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的开端

时至今日，学者们仍在争论人类是何时出现在地球上的。其中一个假说（即多地起源模式）认为，现代人类是过去100万年中，在非洲——亚欧大陆的多个地区逐渐进化而来的。这一理论得到了一小部分体质人类学家的赞同，如米尔福德·沃尔波夫（Milford Wolpoff）和艾伦·索恩（Alan Thorne）。随着时间推移，不同地区的原始人类（即早期人类祖先）逐渐分化，一方面为现代人类的地区差异（即人种）奠定了基因基础，一方面维持了人类作为同一物种的基因联系。多地起源模式意味着，人类历史是在过去100万年中的某个时间点逐步发展起来的。这种模式的证据主要来自对骨骼遗迹的对比研究。

走出非洲，走向争议

第二种假说（有时称为“走出非洲”假说）主要依赖于对现代人类进行基因对比，但是它也宣称自己的理论和现存的骨骼证据相吻合。该假说的理论基点，始于我们发现现代人类族群之间的基因非常相似，相似到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人类已经进化了超过25万年。这种假说认为，现代人类均起源于生活在距今约25万年前的少数共同祖先。今天，人类最丰富的基因多样性出现在非洲。这就表明，非洲可能是人类的起源地，在迁移到世界各地之前，远古人类在那里居住的时间最长。如果“走出非洲”假说无误，那么现代人类都是从生活在非洲的“直立人”之后的某个形态进化而来的。这个新人种很可能是在某个孤立的群体中快速出现的。

“走出非洲”假说本身就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认为，尽管现代人类从距今约25万年的非洲进化而来，但那些明显属于人类行为的最早证据（包括先进的狩猎技术和多种多样的艺术活动）仅有5万到6万年的历史。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包括考古学家理查德·克莱恩（Richard Klein）和其他一些专业人士。从这种观点来看，直到某些细微的基因变化使得人类普遍拥有现代性的语言能力之前，人类还算不上真正的人类，人类历史也还没有真正开始。“走出非洲”假说的这一版本，主要依据新式工具和手工制品的传播，这一点在大约5万年前的亚欧大陆的考古研究中可以明显看到。

近年，“走出非洲”假说的一些支持者提出，由于学者们进行的考古研究多在亚欧地区，而非假定的现代人类的诞生地非洲，因此上述变化的重要性可能被人为夸大了。在对现有的来自非洲的考古物证进行仔细分析后，人类学家莎莉·麦克布里雅蒂（Sally McBrearty）和艾莉森·布鲁克斯（Alison Brooks）指出，非洲典型人类活动的考古物证可以追溯至20万至30万年前，这和我们发现的最早的人类骸骨是符合的。如果麦克布里雅蒂和布鲁克斯是正确的，那人类最早应该出现在距今20万至30万年前的非洲，这个时期也是人类历史真正的开端。我们在这本《极简人类史》中采用的历史分期正是基于这些发现。我们暂时采纳这种说法，即最早的人类出现在距今约25万年前，这也标志着人类历史的开端。但是，我们必须牢记，这个年代可能会被修改。

什么使我们与众不同？

什么使我们和其他物种截然不同？什么使人类历史和其他动物的历史截然不同？对于这些根本性问题，从古至今有很多回答。现代人的回答包括：我们有两足直立行走的能力；我们会使用工具；我们能有计划、有步骤地狩猎；我们有不同寻常的超级大脑。遗憾的是，随着对与人类亲缘相近物种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我们发现这些特质在人类近亲（如黑猩猩）身上也有某种程度的呈现。例如，第一位在自然状态下研究黑猩猩的现代动物学家简·古道尔（Jane Goodall）就很快发现，黑猩猩也能制作和使用工具，而且也会狩猎。

现在看来，人类主要区别于其他近亲物种最有力的标志就是语言符号了。尽管许多动物都可以通过各种原始方式与同类交流并分享信息，但只有人类是唯一可以使用语言符号进行交流的生物。语言符号是一个将人造符号用语法联系起来的系统，能够创造出无限的准确话语。语言符号极大地提高了人类交流的准确性，拓展了人类交流的思想和领域。语言符号第一次赋予了人类神奇的能力，让我们可以谈论那些我们没有亲眼见到的事物（比如经历、发生在过去和未来的事情），以及那些我们不确定是否存在的事物（比如灵魂、魔鬼和梦）。

人类交流系统在效率、范围和准确性方面突然提高，这使得人们可以将自己所学更多地与他人分享。这样，知识的积累速度开始远远超过其流失速度。知识和经验不会随着一个人或者一代人的死亡消失，而是为下一代保留了下来。

就这样，每一代人都继承了前人积累的知识。随着知识积累的不断增长，后人得以采取不同方式，利用这些知识适应多样的环境。除人类以外，地球上的其他生物只有在整个物种的基因构成发生改变时，其行为才会发生重大变化。而人类却不用等基因发生改变，就可以对自己的行为做出重大调整。这种“群体学习”的积累过程，解释了为何人类会拥有超凡能力，并得以适应不断变化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它同时也阐明了人类历史为何拥有独特的活力。在人类历史中，文化超越了自然选择，成为变革的首要驱动力。

上述结论提示我们，要追问人类历史的开端，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早期人类遗骸的解剖学分析，还要注意那些标志着语言符号和技术积累的考古证据。麦克布里雅蒂和布鲁克斯的发现，正是将符号活动能力的早期证物（如研磨颜料以用于身体彩绘的遗迹）和石器技术重大变革的早期证物（如多种直立人族群所掌握的石器技术的消失）与新物种“赫尔梅人”（Homo helmei）的出现联系起来。这个物种的骨骸和现代人高度相似，以至于最终我们可能只能将其并入自己这个物种——现代智人。大约在30万年至20万年前，能证明这些变化的解剖学证据、技术工艺证据以及文化证据就在非洲出现了。