家的门牌号去问当地人，也没人知道。天气格外寒冷，我背着帆布包的肩膀也早已酸痛不已，这时我被唱机里传来的小提琴声吸引住了，随即推开了一家咖啡馆的大门。
那儿的老板娘似曾相识，一问才知道，原来她就是十年前京桥那家酒吧的老板娘。她似乎也马上想起了我似的。我们彼此都很吃惊，然后又相视而笑了。我们没有照当时的惯例彼此询问遭到空袭的经历，而是非常自豪地相互寒暄道：“你呀，可真是一点也没变哪。”
“不，都成老太婆了。一身老骨头都快散架了。倒是你才年轻哪。”
“哪里哪里。小孩都有三个了。今天就是为了他们才出来采购东西的。”
我们彼此寒暄着，说了一通久别重逢的人常说的那些话，然后相互打听着共同认识的朋友的近况。
过了一会儿，老板娘突然改变语调问道：“你认识阿叶吗？”
我说：“不认识。”
老板娘到里面去，拿出三个笔记本和三张照片交给我，说：“没准儿可以成为小说的素材呢。”
我的天性如此，对别人硬塞给我的材料是无法加工成小说的，所以我当场便打算还给她，但却被那些照片给吸引住了（关于那三张照片的怪异，我在序言中已经提及），以至于决定暂且保管一下那些笔记本。
我说：“我回来时还会顺道来的，不过，你认识××街××号的××人吗？他在女子大学当老师。”
毕竟她也是新搬来的，所以倒还认识。她还说，我的那个朋友也常常光顾这家咖啡馆，他的家就在附近。
那天夜里，我和那个朋友一起喝了点酒，决定留宿在他那里。直到早晨我都彻夜未眠，一直出神地阅读那三篇手记。
手记上所记述的都是些过去的事了，但即使现代的人读起来，想必也会兴致勃勃的。我想，与其拙劣地进行加工或添写，还不如原封不动地让哪家杂志社发表出来更有意义。
给孩子们买的海产品，尽是一些干货。背上帆布包，告别了朋友，我又折进了那家酒吧。
“昨天真是太感谢你了。不过……”我马上直奔主题地说，“能不能把那些笔记本借给我一段时间？”
“行啊，你就拿去吧。”
“这个人还活着吗？”
“哎呀，这可就不知道了。大约十年前，一个装着笔记本和照片的邮包寄到了京桥的店里。寄件人肯定是阿叶，不过邮包上却没有写阿叶的住址和名字。在空袭期间，这些东西和别的东西混在一起，竟然神奇地逃过了劫难，到这阵子我才把它全部读完……”
“你哭了？”
“不，与其说是哭……不行啊，人一旦变成那个样子，就已经不行了。”
“如果是已经过了十年，那或许他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吧。这是作为对你的感谢而寄给你的吧。尽管有些地方言过其实，但好像的确是蒙受了相当大的磨难哪。倘若这些全部都是事实，而且我也是他朋友的话，说不定我也会带他去精神病医院的。”
“都是他父亲不好。”她漫不经心地说，“我们所认识的阿叶，又诚实又乖巧，要是不喝酒的话，不，即使喝酒……也是一个神一样的好孩子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